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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在川籍作家馬識途的新作《夜譚續記》中，多個故事均集中圍繞婚育民俗糾葛的情節展開，作品不僅展現出中國幾千年來封建宗法制下的家族血緣承續的重要性，以及古老婚姻觀對宗族子嗣繁衍的意義，同時也具有獨特的文藝民俗審美意義。以婚育禮俗為核心所構造出的一系列民俗糾葛對塑造人物典型性格，構建人物群像圖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關鍵詞：馬識途 《夜譚續記》 民俗糾葛 人物群像圖

文藝作品來自于社會生活，是對我們現實生活形象的反映。一方面社會生活中的種種民俗事象理所當然地與之發生了千絲萬縷的聯系；而另一方面，現實生活中的矛盾和沖突也成為了構建文藝作品情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為高爾基所說的“文學的第三個要素”，情節被作家們藝術地安排在了文學作品中，它符合社會生活的客觀規律，并囊括了人物之間的各種聯系與矛盾，展露了各種性格的人物背后的典型成長及其歷史。在這其中，與之息息相關的民俗事象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而那些“與人終生相伴的各種民俗事端、觀念、形態等引起的矛盾和沖突，即所謂的民俗糾葛”①，也隨之成為了作品情節中的重要角色之一。民俗糾葛構成了情節發展中的主要要素，圍繞它展開故事、刻畫人物，并利用民俗糾葛來設置小說文本的情節，是中外作家們在文藝創作中的一條成功經驗，如著名劇作家莎士比亞的一系列作品，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等等，我國作家魯迅、茅盾、沈從文等的創作都是對此有力的實踐佐證。

川籍作家馬識途的文藝作品中亦充滿了強烈的地方民俗氣息，彰顯著其獨特的民族氣質，這符合他一直所追求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與他一直竭力從民間汲取營養密不可分。他的新作《夜譚續記》同樣如此，作品緣起于那些民間廣為流傳的故事，他借講述者之口，將之加以改造加工，并溶進了自己對于世界的認知和對人生的思索。繼而通過一個個鄉野山林、宗祠樓閣、大雜院、筒子樓之中發生的種種故事，描繪出了以黃老太爺、趙大老爺、張家大老爺等土財鄉紳們為代表的舊式思想與接受了新學的新式教育的后代們之間，在婚姻、生育等種種生活瑣事上發生的矛盾沖突；演繹了一出又一出由洋布長衫禮帽和西裝皮鞋共同構建的“亂譚”好戲……如作者所說，“雖不足以登大雅之堂”，但足以供你我消痰化食之余，對新中國建立前后四川的風土人情、民間風俗禮教窺探一番。作品中的諸多情節均與四川民俗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例如在《狐精記》中的“跳大神”，《天譴記》中的請神算子算命等等，而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多個故事均集中圍繞婚育民俗構建了民俗糾葛的情節。在這些極具地方特色的場景中，展現中國幾千年來的封建宗法制下的家族血緣承續的重要性，以及古老的婚姻觀對宗族子嗣繁衍的意義；同時由于婚育禮俗也是婚姻禮儀與風俗的締結物，對人生有重要意義，加之其日常性的特點，也使其具有獨特的文藝民俗審美意義。以婚育禮俗為核心所構造出的一系列民俗糾葛對塑造人物典型性格，構建人物群像圖也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一、物質民俗糾葛中突顯的民俗傳播者

