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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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除寒峭，我們闔家擱窩在廚房。采暖爐火口托舉鐵鍋，鍋里燉著排骨和土豆疙瘩。集成灶蒸著一屜豬肉白菜餃子，兼一屜韭菜雞蛋餃子。母親邊剝蒜，邊看快手直播。一個裝扮鄉鎮、過分美顏化的女人，罵街似的叫賣“錯過就是你的遺憾家人們”的廉價商品。父親坐在小板凳上，一手端看手機屏上的奇幻武俠小說，一手夾煙，隨時能將煙灰撣進腳前的垃圾桶。我守著爐口，查驗火勢。稍有頹靡之態，便夾一塊炭進去。母親有時偷偷瞧我一眼；有時刻意瞧緊不放，非得等我看回去才罷休。稍待片刻，集成灶“叮”出刺耳的一聲，餃子熟了。母親讓父親張致桌子、蒜醋、芝麻香油。她抽出屜子，先嘗了一個白菜餃子，喃喃道：“今年可是包好了。”碗筷盆醋一應俱全，我正待要吃。母親讓我等等，教父親夾三個餃子，分別給門墩下的土地爺、南房里的財神爺和老祖宗貢上。

父親拜祭回來，自顧自說些吉利話。母親搭腔兩句：“老天爺們保佑咱們全家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然后動筷子，吃得差不多了，天色漸黑，母親催父親和我壘旺火。父親很早從野外拖回一個野狗大小的樹墩，囤在茅廁一角的柴堆上。他搬出來，向我炫耀：“這可是個好東西。”樹墩作底，省去磚頭，再劈些柴棍，圍攏斜搭起來便是。父親嫌我手嫩，持不了十字鎬，只教我把炭房里攢的粗木頭一一搬出。太陽漸漸沉墜，遠處山廓裹著一層霧態的藍焰。我有些出神地駐足遠眺，視線又退回到門檐不遠處高壓線上懸停的兩只喜鵲。一只聽到劈柴聲，也許是別的聲，飛走了。剩下那只成了多余的音符，寫在蕭瑟的西張地界，突然撲騰起翅膀，又很快斂了回去。父親喊我再去搬兩根木頭。我出茅廁再望，喜鵲已消失不見。高壓線重現往日的冷清。就在這時，門口走進一個人。

“二毛多會兒回來的？”

我正恍惚地辨認他的皮相，一個名字驟然升起，在我心里打轉，可又實在不愿意承認“這就是他”。他的聲音也變了，老了，好像早已屈服這片土地，成為一個地道的農民或操持泥瓦刀的工人。

“就前幾天，”我客氣回道。

他轉向父親，借用十字鎬。父親說，還有些活兒要用，一會兒給他送去。他看我一眼，微微頷首。我以同樣的方式答禮。待他走后，好像我才真正看清那幅面相：黑了，髭須生猛，頭發短而干燥，穿著老舊的黑皮衣，像他死去多年的父親的遺物。

我問父親：“三毛啥時候出來的？”

父親說：“有一陣了吧。還真沒留意。”

母親出了家門，喊住劈柴成癮的父親：“夠用就行，劈那么多煮著吃啊？”父親掃視腳下的木柴，掂量著足夠壘旺火和后面幾天燒爐的用度。他扛起十字鎬，往門口走去。我說，我去送吧，你壘旺火。

三毛家和我家只一墻之隔。本來兩家大門一徑朝南。二○○七年秋，我家在原址上重建四合院，聽算命師傅的話，大門朝向由南改東，正面迎向通往福田寺和禹王洞的柏油路。自那以后，家里人的命相確實轉好一些：父親脫離農村工程隊做了個體戶，專門伺候城里的瓷磚營生；母親身體好些了，不再四處求藥；姐姐自忻州第一職業中學畢業，進了一家制藥廠；我考上了忻州市最好的高中。也就是那年，三毛的父親死在太原的病床上。肝癌晚期，發現就晚了。那時，我見過一次他父親，嘴唇青黑一片，像是烏鴉的血。他父親愛穿皮衣，臉上和身上的肉豐腴又結實，貌似古廟如來。人們都說他有福相。誰料沾上病，人很快就沒了。看來，福相也有期限。三毛出事前，他家院子翻修過。原先帶門閂的鐵門，換成紅色瓦鋼大門。外墻加升一米。院里的棗樹刨了，蓋了座南房。正房倒是款款立著，二十年來，窗簾好像都沒換過。

我拎著十字鎬走進他家院子。他正在晾衣繩上纏串串燈。地上堆著一蓬粗木頭。我放下十字鎬，問他要不要幫忙。他說，就這點營生，用不著人。這時，正房的白燈于昏暗中亮起。一個女人，應該是他媳婦，披頭散發，站在門內，隔著玻璃往外瞭。他說，她才洗了頭，就不出來招呼了。三毛的客氣教我有些不安。他很快裹好串串燈，喊女人摁開關試試。串串燈陡然清晰：一顆紅，一顆藍，一顆紫，余的還有黃、白、綠等，交纏一起，細細碎碎地圍繞著晾衣繩閃爍，仿佛一條竊來的銀河。窗口的女人重又現身，這次，懷里抱著一個嬰兒。那扇玻璃凸顯出來的女性輪廓，竟有些三毛母親的影子。也許是我一廂情愿：總以為他母親會一直站在藍色玻璃后，眺望跟他兒子一起回家的人。只是遺憾，她在三毛出事后病故了。好像也是癌，也好像是心腦血管上的病。我懶于求證。也沒機會像見識“烏鴉的血”那兩瓣嘴唇般，見識她在死亡陰影下的面色變化。因為那兩年，我沒回村子。就連春節都是困在北京，一個人煨著小太陽電扇，依賴國產喜劇片徒勞度日。等到工作稍緩，心志稍堅，我回鄉探望，母親才像想起一件什么微不足道的事情似的，告訴我張秀蓮去世了。

張秀蓮是三毛母親的名字。我沒見過她年輕的樣子，印象里一直都是三十多歲，齊肩短發，印花襯衫，臉白白的，略有福態，遠近都說她像半個菩薩。又調笑道，三毛父親李柒升是佛祖，她是菩薩。佛祖配菩薩，登對得很。就連他們的孩子，個個都有些神道儀態：大女李子清骨相方正，不怒自威，眉眼微聳，與五臺山增長天王的面貌有某種隱秘的相似；二女李子汐，生得玲瓏，承繼了母親的膚色，渾身上下沒有一絲農村色彩，宛如一尊南方水鄉的骨頭塑出的仙子；三子李子鴻，因排行老三，遵照村里習俗（好以“毛”來冠之小名），遠近鄰里都喚他“三毛”，恰如我的小名是“二毛”。年輕時他的五官秩序和自恃為“王”的風度，幾乎就是盜版影碟里倚靠紅色轎車于炫目的霓虹燈下吸煙的鄭伊健。這一家的面目遺傳譜系可以這樣概括：大姐像父親多一些；二姐和三毛，更近似母親。張秀蓮從不讓二姐干糙活，沾泔水，農忙時怕人說閑話，便道二閨女崴了腳在家養著。對三毛，她始終戒備兒子有可能生發的墮落，生怕他淪為別人口中的“小白臉”。但又對自己的作品有絕對的自信：李子鴻會出人頭地，當官或做大老板。“望子成龍，望女成鳳”是一條鐵的基因，已經烙進每一個戰戰兢兢的子宮。母親對我更是如此，她似乎甘愿承受三倍于人生的刑役與肉身的苦痛，只愿換取我十八歲所必經的那場考試得來一個優異成績，從而獲取未來一份大好工作（即能賺大錢的工作）的隆重邀約。

拎起十字鎬試重的三毛，可能不會像我一樣去回想二十年前的暑假前夕，他第七次登上西張小學的領獎臺，接過校長頒發的“優秀學生班干部獎”時臉上的榮耀。在那之前，他已領取“班級排名第一”、“語文第一名”、“數學第一名”、“計算機第一名”、“優秀三好學生”、“勞動獎”、“標兵獎”。夏日陽光灼熱，帶著汗的咸味。李子鴻的名字經由教學樓頂的銀灰色大喇叭傳誦七次，攜帶電流的聲波在每一個學生身上，引發艷羨又遙不可及的戰栗。放學后，同學們都在議論“李子鴻”。我與有榮焉似的宣稱，那是我鄰居。回到家門口，母親、張秀蓮、近鄰的叔伯阿姨，圍攏在我家舊院的門墩內外，男人們抽煙打牌，女人們有的納鞋墊，有的打毛衣，有的搬個小板凳看男人們打牌。他們有無數閑話。我向張秀蓮報信：三毛拿了七張獎狀。也許我的語氣含有我并未察覺的嫉妒。她只是回應了我一個理所當然的微笑。不一會兒，三毛放學回來。張秀蓮起身，跟著兒子回家了。大門恢復冷清，各家自造午飯。母親在院里的土灶上做豆角燜面。她問我領了幾張獎狀。我從書包里取出兩張，“語文第三名”和“優秀三好學生獎”。我沒告訴母親，一個班二十五人，有七個都領到了“優秀三好學生”。母親說：“看看人家三毛，你什么時候也能給咱拿七張獎狀？”可惜，我此后都沒能為母親拿下七張獎狀。

