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從早年《香港的情與愛》《歌星日本來》，到近期《紅豆生南國》《向西，向西，向南》，王安憶小說書寫的場域跨越了中國香港、中國臺灣，并涉及日本、新加坡等異域。然而，盡管場域轉換，其筆下人物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場域中的差異性存在卻不甚明顯，甚至其文化內涵之差異亦被掏空。這些作品踐行著王安憶小說一以貫之的世俗生活理念和主觀敘事模式，超拔于日常生活經驗和個人創作理念的創造性書寫依然匱乏。究其原因，王安憶始終以俯視視角和過客心態觀照異域，于是異域被處理成為一個個雷同的“奇觀”和沉默的“他者”。

關鍵詞：王安憶 異域書寫 困境

在讀者普遍對王安憶的上海書寫產生某種審美疲勞和閱讀倦怠之后，欣喜地看到她在最新出版的《紅豆生南國》①中將文學描寫的場景轉向了異域，實現了其小說敘述場域的某種突破。該小說集共收入三部中篇小說，《鄉關處處》是上海移民的故事，較之以往的上海保姆書寫，故事里的鐘點工多了些異質成分；《紅豆生南國》是香港移民的故事，比起早前《香港的情與愛》中的香港書寫，有了更加踏實的在地融入感；最令人驚奇的是《向西，向西，向南》，這篇美國新移民的故事不僅講述了兩個完全不同階層的中國女性如何分別從福建青田和上海一路西行先后到達德國柏林、美國紐約、最后聚首在圣迭戈的漂泊人生，而且透過她們的跌宕人生展現了近30 年來中國、尤其是上海經濟高速增長的傳奇歷程，同時也反觀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對她們在海外的安身立命所起到的作用……但是，所有這些又讓人充滿狐疑：王安憶把她的上海故事搬到了美國嗎？一直漂泊在異國他鄉的“中國城”里的陳玉潔、徐美棠們的生活，一路西行中的異域景觀和生存場景較之中國又有何不同？嚴重受制于個人經驗和寫作觀念的王安憶還能夠為中國當代文學貢獻什么新的質素？

一、異域的“物質中國”構建

很明顯，《向西，向西，向南》是一篇毫無違和感的中國式異域書寫。無論作品中的人物，還是作品中人物活動的場景，甚至人物的飲食、交往，都完全是中國式的。與其說這是王安憶小說在異域書寫方面的突破，倒不如說她在異域構建了一個“物質中國”的鏡像。而這個異域的“物質中國”，包含以下元素：中餐館、中國大廈、中國書店、中國人，更重要的還有這些中國人所攜帶的中國歷史、中國文化和中國思維，以及通過他們的故事所折射出來的中國社會的變遷和經濟的增長。當然，敘述者最推崇的是“中餐館里的家常飲食”“中國大廈里的居家生活”“中國書店里四面八方的中國人”以及念念不忘的中國的上海。故事開始于1990年代柏林庫當大街的一家中餐館，結束于美國西南部、靠近墨西哥的圣迭戈小城，地點還是中餐館；盡管小說中的人物先后居留過漢堡、紐約等地，但其活動的地點不是中餐

館就是中國城。以至于看見中餐館的牌子就覺得安心，聽見侍者高聲叫喊“老板娘，有中國人”就覺得親切，而當那碗熟悉的中國什錦面端上來的時候，則儼然回到故鄉。中國城分明是一個“小小的中國”， “過日子的勁頭一股腦冒出來，中國式的日子，亂哄哄，熱騰騰，與使領館的中國式不同，那是官派的，這里卻是坊間社會”，這是典型的王安憶筆下的“居家”生活，也是她一直以來最為推崇的“日常生活”。

