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中國政府以及世界衛生組織一直呼吁，世界各國應加強信息共享與多方面合作，共同抗擊疫情，維護全球公共衛生安全。近期，新冠肺炎在世界范圍內的迅速蔓延，我們在繼續做好國內疫情防控的同時，也十分關切、牽掛各國的抗疫情況。為此，中國作家網特邀請在海外的華人作家、翻譯家談談自己在疫情中的生活，以及對當地抗疫情況的觀察與思考。人類是一個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希望作家翻譯家們的這些點滴記載、人文思考，能促成更理性、更深刻的理解與溝通，守望相助、同舟共濟，為這場全球性的“戰疫”貢獻自己的力量。

——編者

復活節是個沉重的字眼。這是2020年馬爾默的復活節。

我確實感到自己不年輕了，不因別的，只因每每想到一個時節或地方，都和撥弄一根混入花園草坪的匍匐冰草一樣：我在有意無意間拽住它的頭，就輕而易舉又出乎意料地撥拉出一長串來，于我腦子里喃喃說起不曾忘卻的故事，故事不是淡綠的、輕飄的，而是連血帶肉、連筋帶骨。

知道“復活節”，最初是因為托爾斯泰的小說《復活》。

十一二歲時追求情節地翻看《復活》，當時震撼了我的一個情節是，少女卡秋莎在復活節彌撒后，于教堂外給一位鼻子爛得只剩一塊紅疤的乞丐送上問候，她朝他湊攏去，沒有絲毫嫌棄，眼里閃著快樂的光輝，同他互吻三次。

耶穌復活前的“圣周五”瑞典文字面意思是“長周五”，一個長字，道出無邊的至暗、難熬的受難。耶穌基督在大約公元三十三年春分月圓時的一個禮拜五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于第三天的周日復活。春分月圓后第一個禮拜日便成為如今的復活節。

我不是個生來信仰耶穌的人，因而難以在內心毫無疑慮地處理一些問題，比如說：“耶穌真能復活嗎？復活后，果真飛上天，坐到上帝的右側去了？”或許要理解一種精神相對還容易些，而在關于天神的敘述里若混合世俗化的細節，單是天神也會坐著，就足以讓我的腦子混亂。

七年前的復活節前夜，我在馬爾默東面約20公里外大學城隆德的隆德大教堂參加彌撒，見證了幾個成人的洗禮，他們是成人《圣經》班畢業生。次年當選為烏普沙拉大主教的安特耶?雅克倫（Antje Jackelén）女主教對他們說：“不可以為一旦受洗，上帝就能立刻消解你們生活中的難題，請在黑暗中懷抱信念，隱忍而向上。”

那一天的彌撒，受洗只是其中一個小插曲，主旋律當然是耶穌復活。眾人隨主教走進大教堂地下室，在那里，雅克倫主教宣讀那《圣經》里經典的故事：抹大拉的馬利亞和幾個婦人去看耶穌的墳，然而，墳墓空了，天使說，不要怕，耶穌復活了……誦經后，人群中有人高喊：“耶穌復活了。”眾人回應：“是的，他真的復活了。”拾階而出，群情激蕩。在那樣的氛圍里，即便我不知如何處理對耶穌的想像，也愿意相信重生的力量——一種可拯救人類靈魂的力量，這對于眾多苦而又難的人生，對于弱而又小的肉身來說，無論如何都是必須的、神圣的。彌撒結束，唱詩班青年舉著燭臺簇擁著主教走出教堂，站在仍有殘雪的寒夜的地上。燭光下，是一張張祝福彼此的人們的面龐。

瑞典的復活節通常春寒料峭，不過黃水仙花在這里叫做“復活節百合”，總在復活節前后也就是三月底、四月初從地里鉆出。氣溫若低著，黃水仙就繼續裝蒜，若是高了，便大方地冒出花骨朵，抖開花兒。