無疑，三毛是西張村最有出息的孩子。而一墻之隔的“二毛”（即我），也還湊合，至少飽含希望。大人們總是問他，將來讀清華還是上北大？張秀蓮插話道，將來看他愿意，說不定還出國留洋呢。留洋你供得起嗎？砸鍋賣鐵，賣地賣房，哪怕賣血，死都供得起。這樣的對話發生過無數次。每次，三毛那張稚拙的臉上都會映出一種曖昧不清的機械反應，絕不是抗拒，但亦不領情。隨后，他退回自己房間，面對一臺17英寸的黑白電視機，連接上小霸王游戲機盒子，從一旁的鞋盒里選取一張游戲卡帶，靈魂出竅附身于手柄按鍵，搭乘電流，進入像素大陸，舉起沖鋒槍或驅動坦克，無懼無畏。在我這一生中，有過那么兩次，承蒙邀請，走進他的臥室，拿起副手柄，和他一起享受投射在視網膜上的抹掉倫理罪惡的殺戮。第一次，還未盡興，張秀蓮推門進來，放進一碗撒了白糖的切瓣西紅柿，上面插了兩根牙簽。不一會兒，她又進來，用安撫性的嗔怪語氣，讓三毛吃了糖拌西紅柿，寫會兒作業。第二次，張秀蓮領著母親進來。母親叫我回家吃飯。我說，我不餓。她們說了兩句閑話，母親又叫我回家。張秀蓮說，你們吃了飯再耍。三毛懂事的故意“送死”，而我一人，無法對抗會發射子彈的蛇態機械臂，只好成為一具尸體。事實上，土灶沒有生火，鐵鍋沒有飯。母親是要我去學自行車。解放牌自行車對我而言，猶如噴火龍對馬里奧。我左腳踩腳蹬，右腳鉆過前叉橫杠踩上右腳蹬，如一顆多余的腫瘤盤踞在自行車左側，以這般殘疾的姿勢踩動自行車。“長大了，就能跨過前叉，像大人一樣騎車了。”母親抓緊車座，輔助我暫時實現以我的年歲和身高還無法控制的平衡。她再三保證，不會放手。我騎了十幾步遠，回頭看她。她停在原地，遙遙看我，也許沒看，只是在注目她和我之間的某截虛空。我摔倒了。自行車完整地壓我身上的多年以后，我在北京出租屋的凌晨三點十七，剛剛結束與老板的通話，窗外來了雨，那雨在夜里是黑色的，綿密的，帶著窒息的涼氣，像是天的陰影以一個固態的平面垂直壓下，但只有我一人承擔。

三毛劈柴時，我感到有義務幫他，哪怕只是把地上的粗木頭立起，預備他來砍。他謝絕了我的好意。我終于退出門外，又鬼使神差般回頭，仿佛已經預見未來有一天，我會寫下眼前的場景：一個三十三歲（已經失去“年輕”這一封號）的男人，揮起十字鎬，又轟然砸下，鎬頭釘進木頭樁子，體干肢解，年輪平面碾成碎末。有的木屑意圖逃逸，又在地心引力的拖拽下，落至黃土地，由于太過輕微，幾萬年后都漚不成一粒可燃的炭。景深處的家門玻璃已經空了。他的妻和子好像從未現身。一種洶涌的含有宗教意味的直覺攫住我：我再也無法踏進這扇瓦鋼門了。正如當年，我總是抻長脖子往門內眺望，希望偵探到三毛打游戲的痕跡，再撞見張秀蓮出門，喊我進去找他玩，接過他遞來的副手柄，踏上整個童年最令我心動的電子戰場。這扇門，儼然在守護一座圣殿，而我所能祈求的不是自己的腳，而是命運的憐憫。除罷我的焦躁，這扇門還如攝影機似的錄下眾多女生之相。逢到一些周末，她們——用張秀蓮的話說——沒臉沒皮地過來尋她的兒子。我在自家窗戶往外窺探。她們嬉嬉笑笑，胯下是取消前叉橫杠的新潮自行車，穿著校服以外的彩衣，不斷延展女性的脖頸，妄圖以一種與視覺締結神秘聯盟的弧線，望見李子鴻的身體成分。她們沒有勇氣走進去，卻有一種婊子般的膽色，敢直面大人們投來的鄙夷與厭惡。母親對張秀蓮說，現在的閨女都沒羞沒臊的。張秀蓮深以為然。而我只是默默欣賞她們的膽色。突然，張秀蓮從我家炕頭起身，匆匆趕出去。嘴里捎帶著咬牙切齒的憤恨。我抬頭望去，三毛和那些女生在一起。她們在笑，在說話，身體雖異，卻有一種穩定的和諧，仿佛已經演練良久。母親命令我寫作業，少操閑心。張秀蓮的叱罵聲傳進來。她審判并驅逐她們。三毛重回家里，插上游戲盒子，扮演一名武士，通過吞食天上的彩色飛魚和樹梢的月亮，變換服飾和強化武器，從噴火的漁翁手里救下被綁在月之暗影的公主。可下一個關卡，公主又被蒙面武士搶走。他再度重復這一輪回。游戲制造者只是為這一次次的輪回稍稍改換像素的色澤和子彈的密度，為使你永遠重復。整個西張，沒有人可以徹底通關。

三毛長我三歲，獎狀多我五張，擁有游戲盒子和驚人的自行車天賦（不握車把，亦能飛速穿行于整個鎮子），尤其是大人最為看重的學習，他什么都懂，有成績為證。而我，在被迫學會自行車的一個晚上，語文老師布置了一篇作文，三百字，寫“雪”。我在一盞墨綠色的臺燈下，翻開紅旗本，面對一行行空白，腦子里的漢字突然遁跡匿影。我求助母親。她在炕上打毛衣，看電視，說這是我的作業。在那之前，她已教我應付過兩次作文，幾乎是她說一句我寫一句。這次，她鐵下心讓我獨自應對。我在寫下“標題”后，進入漫長的等待，懇求母親松口，再幫我一次。天越來越黑。有些鄰居來串門，說些閑話。四周逐漸抽干的氣體，令我久坐的軀體開始窒息，面對絕望的空白，鼻涕和眼淚先后涌出，乃至不能自已，一次次推開家門，扶著照壁，將鼻涕擤下，甩進刺玫瑰花叢下的土壤，又將指紋上的鼻涕殘余抹盡在照壁的水刷石墻面。我返回書桌，拿起鉛筆，對著紅旗本，繼續哭。鼻腔滿溢，我再推門，再擤鼻涕，再抹盡手指。這是母親授意的痛苦的輪回。她穩坐在炕上，和來串門的近鄰閑聊，漠視我，篤信這是成長必經的關卡。后來，張秀蓮來了。她聊起她大女兒的相親歷程，選定韓巖村的一個工匠，“搞裝修的，人挺本分，明天就坐下來談錢。”也許是她們的話題盡了，才想起我，張秀蓮大發慈悲地提議，讓三毛教我寫作文。母親終于默許。等三毛過來時，我已經填滿了兩行空白。每完成一個句子，我就點清字數。數字無論如何只能增生延續，這種確鑿逐漸稀釋了我的無助。三毛來了，只是說：“你這寫得挺好啊，就這樣寫下去。”最終，我完成了。眼淚和鼻涕干凈了。張秀蓮心滿意足地回到家，和大女兒商量婚事，囑咐三毛少打游戲早點休息，過兩天要去城里參加小升初入學考試。

回家后，院子正中橫豎相交壘起一人高的楊木柴棍，旁側一垛干草，貼有一幅春條，上書“旺氣沖天”。這便是我家的旺火。大年初一，它會在夜里短暫燃燒，又將于清晨泯為灰燼。

母親問我晚上還吃飯嗎？我說不吃了。這是一句她已知曉答案的問話。自從姐姐嫁人，家里就沒了年夜飯。要是餓了，便在采暖爐上烤倆饃饃，就著曬干的老咸菜和白開水，稍稍應付。春晚意興闌珊，沒個看頭。父親和母親坐沙發上，守著手機，不時驚呼，某某瓷磚群、親友群、西張群、親戚群又發紅包了。他搶到二毛，她搶到一毛。怨兩句，再搶，搶多了偶爾發一個。手機叮叮鏘鏘，電視嘰里呱啦，炮仗乒乒乓乓，冷清與喧囂在這一刻，在這個屋子，實現了微妙的共振。我在手機上回復同學及同行的祝福語，選擇一些長輩和對自己可能有某種前途上的裨益的同行，發送祝福語。在他們的名字之后，冠以“老師”，順帶祝福家人健康。健康總是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母親積勞成疾，早早睡下。我回到自己屋，留父親一人在客廳沙發上繼續搶紅包。我趴在床上，打開手游，化身“達摩”，在電子峽谷里拳打腳踢。每次游戲開張，都要善意地跟手機背后的天南海北同樣于此刻無事可做只好游戲的隊友說一句：新年快樂。

2

二○○七年秋，我伏案作業，母親掌著天花板上不足五十度的白熾燈繡鞋墊。門外有人吆喝，聲音跌跌撞撞。母親讓我去看看。三毛攙扶著醉醺醺的父親，一步一挪，像是螞蟻肩負了蝸牛的殼。父親褲腿滿是土，襯衫領口和風紀扣周圍被穢物濡濕。這副樣子不僅是醉，是“醉倒轂轆”，喪失了行動力。他今天上喜宴。三毛應該也在。所以才有這一出。我從他手里接過父親。這年他十七歲，卻像已經成年了十七載。自打變聲，繼承他父親的嗓音以來，他就像是在以倍速生長。而我呢，變聲期后，聲帶自動修復，又復原了童音，清亮而稚拙，導致工作以來，旁人總固執地以為我長不大。他們以對待孩子的方式規訓和調控我。那時，我便蓄起胡子。正如三毛，他的胡子比他病故的父親還要興盛，仿佛他父親的胡子遺留給了他，他又不愿割去自己的，便以二倍的體積裝飾面龐，從而顯出一種幾乎是刻意的成熟。也許這是他提前宣告成年的方式。

父親回屋后，母親倒了杯水，怨道，就那點貓尿，怎么就舍不下？他無法辯駁，癱軟下來。嘴里嗚嗚咽咽，不時有涎液淌出，伴隨著干嘔聲。他剛躺下，又掙扎起來，混亂的語言中提到茅廁。我扶著他，下了炕，晃晃悠悠地從家門口，一步一挪，來到茅廁。“爸爸太痛苦了，”他說，“太痛苦了。他們一直灌我。”這是從父親口中說出的第一個“痛苦”。我之所以這么確信，是因為在忻州話的語境，我們只會說“難受”、“難過”、“難活”，絕不是“痛苦”。痛苦這個詞，太“普通話”，太嚴肅，不容一絲一毫地質疑與辯證。我扶他進了茅廁。他自解了褲子，行方便之事。長久以來，我更為親近和依賴母親。父親常年跟隨工程隊在外地勞作。但凡回家，對我也是苛責大過關心，仿佛這是身為父親的應盡之責。所以，小學時期，我像羨慕三毛的獎狀與游戲機般，羨慕過他的父親。

