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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王彬的散文，視野開闊，可謂古今中外，歷史與現實，演繹自然而協調。他的語言頗具審美意味，洋溢著優雅氣息，時時閃現出創新的靈光，無論是在詞語運用，還是思維方式以及題材的組織上，不時給讀者帶來驚喜，浸潤著作者的“大生命觀”。在他的心目中，萬物與我一體，花草樹木、鳥類昆蟲，都是人類生存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寄托了作者高潔的精神境界。

關鍵詞：

歷史演繹 優雅韻味 創新靈光 物我一體

當代散文創作，大體可以辨析出兩種類型，一是所謂新銳散文，無論是在架構還是詞語的運用，都喜歡來點“驚人”的元素，大多為隨筆；有時可能比較抽象、概括，讀者可以體會到作者是在努力地向蒙恬、培根靠攏，但是有些作品往往又欠點兒火候；二是所謂傳統的敘事抒情散文，它們仍然是從生活本身入手，觀察生活、觀察社會，有感而發，堅守著散文文體的基本內核。關于這種敘事抒情散文，劉錫慶教授曾經提出這類散文在表現人、人性的深度上, 大體有五個層面, 即:“實生活”層面、“情感”層面、“性靈”層面、“心靈”層面、“生命體驗”層面 。筆者冒昧提議，將五個層面合并為三個層次，即實生活層面、情感層面和性靈層面。在一篇散文中，這三個層面可同時存在，亦可只具其二。比如，汪曾祺的《多年父子成兄弟》就是側重實生活層面的散文，而情感層面亦有涉及；朱自清的《背影》是情感層面的散文，生活層面也有獨到見解；冰心的《談生命》，史鐵生的《我與地壇》屬于心靈層面的散文，卻是建立在生活層面基礎之上的，而且在生活層面及情感層面，都表現得暢快淋漓。即便是實生活層面，也會有多種形式，比如僅以實生活為線索，書寫個我的人生經驗與感悟；另外還有以實生活為線索結合歷史維度，在歷史與現實的交匯點上做文章，既關注現實，又連接歷史，王彬的散文屬于后者。

一

王彬的散文，對歷史故事的演繹，自然、協調，并不給人掉書袋的味道；而且常常是古今中外，視野開闊，知識的存儲是豐厚的。作者在講述紫竹院的竹子時，自然聯想到“竹林七賢” ，于是講述了嵇康與鐘會的一段著名的對話，嵇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鐘會答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兩人雖然有大智慧，但都未能幸免于司馬炎的屠刀之下。由嵇康、鐘會而向秀及向秀的《思舊賦》，再由魯迅對于《思舊賦》的疑惑與明了，作者的歷史情懷自由奔涌，巧妙地尋找到歷史與現實的銜接處，在現實與歷史之間自由馳騁。王彬散文中的這種“思古之幽情”，不是偶爾為之，而是比較普遍，無論是描寫植物還是尋訪古跡，他都會在歷史的長河中去擷取閃光的寶石。作者講到舒群時，自然地講述了他的名字的由來，敘述了1937年，舒群前往延安，林伯渠與周揚派舒群與周立波以隨軍記者的名義去八路軍總部工作，同行者還有美國女作家史沫特萊；之后又給朱德做過四個月的臨時秘書；1941年以后又與毛澤東往來頻繁等等。面對這眾多重要歷史人物，作者寫來都輕松、自如，將歷史畫面的呈現清晰而立體，宛然作者親身經歷一般。作者對歷史的演繹，是頗具感染力的。

比如《薊》講述的雖然是北京的一種“土著”植物，但是作者卻聯想到“薊”一詞的出現，與中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武王伐紂”有關，結果就是“帝堯之后于薊”，薊，最初是地名，就是今天的北京所在地。作者隨后又追憶了北宋沈括的《使虜圖抄》以及《夢溪筆談》 的相關內容，探尋出了北京一地之所以得名“薊”的原因。作者在敘述歷史故事時，相當自如，而且出乎讀者預料的是，作者講這樣一種北京“土著”植物時，卻是從巴黎講起的，觸及現實，真實、自然；回溯歷史，厚重、從容，作者運用史料的本領是凸顯的。作者的視野不僅僅限于中國的古代，同時還涉及西方，關于“薊”，作者還關涉到《圣經》，“薊”因為有刺而被列入“罪惡的植物”行列。一種土著的北京植物，居然引出了“武王伐紂”甚至《圣經》故事，作者是在古今中外的史籍當中自由徜徉。這樣的作品自然吸引讀者的眼球。