生活在異域的“中國大廈”里，仿佛從來沒有離開中國：“陳玉潔在一股飯菜的氣味中醒來，恍惚以為是在公司的食堂里—飯點到了，窗戶板推上去，大鍋，小炒，米飯，面食，熱氣蒸騰，洶涌澎湃?！倍爸袊髲B的餐廳，中午不開張，少數幾個客人，就直接到后面廚房，鍋灶邊上，盛飯盛菜，倒有幾分居家的氣氛。這一日，大師傅的媳婦從山西老家來探親，下廚幫忙，做的是家鄉飯貓耳朵。揉得十分勁道的面，揪成手指頭大小的薄片，下在湯里。黑木耳、胡蘿卜、西紅柿、青蘆筍、紫茄子、白山藥，切成片，上下翻滾。大海碗，灶臺上一字排開，老陳醋胡椒面，任意添。這一餐飯呀，吃得汗淚交流，痛快，親熱”。簡直不能比這里的描寫更中國，更上海，更王安憶了，人們似乎又看到了熟極而流的王安憶“日常生活”書寫，看到了王安憶對“居家”氣氛的不厭其煩的重復贊美。而這一碗“貓耳朵”恐怕也是王安憶的最愛，它同時還以“揪片”的名字大致不差地出現在該小說集的另一篇小說《鄉關何處》中。僅就飲食而言，王安憶的書寫和思考仿佛并沒有離開中國，當然也不愿意和無法做到讓她筆下的人物進入真正的異域—從浮表異域生活方式的接受到深入的異域文化的匯通。

建構一個“物質中國”的鏡像，并致力于異域的“中國生活”體系建構，王安憶不僅讓她筆下的人物住進有居家氣氛的“中國大廈”，吃著“歡騰”的“什錦面”或者“貓耳朵”，還讓她筆下的人物莫名其妙地出入于作為中國人集散地的“中國書店”。從故事情節發展的必要性來說，無論是做貿易的上海公司職員陳玉潔，還是來自福建青田的偷渡客、中餐館老板娘徐美棠，都沒有太多可能邁進一家中國書店，然而陳玉潔去了，只是為了讓書店老板—一個香港基督徒潘博士成為故事的第三主人公—由此可見王安憶主觀敘事權力之一斑。但從另一種可能來說，王安憶又不忍心放掉任何一個能夠彰顯中國字樣的景觀和素材。換句話說，在建構了中國空間之后，在中國飲食的滿足之余，還需要有中國文化的精神灌注其中，于是，不管是否必須和需要，王安憶以強悍的敘述將“中國書店”的文化象征意蘊焊接在了陳玉潔和徐美棠的異域生活中，也賦予這個莫名冒出的香港“富二代”“游僧”式人物潘博士以某種中國文化符號的價值和意義。

在某種程度上，“中國大廈”就是一個建立在異域的微縮版“物質中國”模型：住在這里的人來自四面八方，各種方言在此交流：東三省、云貴川、江浙、山陜、閩廣、兩湖，最終又匯合成北方語系的普通話，跟中國內地任何一所城市簡直沒有差別。到了小說第三部分，王安憶干脆把敘事場景直接搬回上海，毫無顧忌地回到了她個人最鐘愛、讀者心領神會卻已高度厭倦的上海書寫：“他們都是上海普通人家，一條街上的鄰居，就讀同一所小學，又在‘文革’中劃地段分進同一所中學，是本地市民典型的婚配形式。中學畢業一個去崇明農場，一個留在上海分配工作，分得很好，在外貿局—照今天話說，就是辦公室小妹。”徹底回到那個樂此不疲的上海知青人物模版。

甚至，她連讀者最熟悉的上海住房緊張問題也沒舍得放過：“上世紀八十年代，上海住房的緊張，全世界聞名，由此生出多少悲劇和喜劇。他們原是在公婆房間里隔出一條做婚房，兩人上學各自住學校宿舍的幾年里，丈夫的兄弟住進他們的房間并且生下孩子。這期間，他們夫妻的私人生活都是在周末和節假的宿舍，他或者她的同屋回家，讓出空間，供他們享用?！边@種“祥林嫂”式的重復已經讓讀者忍俊不禁，但敘述者卻完全意識不到，而且收不住，接下來又開始婆婆媽媽地講到上海人、寧波人在淮海路中心地段過日子的精細與潑辣：什么綠豆芽，要摘兩頭；魚，只吃鰓上瓜子大小兩片肉；豆腐是要去皮的。穿衣服也很麻煩，如此沒完沒了，簡直不知道要將讀者帶到哪里去。

