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多年前，魏微的母親看過女兒寫的小說，有些不屑地說：你寫得真難看，要寫出《紅樓夢》《圍城》這樣的作品就好了。

寫《煙霞里》時，《圍城》就放在魏微的案頭。未見得是因為母親的暗示，而是對作品純粹的喜愛。這種喜愛多多少少影響了《煙霞里》的基調。這是魏微繼2012年發表《胡文青傳》之后的首部長篇。小說主人公田莊生于1970年，經歷基本涵蓋了當下大多數人的成長軌跡。沿著田莊的成長地圖，無論是哪個年代的女性，都能從中找到共鳴。

小說中，2005年的某一天，魏微和田莊兩個人談話。田莊跟魏微說，你將來可以寫一個人出生入死，中間幾十年，他怎樣去活，這是一個問題，要寫得很繁茂、很熱鬧，各種跌跌絆絆，人來人往，各種傷心、搖擺、痛苦，末了一聲嘆息，每個人都不一樣，但說到底每個人都大同小異，這就是人生。

后來，田莊去世了，小說家魏微將她的一生寫成了編年史，這就是《煙霞里》。魏微在寫作中調動了幾乎所有關于寫作和生活的資源。“魏微”身在其中，是觀察者也是親歷者，是書寫者也是劇中人。主人公田莊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視為魏微，也可以視為你或我。一個女人半生所經歷的重要節點，她都寫到了。

中華讀書報：2012年發表《胡文青傳》之后就沒有新的作品問世，這十年間是不是也有很多焦慮？還是泰然處之？

魏微：有焦慮，但時間長了，就泰然處之了，學會跟焦慮和平共處。我2005年來到廣州，這是我人生、寫作的一個轉折點。到了廣州后，突然不會寫了，找不到語言。生活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又步入中年，有很多人生困擾，需要處理很多問題，用年輕時的語調來寫中年的生活，沒法寫。十年前我就想寫編年體，寫不出來，就寫了一個短篇《胡文青傳》。就當是找語言吧，但是沒找準，于是就放下了。這一放就是十年。

中華讀書報：為什么？寫故鄉、成長、親情，是你早年寫作的標簽，后來為什么會想寫“宏大敘事”？

魏微：我對時代天生敏感，我早年在《青年文學》開過專欄，名字就叫《我的年代》。后來寫《大老鄭的女人》，背后是能看出大時代的。我曾說過，我不喜歡宏大敘事。我認為小說是小以見大，對于大時代的書寫，沒必要去直面、硬碰硬，繞著寫就好。其實是那時還缺少硬碰硬的能力，心力、眼力都沒到那程度。中年以后，宏闊的東西在我心里生了十幾年，長成一棵樹了，就想去對人生、對時代做整體的把握。

中華讀書報：的確，作品既有時間的縱深，也有空間的延伸，從李莊到廣州，其實是從鄉村、縣城到都市的過程，這么一路寫來，非常自然貼切。

魏微：寫這部小說的時候，我的常用參考書是《紅樓夢》和《圍城》，每天都要翻一翻。《紅樓夢》先擱下不談，這里單說《圍城》，寫得太好了，我每讀每笑，太歡快了。錢鍾書是天才小說家。人物關系的交待，七八個人聚會，誰挨著誰坐，小心思、小眼神，一個不落，交待得清清楚楚，筆墨能照顧到每個人，一點兒都不亂，言語風趣，充滿睿智和洞察，讀來令人捧腹，幾段話寫下來，人物性格出來了、關系出來了，彼此之間還很錯綜。這種能力，當代作家里沒幾個能做到。我有一次跟責編樊曉哲感嘆，我的能力不行，我就以《紅樓夢》舉例，哪怕是次要人物像傻大姐、小紅等落筆不多，但讀者照樣記得牢。曉哲糊弄我說，那是因為你看過太多遍了，當然記得牢。不是這樣的。寫作確實需要能力，我是中人資質，錢鍾書是天才，曹雪芹稱得上偉大。很多人說《圍城》刻薄，我覺得還好，小說家最大的道德是塑造人物，錢鍾書可能影射了一些熟人，但很多年后，讀者不會去分辨他影射的人，單記住了蘇文紈、孫柔嘉、李梅亭、顧爾謙，這些人現在還在，是我們的熟人、同學、同事，又可愛又可憎，這些人會一直活下去，代代流傳。文學的魅力就是在這里。《煙霞里》也有這個意思，就當是致敬《圍城》吧——我不敢說致敬《紅樓夢》——因為《圍城》有態度、有喜好，作者所愛的、所憎的都擺到了桌面上，不藏著掖著，特別好。讀來歡快，本質悲涼。《圍城》的調子影響了我。但我本性并不是慣于嘲諷的人，因而嘲弄兩句后，又回歸正常敘事。