按說我對水仙并不陌生，姨奶奶家在福州，她最寵我父親，每年冬天少不了給我們寄來水仙。父親用小刀對著花球小心地切割，這樣開出的姿態才好，方便花芽冒出，又不可傷著她們。父親說，花芽是花球里原先培育好的。這給我一個錯覺，一個人一生里能開多少花也是童年積聚好的。父親精雕細刻后，把那看起來丑丑的花球擺在鋪鵝卵石、養了清水的四方和橢圓的瓷盆里。遇上冷冬，又想讓開花趕上春節，我就負責端著水仙花盆成日里追趕太陽。福建水仙有單瓣重瓣的講究。母親獨喜單瓣，我覺得母親獨具慧眼，喜愛清香而不圖熱鬧。

然而西方和東方實在有太多初看類似、細看有所不同的東西。西洋水仙說來是水邊顧影自憐的美男那耳喀索斯，卻多在土里栽著，這多年生草本到時候就會自個兒從土里鉆出來。和福建漳州的水仙比，缺了透人心脾的清香，就說黃水仙吧，只可看，不能聞，聞了也白搭——是無香或刺鼻的。

在瑞典的復活節，黃水仙是主角

不過，這不妨礙人們對它的熱愛，在瑞典的復活節，黃水仙更是主角，在教堂、在家庭、在林地，在半坡、在水邊，一簇簇、一片片的，也有獨立而自在的。水仙當然是歷史久遠的意象、耐人尋味的譬喻。在冬和春交接、死亡被重生替代，萬物生機勃發的時節，它的金黃絕非單純的陽光顏色，也絕非單純的泥土顏色，說不清它在提醒人的哀傷還是激發人的欣喜，更像兼而有之，而更多的還是明亮和喜悅吧，它終究是從冰冷而幽暗的土中鉆出，生了葉、開出花的。

復活節曾是貝蕾特忙碌的時節。94歲的她，退休前是馬爾默市中學老師，自青年時代起，數十年義務擔任娘家厄勒海峽里的明珠“文島”的教堂琴師。她的音樂素養一半得益于師范教育，一半來自兒時熏陶。總之，因為學習及個人興趣，復雜的管風琴她會，鋼琴和曼陀鈴也拿手。文島的漢斯牧師總和她搭檔。

去年夏天，我在文島遇見她，她耳聰目明還和前一年一個樣，我不由得夸她康健，她笑成了一朵害羞的花兒：“真的嗎？”跟含了塊糖似的。

貝蕾特從未結婚。長她幾歲，已故的漢斯牧師也不曾成家。

我從一本影集里發現過四五十歲時的他倆，教區集會上，1977年夏拍攝的偏黃彩照，正方形尺寸，貝蕾特帶著珍珠耳環和項鏈，有舒緩的眉眼，漢斯帶著穩健寬厚的笑容。 仿佛他倆都在天堂里，那里就是天堂，飄著時代賦予的牧歌節奏和恬淡表情。

要認出貝蕾特不難，樂觀和坦然的神情就在那里，而在一張老照片上的一群人里認出她來，就是把藏在歲月后頭的、那個我一直想接近的中青年貝蕾特拽出來了，在瞬間的蜃景里彌補了時光的錯位。我都能想像那一個貝蕾特說話的調門兒。

貝蕾特和漢斯牧師珠聯璧合，是摯友，而熟悉他倆的人們都肯定地說，他倆完全沒有戀人關系。這些年，我多次聽貝蕾特提到漢斯牧師，都帶著尊敬和愉快的調子，眼里發亮。老實說，我有些為他倆遺憾，可也許，這么安排，上帝自有脫俗的考量。