王彬散文中的這種全球視野，特別值得關注，它充分體現出現代人的時代特征。這同時也是當代散文一個比較引人矚目的特點。在抒發“思古之幽情”的同時，作者不忘展示開闊的國際視野。在《大地的呼吸》一文里，作者一方面敘述乾隆皇帝打獵、賦詩，一方面講述俄羅斯作家普里什文的《大自然的日歷》；在《佛陀的猴子》一文中，作者將中國的孫悟空與印度的哈奴曼做了對比；在《雪原茫茫》里，由中國的“磕頭機”聯想到美國作家歐文的《阿爾罕伯拉》；《飄散雪一樣顏色花朵的蘆葦》，由中國古代的《詩經?秦風》關于蘆葦的詩句到英國電影《蘆葦地》，再到法國思想家帕斯卡爾的名言，作者的思緒是縱橫的、跳躍的，穿越的、國際化的。

二

散文是文化的載體，同時也是最具美感的書面語言。詩歌需要濃郁的情愫，小說需要人物的塑造；戲劇需要情節的支撐；散文則需要對“美”的呈現，無論美感來自精神與物質。對于文化的演繹，自然應該以適度為宜。所謂“適度”，就是不賣弄，一切出于自然。王彬的《三峽書簡》，不僅做到了適度，而且還能給讀者眾多文化的享受。比如講到舒群關于“話本與底本的關系” ，讀者最深切的體會是，王彬是他所描述對象的專家。無論是花鳥樹木，還是“磕頭機”，樣樣都細致專業。比如他對北京喜鵲的辨析：“一種是山喜鵲，一種是灰喜鵲。山喜鵲的頭、頸、背、尾，皆黑，胸部與腹部白色，翅膀的邊緣也是雪白的。灰喜鵲顏色發灰，翅膀和尾部的羽毛呈現藍綠色澤，個頭比山喜鵲要小一些” 簡直就是對北京兩種喜鵲的工筆畫。再比如他對于各種樹木有比較多的了解，他可以在散文中如數家珍般地一一闡釋楮的經濟用途（皮可做氈，樹腐朽之后可以生菌等）以及“五柳”各自的特征；還有“國槐”、橡樹、槲寄生以及各種杉樹等等。從外形到習性到用途以至于與之相關的歷史故事，古今中外，作者對上述各類樹木都有相當的研究。如果僅僅將這些樹木的特性展示出來，還稱不上是散文佳作了，王彬的散文里在介紹這些樹木的習性特征的同時，還展示出這些樹木所獨具的美感，比如：“梧桐的樹冠好像是放大的‘蓮香’心形葉片，淡綠而有斑點樹枝向外伸展，之后再向樹干靠攏，每一層樹枝都是如此，一層一層直至樹梢為止，勾勒出一個優美的桃形的弧度。” 還有“國槐”、“椿樹”的優美姿態。對各類樹的美感展示十分搶眼。讓讀者在增加關于這些樹的了解之外，還能感受到它的美質，這才是散文的魅力所在。文字的考究，是散文創作的前提條件。王彬在抒寫歷史與現實的同時，也不忘修飾自己的語言，這是一般散文大家具備的本領。在《次第花開》中作者講到了一年四季“瓶中養花”的“秩序”，作者說：“在瓶中養花，春季應是梅花，海棠；夏季是牡丹、芍藥；秋季是桂花與蓮、菊；冬天是臘梅。在房中擺花的時候，要有主次之分。以梅花為主的時候，以迎春、瑞香、山茶為輔；海棠為主，以林檎、丁香為輔；石榴為主，以紫薇、大紅、千葉、木槿為輔；蓮花為主，以山礬、玉簪為輔；臘梅則以水仙為副。在器物的選擇上，臘梅要養在高形狀的器物里，水仙則要置放在低矮的池盆中。 一室之內，荀香何粉而各擅其勝。” 語言典雅、優美，給讀者呈現出一副繁花似錦的美感。尤其是在作者筆下，花分主次，又有器物的選擇與配合，更顯得雅致非常。天然的花木，配上精巧的器物，營造出一種巧奪天工的意境。讀到這樣的文字，任何一位熱愛生活的讀者，都會感到賞心悅目。值得一提的是，《次第花開》通篇都洋溢著優雅的韻味。

