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一 《斷魂槍》與三個“瓦西里”

石一楓的長篇小說《入魂槍》（載《收獲》雜志2022年第3期），讓我首先不由自主聯(lián)想到的，是老舍的短篇小說《斷魂槍》。創(chuàng)作這個完成于1935年的短篇小說，故事情節(jié)其實也并不復雜。主要借助于沙子龍這位曾經(jīng)名震江湖的俠客改變身份成為客棧老板后的情節(jié)轉換，強有力地凸顯作者某種深沉而凝重的文化情結。因為沙子龍最擅長的絕招為“五虎斷魂槍”，作品遂以“斷魂槍”名之。雖然思想藝術旨趣有著明顯的不同，但如果僅只從作品命名的角度來說，二者卻也還是差堪比擬的。石一楓之所以要把自己的這部長篇小說命名為“入魂槍”，主要因為它也是小說主人公“瓦西里”在電競賽場上被稱之為“一發(fā)入魂”的一招絕技。所謂“一發(fā)入魂”，是電競界從日本傳過來的一種說法，“意為游戲者集中精力，打出不可思議的一擊”。關于這能夠“一發(fā)入魂”的神奇絕技，小說里曾經(jīng)有過相應的精準描述：“‘瓦西里’的跑位方式完全不循常理，幾乎是無遮無攔地暴露在火力網(wǎng)下，但在斃命之前，他已經(jīng)射出了本局唯一一發(fā)子彈，將對方最‘硬’的帶頭大哥當場洞穿。對他來說，這一槍命中就算達到目的，本人生死則置之度外。他的手法也常是‘甩狙’，和當初替我打出的那一槍如出一轍。他能在晃動、跳躍甚至墜樓的過程中命中目標，但在外行眼中，那不過都是偶然罷了。”需要注意的是，“瓦西里”在電競的過程中，一旦進入狀態(tài)，不僅往往會“一發(fā)入魂”，而且還總是要追求最理想的“爆頭”效果。如果達不到“爆頭”的效果，“精益求精”的他寧可不出手。與“一發(fā)入魂”緊密相關的，是“瓦西里”射擊時那種貌似松弛實則高度集中的特別精神狀態(tài)。然而，能夠以貌似松弛實則特別聚精會神的狀態(tài)發(fā)出致命一擊，不過是他人或者說敘述者“我”所觀察的結果。在“瓦西里”自己的感覺中，他之所以能夠“一發(fā)入魂”，卻完全是因為“時間慢了下來”的緣故。時間到底能不能慢下來呢？即使依照現(xiàn)行的科學水準，這也恐怕只能是停留在理論探討層面上的一個問題。雖然按照相對論的說法存在這樣的可能，但在現(xiàn)實生活中要想驗證這種可能，卻也還不具備相關條件。既如此，這里的所謂“時間慢了下來”，也就只能說是一種既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的獨屬于“瓦西里”個人的真切感受。但由其中提及的相對論所引發(fā)的，反倒是小說中第一人稱敘述者“我”的設定問題。雖然小說并沒有做出明確的交代，但根據(jù)敘述者“我”居然有一位名叫李正雄的專門講授“理論物理”課程的老師這一細節(jié)來推斷，“我”在大學里所就讀的專業(yè)，八九不離十應該是物理學專業(yè)。從根本上說，正因為“我”是物理學專業(yè)的大學生，所以才可以對諸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這樣的相關物理學理論信口拈來。關鍵問題還在于，很多時候，只有借助于如此一位擁有相關物理學理論的敘述者，石一楓才可能更進一步地展開關于電競題材的深度描述與書寫。