三毛父親的營生就在他家院子。他是個焊工。每次工作，鄰里小孩都湊過來，處十步之遙，見他戴上電焊帽，有時是寬闊的墨鏡，手攥焊槍，噴出海藍色的焰火，將一塊塊鐵燙紅，或將兩截鐵管焊接起來。他操縱電和火，是西張的雷神。院里擺出的威嚴的鐵器和蛇窩似的電線，為他那本就慈善的面相鄭重加冕，成為孩子眼里的王。而在那座皇城，只有三毛可以輕而易舉地把玩和操控器械，甚至在王的指導下，戴上電焊帽和手套，拿起電焊槍，朝兩塊廢鐵噴射補天般的烈火。只是不能叫張秀蓮發現。她不待見三毛觸碰這些破爛玩意兒。“這是當官的手，給你拿來焊鐵的？”三毛只好鉆回家去寫作業，或是和二姐一起看電視。等我家重蓋房子時，母親要我幫父親篩沙子、和水泥、搬磚頭和瓷磚。我穿著二股筋背心，幾乎曬蛻一層皮，臉炭成“非洲”。一俟犯懶，母親便拿過我的鍬，替我干活。她用這種方式責備我的良心。我只好搶回鐵鍬，重復先前的勞動，袒露在暴烈的陽光下，遙想這房子興起之后必將而至的我的解放。不過，我沒怨過。“怨”比“懶”，更加忤逆良心。父母家窮，初中肄業，一個進了建筑工程隊，一個學裁縫，打十三歲起受到今時今日，骨頭從沒歇過。那彎下的腰，指上的繭，病痛侵襲的呻吟，都是一道道密語：命令我學習，命令我優秀，命令我賺大錢。正如張秀蓮寄予三毛的厚望，同樣也是我要承擔的孝道——我有義務結束父母的辛勞，卸下他們的鋤頭，將權杖和菜單遞去。只是我選擇的路不是世俗的做官經商，而是拿起了筆。

多年以后，如若有人（也許只是自己）追蹤我的選擇之根源，無論如何逃不開那天晚上，當我面對空白的紅旗本，顫巍巍地寫下標題“大雪”后，被一分一秒地推至聳立的懸崖邊，我的呼救湮沒在四周，沒有人施以援手。最終，我跳了下去。此后數年，我一直往下跳，鍥而不舍，只是懸崖下面，始終還是懸崖。我永遠觸不到黃金鍛造的天空。我讓父母失望了。他們從未在我面前表現過這種失望。他們繼續勞作，騎著電動車，趕至忻州城的東家，在一戶又一戶水泥牢室，貼滿獄卒稱心的瓷磚，以維系基礎的生存，甚至有時還要偶爾擔負業已工作的兒子的房租。究其第二根源，也許還有小時候父親給我講的狐仙故事。他說是爺爺講給他的。將來，我還會講給我的孩子。這種非物質的祖宗傳承，讓我感受到一絲永恒的趣味。李柒升也有一個故事。在他家院子里，某個黃昏，一只蝙蝠雨滴般墜下。李柒升指揮我們這幫孩子，抄起尿素袋子，撐開袋口，最終活捉了蝙蝠。它的面相實在丑陋，像一只患病的老鼠。李柒升說，最早的世界沒有蝙蝠，只有老鼠。很久以前，一群老鼠鉆到一戶廚房偷食，誤把鹽當成白糖，各個吃飽，鉆回鼠洞。后來，它們渾身腫痛，兩節骨頭撐開皮肉，冒了出來。又過不久，骨頭上長出肉和黑色羽翼，于是，成了蝙蝠。直到成年，我還固執地堅信老鼠和蝙蝠是同一物種，而狐貍在月下禱告，也能化身女人。我曾多次將這些故事講給同學，接著胡編一些故事，寫進日記本。一天，母親讀了我的日記，逢人炫耀，仿佛這是一張獎狀，還跟姐姐戲說，二毛將來做個作家吧。如果她們料到二十年后，我因為寫作而遭遇的處境及思考本身的隱痛，她們是否會收回當年無意中脫口而出的讖語。算命師傅說，我這輩子唯有順其自然。那便順其自然，包括死，也屬自然。我接受命運的一切賜予。

后來，李柒升去太原賣莜面面食，院里的器具一徑賤賣，皇城終究倒塌了。他鉆進飯店，披上圍裙，使用塑料模具，每天制作上千個莜面魚魚兒和栲栳栳。大概在三百萬條莜面魚魚從他手里誕生后，癌細胞侵略了他的肝，繼而討了他的命。殘酷的醫學手術刀，在那具佛像軀體上，毫不留情地剜來剔去。佛消失了。張秀蓮的面相受到牽連，金剛的意味從她的眉骨和皮膚上逐漸退潮，留下一處原始的沙灘。那年，李子汐滿二十歲，絕對的白統攝了她的全部，在西張乃至忻州，沒有人的面相是那樣的白，那樣純粹的女明星的白。十里八鄉的媒婆眼饞這樁肥差，紛紛上門，把手里最好的后生介紹過去。張秀蓮一概拒絕。除非是忻州市長的兒子或忻州煤礦的總經理的公子，別的她都瞧不上，而且也不可能給在讀職高的三毛搭建任何梯子。李子汐只是笑盈盈地看電視，自忖年紀還小，不操心這些。拖了兩年，姑娘又長兩歲，眼見說媒的幾乎絕跡，張秀蓮急了。她托人為李子汐找了工作，到忻州芙蓉酒樓當前臺迎賓。李子汐很快就適應了新角色。她熟練微笑，普通話標準，業務嫻熟，深得大堂經理的青睞。那是一個滿臉青春痘坑的太原后生。他二叔正是芙蓉酒樓的老板。他送李子汐最新款手機和各式化妝品。張秀蓮只好由著她心思，只是晚上必須回家。三毛見過那個“準姐夫”面相，像一只甲亢癩蛤蟆。可是那個人因著他二叔的關系，結識了不少人物。這些人物構成的社會濾鏡對沖了他臉上密布的坑洞，使三毛啞然接受他遞去的好煙和手機。張秀蓮明里暗里催了幾次。聽母親說，到談婚論嫁時，那個男人突然失蹤了。沒人知道去向。知道的，像他二叔，也不會說。李子汐回到家，回到電視跟前，不愿意再出家門。張秀蓮和大姐勸過幾次，又托媒人介紹過幾個標致青年。她眼皮都不抬一下。彼時，三毛在一家網吧當網管。他搬了一臺電腦回家，拉了網線，給二姐注冊了游戲和通信賬號。李子汐從電視轉到電腦跟前，整天聊天，跳舞，練級。長期的熒光刺激褪去她臉上的瓷白，生出高原的黃。張秀蓮把女兒的不幸歸罪于自己，上系舟山求告福田寺里的和尚，又找來東南宋村算命的婆子，叫她掐算掐算。三毛怨母親整天瘋瘋癲癲地：“二姐不嫁人是不是就不能活了？”“你不好好學習，毀了自己。”張秀蓮罵道，“我不能讓你二姐也毀了。”

算命婆子一進家門，瞅見電腦跟前的李子汐，就神神道道拉著張秀蓮門外說話。她說，你家閨女背著一個東西。那東西三十多歲，夜路上撞見她，看對眼了，賴著不走。張秀蓮嚇壞了，問怎么辦。婆子說，我去勸勸。勸了兩回，婆子抹掉額頭的汗，說那個東西走了，不會回來了。張秀蓮給她包了五百紅包，又從三毛衣柜抽屜取出兩盒好煙酬報她的辛勞。三毛下班回來，二姐躺床上發燒。張秀蓮說，休息兩天就好了。兩天后，二姐臉上有了血色，化了妝要出門。張秀蓮急急跟著。她說，我去交個話費，你跟著干嘛？此后，她開始用化妝品復原面相的瓷白，又成了西張村最有氣質的待嫁姑娘。媒婆上門說對象。張秀蓮每個都挑不出毛病。可李子汐瞧不上。后來，她說網上聊了個朋友，在太原賣化妝品。張秀蓮攔不住，只好由她。三毛當了兩年網管，嫌賺不到錢，跟幾個朋友合伙在新建路開了游戲網咖。沒兩個月，網咖起了火，燒了大半。砸進去的錢賠個干凈。他懷疑是人為縱火，但又惹不起同街的那些網吧和臺球廳老板，只好認命，到一家KTV里看場。

這些事我是從母親那里聽來的。家里只剩張秀蓮一人守著。她整天溜門，尋人說話，打牌，搓麻將。三個子女每個月都接濟她一些錢，夠她過活。她的臉上養出一些暮氣，剪了更短的發，走起路來有些不易察覺的瘸態。她成了自家的守墓人，在紙牌和麻將中順應天命。有時，她和母親聊起孩子。她羨慕母親，說我長大了準有出息，將來帶父母住大城市，再不用受地受苦。母親說，現在人還小，長大了誰知道，甚也得看命。“是啊，”她感慨道，“甚也得看命。命里沒那個東西，怎么折騰都沒用。”

李子汐嫁人了。男方是太原一家化妝品店鋪老板。年紀比她小一歲。他父母有些不愿意，嫌女方長得妖，打扮得厲害，不像正經過日子的。但架不住兒子喜歡，只好認命。張秀蓮去理發店燙了頭發，抹了口紅，坐上三毛借來的奔馳，去太原參加婚宴。次日回村，張秀蓮閉門不出。過去的牌友尋人，摸到我家。母親說，沒見她出過門。眾人心里嘀咕，估計是婚宴上受氣了。又過幾天，她出門買米糧，跟人有說有笑。別人問起太原的女婿，她說，是個有錢人，開了兩家店鋪，公公是個文化人，大學老師。別人艷羨不已，說她閨女從小水靈，再好的也配得上。張秀蓮說，閨女喜歡就行，日子還是她過嘛。

