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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爾斯泰是俄國最偉大的小說家。撇開他的前輩普希金和萊蒙托夫不說，我們可以這樣給俄國最偉大的作家們排個名：第一，托爾斯泰；第二，果戈里；第三，契訶夫；第四，屠格涅夫。”納博科夫曾為美國斯坦福、衛斯理和康奈爾大學的學生開設俄羅斯文學翻譯課，在課堂上，他毫不保留地表達了自己對十九世紀俄羅斯作家作品的誠摯喜愛。在納博科夫心目中，托爾斯泰格外特殊，他代表著俄蘇文學的絕對高度。

首都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俄語文學翻譯家劉文飛對納博科夫關于托爾斯泰的一個比喻印象深刻，“有一次他給學生上課，進到教室以后讓大家把窗簾都關起來，把燈全都關掉，他先開了左邊的一盞燈，說這是俄國文學中的普希金，又開了右側的一盞燈，說這是果戈理，再開了中間的燈，說這是契訶夫。這三個燈都打開以后，他跑到窗邊，一把扯開窗簾，指著照進教室的陽光，說：這就是托爾斯泰。”

首都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俄語文學翻譯家劉文飛

8月10日，劉文飛做客首都圖書館，為讀者帶來“閱讀文學經典”系列講座（第二季）最后一講——“托爾斯泰的三部長篇小說”，即《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寧娜》和《復活》。

托爾斯泰的林中路和小黑屋

“莊園的門口是兩個粗而不高、帶有草帽似綠頂的白色圓柱，就像兩個樸實的守門人。進門后，左面是大池塘，托爾斯泰一家夏日在此垂釣，冬日在此滑冰；右手是小池塘。聯系兩個池塘的，是最初由列夫?托爾斯泰修建的水閘。走過水閘，沿一條長長的林蔭道緩緩向上行。這條被作家稱之為‘大街’的林蔭道，一眼望不到盡頭，兩邊緊密排列著一棵棵白樺，像是圣殿前的甬道，給人一種莊嚴感。”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寧娜》《復活》

劉文飛拜訪過托爾斯泰的故居多次，那是距離莫斯科4小時車程的雅斯納亞?波里亞納莊園，托翁曾在這里完成了《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寧娜》。“雅斯納亞?波里亞納”在俄語中意思是“晴朗的林中空地”，有學者將其翻譯為“晴園”，但宛如蘇州園林風格的意譯名，最終沒能流傳開來，去過雅斯納亞?波里亞納莊園的人都知道——這里實在太大了。這個占地數百公頃的莊園近年受到中國游客追捧，成為赴俄羅斯旅行的打卡景點，不少中國作家也懷著“瞻仰勝跡”的心情前來拜謁，甚至有作家說，“我要是有這樣一個大莊園，可能也能寫出《戰爭與和平》”。

1828年9月9日，列夫?托爾斯泰誕生在雅斯納亞?波里亞納莊園

顯然，世界上比雅斯納亞?波里亞納面積還要大的私人莊園有很多，但能比肩托爾斯泰的作家卻屈指可數。在學界，公認古希臘羅馬文學、以莎士比亞戲劇為中心的英國17世紀文學和19世紀俄羅斯文學是歐洲文學史上的三座高峰，而在整個19世紀的現實主義文學中，托爾斯泰又被看作“頂峰上的頂峰”，甚至有論者從時間范疇上定義“文學的19世紀”為：從普希金誕生（1799年）至托爾斯泰逝世（1910年）。

如同“紅學”在整個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地位一樣，“托學”在俄蘇文學中也早已是一門獨立學科，托爾斯泰最重要的三部長篇小說代表作《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寧娜》《復活》始終是“托學”的研究中心。前蘇聯自1928年托爾斯泰百年誕辰起開始編印《托爾斯泰全集》，歷經30年，終于在1958年出齊，全集共90卷。雖然三部長篇小說體量極大，但在托爾斯泰的全部著述中，也只占到很小一部分。據劉文飛統計，三部小說共計13卷，在托爾斯泰全集中的占比約為15%。不過，從價值、意義、影響等方面考察這三部長篇，其實際分量恐怕遠大于字數占比，“我們現在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看，依然覺得他的這三部長篇小說是他所有作品中最具有文學性的、也是影響最大的作品”，劉文飛說。

