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從文本到敘事》出版座談會近日在人民出版社舉行。

梁鴻鷹、何向陽、李一鳴、陳鵬鳴、黃喬生、王久辛、岳南、秦嶺、饒翔等學者、作家蒞會。對《從文本到敘事》一書，展開了充分討論并給以贊賞。

敘事學產生于20世紀60年代法國，80年代傳入中國學術界。如何創建中國本土的敘事體系，始終為中國學者縈繞與關注，王彬的《從文本到敘事》則 較好地解決了這一課題。

與會者認為：敘事研究一方面要繼承中國文化傳統，同時也要融通西學，只有站在中西學術的節點上，才能創建本土話語體系。因此，“中國敘事學”應該立足本土、放眼域外、貫通古今，從而創建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國敘事體系。《從文本到敘事》便踐行了這一理念，在梳理大量古今中外文學作品的基礎上，拓展敘事規律，勇于創新，敢于探索，從而講好中國故事。

《從文本到敘事》從敘述者、動力元、時空、話語四個方面對已有的敘事語法進行了分析、研究與擴展，在與西方敘事文本的對比中發現了新的敘事結構、敘事策略，創造性地提出了一些新的敘事理論 : 在敘述者方面，提出了“敘述者解構”、“第二敘述者”、“滯后敘述”；動力元方面，提出了“輔助動力元”、“非動力元”、“敘述者動力元”、“人物動力元”、“語句動力元”；時空方面，提出了“時間零度”、“清晰或模糊的場”；話語方面，對語感做出了科學界定，明確了語感的內涵與外延，同時提出了“漫溢話語”概念，為具有中國特色的敘事理論提供了科學的支撐和依據。

以下為會議發言紀要：

陳鵬鳴（人民出版社副主編）：

王彬先生的《從文本到敘事》一書，經過多年積累和精心研究，既立足于本土，又融通西學，化西學為中用，在二者結合中創建本土話語理論體系，是一件值得慶賀之事。如同《從文本到敘事》的書名，王彬先生的敘事學研究，正是建立在文本基礎之上的，他的每一步研究都不曾脫離對已有小說文本的分析，在梳理大量中外經典作品的基礎上，充分論證了小說敘事的各類成分，以及成分之間的關聯，提出了很多新概念新觀點，并且言之有理而令人耳目一新。在這個基礎上，王先生又對中外小說敘事策略的異同進行了深入探討，豐富了敘事學的內涵，促進了敘事學的發展，對推進敘事學的本土化進程也具有積極意義。

梁鴻鷹（文藝報主編）：

《從文本到敘事》是對西方的敘事學的反思之作。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立場，就是以我為主，推進敘事學的本土化與進一步發展，使之有益于我們的創作。

敘事學不是空泛的，而跟我們每個人都有千絲萬縷的關系，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故事當中，我們每個人的一生都是講故事的過程，既是故事的創造者，也是它的消費者與敘述者，你既看別人講故事，自己本身也在講，從別人故事當中汲取教訓和營養，人們對故事滿意不滿意，相當程度上取決于講述的方式。有時不在于事情本身對不對、重要不重要，如果講得巧妙，講的立場對脾氣，我就接受，事情本身即使不對頭我也接受，如果講述方式不對頭，事情本身即使再正確再重要我也不會接受。因此，研究故事的講述方式，研究敘事方式，是文學研究當中一個帶有根本性、核心性的問題。比如關于敘事所應該采取的立場，以我為主，還是從讀者感受出發，或者從第三方聽故事的立場看；比如講述方式當中流露出來的褒貶、評價；比如敘事是詳盡還是簡略、煩瑣，是平鋪直敘還是豐富多樣；是正序還是倒序，還是又有閃回，等等策略，事關文學的魅力，反映著作者的文化追求。