3

初一凌晨，父親喊我起床，點燃旺火，連放炮仗，祭拜天地諸神祖宗。母親換床單被罩。父親守著爐子生火造飯。我鉆在自己屋內，枕著胳膊，試圖補睡片刻。可是鞭炮劈里啪啦咚咚嗵嗵分外聒噪，好像引信就設在我的顱骨上。父親說，忻州有些地方已經禁止爆竹了。大家都怕政策下發到西張，今年春節便鉚著勁要把庫存的炮都給放盡。那幾年，我的肉身被困在“東四時區”，早上六七點正是黃金睡眠期。一旦睡不好，腦袋就像扣了某種專門作用于頭皮和眼睛的刑具，一根針又一點火地教訓我。母親催了兩回，教我洗漱吃飯。我輕輕按摩兩圈太陽穴，簡單洗漱，上桌進食。我想，如果母親問起，我什么都會說的。父親從餃子里吃出提前包進去的硬幣。母親笑說今年給咱好好賺錢。我吃了一碗餃子，沒有硬幣。母親怕我失落，堅持要我再吃一碗。我說，中午再吃吧。這會兒太陽浮出陽臺，炮仗消停，馬路開始蘇醒。我坐上沙發，回復幾條祝福微信，閉上眼睛，稍稍歇神。這一天人來人往，到處喧囂，每個人都要關心別人的相貌變化、衣服款式價格、營生好賴和親人近況。這一天，西張至少會抽掉四十萬支香煙。我家客廳至少肩負五百支。第一支煙是父親在爐火邊抽的。第二支煙是家里收拾妥當，專侯來客時，我履行固定的工作儀式，坐到書桌前，點一支煙，打開工作文檔，寫一個老板和投資人也許更喜歡的故事大綱。之后，第三支到第十支煙，大抵還是我的。母親嗅不得煙味，所以會管制父親。可她不會管我。只是一次次推開我的屋門，拿進一些新鮮橘子、蘋果、切好的橙子或火龍果、牛奶、酸奶、各種酸甜的糖，以期替代一兩支臭烘烘的煙。

來回走過幾圈親朋，午飯吃過。我終于吃到一枚簇新的五角銅幣。母親跟父親說，兒子今年也要賺錢。我苦笑一下，將硬幣放在一張衛生紙上。母親又說，賺不到也沒事，沒錢就跟我們說，我們賺錢不就是為了你嘛。

飯后，父親去他結拜兄弟家拜年。母親躺沙發上小憩。我收拾了廚余垃圾，燒一壺熱水，給自己泡茶。這時，走進一個抱孩子的陌生女人。身高一米五六，穿一件黑色呢子大衣，黑色打底褲，黑色長筒靴。那副面相像是女媧娘娘隨便從博物館提回一具骷髏，甩了兩下沾泥的藤編，點化出血肉五官，鼻梁兩側有些顯眼的雀斑，上面都敷粉了。她沖我笑。我回以微笑，說“過年好”，主動拉開門，邀她進門。母親聽到動靜，起身來迎，看清來者，問道三毛沒出門拜年？原來，她是我昨晚透過藍色玻璃看到的三毛的妻。夜色和燈光褪去濾鏡后，她的原型難以提煉出任何一處值得書寫的印象。襁褓里的孩子倒是裝扮得干凈，臉蛋紅彤彤的，戴著一個針織帽，小嘴唇金魚似的蠕動，沖虛空吐泡泡。他媳婦說了兩句閑話，不知怎么話題扯到我身上。她感慨道，你看三毛和二毛打小都學習好，但到底還要看個人命相。二毛現在在北京賺大錢，三毛都沒個正經營生。母親說，他那也不是正經營生。她問起我的工作。我說，寫電影劇本的。她說起最近上映的一些電影和動輒嚇人的高票房。言語鑿鑿，似乎那些票房里有我的功績和酬勞。我不想過多地談起自己，草草說我只拿個基本工資，遠不如送外賣快遞賺錢。她說那些人是辛苦買賣，你們這就是寫寫字。母親搶白，寫字可比咱苦；他們費腦子，想不出來，絞得難受，睡不著覺；咱這也就費些力氣，沒有思想負擔。她頗有意味地瞟了我一眼。也許我提前衰老的面相和承繼父親的發際線，佐證了母親所言。她說，也是啊，哪有營生不苦的，都是受罪的命。她們又說些閑話，我回屋里，打開手游，自我暗示，打完這把，就去工作。一把過后，輸了，默想，贏一把，就去工作。還是輸，像個過分的玩笑。屋外孩子哭了。三毛媳婦哄了兩句，抱著孩子走了。母親推開門。“又抽煙呢，”她說，“媽媽出去轉轉。”我說你去吧。我的頗具預言性質的余光，感受到母親投來多余卻必要的一瞥。她這輩子都在擔心我。無論如何我都無法卸下她的不安。在她走后，我點起煙，必須寫點什么。

只是寫了一行可刪可留的字，思維分叉，退到下午三毛媳婦提到的三毛和我的某種相像。事實上，三毛在讀中學時，骨架突然抻開，身高拔向一米七五。五官眉目延續小學的清秀，年齡又為其增添了老成持重的風度。而那時節的我，始終是父親的童年印版，卷發黧黑，門牙暴烈，姐姐戲稱我“老鼠”。我不忿，打她不過，只好認了。后來承蒙母親訂了牛奶，皮膚催白一些，顱骨在年齡的修飾下將齙牙內斂，整體看上去算是正常了。可是我還有禿頂之虞，因為父親如此，而李柒升病故時前額的發根都堅硬如鐵。與三毛相較，也許，我尚足稱道的便是“讀書之路”了。

三毛五年級那年，村里好些家長跑到城市中學為孩子報名入學考試。他只考取了秀榮中學（在忻州市的中學等級中，只算三流）的一個靠后名次。張秀蓮氣不過，教人查了幾次成績。人家告訴她，小學生的題不可能錯判。張秀蓮和我母親哭訴：“他考壞了，還整天玩，玩得不著家。”母親安慰道：“人家也難受呢。現在的孩子心氣傲，你說不得。”張秀蓮最后在西張中學和秀榮中學之間反復猶疑。她問三毛意見。三毛說，哪兒都一樣。她跑去問西張中學老師。老師說，咱這雖是鎮上的中學，但去年也出過兩個尖子，考上了忻州一中。秀榮中學肯定比咱好，但那兒的好學生多，老師不一定能關注到你。在西張上學，你時時能檢點他，也能省一大筆借讀費和伙食費。張秀蓮又找小學班主任商量。班主任讓她自己拿主意，只是言語間維護了中學老師的意思——“寧做雞頭，不作鳳尾”。這個道理，張秀蓮想明白了。三毛升入西張中學。此間學生，多數是混日子熬年齡的。一俟畢業，學門手藝，稍待成年，四處游弋，成為“生活”這一偉大作品的某一行歸納里微不足道的注腳。

頭兩年，三毛總是年級第一。他照常上課，寫作業，參加各類體育和文化活動，甚至在一次忻府區數學競賽中獲過三等獎。張秀蓮懸著的心定下來，允許三毛騎摩托、泡網吧和偶爾的失蹤。她援引不知哪位先生的話，說人要是總繃著就壞了。那兩年，母親為我報了城里的一個周末特訓補習班。數據顯示，該補習班培養的學生，85%將來都能考取各大中學免費生。我在每一個黑色周末，騎自行車行二十里，在百人教室受訓，接受自己的無能，但又不甘，便耗費數倍時間去做題。那時，我開始熬夜。父母姐姐睡下了，我開著臺燈，每天學習到母親連催我數次睡覺才罷休。因著如此緣故，我很少在三毛家門口徘徊眺望，徹底關閉了打游戲的心思，甚至戒掉了動畫片。偶爾張秀蓮來串門，炫耀三毛的成績和最新斬獲的獎狀，慈悲地贊揚我的努力。母親說我腦子慢，比不了三毛，下的全是笨功夫。張秀蓮笑笑，坦然承認這一事實。

小學五年級四月初，鄰村韓巖羅辦廟會。第二天，我和倆同學結伴趕紅火。我們騎自行車到廟街道口，解下車子，一眼望去，街道縱深處的攤子和人群擁成死結般密密麻麻一片。自行車怕是穿不過去。我們把車推進道口的收費停車處。五毛錢停一次。看車大媽毫不容情，并威脅我們：“這會兒舍不得這個錢，車子撂在野地，準有人偷，上兩把鎖都不行。”我只好讓出零食的預算，付給大媽。我們正待往人群里扎進，身后嗖地竄出一輛摩托，險些擦到走在我們前面的一對夫妻。摩托車急停下來。那對夫妻過去叫罵。男人肢體大開大合，擺出要動手的架勢。摩托車后座的女人下來。她穿一身綴有鐵環的皮衣和破洞牛仔褲，頭發蓬松炸成一團，間雜有七彩小臟辮，嘴里嚼著口香糖，像傲慢的美杜莎，走向罵罵嚷嚷的男人。她的面相呈現出一種復雜的混亂：明明眼神清澈，牙齒潔凈，卻非要佯作惡毒皇后，抹著不合時宜的紫紅唇膏，嘴唇因口香糖的嚼動而規律推磨，西張對這類姑娘一律蔑稱為“賴閨女”。她身后的男人支好摩托，皮衣皮褲加皮鞋，摘掉頭盔后，一拃長的黃發捋到額頂又任其自然回落，行止間風度凌人，眉目比我印象中的更為開闊大氣，只在鼻翼一側有兩個顯然沒擠干凈的青春痘。我沒想到一個人的面相，可以在兩年間就如偷天換日般如此變化：他以前因著骨架和膚色的緣故，像個不問世事的官家公子；現在像是港片男星的拙劣仿制，但又因為五官的組合，使得那種勉強的裝飾凸顯出極其強烈的個性。我現在明白為什么摩托車后座女郎給我一種矛盾感。她最多十五歲，偏偏涂抹了極重的風塵味。我料想，她應該是這位“男星”，也即我低著頭不敢打招呼的李子鴻（小名“三毛”，似已不妥）的對象。

險些被撞的男人叫囂兩句，看見三毛面相，似乎認出他來。他們樂呵呵地打起招呼。那個男人改換嗔怪的語氣，象征性地懟了李子鴻一拳：“子鴻老弟，晚上滑冰場喝酒啊。”我和同學經過時，特意側過頭，裝作在看道旁的玉米地。跨上摩托，重新打火的李子鴻，瞥見了我。他客氣地招呼：“二毛？出來逛了？”“嗯，溜一圈。”“走著來的？待會兒捎你回去？”“不用不用，我騎自行車。”他笑了笑，戴好頭盔。美杜莎女郎伸手抱緊他的腰。他打了一下她的手。她有些怨怨地解開手，拄著后座托架。摩托車嗖地拔地而起，沖人群標槍般投去。我們遠遠瞭見和聽見人群轟散開。他那一身裝扮和后座上不祥的女郎，既令我羨慕不已，又隱隱覺得張秀蓮的夸耀有某種不實之處，至少今天展示出來的浮華，實在不像一個一心鉆營學習的好學生。