民俗糾葛的構建是以一定的民俗背景和場景、民俗氛圍以及民俗活動為基礎的。而物質民俗糾葛主要是指在有形的物質民俗生活中，如服飾、建筑、妝容裝束等方面所形成的各具地方色彩的特點?！兑棺T續記》正是援引了《夜譚十記》之名，作為續作，沿襲了《夜譚十記》的慣例，仍立意于川人用川話講四川故事，談笑風生的情節之間流淌出的是四川的風土人情，行云流水般的語言之中閃露的是作者嬉笑怒罵的風格。作品以新中國成立作為時間分界線，分為上下兩卷，即分為新舊兩次龍門陣茶會。在《狐精記》《樹精記》《借種記》《天譴記》等以婚育為核心構建起的民俗糾葛中，集中體現了代表新舊社會之間發生的激烈矛盾沖突。其中，《借種記》中黃老太爺去廟里求簽拜佛才得來的寶貝獨子黃大老爺，一共經歷了三次婚禮，其目的是為了接續黃家的香火，他是中國古老傳統的婚育觀最直接的接受者，同時也是傳播者。在以他為開端，之后的三次以婚育習俗為核心構建起的民俗糾葛中，集中展現了服飾、建筑等一系列民俗文化沖突。無論在有意識還是無意識間，山野鄉民們、當地百姓們都成為了民俗的傳播群體。

《狐精記》與《借種記》為我們展現了“新舊合璧的婚禮”的樣貌。其中《借種記》在婚禮之前先進行了幾次鋪墊。文章一開頭就講述了黃家大財主的背景，無論是百多年歷史的大院所體現出的居住民俗還是“八筒花的緞馬褂”的服飾民俗都為之后的沖突作了鋪墊。所以當出去見了大場面的黃小寶黃大老爺，穿著“洋馬褂”也就是西服，系著領帶衣錦還鄉之時，首先就與穿體面長衫和穿短褂長褲的“同一個祖公幾代傳下來同宗的伯叔弟兄”起了第一次因服飾上的不同而造成的民俗糾葛。表面上的議論紛紛，雖然并沒有真正傳入大老爺黃小寶的耳朵里，但是“穿著皮鞋走路梆梆響”的他卻已經引發了不少爭議。

繼而是作者對黃小寶婚禮新房的描寫。在黃小寶的視野中，“這間屋子的窗戶前頭立著一個精巧的妝柜，挨著一排大衣柜、但最扎黃小寶眼睛的是靠里面墻的一間新床，與其叫床，還不如叫房。它就像一間方正的小房，三壁封死，那件橫豎都能伸直腳躺平的大床，疊著不曉得有好多床錦緞花被，大床前的兩頭還立著燈柜和馬桶，最前面才是木雕精致的木門簾，金紙木雕是象征多生貴子的花草，這門簾還是可開可關的”②。然而面對著這一間父親費了許多心思，請了高手為自己準備結婚的婚房時，黃小寶只給出了兩個字的評語——“多事”?；榉壳沂遣荒軇拥?，但是重新修整過的自己的住房還是可以擺弄的，因此黃小寶取締了一切“老古板”的擺放方式，將書桌、座椅、茶幾等都按照“大城市北平規矩”斜放起來，“閱讀寫作正對窗外射來的光線”，再加上自己帶回來的洋玩意兒留聲機。這是因為新舊建筑居住習慣不同而引起的民俗糾葛，顯而易見，這一次的沖突勢均力敵。

經過層層鋪墊之后，最終到達這場經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門當戶對的婚禮當天時，當九大碗、送禮的紅紙條、女方聲勢浩大的嫁妝隊伍，和花轎來臨之時，兩父子還在為是穿西服還是穿大紅長衫掛上大團紅色禮花爭論不休，此時以婚育習俗為核心構建起來的民俗糾葛將故事推向了一個高潮。鄉村與城市、新與舊之間的矛盾沖突到達了一個白熱化的階段，而最終的結局與前一次的結局一致，雙方各讓一步，“黃小寶按他爸的意思穿上大紅長衫，黃老太爺允許兒子戴從北京帶回來的深灰色寬邊禮帽，腳蹬皮鞋”③。就這樣，看似不中不洋的婚禮，其實仍然是以典型的中式婚禮為主要流程，還輔以四川鄉間特有的規矩：“新娘只準坐在床沿等候，紅蓋頭是不能自己揭的，要等到晚上睡前，由新郎來揭蓋頭?！雹芷鋵嵤芰孙L氣之先的黃小寶在結婚中的穿戴有了洋味是不足為奇的，但是卻受到了傳統思想護衛者的父親強硬的阻攔和反對，服飾作為在各民族的歷史發展中具有自身獨立且明確的心理狀態的視覺符號的體現，也展現出了傳播者自身的體驗與感受。最終的妥協雖然看似是裝束上的協調，其實不如說作者展示出的是封建傳統孝道對子孫的規束。

