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多民族文學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問題

劉大先

中國的“少數民族文學”或者“多民族文學”作為學術體系、學科建構及話語生成，與國家文化領導權的實施與規劃密不可分，它本身就構成了意識形態的組成部分，既無必要也無可能對其進行“純學術”的切割——事實上可能根本不存在游離于現實政治與生活的“純學術”，甚至“價值無涉”的自然科學也難以擺脫特定情境的歷史規定性。那么，在這種學術、學科與話語的自覺中，就必然會涉及多民族文學與整體性中國文學、族群認同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國家認同）之間的關系問題。

國家認同并非意識形態產物或者學術體制內部自轉而產生的空洞話語，而有其歷史與現實的淵源。這來自于中國的復雜構成——它從來都是由多地域、多族群、多語言文化、多宗教民俗的“多元一體”，其核心凝聚力來自于主體文化與亞文化之間的互動交融。歷史上的 “華夷同風”“胡漢一家”并不僅僅是帝國文化的話語建構，而是植根于共同風險、共同利益的具體實踐。中國文化整體上也就形成了“大一統”與“因地制宜”的辯證關系，并且成為時移勢遷的歷史脈動中歷久彌新的寶貴傳統，維護了近代以來中國在全球范圍內民族主義擴散、民族-國家的國際體系形成過程中的統一與完整。這一點尤其體現在19世紀中葉之后，面臨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入侵，中國各個不同民族逐漸由自在的存在，凝聚為自為的“中華民族”，進而共同締造了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比世界上其他老帝國（莫臥兒、奧匈、俄羅斯、奧斯曼）的解體，中國這種跨體系的“文明體國家”在文化、疆域與民族上的連續性就尤為明顯。

也就是說，“中華民族共同體”有著歷史、現實與話語的多重實在性，并非純然“想象的共同體”。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部的文化構成成分，多民族文學是從屬于“中國文學”這一話語的，正如少數民族語言文字與漢語文都從屬于“中文”一樣。“少數民族”與“國家”之間構不成二元關系，國家認同是內在于各民族的題中應有之意。雖然考古學研究證明了中國各民族發端時遍地開花、滿天星斗的源流，晚近的歷史研究尤其是側重歷史人類學的“華南學派”研究則強調了歷史脈絡中的地方傳統，然而無論如何，中原華夏民族為主體的歷史敘述一直是中國歷史敘述的主流。并且，中國革命的遺產滲透在少數民族政策之中，作為一種現代性規劃，“人民共和”的政治協商與帶有啟蒙色彩的“移風易俗”的揚棄與改造齊頭并進，才形成如今的多民族文化態勢和現代化發展目標。這種多元共生的歷史與現實格局，與美國式“熔爐/坩堝”（1960年代尤其是《平權法案》之后，官方也進行多元文化主義的推動，但21世紀以來盎格魯-撒克遜中心觀重新浮現在臺面之上）或者加拿大式“馬賽克/彩虹橋”那樣的“主流與移民、原住民”關系大相徑庭，同南非那樣有著長久殖民經驗的少數族裔情況也有所不同，是實實在在的多元一體。

體現在中國多民族文學的實踐中，我們可以看到一方面各個不同民族有其自身悠久的文化傳統和文學傳承，從而形成了風姿各異的文類、體裁、題材、審美心理和美學風格；另一方面，經過文學的現代性變革，各民族在文體上逐漸有著向小說、詩歌、戲劇、散文等體裁規范化方向轉變，更主要的是，因為有著共同的生活目標，那就是追求物質與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一個都不能少，因而在主題上也有趨同的一面。差異與趨同的兩方面形成了張力結構，也使得中國文學擁有著無與倫比的內在動力，這是擁有多樣性傳統的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之林中不可多得的文化優勢。

從政治體制來看，中國少數民族是社會主義公民的政治身份與命名，各民族團結共榮、享有平等權是寫入《憲法》中的準則，在實際權利領域尊重少數民族乃至給予優惠政策是一直以來的基本國策。西方尤其是歐美“少數族裔”的權利則是經過1960年代民權運動之后陸續興起的觀念，許多國家在多元文化主義理念下也采取了一些相關措施，如原住民保留地等，但在“政治正確”背后隱形的種族歧視近年來則日益凸顯為現實問題，甚至引發出BLM這樣的社會運動。另一方面關鍵的是，就現實而言，少數族裔話語及多元文化主義作為差異政治的產物很容易成為全球化資本的同謀——將差異性塑造為一種文化資本，以便于在符號市場上貿易，從而將差異板結化和絕對化，反而加深了文化的等級制。少數族裔話語和多元文化主義固然有其可以借鑒的價值，但不加辨析地移植挪用，不僅無助于理解中國現實，也不利于全面認識與理解少數民族文學背后“政治規劃與文化訴求的相互博弈”。

