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1990年代文學期刊改版潮頗具規模，深刻影響了此后文學創作生態。它發端于中國社會經濟轉型時期受眾對文學消費的多元需求，有力推動了1990年代文學多元創作格局的形成。期刊對文學創作、文學活動的組織與策劃引導了小說藝術的多元調適，開啟了雅俗互動的創作潮流。新世紀以來，文學期刊生態趨于穩定，但在1990年代審美調適中所開啟的雅俗互動創作潮流在新世紀得以賡續，助力漢語寫作的不斷優化。

關鍵詞：期刊改版 文學編輯 小說 雅俗互動 再認識

考察1990年代文學轉型的緣由，作家自身的藝術自覺當然是重要因素，是導致文學轉向的直接原因，而從深層來看，或者從文學生產角度來看，文學出版的轉型則是導致1990年代文學轉向的潛在因素。期刊是文學作品得以面世的最活躍、最及時的載體，某種程度上也是1990年代文學的孵化器。從這個意義上講，從文學期刊運作機制切入這一時期的文學創作轉型范式，考察小說創作在期刊改版潮中的審美流變以及創作主體、編輯主體與接受主體之間的互動關系，不失為廓清1990年代小說創作轉型及其意義的重要視角與路徑。

文學編輯在期刊生存危機中的焦慮與探索

自1990年代以來，由于受到市場經濟氛圍的影響，“無論在文學的生態環境、文學的觀念功能、時代的審美趣味以及創作的主體意識、作者隊伍的興替、各類文體的盛衰上都發生了與1980年代大為不同的變異”①。同時，電影、電視、廣播、報紙、互聯網等大眾傳媒獲得長足發展，與傳統的紙質媒介爭奪市場。由于文學期刊面臨的文化語境的變化，純文學閱讀分流態勢凸顯出來，直接導致文學期刊發行量普遍銳減。精英主義辦刊路線受到嚴峻挑戰，在文學出版市場變得不合時宜。在市場受挫的困局中，為應對讀者分流嚴重的接受態勢，文學期刊改版勢在必行。辦刊理念調整對精英主義編輯來說雖然是無奈之舉，但也照見了編輯主體意識的張揚，在市場意識的覺醒中彰顯了編輯工作的價值導向。部分文學期刊，要么停刊，比如《昆侖》《漓江》《小說》等（被稱為“天鵝之死”②），要么改版，走向完全迎合讀者的商業化辦刊的俗流，或者從固有欄目中讓出部分欄目刊登通俗文本。這種改版轉向，一方面是純文學雜志維持生存的需要，通過一系列出版策略的實施緩解難以為繼的生存困境，另一方面在客觀上又體現了大眾化和媚俗化的價值追求，縮減了精英主義的文學空間。

從導致改版潮的因素來看，1990年代純文學期刊辦刊的困難主要在經費方面。出版經費的“缺口”始終是橫在編輯同仁面前的巨大障礙。以《廣西文學》為例，1996年度工作總結顯示：“當前，我國的純文學期刊已面臨著生存的危機。《廣西文學》也不例外，究其原因是:一方面由于多種因素，刊物自身不能面對市場開發創收，因而在經濟上做不到自收自支，還需吃‘皇糧’，而‘皇糧’又不飽……另一方面刊物缺乏創收資源條件，在稅賦方面也享受不到優惠與傾斜(如黨報黨刊及文化系統的報刊可減免稅，但文聯系統的報刊卻不能減免）。”③這份材料暴露了《廣西文學》辦刊經費嚴重不足的焦慮狀態，同時也反映了純文學期刊的生存窘境，“皇糧”不夠吃，又不具備創收的資源和條件，“在經濟上做不到自收自支”，“在稅賦方面也享受不到優惠與傾斜”。這種經濟上的困境不僅影響到文學刊物的正常出版，也讓編輯因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而焦慮不安，陷入無所適從的工作狀態。從外部因素來看，計劃經濟年代出版制度對1990年代文學期刊的發展構成嚴重制約，在市場經濟沖擊下面臨新一輪的調適和改革。而從內部因素看，計劃經濟年代出版制度也難以適應1990年代文學期刊的商業運作機制，致使編輯在出版失衡狀態下顯得手足無措，無力擺脫因經費緊缺而改變用稿標準的被動局面。