21歲的托爾斯泰（1849年）

雅斯納亞?波里亞納莊園龐大得令人生畏，但托爾斯泰從事寫作的居所不過是幾間狹窄、昏暗，被稱作“拱頂房間”的半地下室小屋。搬去莫斯科后，托爾斯泰的住處依然簡樸，《復活》即在一間層高極其有限的僻靜書房中完成。與莊園的開闊對比鮮明，托爾斯泰仿佛在刻意營造一個非常封閉、壓抑，宛如禱告室的寫作空間。托爾斯泰慣常將書桌背對房間入口，他寬闊的后背會像門一樣把空間堵住。他是近視眼，但是寫作時從不戴眼鏡，必須坐得很低，眼睛貼著紙張寫作，盡量不點燈，實在看不見了才點一根蠟燭。一旦走出這個狹小的空間，便又是望不見盡頭的林中路了。

地緣因素會深刻影響文學創作，經由作家本人選定的寫作環境更耐人尋味。即便托爾斯泰一生酷愛在“小黑屋”中書寫故事，但作家需要面對的“年齡變法”仍然透過空間浸染著他。托翁享壽82歲，其中用于文學創作的時間超過一個甲子：他20多歲開始寫作，在34歲至40歲之間完成《戰爭與和平》，在44歲到48歲之間完成《安娜?卡列寧娜》，又從60歲開始，用十年時間寫就《復活》。劉文飛發現，托爾斯泰的三部長篇越寫越慢，篇幅越來越短，結構越來越簡潔，整體格調越來越滯重，隨著時間的推移，三部長篇展現出各不相同的內在風貌。

《戰爭與和平》：宏偉的俄國“英雄田園詩”

創作《戰爭與和平》之前，托爾斯泰已經寫了10年小說，在劉文飛看來，這十年的寫作為《戰爭與和平》的誕生做了鋪墊。在這十年里，托爾斯泰對“戰爭”與“和平”兩個主題都有著非常深入的探索。托爾斯泰最早的作品是1858年發表的自傳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據說當時托爾斯泰投給《現代人》雜志，編輯斷言，我們俄國又要出一個文學天才了。自傳三部曲描寫“和平”時期的貴族生活，而托爾斯泰早期的另一部作品《塞瓦斯托波爾故事》則是他從軍期間關于“戰爭”的親身經歷。劉文飛說，從某種程度上看，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之前十年的創作，幾乎都是在為這部作品做準備。

《戰爭與和平》寫作前一年的托爾斯泰（1862年）

仔細閱讀《戰爭與和平》，劉文飛總結出了“二三四”公式：“二”個主題，“三”個人物，以及“四”大家族。“二”個主題，即“戰爭”與“和平”的并立。在托爾斯泰看來，“戰爭”與“和平”是生活的基本法則，再也找不出比這二者更能高度概括人類社會進程的詞匯，以其二者書寫民族史詩，可謂得天獨厚。“三”個人物，即核心人物娜塔莎、彼埃爾和安德烈。《戰爭與和平》中出場人物數以百計，最核心的三個人物以娜塔莎為中心，與其他次要人物之間不斷展開交流，在所有人物中娜塔莎具有結構性功能。“四”大家族，即由卡拉金、羅斯托夫、鮑爾康斯基、別祖霍夫四個家族彼此勾連起來的文學脈絡。劉文飛認為，世界文學意義上的史詩性小說中往往都有四重結構，“要么四個家族，要么四個主題，要么四條線索”，每一部分都需要與其他另外三個部分發生關聯，使情節具有無限復雜化的可能性。“兩個既相互對應又相互觀照的主題，三個主角以及他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四個家族對和平、戰爭的不同態度及其互動聯系，這三個層面的東西放到一塊，就構成了作品的經緯，經緯交叉縱橫，結構起一部厚重的作品。”

《戰爭與和平》寫完以后，好評如潮，托爾斯泰同時代的作家們紛紛對他投以欽佩的目光。俄國作家岡察洛夫稱“能寫出《戰爭與和平》的作者是‘俄國文學真正的雄獅’”（列夫“Лев”在俄語中意為“獅子”）；法國文學家羅曼?羅蘭則更進一步，認為《戰爭與和平》是“我們時代最偉大的史詩，近代的《伊利亞特》”；英國小說家、劇作家毛姆覺得這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小說”；米爾斯基在《俄國文學史》中以貝多芬的音樂風格概念轉喻《戰爭與和平》為“英雄田園詩”……在劉文飛看來，將“英雄氣質”和“田園詩”兩種看似矛盾的修辭性評價并舉，體現了作品本身厚重而多義的風格和調性。