如此一來，那些“邊緣話語”，比如后殖民主義和少數族裔文學的理論就未必適用于少數民族文學；而像葛兆光“從周邊看中國”或者王明珂“華夏邊緣”的表述，也只有在嚴格限定對象時才是有效的，因為前者的“周邊”只是東亞，較少涉及南亞、中亞與西亞；后者有限的田野對象也無法應用到經過元、清這樣多民族大帝國的族群歷史敘述之中。清理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中“邊緣話語”的機械挪用，可能需要詳盡而漫長的辯論過程，茲不贅述。

回到創作實踐中來，許多人可能會在前理解中不自覺地接受了“國家”與“社會”之間二元分立的認知框架。這個問題需要追溯到此種話語產生的根源，即在社會主義中國初期個人與集體、國家與社會之間并沒有清晰的界限，事實上正是個體融入到集體之中，國家強力推進了社會的建構。只是在1990年代以降，隨著西方“市民社會”理論的譯介與傳播，以及市場經濟改革帶來的公共領域的轉型，才形成了話語中（而非實際中）的“國家”與“社會”的分離。而恰恰是國家與社會的統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具有創造性的實踐。就中國多民族的歷史與現實而言，身份可以多重，認同也并不一定是排他的，一個人既是某個民族的，也是某個地域的，同樣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一員，一個平等的中國公民，協商共識所型構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珍貴的遺產。

為了避免由于將差異性擴大化而帶來的文學書寫的板結與內卷，多民族文學可能需要走出此前創作中的幾個誤區：一是避免傳統與現代之間的二元對立，也即不再去想象某種靜止、固化的“原生態”，而是立足現實，在不斷流變的生活中重新認識、激活、塑造與改造傳統；二是不再盲目地認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而是自覺地認識到全球化時代語境的文化接觸與轉變，即任何一個民族及其個體都是“同時代人”，要面對的是當下彼此之間在政治、經濟、文化、觀念上的不斷互換過程，尤其要警惕新技術與新媒體時代的自我風情化與自我他者化；三是走出文化的封閉圈，在書寫歷史與現實、想象未來愿景時，將某種單一文化從內部打開，敞開與他民族、他文化的關聯性，進而建構起命運共同體的敘事。在做到上述自覺之后，還需要意識到關于“世界主義”的言說的界限，因為所有的認同都要有其落腳的依歸，目前的國際關系體系中，國家依然是一個無法動搖的單元，尤其是在當代民族主義回流、保守主義回歸的語境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維護各民族利益的根本基礎。

前段時間在湖南邵陽的隆回縣參加瀟湘電影制片廠的“少數民族題材系列電影研討會”上，中國電影評論學會的饒曙光先生的一個觀點與我的看法不謀而合，他說少數民族電影創作既要“向內”也要“向外”，既要挖掘呈現民族文化，同時也要面相現代化，實現“民族文化敘事”與“共同體敘事”的平衡與統一，有效建構“共同體美學”。這個提法放置到少數民族文學創作中同樣適用。在當下的少數民族文學主體想象偏向于強化差異的語境中，打撈新中國初期對于共同理想與共同利益的遺產，認清現實中的中國獨特的“國家與社會”關系，可能會為增進各民族的交流與認同提供公約數的基礎，進而也為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提供智力支持與精神資源。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