說到“瓦西里”，饒有趣味的一點是，小說里竟然先后出現(xiàn)過三個“瓦西里”。其一，是原初意義上的那個瓦西里。這個瓦西里是二戰(zhàn)期間因為精準射擊而被譽為英雄的瓦西里·扎伊采夫：“蘇聯(lián)戰(zhàn)斗英雄，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最具傳奇色彩的神槍手。在被稱為‘鋼鐵絞肉機’的斯大林格勒戰(zhàn)役中，他潛伏戰(zhàn)場，共射殺德寇225人……真正令瓦西里聲名遠揚的，是他在一次遭遇戰(zhàn)中，曾經(jīng)擊斃貴族出身的黨衛(wèi)軍上校、德國狙擊手總教官海恩茨·托兒伐克。”雖然這位帶有根源性意義的人物在《入魂槍》中并未正式登場，但因為他與另外兩位“瓦西里”之間存在著不容忽視的淵源關系，如果沒有他，自然也就不會有另外兩位“瓦西里”的被命名，所以石一楓竟然把《環(huán)球電影》雜志1997年6期上關于瓦西里·扎伊采夫的一段介紹性文字，干脆放置在文本之前，成為了小說的題記。其二，是21世紀初葉曾經(jīng)在北京的電競賽場上一度引領風騷，以其標志性的“一發(fā)入魂”而在業(yè)界產生相應影響的，那位依靠出賣苦力維生的底層青年（又被稱為力巴）的張京偉。張京偉之所以被稱之為“瓦西里”，主要因為在完成了驚心動魄的“一發(fā)入魂”之后，他自己的簽名就是“瓦西里”三個字。更進一步說，身為一個沒有什么文化僅僅依靠出賣苦力勉強維持生計的底層青年，張京偉能夠知道歷史上的神槍手瓦西里，乃是緣于父親的一封信。那是一封路途迢迢的來自于俄羅斯的亞列寧斯科亞的國際信函。很大程度上，正是父親這一封不期然間的來信，不僅使張京偉知道了那個歷史上的神槍手瓦西里，而且使他確立了力爭在電競領域里成為如同瓦西里那樣的神槍手的人生目標：“他把他爸關于‘開槍’的比喻理解成了字面含義，那就是在游戲里扣動扳機。于是他廢寢忘食地苦練，直到練成‘一發(fā)入魂’。于是他將自己命名為‘瓦西里’。”這樣一來，自然也就有了這位憑借“一發(fā)入魂”而在京城的電競界一時引領風騷的“瓦西里”。其三，是那位小說開始不久就以其神奇的槍法引人注目的“鴿子趙”。盡管“鴿子趙”這第三位“瓦西里”并非小說中的核心人物，但從敘事學的角度來說，他存在的意義主要在于更進一步地引發(fā)出那位擁有更重要位置的第二個“瓦西里”來：“當然，此瓦西里非彼瓦西里，二者不可混為一談。他們一個潛伏在一九四二年的斯大林格勒，另一個則出沒于今天的北京‘城市副中心’。但世事流轉，因果暗合，我又不得不想起了另一個‘瓦西里’。”請一定不能忽視這一段三個“瓦西里”很罕見并置的敘事話語。從根本上說，正是這一段敘事話語構成了小說《入魂槍》真正的敘事起點。由二十多年后也即當下時代的“瓦西里”（“鴿子趙”），首先牽引出作為命名根源的歷史上那位真實的瓦西里·扎伊采夫，然后又進一步聯(lián)想到二十多年前的那個真名為張京偉的“瓦西里”。從小說藝術的角度來說，作品所集中講述的，其實是這最后一位“瓦西里”的故事。也因此，我們就必須明確，盡管文本中先后出現(xiàn)過三個“瓦西里”，但只有這個張京偉才被作家石一楓徑稱為“瓦西里”，蘇聯(lián)的那位戰(zhàn)斗英雄是不帶引號的瓦西里，至于另外一位“瓦西里”，則被稱作“鴿子趙”。細細想來，那個根源性的蘇聯(lián)英雄瓦西里，只是偶有涉及，基本上沒有進入小說的敘事流程。真正加入了敘事流程的，是另外兩位“瓦西里”。