王彬的博覽群書使其研究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上。他通過對古今中外名著的分析，梳理出一些新概念，比如敘述者解構、第二敘述者等等。他的挖掘和命名、分類，暗合了我們的閱讀經驗，他對不同敘事方式賦予的文本張力，在敘事中的作用，挖掘得非常深，這種超凡的閱讀，執著的研究，確實不是一日之功。他的研究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立場，就是堅持中國人的文化自信與文化自覺，強調中國人在講故事方面，在敘事創新方面，在體現作者和事件的關系方面，是完全可以自信的，是有自己體系的。中國人的方式和西方的不一樣，它往往更感覺化，更感性化，不像西方那種更推理、更精算。中國文化講求混沌感、整體感，講求更為感性，以人為本等特點，王彬在其敘事學研究中，非常生動地把握了這一點。其研究為我們從不同維度來認識文學，進而認識中國文化、中華民族，認識中國人在解決自己的文化出路，解決自己的人生難題等方面的追求。敘事也是一種哲學方式，是智慧的一種反映，他的研究對我們豐富文學創作、改進文學創作肯定是有意義的。當然，這種研究也是非常寂寞的，更需要給予關注和褒揚。

何向陽（中國作家協會創研部主任）：

首先祝賀王彬先生，也祝賀人民出版社推出這樣一部非常厚重的學術著作。

王彬先生的《從文本到敘事》一書是我們中國作協的重點作品扶持工程項目的一項成果。中國作協重點作品扶持工程從2004年開始啟動，至今已經14年了，有1000多部項目獲得資助，包括小說、詩歌、散文、報告文學、理論等，其中理論一項是慎之又慎，寧缺毋濫的，14年我們的理論評論扶持項目應不超過100部，其中專著更少。少而精，是我們對于理論評論的更高的要求。所以，能夠在我們重點工程項目推出這樣一個厚重的學術成果，感覺非常高興。剛才王彬先生講到他的寫作與研究時非常激動，他說此時此刻，悲欣交集。其實我覺得還有一句話就是，可喜可賀！有這么一部學術專著出版，之于著者肯定是有許多感懷，其中寫作的甘苦，研究的甘苦，不是一句話兩句話所能概括的，人民出版社能在新時代推出這樣一部厚重的學術著作，也是可喜可賀的。

就這部書，我講三點，第一點是治學態度，王彬先生在這部書中，他的治學態度我覺得是嚴謹的，而且是從容的，他一貫的這種學者的嚴謹，在書中體現得非常充分，因為他是教授，在魯迅文學院教書育人，所以他有學者的嚴謹性。文章不寫一句空，引文觀點都要有來處。但同時可貴的是，他的行文又非常從容，就是在他學術研究當中，他是娓娓道來，一派儒雅之風，他不是那種非常緊張的，非常焦灼的，劍拔弩張式的寫作，而行文始終呈現出一種學人狀態，他是一種非常從容的心態對待研究，帶著學者那樣的一種優雅，一種講古的耐心，所以專著的面貌也呈現出一種古典性，我覺得這一點在這部書中體現得非常充分，而且這個治學，是從文本、從敘事、從細節出發，我們很多理論書，很容易寫成高頭講章式的，很浮躁地對待自己所掌握的材料，或者拿著西方的一些理論套進來，其實就是兩層皮。但是王彬先生這本書他是坐冷板凳得來的，從準備到寫作16年，最后成書，也就是20萬字，非常扎實，這是一種耐得住寂寞的學人形象，我覺得這一點是這部書給我們的一種啟發。我們在文學理論當中倡導講格調、講品位、講責任，我們創研部昨天還請王久辛老師、包明德老師等作家、評論家和文學刊物負責人就此座談，“講格調、講品位、講責任”不是一句空話，是必須落實到文學寫作與理論研究中去的，這一點在這部學術書中都有所體現，它講的是一份格調，一種品位，而且更講的是一份文化責任，我覺得這個確實也是讓我們心存敬意的。

第二點，學術趣味。《從文本到敘事》作為理論專著，其可貴之處是有一種學術趣味在里面。我們看很多學術書為什么打不起精神，就是它有一種僵硬感，沒有生趣，更談不上生機。但是王彬先生他的這部書的學術風格，一方面嚴謹歸嚴謹，一方面也講趣味性，它把一種有活力的，有魅力的東西，把中國古典文學和西方經典文學當中的一些細節的東西，一點一點地呈現出來，這個風格在他也是一以貫之的，從他研究《水滸傳》，研究《紅樓夢》，一直到現在《從文本到敘事》的這樣一種一以貫之的，它有一種趣味性，一種深入“學”的“問”在里。習總書記不止一次講過，要讓那些博物館陳列的東西活起來，要讓那些壓在史冊古籍中的文化活起來，我覺得《從文本到敘事》，從學術的角度就是讓這些壓在古籍中的文化的東西活起來的一種努力，它一點一滴的，從《紅樓夢》的敘事中，從魯迅作品的敘事中，從《水滸傳》的敘事中，他都在一點一滴地做著提煉，讓那些史冊古籍中被塵封的東西煥發出新的生命。