命運共同體與文化共同體

劉成（蒙古族）

習近平總書記深情回顧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的歷史，深刻解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內生動力，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凝聚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的磅礴力量，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習近平總書記以博大的胸懷深情地指出：我們遼闊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開拓的。各族先民胼手胝足、披荊斬棘，共同開發了祖國的錦繡河山。我們悠久的歷史是各民族共同書寫的。秦漢雄風、大唐氣象、乾隆盛世，都是各民族共同鑄就的歷史。我們燦爛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各族文化交相輝映，中華文化歷久彌新，這是今天我們強大文化自信的根源。我們偉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在歷史長河中，農耕文明的勤勞質樸、崇禮親仁，草原文明的熱烈奔放、勇猛剛毅，海洋文明的海納百川、敢拼會贏，源源不斷注入中華民族的特質稟賦，共同熔鑄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民族精神。中華民族精神已經深深融進了各族人民的血液和靈魂，成為推動中國發展進步的強大精神動力。可以說，中國歷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發展、鞏固統一的偉大祖國的歷史。習總書記還說，各民族之所以團結融合，多元之所以聚為一體，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親近，源自中華民族追求團結統一的內生動力。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是先人們給我們的豐厚遺產，也是我國發展的巨大優勢。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格局中，一體包含多元，多元組成一體；一體離不開多元，多元也離不開一體；一體是主線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動力。中華民族是一個命運共同體，各民族團結奮斗、共同繁榮是中華民族的立身之本、生命之依、力量之源。習總書記關于“四個共同”和“多元一體”的深情論述，深深地感動了我們，像陽光普照了祖國大地，像雨露滋潤了各族人民的心田。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國家統一之基、民族團結之本、精神力量之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要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把民族團結進步事業作為基礎性事業抓緊抓好。”適應新時代發展歷史方位，以各族群眾為主體，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以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為根本途徑，全面深入開展民族團結進步創建工作，是推進民族團結進步創建事業的必然要求，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必然要求。習近平總書記還強調：“要不斷增強各族群眾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他講的“五個認同”中更長遠更根本的是增強文化認同，建設各民族共同精神家園。中華文化認同是最深層次的認同、是民族團結的根脈，是一個民族的魂魄。中華文化認同解決了對偉大祖國，對中華民族、對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才能鞏固。中華文化是我國各民族凝聚力、生命力、創造力的源泉，是國家發展進步的精神支柱。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凝聚力、向心力、主要是通過文化認同和民族共識體現的。只有在文化上認同，心靈才能相通，人心才能凝聚，多民族的祖國大家庭才能團結和睦。“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和“五個認同”的理念是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的新理念新思想。它為民族團結進步事業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思想基礎，關鍵是要構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深刻認識到各族人民血脈相連，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各民族只有把自己的命運和中華民族的整體命運緊緊連接在一起，才有前途，才有希望。中華民族共同體，既是文化共同體，也是利益共同體，更是命運共同體。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強調指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進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要高舉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旗幟，牢牢把握大團結、大聯合的主題，堅持一致性和多樣性的統一，找到最大公約數，畫出最大同心圓。習近平總書記又強調，各民族在文化上要相互尊重、相互欣賞，相互學習、相互借鑒。在各族群眾中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牢固樹立正確的祖國觀、民族觀、文化觀、歷史觀，對構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至關重要。要以此為引領，推動各民族文化的傳承保護和創新交融，樹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和中華民族形象，增強各族群眾對中華文化的認同。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概念內涵就是中華民族成員對中華民族具有的歷史發展、文化傳統、社會規范、價值觀念、生活方式持有的一種包含積極認知、積極情感、積極態度和積極行為的趨同心理傾向。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培育就是在新的歷史情境下，黨和國家認識和處理我國民族問題、民族關系、民族與國家關系的新理念和新舉措。增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促進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的需要。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我國各民族才能增強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我們只有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才能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中華民族是一個偉大的形象，是中國56個民族的總稱。中華文化是一個偉大的符號，是我國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中華文化是56個民族的文化，是我們民族的共識，是凝聚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精神紐帶。我們一起牢固樹立各民族水乳交融、唇齒相依、休戚相關、榮辱與共的觀念。偉大祖國是各族人民的母親，中國共產黨是領導我們各族人民的核心力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我們各族人民攜手前進的光明道路。我們一定要不斷增強“五個認同”，一定要把全部智慧和力量都凝聚到促進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共建各民族共有的美好精神家園上來。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少數民族文化是我們中華民族共有的文化資產，不是哪一個民族，哪一個地域的。我們尊重文化多樣性，首先就要保護好中國自身的文化多樣性。中華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把漢族文化等同于中華文化，忽略少數民族，把本民族文化自外于中華文化，對中華文化缺乏認同，都是不對的，都要堅決克服。習近平總書記在2019 年北京亞太文明對話大會的主旨演講中指出，每一種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著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價值。人類只有膚色語言之別，文明只有姹紫嫣紅之別，但絕無高低優劣之分。認為自己的人種和文明高一人等，執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認識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災難性的！如果人類文明變得只有一個色調、一個模式了，那這個世界就太單調了，也太無趣了！我們要培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應該秉持平等和尊重、摒棄傲慢和偏見，加深對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異性的認知，推動不同文明交流對話、和諧共生。從文化維度出發，加強民族間文化接觸與文化互動。培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就要破除來自大民族和弱小民族的狹隘的本位主義。要破除狹隘的本位主義，一是要加強民族間交往、交流、交融，引導民眾自覺遵循平等團結、尊重差異、包容多樣原則，使貫通心靈深處的好感真正建立在民間，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理念成為思想共識。二是要積極構筑民眾的共有精神家園，使各族人民增強“五個認同”，實現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認同。三是要促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認同，作為核心價值觀的價值體系，它能破除民族間的封閉、保守和排他的民族社會心理，防止民族本位主義，促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一部中國文學史，就是一部中華文明史。一部中華文明史，就是一部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正是有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互鑒、交相輝映，才有了中國文學的博大精深、精彩紛呈。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鑒而豐富。中華各民族恰恰處在交往、交流、交融的交錯帶上，中華各民族文學在這里互鑒融通，孕育了特色鮮明的多民族文學，催生了一批璀璨奪目、各具特色的文學名篇名著，極大地豐富了我國文學寶庫，讓中華文學百花園變得更加絢麗多姿，也讓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各民族文學中深深扎根。