如果我們可以更進一步地把二十多年前也看作是并不遙遠的“歷史”，那么，從藝術結構的角度來說，整部《入魂槍》其實由兩條或有交叉的結構線索組成。一條線索圍繞現(xiàn)實或者說當下時代的“鴿子趙”展開，另一條線索圍繞歷史也即21世紀初葉的“瓦西里”展開。相比較而言，后一條也即“瓦西里”的那條結構線索因其更重要，因而可以被看作是小說的主要線索，前一條也即“鴿子趙”的那條線索處于次要的位置。而這也就意味著，雖然總是會時不時地回到現(xiàn)實之中，但就總體來說，第一人稱敘述者“我”的敘事是在一種循環(huán)往復地回憶往事的基調中進行的。

二 電競題材與虛擬現(xiàn)實

閱讀《入魂槍》，令筆者感觸最深的一點，是石一楓對處于急劇變化過程中的社會現(xiàn)實的分外敏感。當然，這里的敏感主要是針對小說所表現(xiàn)的題材而言。盡管在很多時候，當下時代的文學批評領域相較于“寫什么”的問題恐怕更注重于“怎么寫”的層面，但在我的理解中，“寫什么”也即作品的取材問題同樣有著不容忽視的重要價值。不知道其他人的感受如何，反正或許與我的過于孤陋寡聞有關，在我有限的閱讀視野里，在閱讀石一楓的《入魂槍》之前，真的從來都沒有接觸過這一類以游戲或者說電競人群為主要表現(xiàn)對象的小說作品。這一方面一種極有可能的情況是，由于我的孤陋寡聞，當下時代或許早已有了類似的作品，但我卻毫不知情；但在另一方面，與那些僅僅滿足于浮光掠影地關注表現(xiàn)類似題材的小說作品相比較，我更看重的，還是作品本身的思想藝術水準的問題。從根本上說，只有那些真正抵達了相當思想藝術高度的作品，方才能夠進入我們的關注與批評視野。正是從這一點出發(fā)，我才特別看重《入魂槍》題材上的突破意義。一個相對陌生或者說全新的題材領域，能夠借助于石一楓的生花妙筆得以鮮活生動地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乃是《入魂槍》思想藝術價值一個不容忽視的層面。一種真實的情況是，早在閱讀《入魂槍》之前，我就曾經(jīng)對年輕人真正可謂是足不出戶、晨昏顛倒的“無論有漢，不知魏晉”的網(wǎng)游生活有所耳聞，但或許因為自己與這種生活狀況的距離甚是遙遠，對于其具體的生活樣態(tài)，只有在先后兩次認真讀過《入魂槍》后方才有所了解。這一方面，“我”和“湖里的魚”（也即魚哥）可以說都是極好的例證。首先是“我”，好不容易才考上了北京的名校，沒想到卻染上了難以戒斷的網(wǎng)癮（這網(wǎng)癮，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種時代病，或者說時代的標志）。為了打游戲，不僅足不出戶、晨昏顛倒，甚至還干脆就犧牲了正常的大學生活。如果說“我”的如此一種生活狀態(tài)的敘述還稍嫌籠統(tǒng)的話，那么，“湖里的魚”也即魚哥的撒尿事件就是一個很好的細節(jié)。誠所謂不打不相識，“我”和魚哥的結識，就緣于他的尿液。那一次，正在專心致志投入到游戲或者說電競狀態(tài)中的“我”，突然感覺到天上下雨了。沒想到，這雨到頭來卻是魚哥那憋不住的尿液。打游戲竟然打到了連撒尿都顧不上的程度，那種“歇機不歇人”的極端投入狀態(tài)自然可想而知。與這些年輕人的極度入迷狀態(tài)相匹配的，是他們在參與諸如《反恐精英》這樣的網(wǎng)絡電競虛擬比賽時的那種積極與主動。比如，“我”和魚哥以及小熊（“湖里的熊”），不僅化敵為友地由原本的對手而組成臨時戰(zhàn)隊，而且還強拉上能夠“一發(fā)入魂”的“瓦西里”一起來與“康德姆”他們那個工科大學的戰(zhàn)隊在電競賽場上展開了高強度的激烈對抗。這種網(wǎng)絡上虛擬的激烈對抗場景，竟然被石一楓的那一支生花妙筆渲染得如同武俠小說一般緊張而極富吸引力。