三

王彬的散文，還時時閃現出創新的靈光。《城市味道及其他》當中的《紹興味道》，講到紹興的魯迅故居，因為真正的古跡已被“新建”所替代，所以給作者留下些許遺憾：“只有石橋下面的綠波還瀲滟著歷史的暗影” 這種既形象又高度概括的詞語，充分展現了歷史遺跡被抹去的失意情緒。“瀲滟著歷史的暗影”，頗具新意。作者隨后又描述了徐渭故居得到保護的狀況，發出這樣的感嘆：“春夜迷離，月跡投映在小巷的半邊墻上，演繹出月色與小巷之間的美妙關系”簡單的文字，將月色中的意境勾勒出來，同樣給人新鮮的感覺。緊接著作者還描述了自己觀賞徐渭故居之后的感受：“一座不大的小園，蔥蘢著一株金桂。從園里出來，我的衣襟上還沾染著金桂的幽香” “金桂飄香” ，并非什么特別的景致，但是作者寫來卻很巧妙，“蔥蘢著”、“衣襟上還沾染著金桂的幽香”，將那種美好的感覺具象化了，給人十分真切的感受。再比如“秋風宛如清澈的溪水，水杉被一點一點浸透，從翠綠轉化為磚紅的顏色……” 將秋風之柔以及給予其中的時光之逝兩種感受融合為一，實在是“刷新”了讀者的想象。這些獨具創新性的描述，是王彬散文作品感染人、吸引人的重要因素之一。再比如：“冰河解凍的北方土地上，臘梅開始細細吐蕊，群山含笑而纖云如夢，百花漸次燦爛地展開笑靨了。” 其中的“群山含笑”及“百花展開笑靨”都是一種新鮮的擬人表達。

除了語言運用上的創新之外，王彬散文還會時常閃現出思維的靈光。比如在《次第花開》中，作者描述了臥佛寺臘梅“觀禮”的熱鬧，隨后作者便突發奇想，“如果換位思考，假如我是臘梅，面對如此眾多，如此瘋狂的膜拜的人流，會產生怎樣感受？在如此之多的“粉絲”，也就是“臘粉”的擁躉之下，臘梅們高興還是不高興？” 作者的這種“換位思考”的確出人意料，人們大多都只會關注臘梅受歡迎的原因，而很少有人會想到，這種人潮鼎沸的場景，對于臘梅來說到底是“喜”還是“憂”？作者的想象新穎獨特，會令讀者眼前一亮。再比如：蟈蟈“吃相很斯文，一口一口慢慢咀嚼，仿佛英國的貴族在享受大餐” 這種聯想，令人拍案叫絕。

王彬的作品，有些素材本身就十分新穎，比如在《靜園的名片》中說到“紹英”這個人物。紹英的家，“位于北京朝陽門內，胡同里面有新鮮胡同小學與梁實秋故居，那所小學曾經是臺灣學者李敖讀書的地方，沒有想到，在天津的靜園居然看到了與北京新鮮胡同有關的名片”，由此展開了對歷史的思索。 《佛陀的猴子》講到1923年，胡適在他的《西游記》考證里說：“我總疑心這個神通廣大的猴子不是國貨，乃是一件從印度進口的。也許連無支祁的神話也是受了印度影響而偽造的” ，又談到魯迅相悖的觀點，認為孫悟空的形象來自本土的無支祁。……這些素材都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當然也反映出作者知識存儲的廣博。再比如《蜈蚣腳上的札記》，敘述了“五十年代，赫魯曉夫訪問中國，參觀景山那株吊死崇禎的老槐，說應該給它頒發一噸重的勛章，因為它結束了一個朝代……” 同樣是給人新穎、獨到的感覺。再比如“有一天，因為下班晚了，剛剛打開陽臺門，懸掛在晾衣杠上的蟈蟈籠子突然滑動起來，一點一點，纜車一樣滑到我的面前。我大吃一驚，這兄弟原來有這等本事，可以帶著它的小房子運動” 這種場面，不僅讓作者大吃一驚，更讓讀者驚呼“絕活”！還有關于“本溪”的由來，來自于一個小湖的名字——杯犀，這個素材也著實讓人驚詫。

四

王彬的作品中浸潤著作者的“大生命觀”。在作者心目中，萬物皆有靈、萬物皆生命。物我同一，生命平等，映射著老莊的哲學思想，是傳統文化在作者筆端的自然流淌。作者在描述北京的臘梅時，聯想到袁宏道關于“洗花人”的不同特征，作者說：