第三，文化性靈。這部著作的寫作是一種有文化性靈的寫作。剛才孫老師也講到了，敘事學算是一種西學，它其實是移植過來的一種西方的學術概念學術理論，這種外來的理論怎么跟本土的話語融合，是一種學術上的挑戰，比如說像我們古典文學當中的，能否找到某種對接，而不只是生硬地拿來，在講說中國自己的故事時，怎么能夠得到理論上的提升和補充，我覺得這個環節是對每一個學人的考量，在這方面這部書確實做到了一種超越，做到了融會貫通，而且他下的這種工夫，他把西學的理論中有價值的部分，和本土化的文本與敘事相融合的這樣一種本領，我也是感覺非常敬佩，它是西學的一種學術的中國化的一種創造性的轉換，我們現代的文藝理論，其實在80年代之后，更多地是“拿來”，我們的創造力或說原創力相比于“拿來”而言還是不夠的，從理論的角度來說，我們如何把這種敘事學，包括心理學的人類最先進的學術成果與我們文本的東西結合起來，形成一種新的框架，新的理論，新的言說，這確實是一代學人的文化責任，而把中華傳統文化中最優秀的部分，進行現代的解讀和闡釋，就更是一代學人的使命。

這三點，一個治學態度，一個學術趣味，一個文化性靈。尤其是第三點，這部著作確實體現了中國文化的性靈，它不是西方的，它不是拿來現成的理論套進去，它不是生硬的，生吞活剝式的。它是一種融會貫通式的，是有著本土文化的深深烙印。這三點是我拜讀這部書的一個印象。此書在附錄中收有一篇關于魯迅小說的論文，也是讓我非常耳目一新的，就是他把魯迅先生25部小說，33部小說去掉8部古典的，就是《奔月》、《鑄劍》，故事新編的８部不算，有25部小說，他總結提煉出來有13部是第一人稱寫作，并把敘述姿態和敘述身份進行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比較，我覺得這也是對魯迅的研究，從第一人稱的出發，怎么來研究魯迅，這都是有一種學術的趣味在里頭，這種學術趣味不是那種為有趣而有趣的戲說，而是一種有非常高的學術含量的智慧結晶。這部書還提出了很多像“漫溢話語”、“作家的場”這樣一些概念，我覺得這也是非常好的在融會貫通式的研究之上而出現的自己新的學術語言。

再次祝賀王彬先生。

李一鳴（中國作家協會辦公廳主任）：

《從文本到敘事》是建構中國特色敘事學的一本理論著作。

具體說有三個特征:

一、以創造成就體系。王彬站在文藝理論前沿，時代思維高度，社會生活深層，體現了目光深邃、先于天下的獨特思考，莊嚴無礙、洞察透徹的獨立思想，兀兀窮年、如如不動的大雅凈氣，入乎其中、出乎其外的研究風范，意在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中國敘事學體系。這體系既有民族特色，又有時代特征，體現文學特質，具有個人特點。他提出了敘述集團、第二敘事、滯后敘事、時間零度，漫溢話語等嶄新概念，概念是重構理論的基本單元，在此基礎上，他形成了涵容敘述、動力、時間、場、話語等組成的一個相對完整的思維體系和理論體系，達到了不同、不俗和不凡的境界。正如法國作家皮埃爾米雄所言，“寫作就是把庸常的深淵變成神話的巔峰”。王彬的理論寫作與創建，就是在看似普通的文學生活文學現象中，發現了當代文學應予回答的重大理論命題，完成了自己的文學創造。

二、以具體深化分析。只要具體就會深入。離開具體文本去談敘述，是凌虛的、不及物的，甚至是空泛的。王彬這本書的特點就是從文本出發，從細讀出發，從字、詞、句、段、篇和語氣、語境解析出發，從具體到抽象，又從抽象到具體，實現一個理論研究領域的飛躍。