到此為止，很難相信這是發生在異域的故事。當然，小說也不能說完全沒有異域書寫，總歸還沒忘記要有點異域景觀和情調：“漢堡這地方，陰晴無定，云開日出時，眼前一派明媚，坐在湖畔，柳絲婆娑，微波蕩漾，水面點點白帆，真仿佛仙境。轉瞬間，天空沉暗，樹叢密閉，湖中的天鵝呱呱地叫，鴿群呼啦啦蓋頂而來，像是鷂鷹，豆大的雨點砸下……”還有著名的威廉斯堡大橋：“列車轟隆隆駛過，整座橋梁都在跳躍。太陽忽鉆破云層，大放光明，霧氣下沉，沃拉博特灣、曼哈頓橋、布魯克林橋，一下子浮托起來，水鳥飛翔。只轉瞬之間，云層閉合，光線收起，景物又退下了，仿佛海市蜃樓。”這樣的景象描寫且不說與中國沒有什么截然不同，他們彼此之間也極度相似以至難以區分。再如，美國中下城的老酒店：狹小、逼仄的房間，自點早餐。不過是更歐洲化，代表著新大陸居民來源地的歷史。最后來到新澤西的酒店：真正的北美式標準間，遍布全中國、直貫縣鎮級的酒店模式就來自于它。寬敞明亮，自助式早餐。但這只是酒店餐館而已，游客們住在酒店里，陳玉潔也一直住各種酒店，但徐美棠不可能這樣。事實上，頻繁更換的酒店和作為點綴的異域風光只是典型的走馬觀花的游客視野中的異域，再次證明了王安憶異域書寫中的游客視角和過客心態。

二、“物質中國”鏡像及其文化自信

故此，王安憶的異域書寫沒有超越普通游客的觀感和覺知。敘述者根本不愿就此撒手，更不用說讓敘述旁逸斜出，旋即又回到了布魯克林的“中國餐館”：看見中國字樣“牛鈴”，有一些新鮮的情調，但招牌底下的門面，卻是唐人街的舊俗，紅燈籠，綠窗欞，翹檐上的黃琉璃瓦，日曬風吹，再蒙上油垢，顯得灰暗，緊接著就贊美起“柴米油鹽醬醋茶的氣息”及其“透露出溫飽的人生”。無論怎樣優美的語言和深刻的哲理，如果在每一部作品里都嘮叨上幾遍，最優美的也會成為最令人厭倦的；最深刻的恐怕也會成為最令人乏味的。

不僅如此，就連這小說里的婚喪嫁娶也是完全中國式的：“美棠的家在布魯克林福建人集居的街區，不曉得是哪一代的唐山客過海到這里，買下地皮，翻造房屋，出租給同鄉人。縱橫的街巷，墻上用中文和注音寫著：同安道、南平道、泉州道……”這不禁讓人懷疑這并非異域，不僅觸目皆是中國人，而且其行為舉止、生活方式都幾乎完全沿用著中國模式和中國思維。難道王安憶的異域書寫僅僅就是為了講述“中國故事”嗎？莫非王安憶為了走在“講好中國故事”的行列而有意將異域塑造為另一個“中國”？如果是這樣，那么王安憶并非要寫異域，她只是換個角度寫中國。

既然如此，她看到的中國又是怎么樣的呢？果然，在曼哈頓她想到的依然是中國，而且是舉世聞名的上海浦東，“越過哈德遜河看曼哈頓，不過上海浦東與浦西的距離”。這是何等的熟悉和自信！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有人將上海稱作外國“資本家的樂園”，如今，她將美國比作“上海冒險家的樂園”，之所以發生如此翻天覆地的變化，就在于“近十年內，中國的人力物力，猶如水銀瀉地，充盈每一寸空間。大到并購企業，小至浙江義烏小商品市場的發圈發卡，工業有中型機械，農業有果蔬植種，幾乎無一遺漏”。這猶如中國走向世界的宣言。

