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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早在1965年，就有考古人員在今天的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古城遺址發現帶有唐朝元素的壁畫，但這除了引起國際粟特學界的一些專家關注外，國內鮮有學者涉獵，直到近年才陸續有研究成果發布。這座在撒馬爾罕古城的建筑遺存之所以被學界稱為“大使廳”，是因為該廳壁畫展示了盛唐時前往粟特的各國大使和當地的宮廷生活。大使廳四面墻體皆有壁畫，除了有著印度場景圖的東墻殘缺較大外，其余三面保存尚好。

大使廳北墻壁畫 資料圖片

1.泛舟獵豹：武則天和唐高宗的端午節

1965年，蘇聯考古隊在撒馬爾罕阿夫拉西阿卜23號遺址房間內（編號R23/1）發掘出唐代粟特國王拂呼縵的大使廳壁畫。著名中亞考古學家馬爾夏克認為西墻描繪的是一個大型唐朝使團，來自安西四鎮，其中有唐朝人、東突厥人、高麗人。在公元645年唐太宗征高麗的戰爭中，許多高麗武士被唐朝俘虜；其中2500名軍官受唐朝招撫，各自獲得新的軍銜，為大唐帝國服役，所以馬爾夏克認為這里的高麗人是以侍衛身份出現的。

我們所關注的重點是大使廳北墻所畫的內容。意大利考古學家康馬泰認為其表現的是“盛唐氣象”，墻面分成兩部分；左半邊是湖水，龍舟上乘坐著武則天，在畫中她身形巨大，身旁伴隨著宮女，正在向水中投擲粽子，吸引魚群；右半邊是唐高宗，同樣身形巨大，正帶著隨從在上林苑獵豹，人馬雜沓，人物清一色是男性。

對于武則天端午泛舟的畫面，康馬泰如此解讀：可以看清那位尺寸巨大的唐朝皇后張開左手，正向水中投擲什么，很可能是粽子。在水中有游動的魚群，龍舟下有浮沉的怪獸，一群打著旋兒的游魚正圍著皇后在水中吃食。左邊是一條蛇，想吃青蛙。魚集在一起在咬東西，有荷葉和荷花、鴨子，還有其他的水鳥。在魚群上方、龍舟右側，還有兩條魚也在進食。尾隨皇后的第二條小船上有三個男侍從，第四人正涉水而來，將要登舟。畫面下方還有兩位赤身裹著圍腰布、發髻綰起、半身浸在水里的人。前一位手持小棍正在水中搜尋，后一位牽著兩匹馬涉水朝向皇后龍舟方向。

學者們認為，大使廳北墻壁畫重現了端午節在盛唐時候的場景，這對于漢學家而言極其有價值。在中國本土，并沒有一件描繪端午節的唐代藝術品存世。

認真查看《駛向撒馬爾罕的金色旅程》一書中的《大使廳北墻壁畫線描圖：唐朝端午節慶典（局部）》，會發現這幅圖右側共有六身騎馬獵豹人物形象以及六只被獵殺的花豹。其中一身人物無論是馬匹還是自身形象均比其他形象高大威猛。只見此人一手緊握長矛后端，一手緊緊攥住長矛中間，兩手合力將長矛深深刺入花豹頸部。慌亂中逃跑的花豹前蹄騰空，后蹄著地，豹尾四下搖擺，因受傷驚嚇，豹頭回轉緊張對視狩獵人，但頭部正好與駿馬前額相觸，駿馬微微縮首。被康馬泰等認為是唐高宗形象的狩獵人右胯掛一胡祿，左側的“虎韔豹韜”露出上端，其胯下駿馬也是前蹄騰空躍起，后蹄下是一只躺著的花豹。整個畫面中兩名騎馬武士張弓射豹，兩名騎馬武士持矛刺豹，其人物身上的胡祿與“虎韔豹韜”非常顯眼。

有學者認為大使廳北墻所描繪的故事場景是盛唐宮廷生活一景。但是近年來更多的學者認為，貌似平常的湖上泛舟和獵豹畫面，其實表達了一個中國的特殊節日——端午節，而端午節在盛唐時期，又恰好與大使廳西墻和南墻描繪的波斯新年時令重合。在大使廳西墻，描繪著唐朝的使團手持蠶繭、生絲、白絹，與來自波斯、吐谷渾、高麗等國的使臣前來慶賀粟特國王拂呼縵接受唐高宗冊封，共慶波斯新年“納烏魯茲節”。而相對的南墻壁畫，馬爾夏克1994年指出，描繪著拂呼縵在波斯新年出行祭祖的場景。