縱觀我國少數民族文學發展史，許多彪炳史冊、激勵后人的愛國篇章，被一代一代的中華兒女反復吟誦，成為永不磨滅的經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最深層、最根本、最永恒的是愛國主義。愛國主義最能感召中華兒女團結奮進。就拿蒙古族當代文學為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唱響愛國主義主旋律的聲調最高亢。納?賽音朝克圖的《狂歡之歌》和巴?布林貝赫的《生命的禮花》是獻給建國十周年的激情澎湃地抒發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最優秀的抒情長詩。阿爾泰的《祖國》一詩唱道：“清晨，孩子背負著祖國，歡跳著奔向學校；夜晚，母親哼唱著祖國，微笑著進入夢鄉。月光下，詩人擁抱著祖國，久久地佇立。”詩人對祖國的情結是那么深沉、凝重、執拗。巴?敖斯爾的《舉重者之歌》寫道：“生命的一切呀，在祖國的土地上成長，”“我傾注我全部的愛慕，熱愛我的祖國。”這首詩中，詩人對祖國執著、依戀而又忠誠的感情以深濃的詩意表達出來。蒙古族上千名詩人都寫過歌唱祖國的精彩詩篇。瑪拉沁夫在電影《祖國啊，母親》的主題歌中深情地唱出：“南海波濤，北疆的密林，天山的雪峰，康藏的山群，發出我們共同的聲音，祖國啊，親愛的母親。”這首歌牽動著千千萬萬個少數民族人民對親愛的祖國母親的深深厚愛。可以說，這些蒙古族當代文學作品忠實地記錄和表現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民族文化、民族心理凝結、沉淀、結晶形成的過程。

前些日子我參加蒙古族著名詩人阿古拉泰的《雪白的天鵝》抗疫專輯首發式，看到一個震撼人心的感人場面。著名的蒙古族詩人、詞作家阿古拉泰在2020年抗擊疫情的關鍵時刻，創作了大量詩歌、散文和歌詞作品，其中歌詞20幾首全部譜曲、演唱、錄制，由內蒙古文化音像出版社出版。作者以赤子之心胸懷祖國，心系武漢，體現了一個詩人的社會責任感和國家意識、家國情懷。在首發式上，蒙古族老中青三代藝術家不約而同發出一個聲音：愛我們的祖國，中華民族一家親！國際馬頭琴大師齊?寶力高說，阿古拉泰的作品的價值就在于國家意識。著名歌唱家德德瑪說，武漢有了疫情，就是兄弟姐妹遇到了苦難，她的心像著了火一樣。著名藝術家金花、烏蘭圖嘎、麥麗絲等紛紛表達，在風雨來臨的時候，中華大家庭心手相連，筑起了一道鐵壁銅墻，任何驚濤駭浪都無法動搖，這是中華民族凝聚力的表現，也是民族大家庭團結的溫暖。那天上臺發言的蒙古族藝術家近20位，每一位都從心底里呼喚祖國，這種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令人動容，催人奮進！