最近我很擔心貝蕾特，因為她是在家獨居、靠護工打理生活的，而眼下，護工也可能是病毒搬運工。政府已嚴禁拜訪屬于感染危險群體的老人，我也沒法靠電話詢問貝蕾特今年復活節的感受，她只適合面談了。半年前中風，未半身不遂，也沒說話不利落，但貝蕾特把親友的名字統統忘了。去年圣誕節，我和家人一起去看她，她自個兒撲哧一笑，笑得尷尬而慚愧：“我現在有點古怪，我不記得名字了，”后半句話，她又抬高了嗓門，“可我認識你。”我懷疑她因為禮貌而掩飾，可她像要證明自己一般，一口氣報出我和這屋子里的誰是兩口子，我的職業，我家在馬爾默具體的區域——“我年輕時的活動范圍”，她補充一句。我們談了談她屋子里圣誕花卉的富足，孤挺花粉色、朱紅和白色的都齊全，談她的琴，鋼琴蓋開著、絕不讓合上，曼陀鈴掛著——不過她永遠不能彈琴了，她不記得譜，也沒精力看。我內心遺憾，以前從未想過聽一聽老太太貝蕾特的琴聲。其后她的思緒斷片，高昂的興致的火苗說滅就滅：“我累了，想自個兒待一會兒。”路過她的臥室門口時，我看見床上的被子給掀開一個角，是每日上門的護工給她鋪好了床。我們掩門出去，留她獨坐在降落著的暮色里。

我從沒見過漢斯牧師，更不能看見漢斯從他生活過的、如今依然滿開紫藤的牧師宅邸里走出來。因為對上帝虔誠的信仰，他在接近中年，走過一段人生路之后毅然走成一名牧師。可在他56歲、堅定地走在服務上帝的小徑上時，如被雷電擊中。他唯一的哥哥退休后因抑郁癥自殺，嫂子讓弟弟主持葬禮。漢斯深覺困難，于情于理又不能拒絕。葬禮給主持得美好無瑕。他以為試煉已過，卻從此成了一名無法履行全部職責的牧師——他再不能主持別的葬禮了。

該怎么猜測其中的緣由呢，是弟弟和牧師的不同身份，讓漢斯對哥哥的死生出撕裂的感受嗎？假如他對上帝有完全的虔信，照說不難確信哥哥會重新站立，而手足分離的劇痛叫他留在“弟弟”的俗世之軀里，不能確信自己的哥哥在最晴朗的一天里，踩著棉花糖一樣的白云，在如同鳥鳴的樂調里飄向天堂。島嶼多晴天，而文島的天空里其實是不缺大塊大塊的云的，也是不缺各式各樣的鳥的。

假如漢斯牧師還活著，在2020年的復活節，他會發出怎樣的聲音呢。也許無話可說，就像他對自己哥哥的死不也無話可說。

這是往常復活節孩子們扮成小巫女，去鄰居家要糖果，今年被禁止。

因為新冠疫情，在這僅次于圣誕節的親友歡聚的傳統佳節里，我們和親朋們靠電話互祝福復活節快樂。

隆德60歲的拉斯在電話的那一頭說到東、扯到西，冒出一句：“阿芒達有男朋友了。”我以為聽錯，連忙問：“誰？”“阿芒達。”拉斯自個兒哈哈笑起來。阿芒達是我的教女，今年10歲，她出生后除了醫務及父母之外，見到的那第一個人也就是我了。那時她比一般的嬰兒更小，小得我都不敢抱她，如今個頭兒串到我肩膀處了，可她有了男朋友，還是讓我覺得太快。拉斯是吃足岳父苦頭的人，如今也許終能理解岳父當年的挑剔。拉斯說：“阿芒達和我們做父母的不像，我們當年都很害羞。”我也哈哈大笑：“新時代的孩子！”無論如何，阿芒達代表的應該是甜蜜的日子和嶄新的希望。