關鍵處在于，通過對“我”與“瓦西里”他們熱衷于電競這一新生事物的相關描寫，石一楓更是特別敏感地注意到了一種在某種意義上可謂是“真假莫辨”的新的社會現(xiàn)實的形成。當然，從根本上說，這種新的社會現(xiàn)實的形成，所依賴的主要前提就是科學技術那堪稱突飛猛進的發(fā)展。很大程度上，正因為有了科學技術的強力支撐，也才有了互聯(lián)網(wǎng)這一新生事物的出現(xiàn)。石一楓在小說中，對于中國互聯(lián)網(wǎng)的最早出現(xiàn)，曾經(jīng)有所考證：“略加考證就能知道，中國人的互聯(lián)網(wǎng)生涯始于一九八七年——有個名叫錢天白的科研人員向聯(lián)邦德國發(fā)了封電子郵件，其內容為‘跨越長城，走向世界’。”從一九八七年，到現(xiàn)在，雖然不過短短三十五年的時間，但如果斷言互聯(lián)網(wǎng)已經(jīng)從根本上改變了包括中國人在內的整個人類的基本生存狀況，卻一點都不為過。從《入魂槍》所敘述描寫的情況來看，早在21世紀初的時候，“我”和“瓦西里”這些年輕人的日常生存狀態(tài)就已經(jīng)被明顯改變了。請一定注意，我這里所強調的年輕人日常生存狀態(tài)的被改變，絕不僅僅只是指前邊已經(jīng)提及到的諸如足不出戶或者晨昏顛倒，而更是指伴隨著互聯(lián)網(wǎng)的日漸普及，那個借助于網(wǎng)絡而形成的虛擬世界的真實性問題。換言之，也可以說是真實世界和虛擬世界之間到底有無界限，究竟何者更為真實的問題。大約也正因為如此，擁有著豐富的互聯(lián)網(wǎng)生活體驗的“我”，才會在面對老師李正雄副教授的時候，悵然若失地傾吐自己由于互聯(lián)網(wǎng)所導致的關于“兩個世界”的困惑：“伴隨著悵然若失，也伴隨著心頭一熱，我向他講起了自己關于‘兩個世界’的困惑：即使‘真實的世界’確切存在，但有沒有那么一個剎那，當人把全部精力和情感投入到‘虛擬的世界’之中，于是虛擬也就代替了真實？如果這樣的話，兩者之間的邊界又在哪里？這時，自我矛盾的就是我了。我雖然決意活得‘真實’，但又向‘虛擬’投去了依依不舍的一瞥。”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我”面對著如此難以排解的困惑，所以，也才有了李正雄后來從理論淵源上對“兩個世界”問題更進一步的探討和闡釋：“李正雄卻跳回了一年多前，接續(xù)著我當時的話頭論述起來：從‘量子力學’到‘薛定諤的貓’，從‘時空折疊’到‘多元宇宙’。按照那些神乎其神的理論，世界就更加難以揣測了——它很可能是由一層、兩層乃至于無數(shù)多層皮心平行的維度構成的。如此一來，不僅‘真實’沒有我們想象中那樣真實，就連‘虛幻’也有可能在某個地方實際存在。”因為“我”和李正雄所探討的，是只有借助于高深的物理學理論才能夠理解的人類未來的生活可能，所以，身為科盲的筆者，除了仰望之外，也還只能是繼續(xù)仰望。