而這種高高在上的俯視的異域觀照視角，早在1990 年代《香港的情與愛》的寫作中就開始了，無論香港，還是美國，都成為她筆下沉默的“被征服者”。然后敘述者又回到了中國餐館，購買老店，開張新店，華埠從曼哈頓飛躍皇后區法拉盛，迅速擴大，中國市場已然占領紐約。于是，中國符號和中國力量所向披靡，無處不在。對于中國力量的張揚和對于異域的有意忽略恰恰顯示了某種內在的不自信，或者說恰恰回避了最為真實的細節存在。因為，那被回避了的一切成為永久的沉默者，失去了所有的發言權，淪為被遮蔽的空白地帶或者暗黑區域。

一般來說，異域書寫應當包含異域故事、異域人物、異域風情、異域文化，觀照異域的視角以及異域書寫的獨特價值和意義等要素，異域書寫的要點也在于以上各要素之“異”。對于王安憶來說，從早年的《香港的情與愛》《歌星日本來》《傷心太平洋》《我愛比爾》《新加坡人》《一家之主》，到近期的《紅豆生南國》《向西，向西，向南》，文學書寫的場域跨越了香港、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德國、墨西哥和美國，但在其小說人物身上很難發現空間場域之差異，歷史時間之差異，甚至于連文化內涵之差異也被掏空，語言表達更沒有差異，反反復復就是那些熟極而流的精致的主觀敘事話語。除了不同的人物名字和不同的城市名稱，似乎都在言說著某種世俗的追求，物質的利益，功利的權衡，理性的分析，以及對于生活的利益最大化的妥協，甚至幾乎等同于生活本身。無論人物跨越到哪里，都離不開上海的影子，都攜帶著上海背景和上海經驗—而且是外地移民二代的上海。作為小說，其應該有的故事的曲折，敘事的冒險甚至斷裂，多重的精神向度，未及言明的隱喻和象征意義等逸出生活常態的創造，卻都罕見。

作為一個非同一般的勤奮寫作的作家，王安憶一篇接一篇飛快地創作出來的作品，竟然是如此地雷同和乏味，換個名字，換個地點，又是一個新的故事，如此循環往復，就算是漂洋過海，也還是上海弄堂里的柴米油鹽和世俗人生。顯見，王安憶所感興趣的并非異域，她筆下的人物滿世界里行走，只為尋找那點中國痕跡和中國味道，一旦尋到便歲月靜好，尋不到便永世漂泊。這樣的文化心態當然并非王安憶獨有，也難怪在她寫下那么多異域題材的作品之后，人們并沒有看到任何真正的異域，她的異域行走并非為了走出去，而是為了返歸，書寫也是如此，不是為了創造，而是為了重溫。在這所謂的后全球化時代，顯示令人難以索解的固執和毫無警惕的優越感。那么，這種固守一隅的文化優先性從何而來？這種始終如一的身份優越感又是如何建立起來的呢？

三、過客式移民及其文化認同

正如早年的《歌星日本來》跟日本沒有任何關系，《我愛比爾》跟美國沒有多少關系一樣，《向西，向西，向南》也跟德國、美國沒有多大關系，不僅異域景觀中的“異”的存在鳳毛麟角，而且其中的移民跟異國也沒有多少關聯—不管他們在異國生活多久，他們仍然說中國話，吃中國餐，住唐人街，相遇的也大都是中國人，他們的記憶、他們的愛情，他們的味蕾以及他們的生活習慣都是中國味道的。與其說他們移民到了異國，倒不如說他們把中國搬到了異邦。其實，每個人的經歷都可以是個好故事，“十六歲從家鄉出來，我今年四十六，整三十年，半個甲子。兩人面對面，沒有其他人，生出一股推心置腹的氣氛。陳玉潔說：我比你長四歲，半百。對面人說：還以為我長你呢，真后生！謝了夸獎，心里推算回去，七十年代初，正是革命時期，國門緊閉，一個十六歲的女孩子，有什么通道出來？”再相遇時，“顯然，福建人還年輕，看起來是出勞力的人；又比如，為什么從柏林來到紐約布魯克林？但又

覺得這些疑問已經有解，這樣一個女人，可能制造任何傳奇”?？上醢矐浄艞壛诉@些異域打拼的曲折，放棄了無數種有可能發生的奇異故事，走上另一條她最熟悉和拿手的、最安全最省心的、也是最平庸的女主人陳玉潔和小三糾纏的婚姻家庭故事套路。