烏索特貓頭鷹莊園的萊納特這幾天都忙著給蘋果樹剪枝。太太瑞塔跟在后頭把樹枝堆好、捆好。他倆都七十有五，還是現役農人。能干活是健康的表現，何況農校畢業，子女另有事業而不肯繼承農莊，只要干得動，他倆一定是不想停的。他們有蘋果園，也有蔬菜地和草莓地，往年都靠波蘭等地季節工幫忙。今年因為國境封閉，尚不知如何解決。“辦法總會有的。”這是瑞塔更是大多數瑞典人的口頭禪。聽來有些積極，也有些逆來順受。

奧斯南湖邊獨居的瑪吉特雖也九十有二，還能和我在電話里說上幾句，這位烏索特小學的退休教師知道有一種東西叫“新冠”，她壓低嗓門：“知道嗎，來我這兒的護工中有的興許帶著新冠，可你看不出到底誰帶，誰沒帶！古怪得很，古怪得很！”

“你怕嗎？”

“不怕，可這太古怪了。”

護工給她派送和蘋果園老人院菜單一樣的三餐。沒戴防護口罩，這不安全。可要是戴著，護工也有顧慮，看不到表情而只見眼睛時，半睡半醒的老人有驚懼感，這和平時的親近護理思維截然不同。不管怎么說，護工防護衣物在落實、推進中。病毒讓人格外孤獨。當然瑞典式的積極說法是：我們在隔離自己，我們各自孤獨在自己的家里，可我們是一起在孤獨，我們在一起。

67歲的斯萬在赫爾辛堡的海邊收拾他的帆船，“我周邊一個人也看不見，沒問題”。每年這時節，他都開始為夏天的出海航行做準備，在他的腦子里，似乎只有能出海的日子和準備出海的日子。他太太不開心：“他只要船，不著家！”

大家都還算好，只有70歲的夏斯汀在抗疫的節骨眼上去看急診，她在宜家網購了花架，專注于收拾出一片蔥綠，根本不知自己踩到了貓的尾巴，貓立刻咬了她一口。為保險起見，她不得不去打針。

“貓是什么表情，你沒吼它？”

“吼了，因為太疼了，貓，刺溜兒躲進沙發肚里去了，看不著表情。”

她挺滿意地區醫院的應對，在預約時間里，從疫情期服務老人的特殊通道進入，被護士帶入診治室，醫護都戴口罩，遞給她兩只口罩，一只立刻用上，一只備用，以防還要來處理。

和夏斯汀一樣，眼下買花的人多了。政府要求出行自肅后，更多的人忙著在家種花種草。整修自家屋子的人多了，我們也網購了涂料，打算把餐廳墻面涂成薄荷綠。而我很節省地使用著以前不曾有任何顧慮的材料：廚房紙、色拉油、醬油、雞蛋……好盡量少去超市，深覺以前是太浪費資源了。

瑞典公共衛生局的兩位負責人在每日的疫情通報會上

關于防疫，有條件的都居家辦公，中學以上學校實行網課，停止電影院，限制500人以上聚集，等等，瑞典有一些應對，但和別國相比，完全沒有力度大的強制舉措，一切以自覺為主。

復活節前夕，首相和國王都再次講話，呼喚民眾有一個將來回想起來不讓自己慚愧的舉止。據移動電話信號跟蹤，重災區首都地區人口復活節外出量減少了九成。

不過，所謂自覺還是有限度，總有些人聽不到，任你怎么說都聽不到。他們還在聚眾、泡酒吧和旅行。正如受難前夕的耶穌不是沒有說過，他提醒過彼得，雞叫之前，彼得會三次不認主。耶穌說得那么清晰、頻繁，凡人彼得愣是沒聽進該聽的話, 聽了也無法克服人之弱點，“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卻不接受光”，凡人聽不懂預言，于災難前不懂，于災難后也未必能懂。