在《狐精記》中，還為我們展現了因地域性不同而帶來的各種沖突，展示出來自于不同地域的人們都在有意無意間成為了各自區域的民俗傳播者。不同地方特色的民俗事象所體現出的是各自不同的體會與理解，而將之集中在婚禮這個儀式空間中時，便體現出相對穩定、持續的特點，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意義。正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雖為同一個民族，但也會因地域區域不同而有著各自不同的飲食、建筑等習俗習慣，當文藝作品將之體現出來時，就產生了奇妙的魅力。雖然同在上海接受了新式教育，但是揚州姑娘楊小紅很明顯與來自四川的丈夫趙進義有著種種不同，當她隨著這位趙二老爺回到他四川鄉下老家時，且不說趙進義西裝皮鞋的打扮，單是楊小紅“波浪形的燙發”就足以讓頭上沒什么珠翠的她奪人眼球了。作為被帶回老家的新媳婦，卻因地方水土不同產生了種種不適，“那硬木板凳子和硬木板大床，的確不招上海姑娘的喜歡。至于桌子上那幾盤菜，幾乎每一盤都總要帶上點鄉土的麻辣味，更叫江南人難以下口”⑤。當然這只是初見面時第一次的沖突，跟著接踵而至的習俗差異，將城市與農村，地域民俗不同所產生的一系列民俗糾葛推到了頂峰?？吹浇Y婚的枕頭上繡著“尋好夢，夢難成，有誰知我此時情”的楊小紅并未想到正是這樣的詩句一語成讖，一切按照四川農村的規矩舉行的婚禮，讓陌生的新媳婦六神無主。因為無論是吃、住、行還是各種細枝末節所造成的差異都在提醒著她，這里是一個與她之前的認知完全不同的世界，而這里卻也是極為真實存在的有著四川特有民俗風情的世界。在這里鄉村與城市緊密地連接在了一起，它不再是孤立而單純的地理空間概念，而成為“不僅代表人類生活和工作的不同環境，同時還指向不同的文化空間、不同的生存方式和人生態度”⑥的深刻體現。由此可見，在以婚禮為核心構建的民俗糾葛中，所融匯的包括服飾、飲食、建筑居住等一系列的民俗元素與故事情節的起承轉合、行為結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文藝作品中的情節并不一定都是一定的審美意識派生出來的觀念，有許多都是人間世態中人情的一個屬性的展現，尤其是小說中的悲歡離合，甚至是巧合、高潮、懸念等等，都是來自于生活，也是在生活中會發生的種種事件。在人們的民俗生活中，所出現的矛盾糾葛往往也是構成這樣的事件的組成部分，而正是這樣的與人們如影相隨的俗事，經過作者的提煉和藝術加工，出現在文藝作品中，便增加了濃厚的生活氣息，達到了生活與藝術真實的高度統一。如此一來，讀者讀來不僅身臨其境，更易接受，還能產生情感共鳴，感同身受。由于家庭教育背景、生長的社會環境，以及職業經歷等民俗氛圍的千差萬別，人與人之間接受的民俗信息都存在著不同程度上的觀念及層次上的差異，而正是由于這樣的觀念錯位和所形成的情形，才構成了人與人之間沖突的重要內因。因此，也只有將自己融進當時的民俗環境中，深切地了解作品情節展示出的民俗深層內蘊，品明其中重重疊疊的民俗糾葛，才能對作品審美作出應有的評價。