三、以結合實現轉化。敘事學是興起于西方，王彬把它從西方的概念化、理論化轉化成本土化、時代化，實行了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在具體研究中，他結合古今中外經典小說，特別是中國古代和現代經典著作，真正是從中深入挖掘了一步，高超拔升了一層，達到了一種超越。

王彬無愧于是文學的守望者、理論的創造者，無愧于具有長者之風、儒者之風的真正學者。

黃喬生（魯迅博物館常務副館長）：

王先生的著作，我讀得不深入，只談三點印象。

第一點，王先生這本書是理論著作，難得。現在好像理論在中國不很熱了，過去有一個時期大家熱衷搞理論，引進各種西方文論。王先生能夠堅持這么多年研究敘事理論，20年前寫過《紅樓夢敘事》，還寫過《水滸的酒店》的專著，他有理想，有追求，能堅守，令人敬佩。我跟王先生認識，是因為他研究微觀地理，因為我在北京西城住，也在那兒工作，王先生對西城歷史地理的研究非常細致，對我很有啟發。我覺得他的文章，包括《無邊的風月》，不是高蹈派、浪漫派，而是扎實嚴謹的，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他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學者，或者可以稱為學者而兼作家，有學者底蘊的作家。所以《從文本到敘事》是一本既有創作實踐又有學術素養的理論著作。

第二點，《從文本到敘事》在豐富的創作實踐基礎上，以大量的例證闡述敘事理論。王先生的著作融通古今中外，既有廣泛引述，又有文本細讀，在此基礎上提煉出的理論觀點，如第二敘述者、滯后敘事、動力元、時空等等，讓人耳目一新，還有對話語的研究，甚至具體到語感，充分顯示了創新意識和探索勇氣。敘事理論是外國理論家提出來，但王先生有自己的判斷，有自己的追求，他寫的是中國敘事學。

第三點，我想說說書中我覺得有意思、有感觸的兩個地方。一個是關于魯迅小說。全書附錄第一篇關于魯迅小說善于用第一人稱敘述視角的分析很好。魯迅的小說多寫自己經歷，有些還沒有充分虛構化，散文成分更多。《吶喊》《彷徨》《故事新編》中的作品不都是小說，王先生提到了，《一件小事》《兔和貓》《鴨的喜劇》《社戲》，這些我覺得散文的成分很大，我曾經嘗試把它們從小說集中拿出來，與散文放在一起。王先生在本書序言中講中國小說文體比較復雜，是西方敘事理論概括不了的，他充分注意到文體的復雜性。小說、戲劇乃至詩歌的敘事理論，還有很多可以繼續深入研究的地方。另一個是本書第六章中王先生寫到“場的作家與作家的場”，可以跟附錄中第二篇有關北京四合院的文章結合起來看。這篇文章主要以魯迅在北京居住過的幾個四合院為例，研究作家生活與寫作的關系，很有意思，跟王先生的微觀地理研究一脈相承。這種視角，一般批評家不容易發現，而把寫作環境與作品的語感結合起來，就更難。書中第九章第五節關于語感的論述中，特別提到《阿Q正傳》，這正是我最近思考的一個問題。《阿Q正傳》究竟好在哪里？作者的敘述從容不迫算不算一個重要因素？不急不燥，舉重若輕，與魯迅的居住環境有沒有關系？王先生在講居住環境的時候，分析了魯迅的一些作品《幸福的家庭》與《祝福》等，很有說服力。我前年寫《八道灣11號》一書，注意到魯迅住宅中的紹興文化氛圍，但在語感等微妙地方，注意還不夠。