而瑞典首相絕非先知，他已公開承認對疫情準備不足。“責任由你來負嗎？”記者追問。“我負一部分，其他在過去數十年里執政的內閣也有負責。”首相回復。這話不能算推諉。過去幾十年里，瑞典大幅度削減醫務、應急等方面的人力物力。甚至在應急措施的推行上，缺乏相應的法律支持，政府權力微弱。外加對國家體格的考量，對經濟后果的權衡，瑞典不肯讓社會和生活停運。如果說，采取強制措施是一躍而起、跨過火坑，在各國紛紛起跳時，瑞典想跳也只能停在自己的輪椅上。而它似乎不完全那么想。在世界的普遍質疑里，它曖昧不已又固執己見，還是傾向于拉緩疫情曲線的思路，認為可持續性更長。雖然有大批醫生批判和反對目下的路線，民調顯示，百分之六十的國民依然滿意于衛生局和政府的對策。

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檢測車和檢測人員。

瑞典首都地鐵，人少了，有人戴口罩。

疫情發展到今日，我已疲于每日跟蹤疫情通報，幾日不看，再瞧上一眼總覺觸目驚心。挪威媒體說，瑞典的路走得肯定不對，挪威的也不對，沒有正確的路。這句話斷不能為瑞典的失誤解脫，卻也道破抗疫之難。在別國都有強制舉措而瑞典抓而不緊時，我非常恐慌，兩個多月過去，人就只能面對現實，接受那不可改變的，只能做好自身防護，盡量不出門。

眼下，五葉銀蓮花正在林地里織成花的地毯，鈴蘭也抽出了葉片。今年這時節，我很難如同以前那樣隨意去森林里打個滾了，只能調整著，應對一個變化中的大流行病時代。許多人在做更大調整，倒閉了的餐廳的主廚在新冠病房區域當著保安，沒有乘客的出租司機加入快遞服務，空閑了的圖書管理員在給護工制作防護服。走一步，調一步。世界當然一直都在變，只是我想當然地忘了。在眼下和不久的將來的劇烈震蕩中，世界也一定有一些不輕易改變的，比如春分后的一天出現一輪金黃的滿月，而后，耶穌就復活了。

到今天，全瑞典已有近千人因新冠病毒去世。很大一部分是難民區和老人院的人們。也不全是絕望的消息：重癥病房病人八成轉為輕癥或康復，在重災區首都，百分之二十的重癥病床空著，很可能，那里的拐點已到。復活節后，光明就沖破了黑暗，在北國，即便是夜晚，光亮會越來越多。

今天中午，一只蒼蠅莫名奇妙地飛來，嗡嗡叫。若不是距我太近，它的聲音我并毫不反感，相反，我認得出那是夏天的聲音，和夏天茂密的白樺葉下晃動的風，明晃晃而懶洋洋的光線連在一起，是夏天的節奏。各地的蒼蠅源頭不同，馬爾默的是因離海太近，它們時常密密麻麻聚在沖上海灘的黝黑海草里，弄不懂它們是開頭就在那兒給產下卵的，還是后來飛進那里安了家。

我本想拿蒼蠅拍來，轉念這抗疫時節誰都不易，遂打開窗戶，目送它在屋內飛舞一圈，嗖地一下沖上半空中去。它到底怎么認識窗內與窗外，它何必要來，又如何終于選擇要走？瞬間無影無聲，仿佛一切只是我的幻覺。

下午五點左右，窗格上發出噼里啪啦的脆響，抬眼望去，剛才還陽光燦爛的屋外陰云密布，雪珠散落著。這終究是復活節的天，寒冷心有不甘。可也不過一分鐘光景，與其說是春、不如說是北國之夏的透亮而溫暖的光噴射而出，很難說雪珠是給曬干還是給吹走的，抑或本來不曾存在。

直至今日，我仍會不時地發愣：世界真是成為發生了大流行病的世界嗎？真會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很難實現境外飛行了嗎?全球化真的從此徹底崩潰嗎？大流行病顯然并非幻覺，它在新聞里、微信里、在人們交換的焦慮里，在進行中。我無法體會，在上帝的眼里，它就是眨眼間的一場小冰雹吧。

2020年復活節寫于瑞典馬爾默

（本文圖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