二、心意民俗糾葛中的經歷者

“由禁忌、信仰等形成的民俗糾葛都是心意性的民俗。這些民俗糾葛設置的情節之所以能形成非情節性的淡化表象，關鍵在于這類民俗糾葛自身展現的形態就是無形的心意性行為沖突?！雹咴诨橛曀字兴w現出來的無形的心意民俗，體現出了一系列長時間沉淀積累于人們的心理結構中的傳統心理思維定勢所形成的理念觀念，展現了人們的生活態度。因此作品主要以觀念沖突來展示，單一個體的內心在其長時間的成長過程中形成的習以為常的心理思維慣式，與外界客體行為之間發生碰撞所產生的事件火花。它會通過人物的表情、動作或一系列的行為表象來構建起民俗糾葛，構建起人物性格的鮮明特征；亦可能表面只是留下伏筆，為之后的轉折、矛盾的升華、沖突的白熱化甚至是整個事件的高潮部分的來臨做好鋪墊和預期準備。

《夜譚續記》中的多個故事，仍圍繞著婚育民俗這一核心民俗糾葛，展現出了一系列因鄉村與城市的不同、傳統禮教與新學不同、信仰禁忌不同等所造成的無形的心意民俗糾葛。心意民俗中與婚育民俗有關的內容主要包括，把對生育神當信仰對象的民俗；人界與神界之間進行溝通和聯系的媒介民俗；還有以女性貞操貞潔觀以及傳宗接代等為主要表現方式的信仰觀念民俗。雖然其中一部分有著其荒誕、迷信的一面，然而由于人類社會精神生活發展不平衡，在某些社會形態中，它們仍然是現實存在的，而且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尤其是在新舊交替的社會中，在傳統文明向現代文明急劇轉化的時期，在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時期，更為突出。其中特別是作為生育禮俗體驗者的女人更是在這種沖突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在馬識途的作品中將這些經歷者納入了自己的文學考查視野，并借助女性這一展示民俗更為直接的群體平臺，在糾葛沖突中展現了其獨一無二的體驗話語，從而展現出獨具特色的地方人物群像圖景。

《樹精記》中為了突出人物奇特的個性與之后經歷的轉折，一開篇就講到了與生育、求子相關的信仰民俗。鄉間的黃葛樹成了精，可以送子，受了傳宗接代思想影響的婦女們爭相燒香拜樹精老爺，許多人都得償所愿。但不料隔了幾年后鄉人卻突然被來取證的警察告知，根本沒有什么樹精，而是一個走鄉串戶善于做木匠活的手藝人白天躲在黃葛樹后偷聽了婦女們的話，夜晚悄悄做了采花大盜。知道真相的民眾們紛紛清理起了門戶，將不是自己的子嗣送的送，賣的賣，而在后續故事中的王天地就是這其中之一。長在只會刨土種地的農民家的兒子王天地從小就酷愛木工活，成年之后雖然家庭環境一般，但是眼界和心氣一直特別的高，最后這位從未結過婚的老實巴交的農民之子，挑來挑去的結婚對象居然是鄰村的小寡婦陳秀秀。這讓人大跌眼鏡的婚姻中所顯示出來的就是“貞操節烈”“門當戶對”“寡婦改嫁”等民俗深層心理觀念的沖突。在一個深受這些觀念影響的鄉村，這樣的舉動無疑本身猶如一個巨大的驚雷，甚至發展至今，這些觀念仍影響著相當一部分人群，深藏在心里，成為了他們觀察和處理事務的準繩和尺度。而陳秀秀其實也是“買賣婚”的受害者，她之所以從福建被花重金買來其實是為了“沖喜”的，卻不料“沖喜”失敗，結婚當晚新郎便一命嗚呼了，新娘一夜之間成為了從未圓房的小寡婦。面對兒子要執意要娶一個寡婦，父母自然是不同意。究其原因，陳秀秀吸引他的并非是相貌容顏，而是在當天送親隊伍中的一堆雕龍描鳳做工極佳的陪嫁箱子。也正是因為這一個圖案與他用左手完成的圖案極其相似的箱子，吸引了王天地，最終讓他娶了帶來箱子的人。父親臨終時，他終于知曉自己并非父母親生的，而是為了給王家傳宗接代花了兩千元買來的時，他與妻子一同回到了福建老家。在這里，陰差陽錯地，他遇到了這只陪嫁箱子的制造者。經過一番了解，他發現對方與自己一樣，對木工活有著天然的愛好和興趣，最后的DNA鑒定結果是父子血緣的匹配度極高，于是兩人一起最終找尋到故事開端所說的那棵黃葛樹，還合影留念。這其中所體現出的婚育民俗觀，以及民間求子的信仰崇拜等，與最后現實結果之間所產生的種種矛盾沖突，無疑是構建整個故事情節的橋梁。作者雖沒有正面抨擊，但卻在字里行間通過民俗糾葛的構建，強烈地譴責了封建婚俗制度，尤其是對“沖喜”等等這種封建迷信思想的諷刺與抨擊，以及對淪為犧牲品的婦女們的深切同情。前序故事與后續故事之間將時代的變遷，動蕩人生中坎坷的命運，傾注在一系列的以婚育民俗為核心的民俗糾葛中。