而我土里土氣，渾身都是堂兄的舊衣服，只有過年才能稍添新衣，騎自行車都不敢撂開車把，唯一值得稱道的便是讀書了。于是，我考上了忻州七中特級班一等免費生。此時，淪為寡婦的張秀蓮又在為三毛的前路犯愁。他的中考成績，除非花大價錢，不然什么高中都不收治。有人問起緣由。她言辭含糊地說，整天搞對象，還打架，能給你學個好？四方鄰里有些言語，說三毛升入初三時，搞了一個初二女生。實則，這名女生還跟幾個混混揪扯不清。三毛揚言要揍那幫混混，卻叫那些混混反過來打折了胳膊，臉上掛了紅。后來，據說溜冰場的人為三毛撐腰，要把火拱大。最后又不知哪個出面，取了和平。三毛和那兩個混混反倒成了兄弟，鎮日混在網吧、游戲廳、溜冰場和KTV。在張秀蓮眼里，誘他兒子墮落的女人都是“狐貍精”。這個古老的詞匯從她嘴里說出來，好像把三毛放置在紂王的高度。她又像有先見之明似的補充一些細節，三毛鬼鬼祟祟、自我迷戀又脾氣見長的瑣碎例子，來論證紂王的墮落情有可原，怪只怪其屁股下的王座。而這王座于三毛而言，便是那張極具辨識又模自港星的臉。授此臉者，正是張秀蓮自己。只是歲月作梗，她的臉和三毛的臉的相似度幾乎蕩然無存。她不好怨天尤人，只是像三年前那樣，到處問詢，探問前路。

最終三毛上了忻州市第一職業中學，學計算機。村里都說計算機有前途。加上三毛愛泡網吧，對計算機的系統和操作有些“基礎”，張秀蓮躊躇半月，終于定下來。事后，她跟母親悔道，小升初時就應該多花點錢，讓他去秀榮中學讀書。母親說，現在還小，路還很長，以后變數大著呢。母親不是圣人，但這話卻是至理。多年以后，我身負十五年的優異成績，謀得一個前途似海的職業，追隨塔尖人物進入一個項目。可是，天不遂人愿，塔尖打滑的神，還能附身塔上；而在塔底陰影中的螻蟻，遭遇掣電轟雷，只能化作齏粉。可是，母親始終心懷一念，焉知齏粉就不能聚沙成塔？

中學六年，我化身機器，執行老師和父母的指令：頑固地學習、做題、考試，周而復始，年復一年，不知疲倦。與我分軌而行的三毛，深陷他往日構造的道，越走越遠。他抽煙，染發，在胳膊和背上粘文身貼畫。有時是龍，有時是蛇，有時是一些英文單詞或神性的楔形文字。周末回家前，借女生的卸妝水清洗干凈，避開張秀蓮的說教嘮叨。有一次忘了洗，或許是刻意宣示自己對自身的獨裁，左臂的一名女性嚇壞了張秀蓮。她心事重重地在大街上晃悠，心里盤算幾圈該如何從兒子口中套問出身上那個恬不知恥的“狐貍精”，最終什么都沒說。下周，她去學校看望三毛，“狐貍精”不見了，代替她位置的竟是另一個“狐貍精”。張秀蓮提醒他，什么年紀什么身份就做什么事，你再沒成年也是個大孩子了，不能胡鬧。三毛聽不懂，或者說不愿聽懂，將飯盆里打回來的飯菜端給母親。她害怕自己臆想的各種可能成真，干脆質問他胳膊上文的哪家姑娘？是不是同學？搞了多久了？文上是要干嘛？她一口氣吐了十幾個問題。三毛和他室友都樂了，說這是海倫。一天，母親打電話問我，你知道海倫嗎？我說，哪個海倫？母親結結巴巴解釋半天，唯一有用的信息是女性，似乎有名氣，好多年輕人都知道。室友聽我念叨海倫，難道是特洛伊戰爭的海倫？我把這個海倫的底細告訴母親。于是張秀蓮知道了特洛伊的海倫，一位禍國殃民的美女，跟中國的妲己褒姒一樣的狐貍精。看來，三毛不止迷戀身邊的狐貍精，還迷上了千古聞名的狐貍精。張秀蓮揉捏了各種說辭，準備跟三毛談心。結果周末回來，胳膊上的海倫沒了，什么都沒有，一切復原了本色。過了周末，三毛將要乘公交車返校時，她實在忍不住問起了文身。三毛說，那就是個貼畫，哪有什么文身。

三毛像是蒙受了某種詛咒，一職中前兩年，成績依然名列前茅，學校的任務和活動，該參加的都會參加，有些榮譽和獎狀也能帶回家，叫張秀蓮稍稍安心；到第三年，他就變樣了，不止是形貌上接近十八歲帶來的那種氣度變化，心態上仿佛是一家之主，有了賺錢之念，開始琢磨如何用錢為自己鍍金。張秀蓮和二姐給的生活費，遠遠擔不起他理想的開支。開始，他在學校附近的臺球廳做陪練；又揪過同學玩炸金花賭錢；最后跑到網吧做兼職網管。當時，網吧里還有一個女網管，好像和網吧老板不清不楚。至少傳言如此。混跡網吧的人從來不敢調戲。她當然是有姿色的，只是面相冷峻，鼻骨也許是頜骨鋒棱凸起，使得某些角度來說，她有男人的嚴肅的陰影。基于性欲去審視女性面貌的男人們，面對這張臉，只會避而遠之。三毛對她分外殷勤。每次接班或趕巧兩人一起上班照料，他都會想辦法跟她說兩句話。可是女網管只是一徑地玩手機，對誰都愛答不理。網吧老板有時過來看看場子。他跟女網管說話，她也是冷著臉。三毛竊喜，在他看來，女網管和老板之間是清白的。他頻頻送她禮物，話費卡、口紅和一些項鏈耳釘。女人收下，卻沒表示。一次夜班，兩人都在，女人突然甩開三毛放她膝上的手。“你他媽有毛病啊。操。”女人唾出抽了半截的煙，極其輕蔑地瞥了眼三毛，頭也不回地走了。網吧里窸窸窣窣響著密密麻麻的竊笑。三毛沉著步子，追到網吧出口的北方路中段，身后又追來一陣陣殺豬似的鬼哭神號。他回身一看，網吧的窗戶堵著大團的煙，隱隱有些火光。老板趕過來時，抄起燒得半焦半煙的顯示器，砸到三毛背上，作為燒毀兩臺電腦并連累線路的懲罰，沒叫他賠錢已是慈悲為懷。張秀蓮多嘴，說三毛后來滿城找那個狐貍精算賬。這都是她那一根煙頭造的孽。作為母親，她不愿意再往前推一步，將這一切歸咎于三毛率先伸出去的那只手。

中考結束的當天，母親騎電動車接我回家。途徑忻州城門樓前的廣場，瞭見寫有“晉北鎖鑰”的花崗巖前，擺開一條黑龍擱淺瀕死狀的盜版書攤。我貓下腰，眼睛滑過龍骨般的書脊，憑借有限的知識儲備，精挑一本厚書。我只要求一本，畢竟書不當米。久久研究，腰實在酸乏，便抬起上半截身子，望眼過去，意圖借城樓的飛檐舒緩眼皮。當視野垂降時，正見一群男人穿著黑色二股筋背心，戴著墨鏡，像一群蕩入城市的野豬，張開垂涎的嘴，到處嗅聞可資他們發揮的獵物。而在那一群野豬身后，同樣裝扮的三毛，稍稍有些怯步卻又裝作無所顧忌，緊隨其后。由于墨鏡遮去三分之一面相，我癡癡盯了好一會兒，才確認是他，只能是他。可是我這審視的目光，招致了野豬們的不滿。他們抬起前蹄，指向我，虛空的獠牙淌出盛怒的涎液。我的直視成了對他們的冒犯。母親站在我身邊，眼神回過去。三毛囁嚅了句什么。領頭的野豬攬過他的脖子，嘴皮子噗撻兩下，他們又揚長而去。我選了一本柏楊的《丑陋的中國人》，和母親離開這個不祥之地。

回村路上，母親說我以后不要瞭那種人。“他們都是瘋的，你多看一眼，指不定招來什么禍。”我告訴母親那群人里有李子鴻。母親想不起這個名字。我說就是三毛。她沉頓一下，沒作聲，旋即像是突然想起什么，問我啥時候出中考成績。“肯定能考上忻州一中，管它多會兒出呢。”考上忻州一中，意味著一條腿踩進重點大學的校門。母親放下心來。至此，闖入野豬群的三毛和作為學習機器的我，表面的相似點逐漸稀釋乃至于無。可我們畢竟故鄉、語言和時代同一，其所帶來的某些相似終究難以絕滅。三毛媳婦說的到底是對的。

4

大年初一晚上，父親和母親拜完年回家。父親自去點炮拜神。母親拉開玻璃窗，探頭進來，問我餓不餓？我說，還好。她說，熱個餃子剩菜？我說，吃年槽饃饃吧（放在旺火邊烤好的圓饅頭，吃了可“旺氣長壽”）。母親說要在采暖爐上熱一下。我面對寫了千百來字的文檔，轉向煙灰缸里的殘骸發怔。窗戶黑黢黢的夜里亮起父親點著的大紅燈籠和母親拱亮的廚房節能燈。我深感這偌大院子的沉默，多半根由在我。年過而立，無妻無子，窮困不安，卻有一張理想主義的臉，時時義憤于社會之不公、黎民之疾苦與個人之卡夫卡式的境況。可是我什么都改變不了。我有義務叫父母開心，可是我好像做不到了。唯一許我希望的是時間：待來日，也許我能稍稍營取世俗之功，以安定父母總覺得“我在受苦”的不安之心。