感謝王先生的著作給我的啟示。

王久辛（詩人，原《中國武警》主編）：

首先熱烈祝賀王彬先生的著作出版。

每一個作家都特別需要研究、關注文本和敘事，我很早就在意文本和敘事，因為我知道，不同的敘事決定不同的文本，達到不同的效果。我開始注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是我在看《靜靜的頓河》，撞擊力很大，后來我又看《日瓦戈醫生》，我就覺得他倆特別像，故事內容都特別像，但是《日瓦戈醫生》只有一本，而《頓河》是四本。從敘述文本上你就可以感受到，《頓河》的敘述特別笨，舒緩、從容、樸素。但你再看《日瓦戈醫生》的時候，你就能感覺到節約、概括、精微，不一樣的感覺，這是文本上給我帶來的感覺。后來我看黃獻國老師給我推薦的《弗蘭德公路》，我覺得《金牧場》的四維敘述和《弗蘭德公路》是一模一樣的，也是四個線同時推進，再后來我又讀閻連科的《日光流年》，也是四個維度的敘述，就是說這個《弗蘭德公路》的敘述文本，誘發了不同的敘述方式，實現的表達的內含完全不一樣，從《頓河》的四本到《日瓦戈醫生》的一本，從《弗蘭德公路》到《日光流年》，就是文學表達上的進步，這種文本上的互相影響，是文學創作一級一級往上提升的最重要的關系。文本標志著一個作家的水準，你一步一步進入文本的敘述，會把作家的不一樣與高明與否看得特別清楚。其實好的詩人都特別注重敘述，為什么這個詩人跟那個詩人不一樣，為什么這個詩人可以省略掉一群詩人，因為他的敘述本身，就是高級的，高出了一個層面，他的出現就把很多人省略掉了。

為什么呢？當成千上萬的人還在這樣敘事的時候，他已經告別了這樣的敘事了。莫言是一個優秀的作家，莫言的小說有不同的敘事藝術，他的敘事藝術決定了他的文本，這就是文本的成色不一樣，這是我對文本和敘事的一種理解。多年來，我們作為一個詩人，一個作家，包括評論家，不一樣的評論家也有不一樣的敘事方式。 高明的閱讀者，一定可以發現，從閱讀中，從文本上，從敘事角度上，就可以發現什么是好作家，什么是壞作家，什么是優秀作家，什么是普通作家。

王彬先生的這本書我為什么說好呢？我覺得這個書有一個好處，是什么呢？他用的是西方研究文本的方法，但是他進行了本土化，而且在這個基礎上進行了大膽創新，梳理出一些新的敘事現象，并從中提煉升華，揭示了一些新概念，如“動力元”，還有“場”，就是這種場的理解，有點神秘文化的那種感覺，但是他把它理性化、科學化了。還有“亞自由直接話語 ” ，“漫溢話語”，從分析文本進入敘事分析，他進入的這個內容和這個方法，我覺得是中國式的。包括他的語言方式，不是那種“白勺”“的”跟著一大串的那種風格的批評文章，這就是向陽說的趣味性，這部書的趣味性是充溢在其間的。

我為什么對王彬老師這么信任呢？他的《水滸的酒店》、《紅樓夢敘事》和《無邊的風月》，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的知識儲備淵博，然后來實現這樣一部理論著作，是值得我們關注的，尤其是魯迅文學院作為培養青年作家的地方，引導作家關注文本、關注敘事，是非常重要的。

再次表示祝賀。

岳南（作家）：

讀到王彬先生這部大作，真的是既驚又喜。

驚的是王院長以十六年的時間完成了這部專著。十六年是個什么時間概念呢，是唐代的玄奘，也就是《西游記》中的唐三奘去西天取經，來往西天與東土的時間。王先生以十六年之功完成《從文本到敘事》，其中的寂寞與艱辛可想而知，這一種為學術命脈延續而勇往直前的獻身精神，不能不令人為之驚異、敬佩！

那么，我喜的是什么呢？

首先，這部理論著作填補了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壇和學術界關于文本與敘事學的空白，或者說，如果以前有那么一點點細流的話，這本著作的問世，則是導其源，承其流，揚其波，激其浪，終成渾然浩蕩 傾泄奔流，蔚為壯觀之勢。可以說，王先生這個成果，在文本與敘事學研究領域，就其深度、廣度、高度，就科學性的分析與研究而言，都是深刻而精當的。