《煙霞里》并不是非寫不可，它沒有必然性。外面都傳我在憋大招，不是這樣的，我不憋，但這么多年，那口氣我也沒歇，只是在等。等不來就算了，被人忘掉也沒關系。人，總歸會被人忘掉的。《煙霞里》我積累了十幾年，有人積累了幾十年都未必寫得成——這是寫作的代價，作家必須去承擔。寫作是有運氣成分的，《煙霞里》是不是好作品另當別論，但對我來說它是自我完成，我覺得自己運氣太好了，上天在眷顧我，讓我自由敞亮地去發聲。事實上，我是有可能一直沉默下去的，一直到老死。我是說真正的寫作，不是為混個臉熟而去填充報刊版面，不是為了博取功名，那是無效寫作，毫無意義。

中華讀書報：那你在沉默中爆發的點是什么？

魏微：契機、各種合力的結果。當時我正在寫《梁啟超傳》，掉進戊戌變法的大坑里，寫了十幾萬字，發現自己引用的康有為的材料是假的，他在作偽。我寫《梁啟超傳》時，情緒飽滿，這個我知道，語言也上道，但因為材料是假的，這個寫作就不成立，我特別絕望。正好人文社來約稿，把我從晚清的大坑里了拉出來。所以這不是一個常規條件下寫成的東西，純屬運氣成份。這么高強度的寫作，每天熬到夜里三四點，有兩次偏頭疼，大吐不止，我常擔心自己會突然掛掉，每天都當最后一天過，每寫幾萬字，我就發給我的責編。我以前的寫作是字斟句酌，特別磨嘰。寫《煙霞里》時，字詞突然不存在了，它們匯成了語言，帶著我一路飛奔，所以說，這不是常態的寫作。一邊被語言席卷，完全喪失了自我，一邊還要努力找回自我，要壓著，要克制，怕自己成為話癆，這兩者之間的平衡很難，越掙扎，越幸福。寫作的終級意義，我想就是為了等來這一刻，等語言、等情緒，寫作真是等來的，得有耐心。那種極致體驗，如果它能再次光臨，我愿意再沉默十年，讓自己銷聲匿跡。

中華讀書報：有意識地克制，也還是寫了54萬字。

魏微：人生第一回放飛，那就飛。

中華讀書報：你說自己很早就有編年體寫作的想法？《煙霞里》的前身就是《一個人的編年史》？

魏微：對，原名就叫《一個人的編年史》，我老早就想寫編年體，老早就在讀年譜。《煙霞里》寫得很順，開頭第一句話就有了，句式、語感、氣氛全出來了，字生字，句生句，源源不斷。寫作挺神秘的，我依賴語言，語言本質上就是神秘的，不是依靠努力、勤奮、刻苦就能找到的，需要一點運氣。我十多年沒寫，是因為語言沒來找我，我去找它，人家不應；人文社一來約稿，語言也跟著來了，還有什么好說的？十多年來，我已作好了最壞準備，這輩子我可能寫不成小說了，武功全廢，那就寫寫非虛構吧，權當自娛自樂。寫出來很好，寫不出來拉倒。