又一支煙架在指間，我平靜下來，試圖往后推出幾個句子，好在大年初八折返北京后，對老板有個交待。父親操辦完院子及四處廂房的年事，回屋取走爐邊盛炭的鐵桶，踅去炭房。他那吭吭、吭吭的咳嗽聲，鼓蕩在院里。同輩親朋早已子孫滿堂，炕頭熱鬧，爐邊有笑，唯獨我家，鏟出來的炭只是冷冷地炙烤年槽饃饃，而非闔家笑顏的熱飯。母親熱好第一個饃饃，推門進來。煙熏味兒撲面，嗆出她的兩聲咳嗽，像是父親咳嗽的回響。她把饃饃放我左手邊，問我要不要咸菜？我說，隨便吧。我寫下一行字。可刪可留的字。母親再度進門，手里的碟子放著咸菜、花生米和偏瘦的豬頭肉。她說，爐子上還有一個饃饃。我問她，你們吃什么？她說，我和你爸在人家那兒吃多了瓜子橘子，不餓。她不放心地瞟了我一眼——也許是我的幻覺——惴惴不安地關好門出去了。我不知道我出了什么問題。叫他們寬心的話和事，我都曉得，可臨頭來，一個字都蹦不出來。我一定是有某種問題。這時，我自私地想到也許比我更不幸的三毛。我終于明白這個春節，為何我會頻頻追憶三毛。他的不幸和隕落，于我而言，像是一種板藍根似的撫慰。

想必，隔墻的那座院子更為清冷。三毛的父母、童年、獎狀和游戲機統統遺失在那里。如今只剩一個瞧不起他和自己的媳婦，和一個遲早學會蔑視父親的孩子。明天初二，他大姐一家也許會來看望他。二姐遠嫁西安，從移居太原起她數年未回村子。本來就不屬于這里。有段日子，三毛跟他二姐去太原謀生。二姐夫讓他看管一間化妝品店鋪。張秀蓮也被接到太原。臨行前，她把家門鑰匙寄在我家拜托照應。她笑盈盈的，臉上復原了部分生氣，右手中指套了一個明晃晃的綠寶石戒指。我料定是二女婿送的。她有意顯擺——也許是我的注意力聚焦點始終在那明晃晃的綠光上——不時地抬起手，仿佛當年整齊地貼在電視機墻面上的三毛的獎狀。她還不忘評點一番我的變化：“怎么感覺有兩三年沒見二毛，面相老了這么多？”母親笑說：“高三了，學習苦。”“考上大學就輕松了，”張秀蓮說，“將來好好給你媽賺錢。”我笑了笑。母親出門送她，我繼續泅進題海，讓各種確定性和唯一性盈滿全部思想。

短短一年，也就是我在家忐忑地等候高考分數的日子，三毛開著車載著張秀蓮回來了。李子汐不在車上。三毛到我家取鑰匙。他的面相處理得很干凈，沒有胡子文身，頭發沒燙沒染，像中學某個階段的重復，只是又有所區別，也許是那一堆肌肉和骨骼組建出來的線條里昭示出笑意的匱乏。總之是一張試圖掩蓋疲憊的臉。他像履行某種法定義務般問起我的高考成績。我說還沒出來。他點點頭，接過母親遞去的鑰匙走了。母親悄悄跟我說，怕是太原鬧事了。至于什么事，大家都不知道。張秀蓮窩在家里，數日不出門，像在營造一頂足以應對漫漫來日的面具。面具造好之后，才能迎來送往，言笑晏晏。我不關心這些。沒日沒夜地沉浸于QQ聊天和“4399小游戲”。后來，張秀蓮終于出門了。她大概已經認命。她上街摸進了棋牌室，打麻將至晚方歸。到我家閑坐三五分鐘，和母親聊過家長里短，望著我怔怔出神，突然來了一句，“今天不是禮拜天吧。”母親說是周四。我搶話道，我放假呢，高考完了。她恍然大悟，又有些失落：“哎，你看看這時間快得，剛剛還是個小巧顛顛的娃娃，一眨眼就成了老大后生。這都高考完了。”我正在心里籌劃接下來她問我高考成績時，我要怎么把我考取的驚人成績以平和的語氣說出來（估計母親心里也是一般想法），結果她非但不問，反而有些失神地離開了。三毛連日浸在臺球廳和網吧。大姐來看過幾次。每次都是大門緊鎖。她到我家問詢。母親只好說可能在街上，不行就去棋牌室尋尋。聽說，她跟張秀蓮在麻將館吵了。又和三毛在臺球廳吵過，還踩斷一根球桿。大姐多年來，一直秉持著一張樸實（即毫無特色）卻飽含母親和女兒意味的臉。她嫁到鄰村，相夫教子，本本分分。她實在不明白為什么母親、二妹和三毛就不能踏踏實實過日子。在我看來，這個問題有一個答案，因為她從未擁有像母親、二妹和三毛那樣的面相。

三毛大姐夫替他交了昂貴的押金和一筆手續費，給他謀到出租車司機的營生。他安分地做起司機。許是上歲數了，曉得日子不是拿來混的。大二那年寒假，我坐火車回家前夕，母親打來電話說明早下了火車，三毛會接我回家。我不大情愿，因為不知道該跟他說些什么。母親補充道：“他開夜班，早上順路正好接上你。到時候你給人家放個錢。”我問給多少合適。她說五塊十塊的你看著給吧。次日早上，我拖著行李走出站口，四處瞭了兩圈，正好撞見三毛望過來的眼神。我們不斷縮近。起霧的眼鏡片慢慢適應煤煙空氣，重新清晰起來。我看到了本分生活的三毛。他穿一件杏黃色的、內襯是羊毛也許是別的毛的皮衣，土色長褲和馬靴。頭發承繼于他父親：有些毛糙的黃，絕無禿頂跡象。身材更近似他母親，但也談不上柴瘦，也許還是父親的佛相基因暗自拉扯，將他適宜地拓寬了些。他不容推辭地拿過我的行李箱，放進后備廂。我上了副座。車啟動后，我不時瞥向他的半邊臉。那上面沉積了一些金的水泥的汽油的色素，使之具備了一種罕見的年代感，像是故意做舊，但手法拙劣，成了取消真實的贗品。繞出火車站廣場，上了大街，他用一種不似商量，更近于自言自語的語氣，說吃個早飯。我說，家里有飯，我回去吃吧。他說，那你待會兒等我一下。他驅車到一家包子鋪跟前，下車買了兩個大肉包，一個豆漿，又依樣打包了一份。他站在鋪子前，舉著包子，就著豆漿，三兩口吃個干凈，豆漿塑料杯捏到坍塌變形，扔進一旁的垃圾桶，重又上車，將打包好的那份包子豆漿放在中控臺上。他略帶歉意地解釋，這是給他媳婦帶的。我說，我都不知道你結婚了。他笑了笑。汽車直奔西張村。行上平整的柏油路時，他跨上高檔，速度加快，行至新修的遺山路和京昆線相交的十字路口，猛地踩下剎車，紅燈還未滅盡，油門便又踩下。他開車時，臉上還能找回些早年的朝氣。路上，我籌備了關于大學和自己的一些話題。但他沒問，一徑沉默。經過寫有“鐘靈毓秀”的牌坊，我們進入西張村。我伸進褲兜的手，攥緊十塊錢，只待車停在家門口。快到時，他突然開口：“走的時候，招呼一聲。我再送你。”“到時候我姐夫就得空了，不麻煩了。”我急急回應，像是做了錯事。車停在我家門口的水泥緩坡前，我掏出錢：“一點油錢，不能不要。”他推了我一把：“趕緊拿走拿走。”我堅持給。“搞逑甚，我還要做人呢。”他面有慍色，我只好下車。他跟著下來，取出行李，說他不進去了。我進家門后，說三毛沒要錢。母親沒說什么，只是招呼我吃早飯。

母親把第二個熱烤的饃饃放我跟前，說要是不夠，再烤一個。我說，夠了，這都吃不完。父親進來，急匆匆地吆喝母親：“福來瓷磚群又發紅包了，趕緊搶！”母親轉身去找她的手機。屋里再次剩我一個，我把思想從回憶里拔出來，回歸泛著熒光的電腦屏幕，默念已經寫好的部分。邊吃，邊試圖從這個部分的最后一句話蔓延出去，逸散出在我設計之外的靈巧構思。可是每當步入工作狀態，我都會厭惡自己的無能和矯情：交得起房租，擔得起肉蔬，為何總是不開心？是因為我總是屈從于本愿以外的一切力量，而只為換取房租肉蔬嗎？是因為苦心經營一個項目數年，最終項目死于資本和硬盤，而我對此無能為力，還要出于名利之心，接受也許只是重復失敗的又一個新的項目嗎？我好久沒笑過了。可是父親、母親乃至故去的張秀蓮和開出租車的三毛，哪個又不一樣？刻在我們的命相上最深刻的兩個字，不就是“生存”嘛。快樂是奢侈的。至少數年前，當我坐在三毛的副駕駛座上時，看他的樣子，像是早就遺忘了“笑”為何物了。饅頭、咸菜、花生米、豬頭肉吃個精光，我拿起碟子收進廚房，見父親和母親坐在沙發上，各自把著手機。父親在看武俠小說，眼睛瞇虛，幾乎要睡著了。母親在看自己的快手。她經常拍些對口型的戲曲或歌曲，自己裝扮，拍攝，剪輯，粉絲上萬。同村的阿姨們一樣對此熱衷。她們時不時三五湊群，互相拍攝，點贊，轉發。村里有些鑼鼓隊或舞蹈隊、旗袍隊的活動，她們都會參加。母親有時礙于父親的營生需要有人搭手和泥、搬瓷磚或擦磚塊泥縫，不得不錯過一些活動。“生存”優先，這是鐵律。她見我從廚房出來，喊我過去看她拍的那個視頻。一條點贊破千的視頻。我坐她旁邊，點開一看。她笑盈盈地解釋，這是她的主意，叫村里婦女們裹上頭巾，穿上花緞子棉褲，有的挎上編織籃，有的手持玉米棒子，有的拿著報紙疊出的手槍，她們以升格動作的姿態，一字排開，越過玉米地壟，邁向虛構的日本軍隊。視頻中的母親，擺出《自由引導人民》中克拉拉·萊辛的執旗姿態，旁邊的那位婦女，恍惚間我還以為是張秀蓮，她匍匐向前，伸出胳膊，仿佛中了一彈，但仍不忘鼓勵戰友向前。遠景伊始，進而全景，又以中景間或近景攝過每一位婦女。她們神態堅毅，義無反顧，各在狀態。我笑了笑：“挺好的挺好的。”母親說，這是她的“編劇”。她編織了大體的劇情和每個人所應有的動作和神態。她們都說，怪不得生下個做編劇的兒子。這是遺傳啊。母親熱情激揚地介紹自己導演編劇剪輯發行的這部杰作。我說，我一會兒下個快手給你加個贊。過會兒，母親叫醒打鼾的父親，吩咐他上床睡覺。我回到自己屋，下載快手，粗略看過母親發布的二十七條視頻。美顏和濾鏡，使母親年輕了十歲。也許，這些屬于她編劇的作品，是兒子之外，更為真實的撫慰。而我，自離鄉工作以來，逐漸淪為電子所拼湊出的聲音和圖像，一切本質埋藏其中，母親無法破解，父親無法窺探，連我自己也在迷失，久久地被困在電子的外面，看不透埋進去的究竟是什么。