但毫無疑問，伴隨著科學技術繼續(xù)的突飛猛進，“不僅‘真實’沒有我們想象中那樣真實，就連‘虛幻’也有可能在某個地方實際存在”的這樣一種完全打破了傳統(tǒng)意義上“真實世界”與“虛擬世界”界限的狀況，極有可能會變成我們絕對不可能無視的社會現(xiàn)實。但請注意，并沒有過了太長時間，僅只是在二十多年之后，到了“鴿子趙”他們這一代年輕人這里，對所謂“真實世界”和“虛擬世界”的理解就已經(jīng)更進一步了。這一點，在他講給“瓦西里”的一段話語里表現(xiàn)得非常明顯：“按你的說法，世界很多，彼此分隔，你又憑什么說游戲的世界是假的，另一個世界才是真的呢？又因為我在內，世界在外，我得繞過自己才能感受世界，那么不就等于說，只有感受才是真的嗎？既然無所謂真假，又何必非要回到你認為的真實之中？”大約也正因為如此，那位小說結尾處再一次神秘現(xiàn)身的小熊才會特別強調：“游戲是什么？對他、對你而言，它無非是幻象，是真實的附庸，我們躲進了‘那個世界’，于是暫時忘記了真實。但現(xiàn)在，情況變了：虛幻與真實合二為一，我們無須從‘這個世界’逃到‘那個世界’，相反卻能推動‘那個世界’反噬‘這個世界’。”很大程度上，正是伴隨著相關觀念的根本變化，也才會有“真實世界”與“虛擬世界”界限的徹底打破：“‘鴿子趙’告訴過‘瓦西里’，只有感受才是真的，‘真’和‘假’的區(qū)別并不重要。虛擬代替了現(xiàn)實，任何人都可以置身于永恒的新世界。”如此一番推理的結果是，到極端處，游戲甚至極有可能成為人類基本的生存狀態(tài)。借用小熊的話來說，就是：“現(xiàn)在你只需設想一下，如果在城市里建造足夠多的類似空間，那么游戲的形態(tài)將會發(fā)生根本改變。場所和時間的界限都將不復存在，電競比賽將會永無結束之日，玩家可以隨時隨地變成另一個自己……生活是多么乏味，只有身處周而復始的游戲之中，人類才能找回自由……”

三 嚴峻的社會現(xiàn)實與精神分析

在承認石一楓的確憑借著自身過人的敏感，圍繞“我”與“瓦西里”“鴿子趙”他們幾位的故事，成功地捕捉并表現(xiàn)了一種伴隨著科學技術的發(fā)展而形成的“真實世界”和“虛擬世界”并置的新型社會現(xiàn)實的同時，我們還必須看到，那一次最終導致包括魚哥在內多人不幸死亡的地下網(wǎng)吧縱火案件的發(fā)生。那一次，盡管“瓦西里”曾經(jīng)一度很不幸地被“我”懷疑為犯罪元兇，但最后警方調查的事實證明，真正的縱火者是那個長著一副螳螂板身體的男人：“新聞里說，他也是鄉(xiāng)里的農民，早年受過一點刺激，精神不太正常……至于縱火動機，是他在網(wǎng)吧看門期間，也對游戲發(fā)生了興趣，但又遭到了其他人的奚落，從此懷恨在心，終于一天從停在街邊的‘摩的’油箱里抽了一瓶汽油，回來就把防空洞給點了。”他這一點不要緊，造成的后果卻特別嚴重。活生生的十六條人命之外，更有防空洞里“黑網(wǎng)吧”內幕的徹底被揭開。如果說“真實世界”和“虛擬世界”的并置是一種社會現(xiàn)實，那么，這一次后果極其嚴重的網(wǎng)吧縱火案，就毫無疑問是與前一種情形并置的另外一種不失嚴峻的社會現(xiàn)實。在我的理解中，石一楓《入魂槍》的思想藝術成功，主要在于對以上所言兩種社會現(xiàn)實的并置式關注與呈現(xiàn)。饒有趣味的一點是，與另外一種嚴峻社會現(xiàn)實緊密相關的三位人物形象，居然還是“我”、“鴿子趙”以及“瓦西里”。