隨著市場經濟體系的建立，1990年代后期，文學期刊的運行逐步進入“轉軌”階段，在“斷奶”的嚴酷現實下被拋向市場。期刊市場化運作的結果是，精英主義文學空間大幅縮減，而與之相伴的是小說創作朝著通俗化軌道前行。這對精英主義立場的編輯來說無疑是心有不甘的，于是純文學刊物在文學審美標準的把握方面進入莫衷一是的階段。1996年，《廣西文學》在文學期刊生存危機中發聲，率先策劃舉辦了“全國省級文學刊物生存與發展研討會”，基于文學期刊生存現狀研討對策。《小說月報》《小說選刊》《江南》等30多家文學編輯參會，新華社、《光明日報》《羊城晚報》等全國三十多多家媒體報道。不能不說，這是全國文學期刊界的盛會，也是《廣西文學》作為地方刊物的創舉，引起中國作協領導的高度重視。時任中國作協黨組書記的唐達成寄來書面發言，充分肯定了在市場經濟轉型期大會召開的意義。④這次研討會的召開在文學期刊辦刊史上意義重大，充分展示了文學期刊編輯同仁在危機中探索出路的努力。通過辦刊模式的探索，文學期刊在經濟上紛紛尋求企業贊助，并形成一股期刊與企業合作辦刊的熱潮。

從文學發展趨勢來講，期刊與企業“聯姻”的改革模式雖然暫時解決了文學雜志出版的經費問題，但是由于市場化語境并未改變，文學期刊的發展務必直面在“文學”與“市場”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的難題。隨著市場因素的介入，1990年代文學期刊的審美質地與1980年代相比發生很大變化，也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審美性的部分讓渡和嚴肅文學空間的縮減，自然影響到1990年代純文學生產的規模與質量。事實上，文學消費的增長是以審美性和思想性的“降格”為代價的。當然，商業化語境下，精英主義辦刊模式的“硬挺”也并非明智之舉，所以，兩種向度的極端化的出版模式都不曾成為1990年代文學期刊發展的主流方向，而更多文學編輯在焦慮和彷徨中探尋折中的出路。考慮到精英主義文學期刊在傳播范圍上的窄化，期刊編輯要么開始追求通俗化，甚至媚俗化的辦刊思路，要么將純文學刊物改刊為文化類期刊，但更多的期刊編輯保持理性的姿態，竭力尋找“曲高”與“和眾”的結合點。

從期刊生態來看，純文學刊物在1990年代受到商業主義大潮的沖擊，遭遇空前尷尬的生存危機，這種局面看似是生不逢時的環境所致，而實際上與其時的社會風尚及其所決定的受眾審美趣味有關。與1980年代期刊生態相比，1990年代文學期刊更重視讀者因素。編輯出版行為就不再只是出版本身的事情，也不再只是關乎創作主體的事情，而必須權衡出版主體、創作主體與市場主體之間的關系，把市場因素作為維持生存的重要指標來看待。而市場因素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受眾的結構與層次，最終取決于多種層次的讀者趣味。這個意義上，1990年代文學期刊改版是以讀者審美趣味走向為依據的。黃發有把1990年代期刊改版分為五種類型：向“雜”過渡、特刊或專刊化、一刊多版、打破地域限制和另覓出路。⑤無論是哪種類型的改版模式，一般都體現在雜志出版和文學文本兩個層面。從出版因素來看，1990年代文學期刊改版首先體現在裝幀、紙張、版式、圖片等因素上的改良，從視覺效果上擴充吸引讀者的“魅力”元素。大家雜志在這方面非常突出，從封面設計、版式開本到圖片選擇、欄目策劃等方面下足了功夫。比如，封面人物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欄目名稱的標新立異，邀請王蒙、蘇童、劉恒、汪曾祺、謝冕等名家擔任欄目主持人等。改版后的大家雜志視覺效果得以彰顯，體現了雜志外觀影像化、精致化的出版理念。一般意義上說，期刊在出版因素上的改進會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刊物的發行量，而同時，創作主體文學審美上的調整則是更為重要的內在決定因素。當然，1990年代小說藝術在雅與俗、功利與非功利、紀實與虛構、社會化與私人化之間的調整最終也要受到讀者審美趣味的影響。所以，從根本上說，改版過程中，編輯的決策很大程度上受到大眾的審美趣味所左右，讀者因素無疑是編輯在改版探索中的重要一極，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編輯的約稿對象和選稿標準以及期刊的外在形態。