凡事想多了，就容易墮入虛空，只感覺生命的意義在逐漸抽離，像是在經歷一場緩慢的魂飛魄散，如果我不及時止住，這個夜晚又要作廢了。于是，我打開了手游。這次，竟看到游戲好友列表欄下的“附近的人”里，一位“七匹狼”先生正在游戲中。他的頭像是一頭雪地灰狼。我有一種強烈的知覺，這個人是三毛。他的段位是“王者十七星”，遠勝于我。當我再次打開他的個人資料卡，試圖研究他的英雄和皮膚時，突然，這個人邀請我組隊游戲。我關掉組隊消息。他不甘心，再次申請。我直接退出手游。我很難解釋原因。隨后，我點起煙，在煙霧繚繞和頭昏腦漲中寫下一行又一行為博老板和投資人一笑的文字。

次日上午，母親趕去姥姥家幫忙張羅請客事宜，父親騎摩托去鄰村的兩個朋友家拜年。母親讓我瞅著時間，早點去姥姥家。我賴床到十一點，爬將起來，喝了半杯涼水，去衛生間洗漱完，杵在陽臺的玻璃窗前，感受陽光撇在身上的微醺。我正待回屋繼續抽煙和檢查昨晚熬到凌晨三點寫出的四千來字，一陣怨念極重的嘶叫聲奔襲而至。我受了一驚。也許是幻聽。接著出現男人的吼罵和嬰兒的哭聲，旋即寂滅。一切如常。我駐足去聽，始終寂靜。他們的吵鬧只是一瞬。然后是推門聲，瓦鋼門推拉聲，汽車發動機和輪胎的聲音。大年初二，一般都去女方家省親。據說，女方父親很是瞧不起，但又不會當面瞧不起三毛。他甚至偷偷試探性地問過母親，三毛以前是不是混社會的？尤其是三毛撞死人后，他更加放心不下，想讓閨女離婚。可是閨女已經懷上他的娃。當時我臨近畢業，日常給母親打電話時，不知怎么聊到三毛。母親說，他晚上開車，過遺山路那個十字路口時，闖紅燈，剎車踩晚了。蹬三輪車的鄰村老漢死在當地。最后沒見官司，賠了二十來萬。這二十來萬，只能是他大姐二姐湊的。他哪有閑錢。母親替張秀蓮叫苦，說她那段時間身體不舒服，兒子出事頭發愁白了一片，基本都不怎么出門了。春節前，她就走了，到底沒能見孫子一面。

5

表哥從霍老灣村的窯洞下來，給姥姥拜年。他跟三毛曾是西張中學和忻州第一職業中學的同學。我想從他這里討出一些信息，卻不知道怎么開口。姐姐無意中幫了我忙。她不知打哪兒聽來的消息，問母親，三毛出來了？表哥驚呼，是你鄰居三毛，李子鴻？姐姐點點頭。表哥咋咋呼呼地說，他放高利貸，判了好幾年，怎么這么快就出來了？母親說，也有兩年多了。三毛撞死人又私了后，到修車店當伙計，沒多久去跑快遞，最后跟他二姐移居西安。李子汐應該始終是那副青春不老的面相吧。聽母親說，她的二婚對象是個西安的老板（也好像是個官）。張秀蓮死后，母親的消息來源就模糊不清了。只是村里有些愛嚼舌頭的人，東一句西一句地念叨，遞進你耳朵，才聽得些門門道道。李子汐叫走三毛一家，跟他二姐夫做生意。在那里一住就是三年。后來，村里風言風語地傳道，他去了就是“要債”。那些欠錢的老賴們，需要棍棒和語言的垂訓。三毛領著一幫“裝修師傅”隔三差五逼到人家里要錢，或是堵在路口、校門口專門伺候那些人的孩子。總之，有很多手段，像電影一樣。在我想象中，他又留起鄭伊健的發型，操著西張味的普通話，面紅耳赤地叮咬一個又一個癩皮狗。有時，舞起鐵棍，找好方位下手。人類，總是需要教訓。施訓者三毛，不在意自己的行徑是否有違律法。他只想發泄。終于，禍來了：他二姐夫被舉報了，他連帶被抓。總之是一個出事在先，另一個緊隨其后。他二姐夫受過教育和罰款，不到半年就出來了。三毛本來判了四年多。不知怎么減了兩年，今年便回來過年了。

飯菜妥當，眾人齊齊上桌。姥爺拿出一瓶汾酒。我特意討了一兩，陪父親和表哥。母親擔心我不勝酒力：“喝不慣就不要喝，這兒有飲料。”我說在北京隔三差五就上酒桌，喝得了。窩在炕頭玩手游的外甥，被姐姐罵下炕，坐我旁邊，嚷著要吃餃子。姥姥揭開鍋蓋，把熱餃子、饅頭和豬肘子、腌帶魚、紅燒肉、鯉魚一一端出來，特意給外甥挑揀了餃子，又問我吃什么。我說先吃菜吧。姥姥跟母親一樣，總是擔心我吃不好，一直囑道：二毛吃魚，二毛吃肉，二毛吃菜，二毛吃這個吃那個。我不停地往嘴里入吃的，心上念著三毛。他此刻在岳丈家，免不了要遭些冷眼，又或丈人歲數長了，曉得安天命之理，抑或顧慮閨女，所以盡力善待他，并積極籌謀為他另尋營生。

酒足飯飽后，我有些微醺，躺上姥姥的熱炕，想小睡一會兒。姥爺容易乏累，飯后早睡了。母親和姐姐收拾狼藉杯盤。父親、姐夫和表哥在沙發上閑坐，抽煙，諞侃。姥姥像個局外人，忙里忙外，又好像不知在忙什么。一會兒嚷著要去倒泔水，一會兒要搶姐姐手里的搌布洗碗，一會兒叫母親將冷熱菜歸類。母親喊她上炕躺著。她咕噥幾句，閑不下來。表哥那邊，仿佛能聽到我心里的祈愿似的，說起了三毛。“三毛可惜了。那會兒學習好，長得俊，不都說是清華北大的苗子嘛。誰知道現在搞得跟家破人亡。到底是命相不好啊，給過來的福，你也接不住。老天給了多少，一件一件得還回去。”母親插話：“命歸命，到頭來還是要看你自個。”表哥慣來混日子，曾跟著大舅牧牛，后來去當兵，退伍后跟著父親跑瓷磚活兒，后來又到豆腐干廠做工。現在賦閑在家，媳婦孩子窮得飯都要吃不起了。母親有意說他：“哪個路口子不是自己挑的。能好好學習，你不好好學；能好好干活，你不好好干；最后能給你落個好？”外甥跑過來，要我幫他駕馭“憤怒的小鳥”，闖過當前一關。姐姐呵斥他：“舅舅在睡覺，你能玩就自己玩，不能玩咱現在就回家。”我爬起來，說沒事。姥姥急忙過來，要我躺下睡覺。我說我坐會兒。母親收拾碗筷的間隙瞟了我一眼。我接過外甥的手機，幫他闖關。另一邊，姐夫以“兄長”的姿態跟表哥說：“咱都是受苦命，就踏踏實實受吧。不像人家有個當官當老板的爹，生下來就能享受。”“自己要不當人，”母親說，“有金山銀山，遲早也敗空。”父親取出煙，遞給姐夫和表哥各一支。母親瞪他一眼：“少抽點吧。”父親沒接話。表哥拿出打火機給他們點煙，說大過年的就是要抽煙喝酒。杯盤剩菜收拾干凈了。母親歇坐炕頭，撫摸外甥的腦袋。外甥撥開她的手。她便問表哥今年準備忙什么。表哥說沒想好。母親說，伺候你姑父貼瓷磚吧。父親說，一天給你開一百。表哥擺擺手：“受不了那個苦。”姥姥急急攛掇：“趕緊去吧，你干別的，能賺幾個錢？”表哥只是笑笑。他寧可窮，也不愿意遭父親的苦，便把話題轉到別處，問起姐夫去年的活兒和收入。姐姐從外甥手里拿回手機。他要發作。我拿我的手機挑了個動畫片叫他去看。姐姐和母親聊起她們共同關注的某幾位十萬粉絲以上的賬號所發布的視頻。姐姐要母親學那些看上去“紅心”很多的視頻創意。母親唯唯諾諾地應著。姥姥上炕，盤腿坐我旁邊，拉過我的手，盤在手心，來回摩挲。“俺娃在北京可受苦咧。”她手上的層層疊疊的褶皺，掩藏著關乎衰老的真相，而這些密語般的紋絡已經嫁接上死亡的藤蔓。我知道姥姥會像張秀蓮一樣故去。母親也會，父親也會，我也會。三毛的爺爺奶奶姥姥姥爺父親母親都已亡故。他和他的出租車還葬送過一個老人。七個人的死亡，像是被一個潛藏在黑暗中的線牢牢攥著，每到達一個，線就打一個結。張秀蓮的“結”最大，帶刺。他要往自己身上戳出一個血洞，才能將那個“結”刮剌著血管、肉末和神經，如分娩之痛般血淋淋地邁過去，褪去人的一部分，成為半獸之人。我想，當他在西安的民工廠倉庫拿起鐵棍時，那僅剩的 “人”再次剝奪，墮為徹底的獸。他罪有應得。因為他已經失去母親。