清洗的時候，不可以付之“庸奴猥婢”。理想的狀態是，不同的品類的花配上不同品類的人，在《瓶史》里，袁宏道設想：清洗梅花的人應為肥遁山林的隱者；清洗海棠，應是有韻致的雅士；菊花“宜好古而奇者”；至于臘梅，最好是“清瘦僧”—— 一個清癯的“骨立”僧人，這當然是袁宏道呆坐寒齋里的夢幻玄思，……

在這段文字中透露出花品與人品的相得益彰，花即人，人又即花；把花與人等同視之，作者引用了袁宏道的想法，當然作者也是有同感的。實際上花品與人品相互滲透的文字背后，隱含著作者更深層的生命觀，在作者眼中，花也是需要尊重的生命體，因為不同的花都有他們各自的花品，接觸、清洗不同的花的人都應該是具備一定“修養”的“雅士”，絕不能是隨隨便便的、思想不夠純潔的普通人，這樣一種思想的浸染，就將作者高潔的境界盡顯無疑了。

同樣體現作者“大生命觀”的文字還有：“在我住處附近的綠地里。生長著三株水杉，……距離近些的那兩株水杉，相向的樹枝減緩了生長速度，另一側的樹枝則依然自由生長。又過了一段時間，兩株水杉的樹冠連在一起，遠遠望去好像是一株大樹。而另一株，樹枝仿佛是用尺子精確測量過似的，圍繞樹干均勻有序地生長。……很快，這三株水杉的高度超過了其他樹木而格外引人注目。峣峣者易折，我擔心這些水杉，很快我發現附近的雪松有一株被大風吹斷了頭，而水杉卻依舊不停地向上奮斗” 作者觀察這三株水杉，何時長到多高，何時“兩株水杉的樹冠連在一起”，何時三株“均勻有序地生長”，作者觀察之細致、之用心，令人感覺這三株水杉就像是他的孩子。作者視水杉為生命所在，關心他們、憂慮他們，擔心他們會“夭折”，擔心他們長得越高，越容易折斷。這種“擔心”、“憂慮”、體現了作者對于三株水杉這一生命個體的盡心與盡情，體現了作者對這三株水杉的生命的重視。這種大生命觀的流露，是自然的、溫柔的、和煦的、溫暖的，同時又是不張揚的。

《帶囚籠的歌者》是一篇極富情趣的散文，作者筆端飽蘸情愫，描述了自己喂養一只蟈蟈的經歷。其中有關于老北京人養護蟈蟈的常識、習俗，更有作者本人與這只蟈蟈相處的傳奇經歷，可謂情趣盎然，活靈活現。在這篇文章里，作者情不自禁地這樣描寫道：“如果我是畫家，我一定畫一幅漫畫，我那位兄弟從小房子的窗戶里伸出翠綠的翅膀向我招手，興奮地高喊：‘嗨！你好。’” 到了冬天，作者發愁是否該給蟈蟈換一個“房子”，有人建議換一個“葫蘆”，但是需要主人放置胸口“暖著”，于是作者寫道：“如果在上班的時候，我這蟈蟈兄弟因為溫度適宜而高興起來，突然放開歌喉——不，是翅膀，而縱聲吟唱，我應該如何向領導解釋？” 作者在這兩段描述中都不由自主地稱呼這只蟈蟈為“兄弟”，文中還有多處亦然。這也是作者大生命觀的具體體現，作者視一個小昆蟲為“兄弟”，更重要的是，在字里行間透露出作者對這個小生命的“憐惜”、“呵護”，真的把這只蟈蟈當做了“家庭”的一員，為它的冷暖擔憂、為它的安全“殫精竭慮”。 無論花草樹木抑或昆蟲，都是人類生存空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者特別顯示出對這些植物與小昆蟲的尊重，顯示出作者高潔的精神境界。

總體而言，《三峽書簡》是一部優秀的散文集，書中收錄了28篇散文，其內容包括：樹木、花草、飛禽、小動物、風物、足蹤，回憶故人，等等。在其中，貫徹始終的是，他對生命的執著理解與蒼茫解讀，是其思想光線在文字中投射出來的影像。他在《三峽書簡》后記中寫有這樣一段話：“有一點我始終堅持，就是：我筆寫我心，不造假，不矯揉，追求一種有難度、有品質、有趣味的文字。“ 他認為，散文不過是對生命的一種凝望，而好散文應該直抵人的內心幽曲。這即是他的倡言，也是他的實踐，他的這本新作便提供了這樣的實驗文本，無論如何是讓人高興的事情。祝愿王彬寫出更多更好的佳作!

作者：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導。首都師范大學中國散文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