文學編輯理念之變與1990年代小說藝術調整

為了響應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文學期刊乃至文學出版被賦予了新的媒體功能。為了適應期刊編輯在文化身份上的重新定位，文學期刊的編輯理念之變是預料之中的。而期刊編輯理念、欄目策劃和出版計劃的變化又必然對小說創作生態產生影響。在文學期刊編輯組織引導下，1990年代小說藝術調整與出版市場、讀者因素密切相關。某種意義上，1990年代小說是編輯主體、創作主體與讀者主體“合謀”的結果。抑或說，1990年代小說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文學編輯溝通讀者主體與創作主體，并在雅俗互動中努力尋找“平衡點”的結果。

基于讀者審美風尚的期刊編輯理念之變必然引起小說藝術的調整，形成一種雅俗互動的小說創作格局。以《北京文學》為例，為了爭取讀者，擴大發行量，對來稿的要求不再強調精英主義的“形式”探索和意義深度，而是竭力追求文本的大眾化和可讀性。所刊作品要求呈現中國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反映普通人的生活狀態與命運沉浮。小說藝術上的調整總體表現為文本的通俗化，追求故事性和可讀性。實際上，這也是此一時期文學期刊改版在敘事審美標準調整上所顯示的主要趨向。為了迎合大眾趣味，作家雜志打出“讀者們的《作家》”的宣傳語，《天津文學》則改刊為《青春閱讀》，而《青年文學》《山花》《莽原》等開辟“跨文體寫作”“模糊文本”欄目，模糊純文學的審美標識，形成“大文學”“泛文學”的出版面向。同時，貼近現實生活，關注焦點問題，尋求與時代接軌，也是文學期刊改版在內容上更新的重要面向。一般來說，期刊改版向度是編輯部集體決策的結果，往往被寫進了文學期刊社年度工作總結和工作計劃中。《廣西文學》在1996年工作總結中顯示：“今年以來，《廣西文學》所發表的文學作品絕大部分以現實生活題材為主，通過不同藝術風格及表現形式，反映時代精神，弘揚時代主旋律，尤其關注在當前社會轉型期中各階層人們的生存狀態與精神世界，面向現實，直面人生，大力倡導了文學的現實主義精神。”刊物頭條及重要位置發表的作品力求反映現實生活，加強了刊物的時代性。中篇小說《鄉下黃花》《集資》《血誓》等，均以現實主義的筆調，逼真的生活場景，展示我國農村和城市的社會矛盾與改革現實。這種貼近普通百姓生活及其關切的審美風貌，顯然是對象牙塔式的“先鋒寫作”的一種反撥。相對于長期在高空運行的以形式實驗為指歸的先鋒文學而言，這一審美調整顯示了編輯的智慧和眼光，通過讓渡審美性的方式解放了文學生產力。所以，有評論家撰文肯定《廣西文學》是“站在時代的坐標上”，“倡導寫實求真，為人民大眾所喜聞樂見”，“面對時代交出了明智的答卷”。如果說評論家對期刊改版的評價代表了專業讀者的接受情況，那么，雜志發行量則是從大眾接受層面對期刊改版的無聲評價。1996年第1期郵購脫銷的成績足以證明了這種藝術調整在文學傳播的意義上是有成效的。⑥文學期刊在銷售市場上取得成功歸功于小說順應時代所作出的藝術調整，自然也是編輯理念轉向大眾審美的結果。