首先，是身兼第一人稱敘述者功能的“我”。雖然“我”表面上看上去是光鮮亮麗的北京一所名校的大學生，卻出身于一個無論如何都算不上正常的普通家庭。父親原本是當?shù)刈畲笠患覈袡C械廠的工人，因為工廠倒閉，只能在買斷工齡后無奈下崗。盡管他能夠在跑到南方后憑借自身的一技之長最終站穩(wěn)了腳跟，但母親為了“我”的學業(yè)不受影響，卻毅然決然地選擇留在了當?shù)亍Ｒ惨虼耍环N可能的事實便是，假若母親當年不管不顧地追隨父親一起去了南方，那么，他們的婚姻生活就不可能名存實亡。就此而言，我們完全可以認定母親為“我”能夠接受良好的教育而做出了巨大的犧牲。但所有的這一切，追根溯源，恐怕卻與父親當年的被迫無奈下崗存在著不容剝離的內在關聯(lián)。無論如何，工廠倒閉后父親們的被迫無奈下崗，同樣是一種不容忽視的社會現(xiàn)實。不管怎么說，“我”進入大學階段后對電競這個“虛擬世界”的無限迷戀，不能說與他那一段痛苦的成長經(jīng)歷沒有關系。既然如此，等到“我”終于可以擺脫母親的控制，一個人在北京“為所欲為”的時候，一個本能的選擇就是“瘋狂”地迷戀電競世界。但“我”根本就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如此一種對抗方式，“貌似獲得了自由，使用自由的方式卻是在電腦前畫地為牢”，是陷入到了不僅更大而且還不自覺的不自由狀態(tài)之中。但相比較之下，另外一個原因也許更為本質更不容忽視：“那恰恰是出于對‘真實的世界’的恐懼。大城市的光怪陸離讓我提心吊膽，與之相伴的還有對于手頭拮據(jù)的無奈、對見識貧乏的自卑、對前程未卜的擔憂……而我又不是姜咪那種意志強悍的人，我只能選擇躲起來，把電腦屏幕當成庇護所。”卻原來，在更為縱深的地方所潛藏著的，乃是“我”對于外部那個“真實世界”的極端恐懼和本能逃避。為什么要逃避？究其根本，恐怕還是與他那嚴重缺乏安全感的成長經(jīng)歷緊密相關。既如此，石一楓的一個值得肯定之處，就是在揭示另一種社會現(xiàn)實的同時，也從所謂精神分析學的意義上把“我”這個人物形象的人性深度挖掘表現(xiàn)出來。

其次，是那位長期和姐姐相依為命的“鴿子趙”。如同“我”一樣，“鴿子趙”也有著一段痛苦的成長經(jīng)歷。一方面是生身父母的極端薄情寡義，自己親生的兒子，僅僅因為先天有一點毛病，竟然不僅被嫌棄而且還被變相地干脆就徹底遺棄。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則是姐姐的情深義重。盡管自己的生存也特別艱難，但依然還是沒有輕易舍棄對病弱弟弟的關心與呵護。身為發(fā)廊小姐的她，拒絕與人發(fā)生真槍實彈的關系，僅僅只是以提供用手“放一槍”的服務來打法律的“擦邊球”，來勉力維持生存。但即使卑微如此，這位擁有“很會玩鳥”“美譽”的姐姐，卻依然沒有放棄對弟弟的那份責任。細細想來，其實很是有一點讓人心生感動。