《天譴記》中大財主溫大老爺連娶好幾房姨太太，好不容易最終得子，傳聞說是上天賜來的，取名旺才。但這位大少爺得到父親好色基因的遺傳，干盡了作踐黃花少女的齷齪事，最后他與下江逃難來的賣唱少女吳小玉的婚事，受到了“神算子”的勸阻，神算子算出了兩人的前世今生和來世，勸說兩人吃齋念佛，以贖前罪。但兩人均不以為意，盛大的婚禮依然按一個比神算子還神的算命瞎子算出的黃道吉日進行?；榉?、婚床，還有“從各大城市定做的時新的男女新式服裝”和“各種新式的男女皮鞋”與嫁妝抬盒上“一塊驗證少女貞潔的白綢”之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個黃道吉日當然也與雨季中常有的雷雨交加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并為之后兩人的結局埋下了伏筆；婚禮上象征喜慶的喇叭聲和鞭炮聲與人們私底下議論認為天兆不吉利的話語亦成為了對比。然而等一切塵埃落定之時，仿佛是要應驗神算子的話一樣，剛剛成為新郎的溫少爺在婚床上被雷劈中，一命嗚呼了，而被搶救過來的新娘吳小玉最后真的如神算子所言，削發為尼。這一經歷，是藝術的概括和提煉，不僅展現出四川當時生活習尚的真切縮影，也有新舊觀念之間的對比。更揭示出人物的內心世界，引導讀者去品鑒內心細微的激蕩。

除此以外，心意民俗糾葛還體現在信仰和禁忌的習俗中?！逗洝分性谏虾Ｊ芰诵屡山逃内w二老爺與揚州姑娘楊小紅回到四川鄉下老家舉行婚禮。兩人已經在上海領了結婚證，舉行了婚禮，原本楊小紅仍準備穿上在上海結婚時的婚紗，婚紗的顏色卻引起了趙大老爺的嚴重不滿，“說這是白色的喪服，如此不吉利怎好拿出來，趕快收起來，重新做婚服！結婚一定要用大紅顏色嘛。一切帶紅色喜慶的物件，雕花六柱架子，復雜的化妝梳洗柜，大小花柜箱籠，桌椅板凳，和紅色的便桶（鄉下沒有自來水）也已經擺放好。大紅絲帳，床上疊著不知多少床的蓋被，繡花枕頭……”⑧從傳統漢族的婚俗來看，紅色歷來是象征吉祥幸福的顏色，對紅色的崇尚是具有民族性特征的，而以法國人為代表的西式婚禮則是崇尚白色。白色在西式婚禮中，意味愛情的潔白無瑕，象征著純潔。閻純德在《在法國的日子》里描寫奧?琳娜的婚禮中寫道：“我們剛走出大門，迎面是另一對被前呼后擁的新郎新娘。新娘穿著潔白的細絹做成的拖地古式連衣裙，頭系白紗同新郎攜手踱步而來。那些隨從的車輛和男女，也都扎著白色的絹條或絹花。”同樣的，傳統的漢族婚俗期望著結婚這一天是個大晴天，而在法國結婚這天如果遇到雨，便會被認為是吉祥之雨，是上帝在考驗愛情忠貞的雨。由此所展現出的鮮明的民族性，亦是構成民俗糾葛體現張力的重要方式。