托爾斯泰善于通過描寫心理變化的過程展示人物思想性格的演變，俄羅斯文藝理論家車爾尼雪夫斯基將這種藝術特色命名為“心靈辯證法”。《戰爭與和平》中的著名片段“安德烈與老橡樹的兩次相遇”即運用心靈辯證法的方式寫出了安德烈的內心轉變。

《安娜?卡列寧娜》：俄國近代文化和文學崛起的里程碑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安娜?卡列寧娜》的開篇語已經奠定了它成為一部經典巨著的基石。

有論者認為，從《戰爭與和平》到《安娜?卡列寧娜》，托爾斯泰的創作發生了一個巨大的變化，也就是從史詩開始轉向家庭，從寫戰爭開始轉向寫愛情，從寫四大家族轉向寫兩個人的戀愛、私情。劉文飛認為，題材上的收縮和轉折僅僅意味著風格的變化，而不同的風格并不能作為評判高下的依據。定性一部長篇小說，一定要注意考察其與所在時代的關系，同時也不能忽略它與作家之前和之后作品的關系。《安娜?卡列寧娜》在托爾斯泰這三部長篇小說中，起到了承前啟后的作用。《戰爭與和平》中用很多筆墨展現貴族生活，即“和平”部分，而《安娜?卡列寧娜》可視為“和平”這個分支的一種延續。

不過，“《安娜?卡列寧娜》開始摻入了托爾斯泰對貴族階級更多的審視、批判，正是這樣一種對貴族階層的反省，促使他改變了對安娜的批判態度，而從整體上對貴族階級進行反省，后來又過渡到《復活》里對整個階級和制度的否定。”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曾認為《安娜?卡列寧娜》絕對不僅僅是一部愛情小說，而首先是一部社會小說。

寫作《安娜?卡列寧娜》時期的托爾斯泰（1876年）

《安娜?卡列寧娜》所具備的社會性，可以延伸至更寬廣的歷史維度考察。“我們過去通常在文學史框架中看待《安娜?卡列尼娜》，而較少將它置于文化史、思想史和一個民族文化崛起的大背景中評估其意義，其實，在俄羅斯民族意識和俄羅斯形象的形成過程中，以《安娜?卡列寧娜》等作品為代表的托爾斯泰創作，以及以托爾斯泰為代表的19世紀俄國文學，無疑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在一次翻譯過程中，劉文飛發現，“西方的俄國觀”竟因《安娜?卡列寧娜》發生過重要改變，隨著《安娜?卡列寧娜》譯介到西歐，歐洲知識分子陸續醒悟過來，后知后覺地發現俄羅斯人民同樣富有智慧和文化，托爾斯泰通過對比小說中兩對男女的愛情觀與生活觀，創造了關涉道德和情欲、現實與理想等永恒主題的偉大文學。也正是通過《安娜?卡列寧娜》，整個世界對俄國的態度也由懼怕、輕蔑、責難迅速轉變為好奇、同情和贊賞。

1997年電影《安娜?卡列琳娜》劇照，伯納德?羅斯執導，蘇菲?瑪索飾演安娜

當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自己辦的一份雜志《作家日記》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叫《〈安娜?卡列寧娜〉是一個意義特殊的事實》，他在這篇文章的開頭記敘了一次街頭偶遇，說在涅瓦大街上突然遇到了岡察洛夫，岡察洛夫老遠就漲紅著臉問陀思妥耶夫斯基，問他有沒有讀過那部小說，這兩個人心照不宣，指的就是《安娜?卡列寧娜》。激動不已的岡察洛夫手指著西邊的天空說：“他們是寫不出這樣的作品來的。”“他們”指的就是西歐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章中介紹了這次相遇后，寫道：從這個時候開始，因為有了《安娜?卡列寧娜》這一部小說，因為有了托爾斯泰，俄羅斯人就可以在歐洲的文學和文化中昂首挺胸了。“一部小說能對一個民族的文學和文化、乃至整個民族的國際形象和世界地位產生多么重大的意義，《安娜?卡列寧娜》提供了一個出色的例證。”劉文飛說。

《復活》：深刻的道德懺悔錄以及精神遺囑

羅曼?羅蘭在《列夫?托爾斯泰傳》中稱《復活》為托爾斯泰藝術上的一種遺囑，“它威臨著他的暮年，仿如《戰爭與和平》威臨著他的成熟時期，這是最后的一峰或者是最高的一峰——如果不是最威嚴的——不可見的峰巔在霧氛中消失了。”