那么大使廳壁畫創作于哪個年代呢？學界一致認為應該是在唐高宗擊敗西突厥汗國（658年—659年）之后，史書記載：“顯慶三年（658年），高宗遣果毅董寄生列其（康國）所居城為康居都督府,仍以其王拂呼縵為都督。”大使廳南墻和西墻是在慶賀拂呼縵及粟特的波斯新年，北墻是在慶賀唐代端午節，而在唐高宗時期這兩個節日恰好是同一天。在此起伏跌宕的歷史大幕下，大使廳壁畫的創作表達了拂呼縵對唐高宗遙致仰慕之情。據記載可知，拂呼縵的統治在公元676年之前就結束了，因此專家認為大使廳壁畫的創作年代是在公元656年到公元675/676年之間。

2.從撒馬爾罕到長安：絲綢之路繁盛景象

撒馬爾罕城是今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州首府，位于今天我們所說的河中地區，即阿姆河與錫爾河之間，歷史上將這一地區稱之為粟特地區，將區域居民稱為粟特人。漢初，匈奴破月氏，迫其西遷，以河西昭武為故地的月氏部落遂向西逃亡，進入中亞粟特地域征服當地土著，形成若干城邦。稍后，為嚈噠統治，嚈噠衰落之后，各城邦重獲獨立，復姓昭武，形成以康國（即康居）為首的諸粟特城邦，其中有安、曹、石、米、何、史、穆、畢等國，統稱“昭武九姓”。

關于粟特，成書于公元554年的《魏書》記載了5世紀粟特國“其國商人先多詣涼土販貨”而被北魏俘虜的歷史，其實早在4世紀就有粟特人從涼州向撒馬爾罕寄出家書，只是不知是何原因信件丟失在敦煌的漢代烽燧中，直到1907年被斯坦因發現。所以有學者認為昭武九國“善商賈”的粟特人是從4世紀開始沿絲綢之路建立強大商業網絡的，其實不然，更多的漢簡材料證明從公元前2世紀，粟特人已經利用他們的商業天賦向絲綢之路沿線及起點拓展商貿外交來往，只不過因為在貞觀年間向大唐進貢金桃，撒馬爾罕以金桃而聞名于世，卻忽略了其早期的交流活動。

在中國文獻中，最早提到康居的材料是漢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司馬相如《喻巴蜀檄》：“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意思是說康居等西方屬國，即使需要中介語言翻譯才能溝通，也請求來朝廷慶賀，畢恭畢敬地跪拜進獻貢禮。甘肅簡牘博物館張德芳認為，其時，張騫出使西域尚未回返，如同張騫在大夏時見到蜀布和邛竹杖一樣，說明早在張騫之前，中原與西域的一些信息交流和商品往來就已存在，康居國的名字也已傳到了漢朝。張騫使西域，先到大宛，再由大宛“為發導，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得到了熱情接待，算是中原王朝與中亞國家的第一次友好交往。

而懸泉漢簡中有關康居和漢王朝保持著貢使關系的記載就有14條，時間最早為甘露二年（前52年），最晚到西漢末年。從這些簡文不難看出，至少在西漢的最后半個世紀里，地處撒馬爾罕一帶的康居國始終同漢王朝保持著貢使往來關系。

兩漢時期，康居是中亞地區最早與漢王朝發生交往與貢使關系的古代國家。甘肅簡牘博物館藏有7枚被命名為《康居王使者冊》的木簡，1990年出土于敦煌懸泉置遺址，所記永光五年（前39年）康居王使者一行前來中原朝貢。按慣例他們進入漢地后一路的食宿要由沿途安排，所帶貢物要由地方官進行合理評估。但是他們卻沒有得到這樣的接待，一路飲食要自己負擔，尤其是酒泉太守評估貢獻的駱駝時未讓他們現場參加，本來“肥”，卻定為“瘦”，本來是白駱駝卻被指為“黃”，“不如實，冤”。朝廷得到上訴后，便責令敦煌郡和效谷縣進行調查并將當時的情況如實上報。這一事例生動地反映了漢與康居正常外交關系之下的糾紛處理。張德芳認為，該冊書的出土，不僅為研究當時的行政和司法審判程序提供了第一手資料，更重要的是為研究漢與康居的關系提供了原始資料，亦是今天的中亞各國研究本國古代歷史的重要資料，可補傳世史籍之闕載。