“我不苦，”我回姥姥，“大家都一樣。哪個干活兒能不受苦的。”姥姥說：“那你苦重哇。”我苦笑，但有義務解釋清楚：“就是寫寫東西，有什么苦重的。”母親一直在等——我知道——她及時搶話：“天天熬夜，休息不好，身體能遭得住？”她們勸我以后早睡。我以前會說，那些要求我用文字兌換房租的人，要求我同步他們的東四區作息規律，要求我寫故事得制造而不是創造，要求我交付一切，開始我說了不，后來我沉默，最后我只能習慣。我不知道為什么，當我發現這些事情在隱隱下墜時，我已陷進落向深淵的途中，四壁光滑，沒有任何可以攀援的物體，也沒有人發現，呼救帶來的只是變形的回聲。三十歲了，我很迷惑，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有時，我感覺我的影子已經被那條黑暗中的線攥緊，將要打成一個“結”，可是母親的臉出現了。那是一張永遠都在承受某種病痛又永遠在勉強自己的臉。我有負于這張臉，只好返回現實，面對辦公室的獅吼和凌晨三點隨時可能傳導而來的雷霆，用身體的限度去忍耐一切。而母親的這張臉，承自姥姥。在我年輕時（無論是形體還是心力，我已不再年輕），也曾在張秀蓮那里看過類似的面相。后來，我明白了，這個相可名之曰“母親”。

大半下午，各自回去。一俟回家，父親便睡覺解酒。母親燒起采暖爐，窩在廚房看手機。我打開電腦，檢查昨晚寫到凌晨三點的故事大綱，試圖從已經寫完的部分，推導出后面可能的部分。母親推門進來：“做飯吧？”“這才五點多，”我說，“你餓了？”她說不餓，怕我餓。我說不用做了，晚上隨便吃點什么對付對付就行。我們的對話永遠是并且只能是這些了。我經手的項目不是關乎月球就是關乎冥王星。母親很難理解“量子鵲橋”和“曲速引擎”，我也不懂，我只是使用這些概念裝點故事的門面。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借用修辭讓母親理解這些概念。可是沒有必要，因為我厭惡這些。至于我真正關心的，存在于我心里的名字，卡夫卡或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們能夠成為我的聲音，可惜，母親聽不到。最后，母親只好問：餓不餓，冷不冷，早點休息。而我只好說：不餓，不冷，知道了。但只要再往我們的更深處追究，就能明白，是我的怯懦和三十年來西張這片土地所統一的親子關系，叫我沉默。

初二的夜很快黑了。臨近三戶的孔叔到我家串門拜年。他推門進來，問我家里沒人？我說，應該在呢。我推開父親的臥室門，他剛好酒醒，問我誰來了？我說你出來招呼哇。我去廚房燒水，預備煮茶，從瓜果盤上取來香煙叫孔叔先抽著。父親懵懵地步入客廳，說他中午喝多了。他們坐在沙發上。我將煮好的茶水分別盛了兩杯，放在父親和孔叔跟前。這時，母親拉開陽臺門進來。我問她什么時候出去的？她說姥姥打電話，讓她帶一箱牛奶回家，給我喝的。母親準備做飯。我說，我來做吧。她問我做什么。我說，我煎個餃子。母親回客廳招呼孔叔。我依樣給母親沏了茶。廚房和客廳只有一面玻璃之隔。他們說話我聽得到。在那濃重又高昂的鄉音的背景下，我打開集成灶的火，在平底鍋上煎餃子。一顆一顆地煎起，務求每一點面皮上都黃金般熱烈燦爛。籌算家里三人，至少五十個餃子。間隙里我聽到孔叔在訴苦。他兒子性情別調，愛鉆牛角尖，嫌棄爹媽偏愛兒媳，冷落自己，遂生怨恨，不和爹媽來往。他們試圖解釋。他根本不聽。說多了，便打心眼里恨了他們。餃子煎了兩盤，我取小碟，配了兩碗芝麻蒜醋，一徑端進客廳茶幾上，讓父親母親吃。他們客氣地讓孔叔嘗嘗。他說吃過了。我瞥見他原油似的眼皮浸得濕溻溻的，眼珠子猩紅，每到過年就難捱，一年的怨啊恨啊苦啊難啊旦夕間涌過來，逼你直視。再加上別人家和和氣氣，子孫滿堂，日子紅火，可他們家不僅是冷清，更是說不出的心痛，恨不能去死。可孔叔說不能死，還有個上小學的孫子。他兒子不過問孫子的一切，早已把自己撇出這個家外。我踅回廚房，繼續煎餃子。父親和母親先后勸過兩句，也只是跟孔叔一起嘆氣。除了嘆氣，什么都做不了。孔叔是修車師傅，如今上了歲數，手腳不比從前，可還要養孫子。他的罪，長著呢。我煎好自己吃的餃子，搬到沙發前，默默吃起。孔叔閑問我幾句，拖著步子出門了。他要到下一家，再細細訴苦。他知道沒人能幫，但他不說不行。父親送出門去，回到家，咬著牙罵孔叔兒子這個不肖子：“倒是給他安了個腦袋！”

更晚一些，我收拾了碗筷小碟，坐回沙發。父親打開電視，調換頻道。母親捻起瓜子，連連嗑著。我說，少吃點瓜子，上火。母親拍拍手，撣盡瓜子灰滓。

“我不想在北京了。”我聽到自己的語氣是那么平淡，就像在布告一條“吃瓜子會上火”的真理。

父親稍稍挪了屁股，危坐在沙發邊沿。母親頓了頓，沒有轉向我。“那你打算做甚？”她怕這個問題刺傷我，接著說道：“寫那東西可費事了。不行就考個公務員什么的？”

“不考公務員。”

“那你總得有個營生吧？”母親說。

“北京的事還沒結束。今年應該能了結。到時候再看吧。”

母親沉默下來。過了會兒，父親起身說去放炮敬香。我回自己屋，坐回電腦前，繼續工作。初七要稿子。自我大學畢業十年，每個春節大抵都如此。寫出來的故事，不是爛在后期視效制作公司的文件夾里，就是囚在剪輯主機的陣列硬盤中，要么就是列在我的桌面，不斷更換水印，發給各路人馬。而這些都不是我渴望的，只是別人也許會喜歡。但到頭來，他們的喜歡敵不過形勢、資本、社會和審查構造的某個強大的天命。這時候，院子里的麻雷子，嘣，沖到天上，又狠狠下墜，殘骸落到無人問津的野地。我望過去，燈籠紅綽綽的，父親從東房出來，鉆進南房，又到門洞。他嘴里叼著煙，額頂頭發早卸了，面相豐腴舒展了一些。年初十后，他又要去受表哥耐不住的苦，重復二十年前就在做的營生，日復一日，駝曲十度的腰還會繼續下沉，直至衰老的胳膊搬不動瓷磚為止。他有時會念叨“受一輩子也給俺娃付不起北京的首付”，更多時候只是沉默，抽煙，看武俠小說，隱身在我后面蹲下去，半跪著，將一塊塊一米以上見方的瓷磚齊縫貼好，以此謀取一絲絲“首付”的希望。他以為這是他的職責。西張別的父親都是這樣，只是有的兒子在忻州，有的在太原，而我選了最難的北京。父親忙完拜神祭祖的事，回屋，推開我的房門，像嵌進門框的畫像，呆呆站了會兒，瞟來瞟去，最后看向我，沒有說話的意思，停駐了大概幾秒后，他轉身關上門走了。過了一會兒母親推門進來，她端來一盤剝好的橘子和一瓶牛奶。她說，不找營生也行，俺們養活你一輩子。我有些嗔怒：“我又不是廢物，肯定能找到工作。”母親放下盤子走了。屋里剩我一個。我自責剛剛語氣不好，如果能重來，也許我會說：“肯定能找個差不多的工作，不用勞心。”

年初三上午八點左右，母親在門外喊我：“你去你爺爺的墳嗎？”腫痛的太陽穴和猶如撒了麻椒的頭皮雖在抗拒，但我還是穿衣起來，接過母親備好的祭品，坐上父親的電動摩托，向爺爺奶奶的墳地行去。剛出門就碰見三毛。他騎著女式電動車，車籃里放一個紅色塑料袋，應該是給李柒升和張秀蓮的祭品。黑色電動摩托和粉色電動車并排行在寒冬的西張馬路，往南朝系舟山方向駛去。只屬于冬天的盆地的冷風，嗖嗖地刮著面皮。父親在我前面承風。我便省去剜骨之冷，空出眼睛，覷向閉氣撞風的三毛，也因此能夠在白日重新審視他的面相。他皮膚上的黃土色素融入整張面皮，迎向我的這片眉角有道不甚明顯的疤；臉頰上有兩道抓痕，新鮮的，帶著紅，也許是他媳婦抓的，也許是孩子，或者自己；髭須硬茬茬的像是耙理不凈的秸稈灰燼，生生扎進皮肉，成為他揮之不去的象征。路上，父親想說點什么，可是風封住了嘴。我們行至柏油路盡頭，續上土路，稍有顛簸，兩旁一徑鋪開如死人禿頂般的玉米地。兩輛車和三個人忍著鬼嘯的寒風又行了小會兒，三毛停下車。父親繼續往前。隨后，三毛從近景退至遠景，他拎著紅色塑料袋，踏上白霜玉米地，向著地中枯黃的墳丘走去。他如何解開袋子，取出祭品，我已經望不見了。李子柒、張秀蓮和三毛逐漸渺茫成遠景的一個點，像三只佝僂的老鼠，只是兩只已經埋進土里，一只也許還心存偷鹽之念，仍會渴望撐出翅膀，化身蝙蝠。只是蝙蝠，渾身病毒，行在暗夜，又如何討得光燦的樹枝？老鼠也好，蝙蝠也罷，都只會被黑暗中的線，擰成兩個無足輕重的結，泯然于所有人的記憶。

父親和我走向爺爺的墓地。太陽蒙在渾渾的風后，但還是有些微暖意。父親跪在墓碑前，點上香燭，將雞蛋肉菜瓜果小塊地放在墓前。白煙從冥幣和金紙疊的元寶中拱出后，火小卷小卷地升騰。父親和我各拿一截枯樹枝，撥挑冥幣，使火均勻地燒出一張又一張灰燼。“澤被后世”四個大字邊的大理石鏡面，映入我的面相。早些年，我像母親多一些；成年后，繼承了更多父親的特征；而現在，我變得誰都不像了。這張臉戴在另一個面上，我不會認識他，但我會竭力去理解這張面相背后所遮蔽的一切。因為我凝視良久，還是能依稀辨出只屬于我的痕跡。這張臉所遮蔽的，既然我說不出，也遲早會寫出來。父親叫我給爺爺奶奶跪頭。我虔誠三拜，希望爺爺奶奶保佑：

“我們全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刊于《山西文學》2023年第1期 責編陳克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