的確，如何評價《復活》是一個眾說紛紜的話題，其接受史也因歷史環境履遭起伏。蘇聯時期，因批判沙皇統治，《復活》曾被譽為現實主義杰作，蘇聯解體后俄羅斯人對于《復活》的評價空前降低，直至近期才慢慢恢復它應有的評價。

寫作《復活》期間的托爾斯泰（1892）

劉文飛說，在移居莫斯科后，托爾斯泰始終保持著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他不抽煙，不喝酒，不吃肉，甚至連牛奶都不喝，他經常穿著粗布衣衫，還自己動手縫衣服，做靴子”。《復活》的主線是瑪絲洛娃的精神復活過程和聶赫留朵夫的精神懺悔過程，但在劉文飛看來，“最重要的一點，也是托爾斯泰最想做的一點，是通過這部小說暗示整個社會的復活。”托爾斯泰有意讓聶赫留朵夫上下奔走，以此把俄國的上層社會都展示給普通群眾，讓人感覺到他們的冷漠和腐朽。劉文飛認為，通過《復活》的寫作，托爾斯泰完成了一次思想上的飛躍，他在這前后創立“托爾斯泰主義”，主張“道德的自我完善”、“勿以暴力抗惡”，他的思想在這一時期獲得廣泛的傳播，也贏得了眾多追隨者。

如果說《戰爭與和平》是俄羅斯民族意識的文學體現，是一部樂觀激昂的民族史詩，《安娜?卡列寧娜》完美地展示社會性的家庭悲劇，標志著托爾斯泰長篇小說的藝術高峰，那么《復活》則是這三部長篇小說中更具思想史意義的杰作，是一部深刻的道德懺悔錄。

80歲的托爾斯泰（1908年）

近年來，劉文飛在綜合數百種譯本的基礎上重譯《復活》，在閱讀中他領悟到，“《復活》這部小說的整體調性，就是史詩般磅礴的敘事和充滿道德感的說教、小說精致的情節結構和作者激憤的主觀立場、滯重凝練的文字推進和悲天憫人的情感覆蓋這一切的相互交織。”所以，在翻譯過程中劉文飛試圖譯得滯緩，并將譯注巧妙融入文本當中，以降低讀者的閱讀速度，便于讓讀者更好地理解晚年托爾斯泰的心路歷程，更好地讀懂俄羅斯人為什么如此熱愛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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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文飛談到，托爾斯泰在創作初期有《童年》《少年》《青年》自傳三部曲，他晚年的三部中篇《三死》《克萊采奏鳴曲》和《伊萬?伊里奇之死》也常被人視為一組中篇三部曲，但無論托爾斯泰本人還是其他研究者，卻很少將《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寧娜》《復活》三部長篇并稱三部曲，其原因可能就在于它們篇幅、主題、風格等方面的巨大差異。但是，從總體上觀察托爾斯泰一生的創作，又有充分的理由把這三部小說合為一體，當成一組不是“三部曲的三部曲”——“它們構成三個最醒目的路標，標志出了托爾斯泰一生創作的不同階段、充滿轉折的過程；它們三足鼎立，支撐起托爾斯泰宏偉的文學大廈；它們更像是三級跳，民族史詩—愛情悲劇—道德懺悔錄，歷史場景—家庭生活—精神自畫像，顯示出托爾斯泰躍上世界文學巔峰的清晰軌跡。”（中國作家網 陳澤宇）

列夫?托爾斯泰與索菲婭?托爾斯泰婭結婚四十八周年紀念照，也是托爾斯泰最后一張照片（1910年）

（文中舊照均截圖自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版《列夫?托爾斯泰文集》）

參考文獻：

劉文飛 蘇玲：留蘇文學散記三則，《蘇聯文學聯刊》1991年第3期；

劉文飛：小說、文學與民族的文化崛起，《外文研究》2013年第1期；

劉文飛：米爾斯基和他的《俄國文學史》，《俄羅斯研究》2012年第3期；

劉文飛：重譯《復活》，《文藝報》2019年1月16日；

劉文飛：俄羅斯人為什么愛文學，《文藝報》2019年7月29日；

（美）納博科夫：俄羅斯文學講稿，上海三聯書店2015年版；

（俄）高爾基：回憶錄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

（法）羅曼?羅蘭：名人傳（傅雷譯文集第十一卷），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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