就地方性文學刊物來看，短平快的文學形式大行其道，成為期刊改版的重要方向。《廣西文學》就推出了“小品文”，以便適應商業主義氛圍中的快餐化閱讀，顯示出文學期刊與時代審美需求取得同步的努力。同樣，編輯理念主導下期刊改版在小說創作上也顯示出新的氣象。首先，先鋒小說在敘述上從空中樓閣式的“形式舞蹈”逐漸回到“故事”的講述，如余華長篇小說《活著》、格非長篇小說《欲望的旗幟》等。其次，“晚生代”作家盡管早期創作不脫“先鋒小說”遺風，但1990年代中后期以來以日常化、平面化的獨語敘事展示了這一代人的生活況味和精神狀態，以代際化和都市化的書寫顯示了個人化寫作的審美風姿和藝術魅力。第三，林白、陳染、海男的小說以大膽的“身體敘事”開創了女性主義寫作的審美風尚。從以上三類主流作家的創作，不難看出，1990年代的文學耽于日常審美，以個人化的經驗書寫拓展了小說的審美向度。這種創作新變與編輯話語密切相關。編輯話語對文學場域的強力介入緩解了純文學雜志的生存危機，對催生1990年代小說審美轉型貢獻甚大。這主要表現為小說新思潮的命名與提倡，追求文學場上的轟動效應。幾乎每家文學期刊都有自己主打的“口號”和“旗幟”，如《北京文學》推出“新體驗小說”，《上海文學》推出“新市民小說聯展”，盡管1990年代小說呈現多元創作格局，但從藝術性小說一脈來看，這一時期小說在敘事藝術的調整中逐漸回到現實的大地，轉向對生命本體的觀照和書寫。

隨著1990年代中國政治經濟轉型，文學刊物紛紛改制、改版、改刊，文學編輯的審美獨立性再次受到嚴峻挑戰。與期刊雅俗互動相伴隨的是文學編輯面臨文化身份的重新定位，一方面，文學編輯在審美撤退中尋求生存的突圍，另一方面，商業利潤的驅動使部分文學編輯難以抵制誘惑，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不斷萎縮。文學出版的社會效益受到冷落，很多時候甚至被商業利益所取代。在商業語境浸染的大趨勢下，持守精英主義辦刊方向的文學編輯依然存在，充當了“純文學家園守望者”的形象，比如程永新、周介人、何銳、李巍、田瑛等，在政府“斷奶”后辦刊經費嚴重短缺的嚴峻形勢下仍然堅守精英主義立場，維護了文學純粹性和嚴肅性以及編輯人格的獨立和尊嚴。《上海文學》在“編者的話”中就顯示了此種“守望”心態：“五光十色的商品世界，無法代替精神的綠地，我們堅信人們最終希望文學所能給予他們的，是人生旅程上的光和熱。”⑦這種堅守不但可貴，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1990年代文學在高位上繼續運行，產生了一批藝術品味較高的小說。長篇小說《白鹿原》《活著》《一個人的戰爭》《九月寓言》《心靈史》、中篇小說《被雨淋濕的河》《沒有語言的生活》等藝術形式精湛、思想內涵豐厚的作品，代表了20世紀90年代文學的高度。

然而，即使是上述精英文學創作，與1980年代追求形式探索的新潮小說相比，仍然不免朝著通俗化方向邁進，但讀起來卻感覺清新、自然，審美趣味上的調整也是依稀可辨的。關于這一點，正如余華在收獲雜志發表《許三觀賣血記》后所言，“我覺得，純文學與俗文學之間并不矛盾，再過50年，我們會擁有既有力量又吸引人的作品”。⑧因此，藝術上的雅俗“調和”是文學的常道。編輯理念的雅俗之變最終是通過刊物改版來貫徹的。最典型的是，1996年，《上海文學》就推出“現實主義沖擊波”欄目，目的是讓小說創作直擊歷史現場，引起轟動效應。就此來看，雅俗互動是一把“雙刃劍”，在推動文學優化的同時，很可能面臨著審美的陷阱。作家處理現實的藝術調適使小說引起社會關注的同時，文學的獨特的審美性則日益萎縮。⑨這種讓渡審美性以求在市場沖擊下獲得“自保”的改版理念，在1990年代非常普遍。期刊改版潮雖然大致上沿著通俗化路線前行，但在文學俗化的背后，部分編輯一方面以尋求買方市場為辦刊導向，制造大眾文化消費品，比如《收獲》推出學者的“文化散文”，甚至在2000年發表了美女作家棉棉的長篇小說《糖》等通俗作品，同時也不放棄精英主義立場，讓部分藝術水準較高的小說依然在期刊上推出，這也是期刊改版潮中不可忽視的重要方面。另一種情況是，在市場化語境中，部分期刊改版為純粹的通俗雜志，如湖南文藝出版社主辦的大型文學期刊《芙蓉》曾是文學“湘軍”的主要陣地，在1990年代初實行“承包制”，刊登通俗文學作品，甚至出賣版面，但效果卻并不理想，不但沒有扭轉虧損的局面，反而破壞了作為精英文學殿堂的媒體形象。1995年，《芙蓉》再次改版，回歸純文學期刊陣營，將讀者定位轉向精英階層，標志著編輯向純文學辦刊立場的回歸。