這些以愛國主義情懷表達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蒙古族文學藝術中的存在向度、美學風格、詩意實現路徑，有著意味深長的豐富性。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成為當代蒙古族文學藝術的中軸是歷史的選擇，更來自于蒙古族作家詩人和藝術家們對偉大祖國的認同，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對中國共產黨的認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歷史終將證明，他們為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建設付出的多方面的努力，已華美而堅實地刻在蒙古族文學歷史的豐碑上。

為了各民族文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我們必須認真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重要論述，加強思想引領、價值引領、方向引領。我們各民族廣大作家評論家一定要立足于中華民族文化根脈，探究我國色彩斑斕、百花齊放的少數民族文學創作中所涵養的文化共性和精神共鳴，研究少數民族文學創作如何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上發揮獨特作用，從而為推動和繁榮發展我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提供更科學、更豐富的理論支撐。我們要以強烈的時代感和責任感創作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文學共同體”。讓我們的多民族文學描繪兄弟民族人民你來我往、頻繁互動的歷史進程，展示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多民族格局，切實用文學作品歌頌各族人民，共同培育中華民族偉大精神，共同創作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共同書寫中華民族悠久歷史的偉大成就，真正做到用文學的方式堅持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進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文學創作過程中，既要看到各民族文學的獨特風采，也要挖掘各民族文學共同的精神內核，把各民族文學互為鏡像、相互交融的文學圖景描繪出來。建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下的多民族文學任重道遠，讓我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在對中華民族文化體認中，唱響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主旋律，共同攀登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新高峰。

邁向新時代、開啟新征程，我們一定要認真學習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論述，堅持人民至上的創作理念，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藝術地反映各民族人民的新生活、新人物、新故事，抒寫各族人民可歌可泣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感人事跡，創作無愧于時代、無愧于人民的優秀作品，不斷開創新時代我國少數民族文藝繁榮發展的新局面。

[作者單位:內蒙古大學]

邊緣與差異目光的轉換

——當代少數民族文學史視野中的《白虎寨》

朱旭

土家族作家李傳鋒創作的長篇小說《白虎寨》2014年出版，2016年榮獲第十一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長篇小說獎。展現了鄂西武陵土家山寨在新世紀的變遷，呈現了古老的少數民族村落如何在土家新人們的帶領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從而嘗試著一步步摘掉貧困帽子的動人故事。中共中央于2005年明確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戰略決策, 這是繼“土地改革”“農業合作化”“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在廣袤的中國農村進行的新一輪改革。中國共產黨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要按照“生產發展、生活富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與新中國前幾十年間農村變革的歷史語境與推進目標不同,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偉大構想，是在中國進行全面現代化之歷史語境中展開的，中國的現代化離不開農業現代化,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不能丟了農村這一頭”（習近平語）。《白虎寨》中的故事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中徐徐展開，深刻且生動呈現了土家山寨的新農村建設。“新世紀文學發展中，一個值得注意的趨勢是，現實主義小說在總體上有著從宏大敘事向日常生活敘事的轉換的同時，又在對日常生活敘事的不滿足中，逐漸積聚起重構宏大敘事的欲望和能量。”①《白虎寨》即展現了主旋律式的宏大敘事在新世紀少數民族文學中新的敘事可能性。