但是，無論是陳玉潔還是徐美棠，“異鄉異地，她去了來，來了去，無論住多久，都是在過路，她沒有朋友”，既不愿意融入，也沒有能力融入，保持一種非正常的拒絕融入世界的態度，只能做一個不甚了了的過客，一切完全憑借個人的感知和好惡來判斷：“布魯克林是個鬧哄哄、亂糟糟的地方，整個紐約就是個鬧哄哄、亂糟糟的地方，所有人同時說話，為使自己的聲音聽得見，不得不吊著嗓門，你高過我，我高過他，他再高過你，最后誰也聽不見誰?！钡敽髲N里的排風扇打開，“呼呼響，油鍋嗶嗶炸開，蔥花的氣味就傳過來，有一股居家的安寧。店堂里的暗將空間四合，人在里面，甚至是溫馨的?！彼⒖陶J為“布魯克林是個不壞的地方”，就因為這一股“噼里啪啦”的中國氣息，就因為這蔥油混合的味道，就因為這自我感覺良好的居家的安寧和溫馨。不僅老調重彈，而且固守著偏狹單一的文化認同。

匆匆的異國他鄉過客，曖昧的傳統文化認同，王安憶勾畫出的是這些新移民曖昧不明的形象。無論陳玉潔還是徐美棠，她們對于置身其中的世界的觀照和認知都以過客身份為參照，而“過客”視角早在《香港的情與愛》中的主人公老魏和逢佳身上就有了最具說服力的體現。盡管他們在香港相遇，并完成了各自個人利益和訴求的交換，盡管老魏一再聲稱自己最愛香港，比那些香港人還愛香港，但無論老魏還是敘述者，都沒有興趣真正深入到香港生存的內里，香港自始至終都是一個存在于幻覺中的“他者”。過客只需要利用“他者”提供各種便利條件，從而完成某種利益交換，因此不必也不需要更多地了解它，正因為它能提供這種便利，所以他們會更加愛它。

相較于《香港的情與愛》中人物的“飛行狀態”，《向西，向西，向南》的主人公已然落地，但沒有生根：“說到這里，他就正色道：不要考慮錢，錢不是問題。話里有一股豪氣。他們這一路對話，都是有豪氣的。倒退十年二十年，做夢都做不到。是啊，錢不再是問題，可也是個問題，就像上了發條，開關啟動，自行運作，以級數增長，令人不安。想這世界上任何物質的總量都有限度，哪經得起如此遞進生產。她有時會提議關閉生意，不要再賺了，一個人一輩子究竟能用多少錢？丈夫的回答是，你以為我們是凈賺？不是，我們是和世界通貨膨脹賽跑，趁腳力好，多領先幾步，等腳力弱下來，就少落后幾步。”這就是陳玉潔和她的丈夫的世界觀，無可遏抑的對金錢的企慕和攫取，并將中國人“有錢”的自信張揚到極點。尤其當他們準備在美國買房時，反反復復盤算計量，最終還是采用了實用主義的調和路數：“難免感到慶幸，幾回折轉關頭，都沒出錯招，尚還有歪打正著處?！焙喼本褪峭稒C分子的竊喜。等到政治危機出現，明哲保身的哲學立竿見影：“做隱身人，繼續保持曖昧，留在模糊地帶?！比匀怀浞掷昧水愑蛩峁┙o他們的種種安全可能和保護措施。