1990年代期刊改版潮文學史價值重估

20多年過去，盤點文學現象、文學思潮、文學作品，回溯新時期小說藝術發展流變史，我們發現，發生于1990年代后期的期刊改版潮無疑是重要的文學出版現象，它不僅導致了文學出版體制的深層變革，對新世紀以來中國文學創作來說也是意義深遠的。尤其是在歷經20多年的沉淀之后，重新梳理這次改版潮給中國小說創作帶來的審美新變，考察其在推動文學雅俗互動中所發揮的審美杠桿的作用，為其文學史價值重估提供了新的契機。

首先，編輯主體意識的凸顯及其對1990年代以來小說創作的影響，作為當代文學研究的新的視角和維度，從方法論意義上為當代文學研究范式的拓展提供了契機。期刊改版潮中文學編輯成為文學生產中的重要主體，而在當下文學研究中常常被遮蔽，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其實，文學編輯可以稱得上1990年代小說轉型中的導演。一直處于“后臺”的編輯在1990年代集體走向“前臺”，并深度介入了文學現場。因此，在方法論意義上，如果從文學生產角度研究1990年代小說的轉型，把文學出版中的編輯主體納入考察范疇，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文學發展背后的推動力量。有學者認為，“編輯成為文學的判官，大有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意味，1990年代的文學在某種意義上成了編輯的文學”⑩。不可否認，當代文學發展自有其內部演變規律，但從客觀上說，1990年代文學轉型是創作主體、讀者主體與編輯主體“合謀”的結果。尤其是編輯在1990年代期刊改版中主體意識的普遍覺醒與極度張揚對文學創作的影響是空前的。因為1990年代文學是文學期刊主導的文學，文學期刊是文學生產的主要載體，而文學期刊的主體性很大程度上就是編輯的主體性。編輯主體意識的空前高漲的背景下，與其說作家是為期刊寫作，倒不如說是為編輯寫作。其中，大刊名刊的編輯更是導演了1990年代的主流文學。以被譽為中國新時期文學“編年簡史”的《收獲》為例，一方面，《收獲》作為影響力最大的文學刊物之一，在1980年代曾是余華、莫言、殘雪、蘇童、格非等名家成長的主要陣地。另一方面，這種精英化辦刊路向也潛在地規約了創作主體的審美模式，以至于被符號化，成為新手進入文壇的捷徑。不乏藝術潛質的青年作家不是為讀者寫作，而是為刊物寫作，跟著編輯的審美偏好亦步亦趨，確切地說，是一種投其所好的寫作。這種現象暗含了編輯對文學創作的過度介入，意味著編輯“對寫作人的修改”11。編輯“權力”在文學生產中的滲透是潛在的，不但壓抑了小說創作的活力與生氣，同時也容易導致小說審美的同質化。因此，編輯主體意識的張揚深刻影響了1990年代以來小說審美演變的軌跡。然而，文學編輯在文學藝術演變中的潛在規約功能，在當前學術研究中沒有受到相應的重視。1990年代期刊改版潮恰好是從傳媒主體的角度考察新時期乃至當代文學審美流變的重要入口。在這個意義上，把文學生產中的潛在規約機制作為“方法”來研究1990年代文學，通過1990年代小說藝術嬗變的分析來貫通和銜接1980年代小說與新世紀小說的審美流變線索，有利于從整體上把握新時期以來的文學現象、文學作品、文學思潮，有利于發生學意義上的文學史價值重估。