到了6世紀，粟特人以撒馬爾罕城為都建立了自己的國家，中國史書將它記為“康國”。公元658年，唐朝在撒馬爾罕城置康居都督府，以康國國王拂呼縵為都督，撒馬爾罕城成了唐朝的屬地。此后，康國國王的繼位都要得到唐朝的冊封。公元696—697年間，武則天封康國大首領篤娑缽提為康國國王；篤娑缽提死后，其子泥涅師師的繼位也得到唐朝冊封。公元731年，康國國王烏勒（公元710年—739年在位）上表，請封其子咄曷為曹國國王，唐玄宗同意。公元739年，烏勒卒，唐遣使冊封咄曷襲父位，天寶三年（公元744年），唐又封咄曷為欽化王，他的母親被封為郡夫人。

就在公元658年，拂呼縵為康居都督、中國成為名義上的宗主國之后，長安和洛陽不斷獲得來自粟特城邦的貢品。史官記下了粟特使節和他們帶來的各式奇人奇物，文獻記載所能知道的就有以下幾種：侏儒、樂師、舞者、馬、狗、獅子、豹、番紅花、石蜜、撒馬爾罕金桃、各式藥草、氍毬、絲織品、青黛、黑鹽、明珠石英、瑪瑙、黃金、黃銅、鴕鳥卵、玉飾品和甲胄。當然，這些不見得都是貢品，更多的也許是通過貿易交流等不同渠道得到的。

從1999年到2005年之間，史君墓、安伽墓等粟特商隊首領墓葬相繼在中國發現，北周史君墓墓室堪比皇帝規模，在這里也首次發現了粟特文和漢文的雙語墓志銘。這些都說明在撒馬爾罕和長安之間，甚至遠到中國東北邊境地帶，粟特人經過長時間的經營，逐漸形成了自己的貿易網絡。他們在這個貿易網絡的交匯點上建立起聚落，作為他們東西貿易的中轉站，并且以不同形式在中國北方地區延續下來。

當然，文化不是單向的，而是互動的。來自粟特的奇珍異寶風靡大唐時，濃郁芬芳的唐風也吹拂撒馬爾罕，絲綢之路沿線處處留下中國元素，大使廳壁畫便是其中的一例。

3.唐朝故事的“國際化”表達

只有充分了解撒馬爾罕與長安的歷史淵源，我們才能更好地解讀大使廳壁畫所蘊藏的內涵，并揭開其中的奧秘。

同樣的大唐皇家狩獵，在關中地區唐墓壁畫中也有發現，如章懷太子墓東壁的青龍圖像之后繪有龐大的狩獵出行畫面，有40多個騎者向南奔馳在連綿起伏的山丘之下，前面有一身穿深藍灰色長袍、騎高大白馬的人領隊，右邊有一騎者手執四旒猴旗，與其并行。后面跟隨數十騎扈從，或持旒旗，或抱狗，或架鷹，或鞍后馱獵豹。在懿德太子墓甬道壁畫里，可見胡奴牽著一頭云豹，跟隨著打獵的人群。這里的豹子不是被打獵的對象，而是如同獵犬一樣追逐野獸的捕獵助手。

從目前發現的唐代狩獵圖資料大致可以看出，狩獵圖是唐代的主要繪畫題材，除射殺羚羊、野鹿、野豬等動物外，還射殺兇猛的老虎、獅子，這是初唐尚武精神的表現，也是皇室貴胄身份的標志。但是以關中地區為主的高級唐墓壁畫中的豹子主要是作為助獵的形象而存在，并未發現射殺豹子的圖像。

但是，大使廳壁畫上的豹子卻是被獵殺的對象。我們認為此壁畫是受到波斯文化影響。波斯人喜歡在封閉之地圍獵，因此，是他們想象出唐高宗在上林苑獵豹的。其實，上林苑是皇家公園，里面并沒有野生的豹子。中國有華南豹、華北豹、東北豹，也有從西域進貢而來的豹子。在波斯文化圈里，帝王要表達其文治武功的時候，就要出現他們狩獵野豬、狩獵獅子、狩獵豹子的場景。所以，唐高宗獵豹是波斯文化圈的一個圖像語言。