“張力”是由美國現代詩人、批評家艾倫退特提出來，最開始是用于體現詩歌的意義，與我們在詩歌中所能看到的全部外展與內延的整個整體有關。后來經過新批評理論家將之擴展到了詩歌的內容與形式等方面?！皬埩Α边@一藝術效應用來表示兩個對立因素之間所產生的藝術效果，在文藝作品中對情節的推進演繹，氣氛的烘托塑造都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逗洝分信鹘菞钚〖t之所以極具感染力，與四川鄉村中的“鬧婚”、立“貞節牌坊”等一系列男尊女卑思想沖突中的民俗糾葛所形成的這種悲劇的“張力”是密不可分的。隨著故事的推演，趙二老爺的去世，楊小紅的個人內心感受也與當地的婚育習俗之間的矛盾越發尖銳，張力的推進也不斷加深著文本的悲劇氛圍。這一點在《天譴記》中也有相同的表現。溫大少爺與吳小玉最后的結局都應驗了神算子的論斷，婚姻并未有好的結局，溫大少爺新婚之夜被驚雷劈死于床榻，吳小玉出家為尼，最后兩人各自修行，以贖前罪，度人度己，正是對悲劇故事的深層體現。亞里士多德曾指出：對于一個整體的悲劇而言，應包括六個決定性的成分，即情節、性格、言語、思想、戲景和唱段。而由于悲劇本身就是對行動的模仿，因此，在這六個成分中，“情節”又最為重要，可以說它是悲劇的根本，亦是悲劇的靈魂。按照這一定義和理解，《天譴記》中最終促成兩人悲劇的因素是圍繞婚育民俗糾葛所展開的各種情節發生、發展與演進。而兩人自身的心理感受也是隨著這一交織著婚育民俗糾葛的情節傳達給讀者的，因此人物的悲劇意義隨著情節的不斷發展而被推向了高潮。

三、儀禮民俗糾葛中的執行與接受者

儀禮本身就體現了統治階級的意志以及封建等級制度的核心，它是由統治者制定的用以規范其內部的行為和等級的準則，而風俗又將之大眾化和通俗化。在民間，儀禮與風俗的規范共同締結了婚姻。因此，對婚姻的一些禮俗習俗的表現，展示出了婚育習俗接受者各自不同的個體意識。