就連16 歲偷渡到德國、然后到美國，先在餐館打工、然后經營餐館的徐美棠都切身感受中國經濟的崛起和強大：“對面人傾過身子，耳語般說：到處是我們的人。她不由得也傾過身子，壓低聲音：真的嗎？對面人點頭：不止佛羅倫薩，羅馬、巴黎、里昂、布魯塞爾、阿姆斯特丹、柏林—她怦然心動：柏林？是的，到處是我們的人。哦！她說。再告訴你一個秘密，女人向她招手，示意靠攏，這樣，就頭碰頭了。你知道，全世界的經濟命脈掌握在誰手里？她回答：美國。不！女人搖頭否決，猶太人。嗯？她離開些，看著對面人，那人狡黠地眨眨眼，說：溫州人就是中國的猶太人?！边@對話聽起來非常神奇，但又很詭異。“到處是我們的人”，這里的“我們”指的是誰？為什么又特別提到了“溫州人”？“溫州人”和“我們”是什么關系？毫無疑問，來自福建青田的打工者徐美棠不屬于“我們”，也不屬于“溫州人”，她和陳玉潔完全不同。那么，陳玉潔呢？這個被阻斷在外有家難回的正牌妻子又算什么呢？丈夫另有小三，她實際上已經被拋棄，女兒也很少搭理她，除了暫時的物質上的安慰，除了后來徐美棠給予她的友誼，她什么都沒有。

盡管她們什么都不算，什么都沒有，但是她們對于異域文化卻有著不約而同的共同藐視：洋人難以理解。當什錦面端上來，兩個身處異國他鄉的女人立刻有了無盡的話語的來源，但奇怪的是，她們說出來的居然是：“德國人很奇怪，腦筋有毛病，我們和他們，完全是兩種人類?！毙≌f屢屢借徐美棠之口，表達對于異域人群的歧見，充滿了滿滿的民族歧視和幾近盲目愚蠢的自信。女人說溫州菜系在外國打不開，洋人只認那幾樣：酸辣湯、咕咾肉、宮保雞丁、春卷，由此斷定美國人腦子有病！由此一致認定洋人是一種奇怪的人類，沒有口福，從小到大，就吃那些炸雞，烤牛排，煎三文魚，無論什么肉，都要做成一塊一塊，用手抓得起來，然后再添加調料，所謂“沙司”翻來覆去也只是那幾味。于是，不僅判定德國人、美國人，所有的洋人的腦子都有病。有趣的是，小說里居然連一個真正的外國人都沒有出現，全部是華人，就這樣完成了對洋人的缺席審判。身處異域，她們不僅沒有思考飲食作為民族文化傳統在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更沒有反思到她們自身的飲食習慣，這種可憐可笑的狹隘的民族主義思維不僅導致了對西方文化傳統的蔑視，而且顯示并放大了自身的淺薄無知、妄自尊大以及固執己見。

但是，她們已然代表了中國，并依照過客式移民的視點，將異域人全體視為弱智，從而決然地將其他者化，從而獲得一種虛幻的自我文化身份自豪感和優越感的絕大提升。她們不僅嘲笑外國人的飲食，就連他們的法制精神和契約精神也沒有逃過她們的調侃和譴責：“我和你說，洋人的腦子有毛病，他們相信文書，市政廳的注冊，或者教堂里的誓言，戒指換來換去，你愿意我愿意，就不相信眼睛，這是一種有病的人類！”陳玉潔說完，徐美棠附和：“洋人的腦筋很有毛病！”總之，洋人都有問題，她們完美無缺，這就是中國自信？按照這一邏輯，于是青田女人徐美棠得出結論：“按洋人的腦筋，我沒有義務”，但是“我們有人心”！突如其然地，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于焉顯現，并被置放于異域文化之上，這種盜亦有道的決絕與《小鮑莊》里的“仁義”思想遙相呼應。但美棠的所謂“人心”、也即東方的“情義”與西方社會的“法理”如此不同，她最終無力確認自己的身份，亦無法拯救自己的愛人。