中華讀書報：讀了那么多年譜，有什么感受？

魏微：我有一回讀到梁啟超寫的《李鴻章傳》，驚為天人，直接呆了，那文章寫的！天才文字，情緒飽滿，知人論世，筆力縱橫，大開大闔，把晚清幾十年的政治、軍事、外交、人物全給端了，費字五六萬而已。貌似寫李鴻章，又不全是李鴻章，然而這才是最真實的李鴻章。大概就是中年以后，我覺得寫人狀物，必得游離出去，將人事置于環境里來打量，方能看得清大略。文字這回事，最怕就事論事，容易呆板，偏于局部。后來就順勢把梁啟超的名篇找來讀了些，像《清代學術概論》都寫得那么好看，像我這種學術白癡也讀得津津有味，對他就很嘆服。再順著讀下去，就遇上了梁啟梁的朋友圈。這一來，我就把陳寅恪祖孫三代的年譜全給讀了，還有一些相關傳記，略微知道他家的子侄輩、女眷們的情況，跟誰家通婚，父生子，子生孫，末了是怎樣謝世的，落場如何，全在腦子里，成了一個整體。這十幾年的讀史，對《煙霞里》的寫作是有幫助的，成了我的思維慣式，就是注重總體性、整體性。而針對個人而言，則是生命的成長、盛開、凋零，末了一聲嘆息。《煙霞里》就是寫的這個意思。

中華讀書報：《煙霞里》構思很巧，大家普遍對這種編年體的結構方式感興趣。你在書寫田莊個人史的時候，是以幾十年國內外的重大事件為背景的，每一個細節、每一年這么寫下來，人物命運與時代變遷怎么融合的問題，對你來說是難題嗎？

魏微：難。主要是筆墨照顧不過來，既要寫大的，還要寫小的，寫人物，寫性格，寫命運，七姑八姨，還要交待歸處，還有人物關系，各種細節。出版社也建議控制字數，大部頭會對讀者構成壓力，這些對我的寫作都有心理暗示。沒法敞開寫，各種掣肘。大和小的融合方面，我認為自己盡力了，在我的能力范圍之內做到了最好，但還是有缺憾，比如2008年的汶川地震、奧運會，我都沒有直寫，只能在對話里帶出。又比如我身在廣州，2010年廣州亞運會，也包括上海世博會，全是一兩句話帶過，這是很遺憾的。當然我以后還可以出修訂本，但味兒不一樣，情緒一旦離開《煙霞里》，再回去找補就難了。

中華讀書報：有評論家認為，你在小說中常常體現出“感情用事”。如《家道》，為了表達“家道”的不易，主人公忘了“政道”的守則。在《姊妹》里，兩個“三娘”本是仇人，卻最終因心生同情而成“姊妹”。《煙霞里》寫田莊和林有朋的婚外情，似乎也不那么讓人反感。你的小說里，感情和價值觀常常混為一談，是這樣嗎？

魏微：所謂“感情用事”，可能是指我“是非觀”不明，道德的界限感不強。可是一個寫小說的人，如果是非感太分明，黑是黑，白是白，小說還怎么寫？因為道德感太強的作者，是很難對她筆下的人物有理解、有同情。大部分人的生活是處在黑白之間，呈現灰色的含糊狀態，這也是人生的常態。文學要處理的正是這種常態。

中華讀書報：你覺得自己的寫作風格變化明顯嗎？

魏微：我是漸變式的寫作，不是突變式的。青年時代的寫作，是在為《煙霞里》做準備，兩者之間有延續性。有朋友指出來了，這種情況有點像蕭紅寫《呼蘭河傳》，還是那些元素，但屬于“集大成”的作品，一生只為寫這一本。當然我不愿承認這一點，我希望自己還能寫出更好、更別致的作品。我不想到此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