對此，康馬泰也認為唐高宗獵豹此處采用了薩珊波斯的兩個藝術元素：唐高宗和隨從們所騎的駿馬馳騁，都有著飛翔騰空的波斯式姿態；同一頭花豹在一個畫面上重復出現兩次，一次是被唐高宗手中的長矛刺穿，另一次是頹然倒在馬蹄邊。

關于大使廳西墻上的各國使臣場景，日本學者影山悅子推測這是粟特畫家根據唐代記載創作的，而不是親眼實錄畫成。同樣的假設也可適用于大使廳北墻，粟特畫家可能只是聽到了去過長安的胡人描述端午節的唐朝宮廷場景，揣摩著畫出了唐高宗獵豹和武則天乘龍舟的畫面。

我們可以看到唐高宗和侍衛身上顯眼的胡祿與“虎韔豹韜”。古代文獻中有所謂“虎韔”“豹韜”，即以虎皮或豹皮制成的弓袋。《詩·秦風·小戎》曰：“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毛傳》曰：“虎，虎皮也；韔，弓室也。”陸游有詩曰：“將軍櫪上汗血馬，猛士腰間虎文韔。”唐章懷太子墓《儀衛圖》中有九名儀衛，三三一組，呈三角形排列，三組中的靠后一人手執大旗。儀衛皆著戎裝，頭裹幞頭，身穿圓領白袍，腰系黑帶，足蹬黑靴，右腰挎胡祿，左身掛“虎韔豹韜”。但是粟特畫匠也許沒見過真正的“虎韔豹韜”，因為他們將唐高宗和侍衛身上本應是彎形的“虎韔豹韜”全部畫作了直形。

當然虎皮或豹皮弓袋的形制多有變化，大多已無從考稽，如果說章懷、懿德兩太子墓為我們保留了兩種唐代虎豹皮弓袋的形象，那么唐高宗的這一“虎韔豹韜”又給學界提供了一個新樣本。

再看武則天所乘“龍舟”，粟特畫家不知道唐代龍舟的“龍”長什么模樣，此處采用了中亞的鷹嘴獅身獸格里芬的形象來代替“龍”。格里芬形象基礎是美索不達米亞的“翼獅”或“獅鷹合體獸”，格里芬造型最早起源于美索不達米亞地區，成型并流行于波斯、希臘，在大致同一時期出現并流行于中亞、歐亞草原。一般意義上，格里芬是指有著鷹首、鷹翼，獅體、獅尾，獅爪或鷹爪的混合怪獸。后來由于許多變種的出現，格里芬的稱謂逐漸泛化，包括鷹首格里芬、獅首格里芬和羊首格里芬等造型，其造型廣受草原游牧民的歡迎，它們是斯基泰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

最后，我們可以發現，在撒馬爾罕大使廳的壁畫是唐高宗、武則天在歡度中國傳統佳節——端午節，但是作為中國人的唐高宗狩獵的宏大場面卻以薩珊波斯人的思維定式予以描述和表達，盡管畫工們想極力復原“虎韔豹韜”的規制,但畢竟沒有親眼見過，或是有粉本，或是根據去過唐朝的工匠描述，抑或有唐人師傅在指點，畫出了唐朝儀衛的軍事裝備，而把獵豹這種薩珊國王喜好的活動安放在了唐高宗身上。同時，沒有見過龍舟的畫工將斯基泰的圖騰鷹嘴獅身獸格里芬當作龍首，畫在了武則天所乘的“龍舟”上。而這，卻完美地實現了中國故事“國際化”語言表達的效果，讓盛唐景象永遠地定格在了撒馬爾罕，記錄下絲綢之路當年的繁盛。撒馬爾罕大使廳壁畫所展現的“中國故事”就是文明因交流互鑒而大放異彩的最有力實證，在“一帶一路”深入人心的今天，仍然回味無窮。

（作者：范亞秋，系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博士生、蘭州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朱建軍，系甘肅簡牘博物館館長、研究館員、西北師范大學簡牘研究院兼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