作為一位在文壇活躍了幾十年的作家，在幾十年之后再次重復自己早年的作品，或者說重復古老的中國仁義觀念，且不說國際化背景，這和地球村以及現代化觀念是怎樣地相去甚遠？這只能說明王安憶并不真正了解中國的鄉村，也不了解異域的中國移民，她把《香港的情與愛》中的“恩義”又重復咀嚼了一遍，把《小鮑莊》中的“仁義”又嫁接了一回，但她也知道依靠這個根本救治不了人心，其與中國傳統文化復興之間的關系更無從談起。一方面是無限膨脹的來自大國崛起的隱秘自信，一方面是孱弱到稀薄的無法和現代生活方式和理念有效銜接的傳統文化觀念，徐美棠們居然還能擁有至高無上的優越感，認為各方面都比洋人正常，甚至比洋人更聰明和能干。以種種理由逃出自己的國家來到異域，一邊安心享受著那些“有病的”洋人們打造出的良性社會生態和文化環境，一邊膚淺地自我矛盾著，矯情地痛苦著，裝模作樣地回憶著：“打烊以后，坐在廚房灶頭邊，做兩個溫州家鄉菜，燙一壺日本清酒，電視機里播放著美棠所說‘腦筋有病’的節目，有當無的，半個晚上過去，剩下的便是酣暢的睡眠?！痹谡鎸嵉膭e人的土地上，在虛幻的自我蒙蔽中，最終實現了人生的歸宿，找到了精神的家園，獲得了自我心靈和文化身份的最終認同，這該是怎樣的虛??？

特別是小說中提到的香港人潘博士，居然在這里實現了人生的理想：“最適合的生活是，做一名游僧。開車行駛在西部的沙漠，仙人掌一望無際，太陽照耀大地，前方是地平線，永不沉沒。”“游僧”這種理想化的人物設置及其生活方式，該是怎樣一種虛無的想象性存在？他必須擁有良好的物質基礎，才能實現跨域游歷的夢想，同時，他在游歷中又無所見，因為他不需要跟任何人接觸，也不需要融入任何一種文化，更不需要苦苦追索個人的身份屬性和認同?！吧钡纳矸輿Q定了他既需要物質的供求，但又沒有物質的欲望，看見一切又無視一切，思量一切又放下一切，最終是心無掛礙，只專注于自我內心的修行。如果這就是王安憶異域書寫所提供的移民身份認同的最終答案，這該是怎樣一場白日夢和烏托邦想象，其對于當下中國和世界現實的觀照又該是怎樣的無力？

四、固化的創作模式及其困境

綜上所述，王安憶在《向西，向西，向南》這篇小說所描繪的異域土地上，構造了一個完整的“物質中國”的鏡像，并經由陳玉潔、徐美棠、香港人潘博士三個分屬不同階層的移民個案的連結表達了一種曖昧不清、虛幻無力的身份認同。從異域書寫的角度來看，這部作品除了些許異國風光和景物外，基本沒有跟異域發生什么關聯。沒有任何一個真正的外國人形象，也不涉及與異域生活和文化的諸多矛盾和關聯的展開，“捐肝”事件引發的“人心”之問僅僅意味著相對于《小鮑莊》中“仁義”書寫的某種倒退。特別是小說的結尾，過客式移民的身份認同不是主動融入而是選擇逃離，都證實了長久以來王安憶寫作存在的思想缺失和精神匱乏。

一個被評論界長期呵護甚至過分寵愛的作家，很難聽到關于自己創作的真實聲音，以至于她一直認為這樣寫下去就是對的，一直這樣寫下去沒有任何問題。于是我們看到了在這個“中國鏡像”中試圖表達的種種中國好聲音：制度自信，經濟自信，文化自信，大國崛起神話，中產階級夢想，中華文化復興等等。但是，擁有這些自信的人物卻跑到了國外，而且能夠趕上這種機遇的人也是鳳毛麟角。陳玉潔的財富積累源于從外貿公司買斷工齡、自營進出口，大學畢業分配到政府部門的先生辭職下海，承包體育用品商店賺下第一桶金，然后去南非購買金礦，再調轉頭向內發展，到山西開礦和煉焦—這種機遇對于中國工薪階層來說，簡直百年不遇，可稱得上一部灰姑娘到白雪公主的變身故事，事事趕巧，還得時時趕上，恐怕只有王安憶筆下的這個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時期的高度抽象化人物才可以做到。

小說里的這些過客式移民，“異鄉異地，她去了來，來了去，無論住多久，都是在過路，她沒有朋友”，這種關于自我以外生活的無法融入、無法改變的無力感，說的其實就是創作者自己，那個陷在原地打轉、不停地自我重復的焦慮癥患者。她所陷入的那個個人經驗誤區越來越成為突出的問題：極度順利的寫作道路，志同道合的文學評論家，優渥無憂的物質生活，屬于上海人的精刮算計的利益最大化是她最熟悉也是最擅長書寫的。而且敘事語言拉雜拖沓，可是她就是停不下來，不愿意停下來，而且越寫越多。因為無論寫什么，評論界往往是一片叫好，也難怪她一直沉浸在自我的世界中。