1980年代中期之后，西方各種現代學說爆炸式涌入，啟蒙主義成為“人們反思、評判歷史，解釋、想象現實，建構現代性歷史遠景的重要依據，也是知識分子、作家確立自身立場的核心話語。”②資本也扮演著愈加重要的色彩，宏大敘事、革命話語逐漸被替換。少數民族文學界也深受影響。但《白虎寨》堅定回歸主旋律敘事，堅守“一體”中“多元共生”的一隅。第十一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給《白虎寨》的授獎詞這樣寫道：“塑造了昂揚向上的社會主義新人形象，生動表現了當代土家族鄉村的變革與發展，寄寓著作家對民族生活的深厚感情和責任擔當。”作者李傳鋒自己也曾坦言：“《白虎寨》是帶著深重的鄉情為扶貧工作寫史，是想為新時代的‘城歸’唱一曲創業的頌歌”③。更有不少學者將《白虎寨》概括為新世紀的《創業史》。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10月15日發表了《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其中提到柳青《創業史》成功的秘訣：“柳青為了深入農民生活, 1952年曾經任陜西長安縣縣委副書記, 后來辭去了縣委副書記職務、保留常委職務, 并定居在那兒的皇甫村, 蹲點14年, 集中精力創作《創業史》。因為他對陜西關中農民生活有深入了解, 所以筆下的人物才那樣栩栩如生。”作為土生土長的農民，李傳鋒原本就有過豐厚的農村基層工作經驗，雖然經過奮斗在城市站穩了腳跟，但在退休后毅然回到了生養他的故鄉，深入到田間地頭和當地農民群眾中，深切感受當地農民的日常生活，和深入少數民族地區新農村建設的第一現場。“我退休之后回到故鄉住了很久，和各方面的人物接觸，看到了農村的衰敗，也看到了新的希望，記下了很多采風筆記。我把眼下的故鄉和我當年當大隊支書時比較，有了很多感觸，我的故鄉屬‘老少邊窮’，有著豐厚的歷史文化、紅色文化、民族文化。但交通不便，投入不足，發展緩慢，青年人差不多都進城打工去了。近年來，國家改變扶貧模式，社會也在深刻轉型，有一部分青年回鄉來創業，出現了一種新的生活，我從中看到了一種希望，就有了一種寫作沖動。”④

這樣沉潛農村地區的決心，這樣的寫作沖動，也并非到了《白虎寨》才初現端倪。早在李傳鋒20世紀八九十年代進行文學創作的時候就有跡可循。《人生，將從這里開始》《十里盤山路》《定風草》 中對返鄉知識青年扎根農村從搖擺到堅定，從無法融入到找到正確路徑的書寫；《煙姐兒》對農村女青年大膽邁出改革第一步，搞生產承包責任制的展現；《社長的晚宴》對農村干部作風問題的關注；等等，就一直體現著李傳鋒在進行農村題材小說創作的時候，秉持著與時代共振的立場。書寫主旋律并不意味著圖解政策，不是從概念到概念。《白虎寨》呈現了進城后返鄉的社會主義新人們如何一步步成長為家鄉建設的主力軍，又如何逐個擊破脫貧路上的艱難困苦，也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將李傳鋒稱之為當代的柳青。

傳統與現代的拉鋸，一直是少數民族文學表現的重鎮。《白虎寨》也涉及相關問題的表達，新農村的現代化建設必然涉及城市與鄉村之間關系的處理。不僅是作為空間生存場域，更作為現代與農村的多重隱喻，城鄉之間曖昧的關系一直是在觀照鄉土時繞不開的“元敘事”。但《白虎寨》并非簡單將城市與農村作二元對立式結構處理，而是沖破少數民族文學書寫中的某種封閉式敘事觀念。“那種將少數民族文化視為保留淳樸、單純調性的文化‘活化石’，或將其視為城市文明、工業文明救弊之器，都是缺乏現實感的簡化乃至貶低，因為這樣的思路拒絕了少數民族文學思考重大時代與社會問題的可能性，而將其局限甚至禁錮在某種狹窄而靜止的‘文化’與‘傳統’之中。”⑤鄂西少數民族山寨更是中國農村的某種縮影，《白虎寨》表達了農村地區也有共享現代化成果的權利，現代化并不以犧牲鄉土、族群為代價的核心觀念。幺妹子們作為進城打工者，因為全球性金融危機被迫返鄉，她們感受過現代化生活的便捷、舒適，對于土家山寨的落后、閉塞深感痛心。因為對家鄉、族群的深情，她們決心扎根鄉土，共同建設新農村。這樣的情感表達，沒有傷感，并非流連于對傳統舊文化的緬懷，對于現代新生活方式更不存在怨恨。傳統與現代二元對立式的結構被打破，建立起一種二元互動式的和諧共生。《白虎寨》作為對于武陵山區土家山寨新農村建設的生動、深情書寫，無論從題材、主旨還是人物形象的塑造，美學風格的營造都與時代、與前沿、與主體形成共振。

中國當代的少數民族文學，從來都不曾自外于整個中華民族的大歷史。作為時代同行者，55個少數民族與主體漢民族共享同樣的世界，情感體驗、經驗表達、科學技術也從來不以族群身份為限。所謂邊緣與前沿、邊緣與主體也從來都不是阻隔。少數民族生存區域的相對邊緣，并不意味著其主體定位和文學創作價值的“邊緣”。