其次，文學審美的標準隨著時代的變遷不斷發生變化。其中，文學史對“雅”與“俗”的界定更是如此。從新時期文學發展來看，從1980年代先鋒文學在1990年代的創作轉型，再到新世紀文學雅俗互動，實際上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學俗化的演變軌跡。“雅”與“俗”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比如，《西游記》《水滸傳》等在古代屬于通俗小說之列，但在當代則被視為文學經典，屬于高雅文學的范疇。又如，林白《一個人的戰爭》在發表之初，之所以受到爭議，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文本所包含的傳統意義上的通俗元素，而如今看來，這部作品卻被普遍視為一部先鋒文學作品，即使稱之為“開文學風氣之先”也實不為過。所以，對文學“雅”與“俗”的界定并非一成不變，而是隨著審美標準的變化而靈活多變。從雅俗概念的流變性來看，1990年代文學期刊改版在新時期小說藝術演變中起著承前啟后的作用。可以說，1990年代小說藝術的審美調整，為新世紀小說的雅俗互動開啟了新的航向，絕大多數先鋒作家在新世紀的創作便是在雅俗互動中承繼與突破的案例。從長篇小說《兄弟》《春盡江南》《第七天》《牛鬼蛇神》等先鋒作家的作品來看，新世紀小說朝著通俗化方向邁進的創作趨勢是十分顯著的，以至在評論界和學術界爭議不斷。而這種俗化創作態勢并非新世紀才出現的新現象，其實早在1990年代期刊改版潮引發的小說藝術調適中埋下了伏筆。值得注意的是，1990年代文學的俗化發展趨向不只是“文本”層面對通俗元素的調度，同時體現在寫作姿態和媒體行為等外部層面。1990年代文學發展中，期刊也好，創作也罷，都非常重視社會轟動效應。有編輯指出刊物“像一列火車，除了危險品什么都裝，每到一站還要仰天長鳴，總想造成轟動效應”。12同時，作家通常利用刊物謀劃引起轟動的文學事件，如1990年代末的“斷裂”口號的提出，以至在小說創作中形成一種“偏至的審美”13，如“三駕馬車”的新現實主義小說，李馮等的“后先鋒小說”等，最后這種迷戀形式或依憑經驗的寫作由于走向自我重復而不了了之。由于文學媒體的介入，1990年代小說家在創作姿態上普遍走向輕浮和媚俗。這是不爭的事實，不能不說是新世紀文學創作“事件化”的濫觴。“俗化”同時也伴隨著“雅化”。為了避免被市場所拋棄的命運，網絡小說寫作在讀者壓力下也開啟了被迫不斷雅化的進程。從“雅”與“俗”的關系角度來看，期刊改版潮影響下所開啟的雅俗互動的創作潮流深刻影響了新世紀的小說創作。近些年來，文學期刊被劃歸公益類事業單位，辦刊經費得到充分保障，媚俗化的期刊行為逐漸收斂。雅俗互動在小說創作中步入健康穩定的趨優態勢。

最后，1990年代期刊改版潮的出現呼應了五四文學的生產模式。由于現代期刊出現，五四文學生產的組織性得以凸顯。某種意義上，五四文學就是被“策劃”、被“組織”的“文學”。這是與中國古代“自然生長性”14的文學生產模式最顯著的差異。同樣，在當代文學中，1990年代文學在生成模式上也非常鮮明地凸顯了策劃性和組織性15。文學編輯“既是文學創意人，又是組織者；既是策劃方，又是營銷員”，“必須積極主動地參與文學活動的整個過程，并努力使自己與眾不同甚至非我莫屬”16。因此，編輯充當了文學生產的組織者和策劃人。與前幾代編輯相比，1990年代編輯不再強調倚重外界“資源”的重要性，而更加凸顯“編輯自己操作”17的自主性。這是1990年代文學走向多元化創作格局的重要原因。以鐘山雜志為例，該刊編輯具有強烈的策劃意識，不僅提出了“新寫實小說”“新狀態文學”等概念，還策劃了長篇小說“三連星”，與《作家》《大家》《山花》聯合策劃“聯網四重奏”等獨具特色的欄目，對1990年代小說創作發揮了強有力的媒體引導功能。1990年代各種寫作口號、寫作命名也是新時期以來最多的。比如，新鄉土小說、新都市小說、個人化寫作、身體寫作、美女寫作等。在這個意義上說，1990年代文學是被“策劃”、被“組織”的文學，從文學生產特征上呼應了五四時期文學流派紛呈的創作格局。