但是，無論如何，小說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位人物形象，還是事實上處于文本中心地位的原名叫張京偉的“瓦西里”。其一，是他的悲慘身世。按照他姥姥對“我”的描述，她們家其實算得上是“正經(jīng)北京城里人”，曾經(jīng)在西四牌樓那一塊擁有三間大瓦房。她們家過去曾經(jīng)一度榮耀的唯一見證，就是那一把總是伴隨著姥姥的硬木圈兒椅。“瓦西里”的母親雖然腦子不夠靈光，但后來總算搭上了心思特別活絡的他父親。既如此，“瓦西里”雖然出生在西四牌樓底下，卻因為趕上一輪拆遷的緣故，被迫跟著姥姥搬住到了相對偏遠的海淀一帶。西四的房子被拆遷倒也罷了，關鍵還在于，這期間卻還發(fā)生了更為嚴重的變故。那就是，這個“瓦西里”竟然還不太正常：“她只說她外孫子從剛一記事起就是這樣，‘不太聽得懂人話’。原以為他傻，再細一觀察，非但不傻，有些地方還出奇的聰明。也找醫(yī)生看過，遠不夠送精神病院的資格。”“他就這么不言不語地折磨著別人，自己則受著更大的折磨，讓人覺得既可恨又可憐。”“瓦西里”打小就不正常，就“聽不懂人話”不說，要害處在于，他的生身父母竟然因此而拋下他遠走異國他鄉(xiāng)。女婿女兒都跑掉了，萬般無奈的姥姥，只好一個人獨力承擔起了管護外孫子“瓦西里”的責任。很大程度上，姥姥之所以知道已經(jīng)身患多種疾病，卻顧不上打理自己，也是因為一心只是牽掛著“瓦西里”的緣故。行文至此，我們就需要專門來探討一下“瓦西里”和父母的關系。前文曾經(jīng)提及，“瓦西里”之所以不僅能夠知道二戰(zhàn)期間的蘇聯(lián)英雄瓦西里·扎伊采夫，而且還立志要使自己成為電競賽場上的神槍手，主要是因為收到過一封父親的來信。既如此，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就是，既然“瓦西里”實際上已經(jīng)被父母不無殘忍地拋棄，那他為什么還如此這般地在乎父親不期然間的一封來信呢？思來想去，一種可能的結果就是，父母的遠離已然構成了“瓦西里”根本無法釋然的心結。一方面，是希望擁有來自于父母的關懷，另一方面，是父母遠離后安全感的嚴重缺失，借助于父親的遠方來信這一細節(jié)，石一楓令人信服地寫出了“瓦西里”內心世界的一種精神分析學深度。

其二，是他所罹患的那種孤獨癥或者自閉癥。對于“瓦西里”的如此一種病癥，敘述者曾經(jīng)給出過這樣的一種描述：“沒錯兒，‘瓦西里’患有自閉癥，又稱孤獨癥。其病因通常被認為以遺傳為主，伴以環(huán)境因素的影響；表現(xiàn)形式則是與人交往存在障礙，難以融入社會生活。根據(jù)‘瓦西里’的表征，他大致可以被歸入‘被動型’，也即‘能夠接受他人的親近，但不會主動與他人互動’。不僅‘瓦西里’，大約‘鴿子趙’也屬于同一范疇。”“瓦西里”和“鴿子趙”之所以雖然只是萍水相逢，就能夠相互間達到高度認同的溝通無礙程度，也正是因為他們之間同病相憐、氣息相通、惺惺相惜的緣故。唯其如此，小說中才會出現(xiàn)這樣帶有溫情色彩的敘事話語：“這孩子只在和‘瓦西里’對視時，才會綻開笑臉。他們都‘和別人不一樣’卻彼此一樣。”事實上，在和“我”時間并不算長的交往過程中，“瓦西里”的自閉癥或者說孤獨癥狀況一直表現(xiàn)得非常明顯。很大程度上，前文所敘述的他的“一發(fā)入魂”與“時間慢下來”之間的關系，也正緣于他的這樣一種病癥。