除了邊緣與前沿外，差異性與整體性也是在討論少數民族文學的價值定位時，容易產生錯位的向度。為了爭取市場份額或者凸顯自身獨樹一幟的價值，少數民族地區、少數民族文學往往會陷入標榜差異性的窠臼。《白虎寨》中也出現不少土家族獨特的文化、儀式、習俗等內容，但差異性并不是作者強調的重點，而是以此突顯土家族作為整個中華民族一元的氣節、責任感，和彰顯土家人的精神、生死觀。“白虎寨”得名于鄂西土家族的民族圖騰——白虎。《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載：“廩君死，魂魄世為白虎，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祠焉。”鄂西土家族以白虎為圖騰，崇尚白虎的力量。《白虎寨》中就追溯過土家族先人們的英勇。明朝嘉靖年間，沿海倭寇猖獗，容美土司王田世爵親率白虎兵遠赴抗倭，彰顯了祖先的英雄氣概，也呈現出土家族人的民族意識，并非安居于西南一隅，而是肩承整個中華民族的民族大義。除了對于白虎的圖騰崇拜，土家族人還有一種特殊的民族文化儀式：“活喪”。顧名思義，即為活著的人舉辦“喪禮”。《白虎寨》中就講述了為山寨中的村民平叔“跳活喪”的一段故事，平叔親自參加了自己的喪禮，迎來送往。這樣獨特的儀式，反映了土家人豁達的生死觀。生而死、死而生，死亡并非終結，而是生命形式的一種自然轉換。于是在喪禮上人們熱熱鬧鬧地唱起撒爾嗬，跳起葬舞。小說中平叔更是親自加入了為他進行跳喪的隊伍，瘸了多年的腿也在那一刻突然變得靈活。

上述具有“魔幻”色彩的情節，盡管具體內容有所不同，但卻是少數民族文學中常見的手法。當然，作為對抗工具理性的“詩性思維”，“魔幻現實主義”有其存續的重要價值。但如果簡單將其處理為標榜差異性的概念化符號，未免值得反思。誠然，少數民族具有相對獨特的民族風情和文化習俗，若在各個層面都與漢族文學一樣行進的話，會有質疑其合法性、合理性之嫌，其價值定位或許也會變得曖昧。但正如《白虎寨》中對于白虎圖騰和“活喪”儀式的書寫，是從表達土家族人精神的向度進行觀照，問題伸入了歷史的縱深，又延伸至未來的指向。少數民族特定的民俗風情不是彰顯差異性的符號，也不應成為東方主義思維的當代再現。“‘差異’是否重要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界限’如何被看待。盡管多民族國家在高度異質性的社會基礎上塑造身份認同是非常艱巨的任務，其中不乏難解的悖論，但是，鼓勵和促進身份的流動能有效克服‘差異’的固化和政治化。唯有可流動的異質性才不至于導致多民族國家的政治統一受到隨時隨地的挑戰。”⑥也就是說，少數民族特定的民俗風情不是靜止的文化符號，而是需要在流動中把握，最終指向的不僅是族群更是整個中華民族的文化共同體的感受與思考。

在上述價值框架下考察《白虎寨》，可以發現它傳遞出這樣的信號：少數民族從來都不是與整體性相對的差異性，而是整體性中的特定性存在。這不是抹殺少數民族特定的民族歷史、風俗、文化，而是避免其陷入認同混亂和文學上的風情化敘事。也是在找到最大公約數的基礎上，對少數民族文學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思考關于時代的重大命題，要求把握整體性的思考。

當然，《白虎寨》并非完美無缺，無論是謀篇布局還是敘事手法都有可供改進的空間。但至少從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發展的角度來看，《白虎寨》提供了一個可行的別樣路徑。它溝通了當代文學“十七年”時期和1970至1990年代，少數民族文學與中國當代主流漢語文學的共振。

注釋：

①王金勝：《現實主義視域中的政治性寫作——以張平近年小說創作為話題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1年第1期。

②王金勝：《莫言文學與“1980年代”——以〈紅高粱家族〉為方法的研討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0年第9期。

③④朱旭、李傳鋒：《不要忽略了火熱的生活——李傳鋒訪談錄》，《長江文藝評論》2017年第10期。

⑤劉大先：《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主體變遷與認同建構》，《文藝研究》2020年第6期。

⑥梁雪村：《民族國家的“錯覺”：差異與認同》，《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9年第2期。

[作者單位：湖北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