為什么這樣說呢，就我的觀察，作者不只在文本與敘事研究上下了大功、苦功，更為關鍵的一點是，這個研究是在繼承本土先賢根脈的基礎上而融通西學，站在中西學術的碰撞、交匯點上創建了本土話語體系中，揭示了“解構的敘述者”、“亞自由直接話語”等新概念，以及中國本土傳統文化中的“元”、“場”等，帶有一點神秘主義的意旨，比如“動力元”、“場的作家與作家的場”、“意象新生”等等，這些名詞，明顯含有黃老、道家學派的文化隱喻和意象。王先生認為，“場”是自然與人文兩個地理空間，既可以虛擬，也可以是真實的。但無論是虛還是實，均可引領讀者進入藝術的真實之“場”。這個“場”，不僅可以提供往昔的社會與時代，歷史與現實對比的陳列柜，且是可以憑吊、追思、感觸與研究，是一種可以觸摸的文化載體。——這就是敘事學的作用與魅力所在的一個組成部分。

其次，我覺得難能可貴的是，王先生在著作中引用了大量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現當代文學作品和外國經典小說，從不同的角度和方面，為上述理論搭建了若干根堅挺的理論支持。我從這部書的頁后注釋中粗略概算了一下，作者大約引述了四五百部中外小說，包括中國古老的話本以及《論語》等國學經典，作為《文本與敘事》的理論依據，既充分又精確，作者甚至在同一個邏輯驗證中，把中國清代的《紅樓夢》與美國作家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并而用之，達到了不偏不倚，自古至今，由中及外，相互驗證，氣息相通的效果，從而使作者建構的文本與敘事理論的大廈環環相扣，內涵與外延得到了合理的布局與詮釋，顯示出獨特的歷史穿透力與文學理論的魅力。

還需要提及的一點是，王先生對敘述者特別看重，他在書中特別強調：“敘述者是小說，也是敘事學中的一個重要而復雜的問題。有的小說不只有敘述者，其背后，還有第二敘述者，如果敘述者與第二敘述者的取向不一致，便會造成敘事歧義而形成不可靠敘述。”對此，作者在這本著作的首章中就旗幟鮮明的指出： “有關敘述者的研究自然是敘事學的核心問題”，使之在“山有小孔，佛仿若有光”的峽谷迷茫中，一下豁然開朗，為研究者和小說家們指出了前進的方面，開辟了一條光明的道路。

最后一點感想是，王先生在著作中較多地引用了《紅夢樓》，引用本意是在歷史的經驗中尋求依據，卻帶來了另一個效應，反過來在某種角度和層面，又把紅學的研究帶到一個新的領域。以文本與敘事來解讀詮釋《紅樓夢》，這是自清末民國到現在，如蔡元培、胡適等紅學大師不曾嘗試的手法，如今被王先生用之于實踐，可謂另辟溪徑，獨具匠心，為紅學研究開辟了一條斬新的道路。

總之，《從文本到敘事》的成就無疑是巨大的，它對文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的貢獻還有多多，時間關系，就不一一說明了。

秦嶺（天津市和平區文聯主席）：

考察《從文本到敘事》中文本與敘事的關系，容易讓我聯想到形體與表情。如果說文本是形體，那么表情就是敘事。形體無論套上什么樣的衣服，形體永遠是形體，但表情不一樣，喜怒哀樂盡在其中，它是靈魂和精神的一種外化。作者立足于文學創作的要義和原理，構建了敘事學的新體系，形成了當下文學研究領域中的一個獨立存在，其貢獻顯而易見：

一、從學術層面拓展了文本與敘事的新界面，推進了敘事學的發展，其中揭示的“敘述集團”、“第二敘述者”、“滯后敘述”、“動力元”、“時間零度”、“清晰或模糊的場”、“漫溢話語”等一系列新觀點、新理念，精準而又明晰，既吻合文本的本質特征，又富含探索精神，對于我們審視小說文本的敘事方式、敘事指向、敘事脈絡有借鑒作用。

二、作者站在敘事學角度，不僅對中外文學的文化理論源頭和分支進行了逐層檢索和梳理，而且從中外文學作品、文學創作的立場、觀點、現象、事例出發，借此考察文學創作中的普遍性特征和個性差異，有的放矢地直指當下文學創作在文本和敘事層面的癥候，填補了該領域的研究盲區。