《借種記》中在大城市求學歸來的黃大少爺黃小寶，回鄉第一件事是被父親拉著去了大堂屋給祖輩人叩頭謝恩。當要對著堂屋正中墻上的神龕神牌祖公畫像等象征祖上之物行禮時，“黃小寶有點遲疑，穿起這身西服，哪個好下跪磕頭呢，只應該三鞠躬呀”⑨，而一旁的父親黃老太爺卻斬釘截鐵地阻止了他的遲疑：“在家里就要照老規矩，磕頭！”因此，最后的結果是“黃小寶聽他爸這樣說，只能是身不由己地跪下磕頭了。拜完祖上后，黃小寶很自覺地向坐在供桌兩旁兩把黑木椅上的父母親磕頭”。很明顯，長期受著封建禮教思想教育長大的黃小寶雖去了大都市，見了大世面，但在回到家鄉之時，仍不由自主地遵從于傳統禮教禮俗。這是第二次因為禮俗禮教所構建起的民俗糾葛，很明顯，這一次，舊式禮教取勝了。在之后婚禮中，舊時傳統禮教禮俗也展現出其絕對的強勢，以“哭喜”的嫁女禮俗為代表的傳統婚禮禮俗鋪天蓋地地占領了整個婚禮現場。劉師亮曾在《蜀地竹枝詞》中云：“裝嫁新娘作淚痕，紅氈鋪橋說回門，回盤禮物知多少,外搭紅甘蔗幾根?！逼渲械摹把b嫁新娘作淚痕”就是指的哭嫁的習俗，即是文中所說的“哭喜”，在川西也稱為“坐堂”。此種習俗說法各異，一說與婚姻的居處關系有關，出嫁女子即將離開自己居住的氏族之地，淪為男子的私有財產，因此出嫁時用痛哭的方式表達悲傷之情。另一說，這也體現出對封建家長制社會中，包辦婚姻的控訴。

《狐精記》中所展現出的婚禮中的敬酒、祈子、鬧婚等一系列與婚育習俗有關的儀禮習俗也構建出其特有的民俗糾葛。在這里，一對新人不僅需要在大壩上的宴會為每一桌的客人敬酒，還要在天黑后面對所有不分輩分人的“鬧婚”，“無論平輩、長輩和小輩的人，都要來洞房祝賀，所謂祝賀其實就是不論輩分大小，不講禮貌地胡鬧，掀了蓋頭的新媳婦，任由大家說笑推搡，估倒灌酒”⑩。而放在婚床上表示早生貴子的紅棗、花生、桂圓和瓜子更是讓從上海來的新娘楊小紅驚詫不已。孝義孝道是影響四川地區婚育習俗的重要思想根源，受“多子多?！钡膫鹘y觀念影響，民間的百姓們對子嗣的繁衍非常重視，撒帳習俗因地不同，但都帶著強烈的地方特色以及傳統的民俗文化因子。這些陌生的禮俗禮儀已經讓楊小紅又羞又氣了，不成想更夸張的還在后面。夜深人靜時，兩人松口氣準備睡覺了，忽聽床下有人在敲床板，竟有人偷偷藏在床下“聽房”，這是當地一個重要的鬧婚節目。如此種種將四川農村“歡樂而野蠻的婚禮”與“上海的文明婚禮”之間相去甚遠的矛盾推到了頂峰，為之后處理田產、“跳大神”驅妖等一系列的事件鋪墊了氛圍，并讓錯綜復雜的情節故事更顯情致。

其實“鬧洞房”的風俗古已有之，在傳統婚禮中是不可或缺的。這一習俗主要以新娘為主要的逗趣對象，因此又被稱之為“鬧新娘”，舊時還稱為“戲婦”。 明朝時期四川某地就流傳過這樣一首《新房曲》：一看新娘手，二看新娘腳，三看新娘腰……足以可見此中滋生出的一些乖情悖理的舉動。雖然在民間說法中認為，這是為了保護新娘免于受到妖魔的侵害，是防鬼怪進入洞房的一種保護措施，可通過眾人的“鬧”驅魔辟邪，正所謂“人不鬧鬼鬧”，來保佑新婚夫妻。但據漢末仲長統在《昌言》中的記載：“今嫁娶之會， 捶杖以督之戲謔醴以趣之情欲，宣淫佚于廣眾之中，顯陰私于新族之間，污風詭俗，生淫長奸，莫此之甚，不可不斷之也?！笨芍?，其實鬧房從其出現伊始，就被視為一種陋俗惡習。