其實，不止一位批評家注意到她寫作中的問題。南帆早在1984 年就說過：“王安憶的觀察點在很大程度上還是單一的，靜止的，而不是追隨著生活本身而深入?！雹趨强≥^早指出王安憶創作的“瓶頸”③現象，李靜的論文直指王安憶作品存在的“閉合的空間”“單一的意義”及其“精神資源的貧乏”④，陳曉明也批評王安憶創作“四平八穩，無棱無角”⑤，何言宏認為“強迫性的歷史遺忘和現實懸置、沉溺于表象的日常幻覺和雖屬不無但卻相當稀薄的人間情懷，是王安憶最為主要的精神歧途，也是其創作的主要局限”，原因即在于她“狹隘的文學觀念”⑥。甚至非專業人士都暗示她停一停，少寫點也好，而她就像是一架停不下來的寫作機器。至于王安憶跟創作潮流之間的亦步亦趨關系，可以從其創作的歷史脈絡來分析。新時期以來，幾乎每一場文學潮流她都沒有缺席，每一波新的創作理念產生的時候她似乎都要跟進一下，但其創作理念甚少變化，甚至連她自己都說：“我的基本路數一以貫之……我倒不以為自己有變化……”⑦創作越到后來，越受制于作者的學養、知識結構以及思考能力。就此而言，王安憶的深度匱乏不僅來自日漸枯竭的生活經驗，也源于一如既往固化的創作程式，特別是關于世界認識和思考的某種滯后。

王安憶曾經表達過她對世俗瑣事書寫的非同尋常的喜歡，甚至還把它上升到美學的高度，無怪她總是對這一類的寫作念茲在茲。澎湃新聞曾就美國的華人寫作采訪王安憶，她說：“美國的華人寫作，我也不大好意思去評判，因為承擔寫作的人的水平是不高的，因為那邊的人生存很重要，要做生意，誰會去寫作??？就像哈金這樣的人，是用英文寫作的……所以凡是在那邊比較有名的華人作家，都是用英語寫作的?！雹嗖粌H整體上貶低了美國的華人寫作，而且對其英文寫作頗有意見，當記者追問“用英語寫作等于算是一種優勢”的時候，她居然說：“我是不要走出去的。我覺得他們那么喜歡走出去，是為什么呢？還是承認西方的標準更加有價值嘛。”⑨中國文學和文化到底要不要走出去？怎樣評價西方標準？時至今日，答案已經不言自明—中國文學一直在世界之中。而王安憶也用她的寫作證明她曾經走出去了—但走出去的只是身體，而非頭腦，而這恰恰也是導致她異域書寫困境的原因所在。

注釋：

①王安憶：《紅豆生南國》，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年版。內含三篇小說，《鄉關處處》原刊《長江文藝》2017 年第5 期（上卷），《紅豆生南國》原刊《收獲》2017 年第1 期，《向西，向西，向南》原刊《鐘山》2017 年第1 期。本文相關引文皆出于此書。

②南帆：《王安憶小說的觀察點：一個人物，一種沖突》，《當代作家評論》1984 年第2 期。

③吳?。骸镀款i中的王安憶──關于〈長恨歌〉及其后的幾部長篇小說》，《當代作家評論》2002年第5 期。

④李靜：《不冒險的旅程——論王安憶的寫作困境》，《當代作家評論》2003 年第1 期。

⑤陳曉明：《身份政治與隱含的壓抑視角——從〈新加坡人〉看王安憶的敘事藝術》，《當代作家評論》2007 年第3 期。

⑥何言宏：《王安憶的精神局限》，《鐘山》2007年第5 期。

⑦王安憶、蘇偉貞：《王安憶訪談》，《揚子江評論》2017 年第6 期。

⑧⑨王安憶：《小說不能推到普遍性上，我就想寫一種情》，《澎湃新聞》2017 年7 月23 日。

[ 作者單位：江蘇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