三、圍繞敘事視角的不同“站位”方式，提出了構架合理文本的種種可能性，捍衛了文本和敘事作為文學作品命運共同體的客觀秩序和審美尊嚴。在作者剝繭抽絲般的論證中，我們能清晰地體會到“有我”敘事與“無我”敘事、“他者”敘事與“非他者”敘事、交叉視角敘事與平行視角敘事的無窮魅力。

四、采取了文學歷史與文學發展并行觀察、文學理論與創作實踐同步思考、文學成績與文學問題交叉評析的方法，既關照到中外小說經典，又聯系到中國當下文學發展的形態。也就是說，王先生既充當了文學現場的觀察者，又從局外反觀文學現場，使這一命題擁有了文學現實的佐證，有利于我們站在文學理論的前沿重新反思這一命題。

五、在論據的選擇和說理的舉例中，既立足于敘事學的語法，又聚焦于內在肌理；既涉及中外，又涵蓋古今。布局行文堅持了民族文化立場和論述方法，微觀切入，宏觀收口，體現了本土學術理論的獨特審美。全文沒有任何虛妄的附加、陳詞以及當下學院派研究中慣常的炫技泡沫，顯得清新雋秀，玲瓏剔透，為當下文學理論研究提供了新范式。

文學理論需要創造性和制高點，《從文本到敘事》彰顯了作者開闊的學術視野和嚴謹的治學姿態，它的出版，意義深遠。

饒翔（光明日報文化周末版副主編）：

王彬先生的研究有三個方面，一是傳統文化，一是微觀地理，一是敘事學。三個方面看似不相關，其實是有某種內在的相通之處。王先生作為中國知識分子，從儒家或傳統士階層所學到的知行合一精神對他的研究是很重要的，是不應該忽略的。比如他對北京歷史地理不僅是理論研究，而且通過他的呼吁的保護了不少具有價值的胡同、四合院以及鳥巢周圍的歷史遺跡。他對知識分子，對儒家精神、士階層的研究，也不僅是作為一種趣味，而是有一種自我實踐的味道，這種精神內在化為他的治學之路。

敘事學本身是一門實踐性非常強的學科，它直接跟文本作品相關。《從文本到敘事》這個書名起得也非常好，王先生的這部敘事學著作是從大量的文本閱讀、文本實踐中得出來的一個理論，所以它具很強的實踐性。

這讓我想起一件往事。2015年，他在曹雪芹誕辰300周年時給《光明日報》寫了一篇文章，從敘事學的角度論證《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因為此前有人根據《紅樓夢》中這樣一段話：“后因曹雪芹于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則題曰《金陵十二釵》”，而否認曹雪芹是《紅樓夢》的作者。王彬先生指出，中外小說中都不乏把作者解構為人物的先例，十九世紀美國作家馬克·吐溫的短篇小說《我從參議員私人秘書的職位上卸任》中，馬克·吐溫便以“秘書”的名義出現。馬原在小說《虛構》中也采取了把作者、敘述者與人物嫁接的敘述方法：“我就是那個叫馬原的漢人，我寫小說。我喜歡天馬行空，我的故事多多少少都有那么一點聳人聽聞。”同樣道理，曹雪芹也應該是《紅樓夢》的作者，否認曹雪芹是作者說明這些人不懂敘事學，不足為憑。

就是這樣的一種實踐性的理論，對創作和評論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對作家來說，面對的一個最直接的問題，就是講一個故事——講什么，以及如何講這個故事，怎么把這個故事講好，講出個人風格。我們要講好中國故事，實際上也面臨兩個問題，一個是我們要傳遞的內容，我們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或者我們正能量的內涵；一個是我們怎么樣講好中國故事，這就涉及到對敘事技巧與講述策略的把握。

敘事學對文學批評具有重要意義是不言而喻的。當下文學批評樂闡述文化內涵與意識形態，這不能說錯。但是，我們往往越過敘事分析的層面，直接談論文化意識。很多批評文章由于缺乏敘事學的功底，而忽略關于敘事的微妙分析，流于空疏，缺乏嚴謹的學術態度。因此，我覺得王先生的這部《從文本到敘事》對當下中國文壇，無論是文學創作還是文學批評都具有重要意義。

《從文本到敘事》的出版應該慶賀！

2017、12、7、8，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