由于受鬼神之說、迷信思想長期潛移默化地影響，雖然受到了西方文化和現代科學技術的影響，但是在四川民間，尤其是鄉村中，始終保留著根深蒂固的對傳統神靈的信仰意識，即使是現在，也依然有不少地方秉承著“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理念，而這其中女性是最直接的信仰活動的主體。在馬識途的作品中，將這樣的信仰民俗糾葛融進在事件發生發展的進程中，展示出人物對象復雜又糾結的心理，以及富有內蘊的人生態度。

在19世紀末，西方的禮儀禮俗傳入了中國，同時中國社會也不斷發展變化，學習了新學的人們在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都將中西禮法融合了，其中突出表現在婚禮上便是慢慢形成了一套有著中國特色的“文明結婚”的儀式，它既有西式婚禮的簡潔、熱烈，又保留了中國的傳統的婚俗。這樣的“文明結婚”最初見于東南沿海的大都會與商埠中?！肚灏揞愨n》上描述了當時的“文明結婚”：“迎親之禮，晚近不用者多。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結婚，倡于都會商埠，內地亦漸行之。禮堂所備證書（有新郎、新婦、證婚人、介紹人、主婚人姓名），由證婚人宣讀，介紹人（即媒約）、證婚人、男女賓代表皆有頌詞，亦有由主婚人宣讀訓詞，來賓唱文明結婚歌者?！焙茱@然，馬識途作品中所展現的恰是接受了新學的教育之后，受了所謂外界文明影響的黃小寶所代表的一批年輕人，與鄉間的大財主父親所堅持的舊式禮教思想習俗之間所產生的重重疊疊的民俗糾葛，并將這樣的民俗糾葛構建立在了鄉土和城市，這一組在文藝作品中一直經久不衰的對立又和諧統一的對照之上。以此聯結起的是作家的創作靈感、成長記憶與由社會發展所帶來的現代氣息與西方文明。

“婚育民俗”一直是新文學作家們在文藝創作中書寫人物的一個焦點。冰心、葉圣陶、茅盾等作家更是在文學研究會“為人生”的主題下關注關于女性的婚姻與家庭的問題，當然，其中也不乏對各種婚姻陋俗的批判與諷刺。在這些讀者們日常耳濡目染、見怪不怪的俗事中，暗嵌的正是你我他曾經的經歷或正在經歷的事情。馬識途在自己的文學實踐中也一樣恰到好處地利用起了這些民俗元素，經過一番采擷、提煉，再進行藝術的加工，匯集成文，造就的文藝作品無疑充滿著濃郁的四川生活氣息。這為豐富作品的內蘊，激發讀者的興趣以及增強作品的可讀性、吸引力都起到極大的作用。更為重要的是，這些民俗糾葛的構建，對于突出主人公的生命內核意義，塑造人物形象，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以上種種，有些是出現在故事發展的背景中，有些是作為故事的鋪墊，而有些則是塑造人物性格的關鍵情節。這些是構成文藝作品中的情節沖突的要素。并非作者認為的牽強附會，這些生活中平凡而常見的民俗矛盾糾葛場景，成為了使文藝作品波瀾起伏，扣人心弦的關鍵情節。也只有理解這些民俗糾葛，才能使文藝作品更加貼近生活，更真實地反映人生，成為真正地表現廣大民眾生活的文藝形式。馬識途作品真正貼近生活之意，通過作家的筆觸真正達到了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的概括和統一，喚醒了讀者的親近感，讓讀者在欣賞接受產生共鳴之余，經驗崇高的體驗。

注釋：

①⑦陳勤建：《文藝民俗學》，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308、321頁。

②③④⑤⑧⑨⑩馬識途：《夜譚續記》，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134、137、137、38、40、134、41頁。

⑥張嵐：《本土視閾下的百年中國女性文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36頁。

徐珂：《清稗類鈔》（第5冊），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987頁。

[作者單位：四川文化產業職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