必須指出的是，“尋求與市場的對接”是文學期刊“改版所自覺遵循的原則”。18文學編輯對作為傳媒的文學期刊的“過度”利用，如作家雜志在1998年第7期推出“70年代出生女作家小說專號”，《百花洲》改版為“首家大型女性文學雙月刊”，在一定程度上損害到小說創作的自主性19。衛慧、棉棉、周潔茹、朱文穎等為代表的被稱為“美女作家”的寫作，之所以能產生轟動效應，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刊登大幅“美女”影像來換取市場效應的結果。換句話說，“文本”經過期刊的“包裝”置換成了一種消費意識形態符號，或者說是羅蘭?巴爾特所說的“消費時代的意識形態符號化”20。文學消費的實質并非緣于“文本”，而是根植于對“美女”窺視欲望的滿足。“文學”與“女作家”之間存在一種“奇特的互動關系”，從而把消費的興趣從文本導向了“私人”21。這種非文學化的“包裝”所導致的后果是，期刊傳播的并非純粹的文學，讀者的消費也并非純粹的文學審美，這種商業化的編輯立場很大程度上導致了新世紀小說重“形式”而輕“內容”的出版風氣和小說界粗制濫造的寫作亂象。期刊改版某種程度上給文學帶來的結果并非是健康的發展，也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純文學期刊的生存困境，而是以審美性和藝術性喪失為代價。在這個意義上，有學者指出：“改版后文學期刊依然沒有走出困境的實質，正是消費時代生活法則滲透至文學場域，而審美追求的藝術法則主導地位喪失的結果。而詩意審美恰恰是文學的意義所在，也是文學期刊在這個消費時代的生存之道。”22這種觀點從文學的本體性立場出發，指出了期刊改版理念的媚俗化是文學期刊難以真正走出困局的原因所在。這個意義上，如何在雅俗互動中找到文學與時代特征的契合點，其實仍然是出版界與文學界值得反復掂量和思考的重要命題。

從文學史發展來看，1990年代文學期刊改版潮是頗具規模、形成氣候并深刻影響文學創作生態的媒體行為。它發端于中國社會經濟轉型時期受眾對文學消費的多元需求，同時有力推動了1990年代文學多元創作格局的形成。更重要的是，期刊對文學創作的組織與策劃引導了小說藝術的多元調適，在審美調適中開啟了雅俗互動的創作潮流。而且這種雅俗互動在新世紀小說中得以延續，并幾乎成為小說創作中約定俗成的觀念，助力漢語寫作的不斷優化。

注釋：

①雷達等：《90年代的小說潮流》，《上海文學》1994年第1期。

②周桐淦：《夢幻天鵝湖》，《北方文學》1999年第9期。

③⑥參見廣西文學雜志社《1996年工作總結暨1997年工作計劃》。

④參見拙文《于時代脈搏中建構八桂文學空間——寫在〈廣西文學〉創刊70周年之際》，《廣西文學》2021年第6期。

⑤黃發有：《九十年代以來的文學期刊改制》，《南方文壇》2007年第5期。

⑦《編者的話》，《上海文學》1992年第12期。

⑧余華 ：《讀者決定作家》，中華讀書網2000年8月28日。

⑨胡惠林：《文化產業學概論》，書海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頁。

⑩13黃發有：《文學期刊與90年代小說》，《文藝爭鳴》2002年第1期。

11羅崗、摩羅、梁展：《幾重山外從頭說——文學期刊與文學創作》，《文藝爭鳴》1996年第1期。

12《綠的纏繞——編者的話》，《上海文學》1994年第9期。

14張志忠：《序言：嚴謹而生動的學術靈性》，《海南師范大學學報》2012年第2期。

151990年代文學期刊改版潮中，編輯策劃了大量的文學活動，打出了五花八門的寫作口號、概念和標簽，如《東海》《大家》聯合企業以巨額獎金舉辦文學評獎活動，《青年文學》在2000年第1期提出“刊物不僅僅是一種編輯行為，而更是一種操作和運作（甚至炒作）”。

16吳俊：《九十年代誕生的新一代作家——關于六十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作家現象分析》，《中國當代作家面面觀》，林建法、徐連源著，浙江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第539頁。

17張宇：《關于編輯的閑言碎語》，《莽原》1999年第5期。

18洪安南：《文學期刊如何突出重圍》，《文學報》2000年11月2日。

19參見何言宏《出版主導的文學操作——對于20世紀90年代以來文學的一種回望》，《揚子江評論》2007年第2期。

20衣俊卿：《20世紀文化批判：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深層解讀》，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年版，第5頁。

21賀桂梅：《90年代的“女性文學”與女作家出版物》，《大眾傳媒與現代文學》，陳平原、山口守編，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

22樓嵐嵐、張光芒：《期刊改版與90年代以來的文學轉型》，《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2005年第3期。

[作者單位：浙江財經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