其三，與“瓦西里”其人緊密相關的，乃是一種多少帶有一點強制性色彩的城市拆遷。雖然說“瓦西里”連同他的姥姥，已經(jīng)被迫從西四牌樓遷居到了海淀，但在二十多年前，再一次遭遇到了拆遷的問題。先是“我”視野中那簡直就是無處不在的“拆”字：“風從遠方來，在寫滿筆力遒勁的‘拆’字的胡同里隳突穿行，我被吹得影子打顫，頭頂忽明忽滅的路燈，面對著三輪車上穩(wěn)如樹樁的人影。”盡管說，“平心而論，比起后來發(fā)生在我老家的慘烈進程，北京的拆遷還算是相對平靜的，政府牽頭，要把那片胡同變成‘科技園’，大多數(shù)原住民們都和和氣氣地談妥了條件”，即使如此，卻也依然還是出現(xiàn)了格外令人驚訝的姥姥坐在房頂上抗議拆遷的撼人一幕：“不遠處一間平房的屋頂上，擺著一張寬大厚重的中式椅子。扶手盤旋，在椅背處構成了圓潤的弧形，又像一副展翅欲飛的翅膀。椅子里有個金光閃閃的老太太，她盤起雙腿，端坐如鐘，狀若飛升，仿佛往天空中飄浮上去。”與此緊密相關的，則是姥姥面對拆遷隊時那義正詞嚴的責問：“可你們眼里有王法嗎？端坐屋里，禍從天降，這是哪一條王法允許的？牛不喝水強按頭，這又是哪一條王法規(guī)定的？”即使強硬如此，面對不可阻攔的拆遷大勢，“瓦西里”和姥姥他們的反抗卻注定只能是絲毫都不起作用的螳臂當車之舉。到最后，在姥姥不幸去世后，“瓦西里”一個人還是被迫無奈地流落到了更為偏遠的燕郊一帶。這樣一來，在帶有傳奇色彩的“一發(fā)入魂”的另一面，很顯然是“瓦西里”們浸滿血淚的被拆遷的殘酷社會現(xiàn)實。

其四，在“瓦西里”的人生歷程中，無論如何都不容忽視的一個方面，就是他一度被“我”懷疑為那一場地下網(wǎng)吧縱火案的犯罪嫌疑人。而與此緊密相關的，是“我”發(fā)自內心的數(shù)度由衷懺悔。火災發(fā)生后，自以為對“瓦西里”有所了解的“我”，不僅曾經(jīng)主觀臆斷“瓦西里”為縱火者，而且還言辭鑿鑿地向警方進行了舉報。正因為當年有過非常荒唐的舉報行為，所以，等到二十年后再次面對“瓦西里”的時候，“我”才倍覺慚愧不已。但其實這二十多年間，“我”已經(jīng)本能地感覺到自己極有可能有愧于“瓦西里”：“就這樣，我檢舉了‘瓦西里’。他姥姥說過，我是他唯一的朋友，我卻致力于把他送進監(jiān)獄。那段往事也成了我的魔怔。”“但每當夜里獨處，‘瓦西里’的臉卻總會在不經(jīng)意間從黑暗中升起來，升起來。”等到一切都真相大白之后，面對著早已被生活的苦難折磨得面目全非的曾經(jīng)的朋友“瓦西里”，“我”心里的內疚，自然會難以自控地溢于言表：“這時我才發(fā)現(xiàn)，多年之前陷入神智迷亂的并不是他，反而是我。我當初的念頭越是篤定，此刻的愧疚也就越深越濃，如同霧化成了水，水填滿了河床，又如同眼睜睜地看著另一個自己正在回憶里溺亡。更讓我自慚形穢的是，我從來沒有把‘瓦西里’當成過‘正常人’，卻用‘正常人’的標準慫恿了他；連我自己算不算得上‘正常’都不得而知，卻代表世上所有的‘正常人’審判了他。”很大程度上，唯其因為“我”深深地感到對不起“瓦西里”，才會陷入到一種難以自我原諒的狀態(tài)之中。

不管怎么說，在《入魂槍》這樣一部篇幅不大的長篇小說中，石一楓不僅在揭示“虛擬世界”的出現(xiàn)和存在這種新的社會現(xiàn)實的同時，也能充分關注到一些與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緊密相關的嚴峻社會現(xiàn)實，而且還能在人性的層面上真切表達一種建立在人道主義基礎上的自我懺悔心理，的確應該引起我們高度的認可與及時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