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7月17日，中國作家協會調研座談會在山東臨沂召開。中國作協黨組書記、副主席張宏森與參加“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推進會”和“中國作家協會作家活動周”的作家代表們進行座談。座談會上，作家先后發言，分享自己在文學創作中的感悟，探討山鄉巨變題材創作的新可能。以下為部分作家發言選摘，以饗讀者。

熱愛故土是鄉土文明復興的關鍵

陳倉

我從《父親進城》開始“進城”“扎根”“回鄉”三個系列的寫作。我的父親是一位土生土長的農民，2011年，我將他接到西安和上海過年，這是他第一次進城。我們在陜西歷史博物館里看到一個金碗，我說這個碗是金子做的，非常值錢。他說，碗不能用來吃飯有什么用？我站在東方明珠向他介紹，金茂大廈有88層那么高，他說再高也沒有家鄉的山高。我談到家門前的那條河從秦嶺山中流出，經過丹江、漢江、長江，匯集到上海流進海里，他就追問，河水天天往海里流，海水又流到哪里去了？

我和父親在一起的時候，晚上都會陪父親睡覺，給他暖腳。等他睡著了，我就把這些父子之間的故事，寫成“進城系列”的第一篇。2015年紅旗出版社出版了“進城系列”共8本，主要書寫了進城務工人員的不適應和苦苦掙扎，反映了城市文明和鄉土文明之間的沖突。我在每一本書的扉頁上寫了一句話，“致我們回不去的故鄉”。

父親是一個文盲，但是他說的這些話卻道出了事物的本質。我想，這是因為他一生都在鄉村生活，和土地打交道，他所有的看法都以土地為參照。這里所說的“土地”，是指長莊稼、藥材、花草樹木，孕育風俗民情的土地，是天然的、原生態土地。這不禁讓我思考，是不是在城市化的進程中，世界上的很多東西都被變形、扭曲和演繹，從而離賴以生存的土地越來越遠？很多人仿佛已經忘記了土地的根本功能是繁衍生息萬物生靈，鄉土文明是一切文明的根基。

因此，我又開始了第二個系列“扎根系列”的寫作。故鄉回不去了，我們只能扎根，再造一個“新故鄉”。我對如何“扎根”最開始的想法是將異鄉變成故鄉。有一個說法，親人所埋葬的地方才是故鄉。我的岳父是上海人，在下葬的時候，我的名字被刻在他的墓碑上，當我將他的墓碑一半埋進土里的時候，我感覺這塊墓碑似乎像我的根一樣扎了下去。

后來我慢慢地發現，這個根扎得很淺很淺。我覺得，真正的故鄉，不僅應該有人在這里去世，還應該有人在這里出生，更應該在這里工作、生活、老去。后來，我又寫出了《地下三尺》《從前有座廟》《再見白素貞》《后土寺》等書。我剛剛發表在《十月》雜志并即將在鳳凰文藝出版社出版的36萬字長篇小說《浮生》，是“扎根系列”的終結篇，講述兩位進城的年輕人，在他鄉如何再造一個新故鄉。

我寫過一首詩叫《兩個碑》，大意是：我漂泊的一生可能需要兩個墳墓/一個要用故鄉的黃土安埋我的靈魂/一個要用他鄉的火焰焚化我的肉體……意思是，出身鄉村的人，只有回到故鄉，肉體和靈魂才不會分裂。所以，對于進城者而言，最好的方式是“回到故鄉去”，重建、振興和喚醒衰敗的故鄉。于是，在中國作協的倡導和號召下，我又開啟了第三個階段的寫作，即“回鄉”系列，或者為“鄉村振興”系列。

那么，什么樣的故鄉才回得去呢？我覺得這不僅是經濟問題，因為現在的鄉村，已經基本脫貧，生活條件得到了改善，社會保障也很好，沒有任何上繳款，農村醫療保險可以報銷70%左右。可以說，物質相對而言已經比較豐富了。但年輕人還是不想回去，應該有教育資源和就業等等問題。我個人認為，根本的原因是價值觀的問題，導致了鄉民們的告老不還鄉，自然環境的破壞、民俗文化的淡化，這些因素使得鄉土文明越來越衰敗和荒涼。

在這種背景下，中國作協推出的“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就非常及時且富有意義。希望通過優秀的文學作品，傳播一種熱愛土地的價值觀，呼喚鄉土文明的回歸和復興，為美麗鄉村建設注入精神動力。那么，我們如何才能發揚鄉土文明之光呢？我用《拯救父親》舉一個例子。

有一次父親生病住院，陷入昏迷的時候，他的手一會兒抓一抓，一會兒揪一揪，我看到這些動作的時候覺得特別眼熟。我姐告訴我，他是在摘扁豆、掰包谷、劈柴火，這都是一些在鄉村種地和生活的動作。一個躺在病床上不忘種莊稼的農民，一個把自己和種子一起一點點地種進土地的農民，他種地是為了吃嗎？是為了錢嗎？是為了享樂嗎？其實都不是！這是對土地和莊稼的熱愛。每次我想讓他進城的時候，他總是說，地里的麥子要割了，家里的雞沒有人照看，每次從昏迷中醒過來，他也是吵著要回家，因為他放心不下家里的那些土地，離開那些土地他的生命就變得毫無意義。

所以，我希望在“鄉村振興”系列中繼續呼喚大家要熱愛鄉村，熱愛土地。在這個世界上，無論城里還是鄉下人，我們的吃穿用度莫不都是從土地里長出來。熱愛可以重新點燃鄉土文明之光，熱愛讓我們不僅能回得去、留得下、守得住、活得好，還可以安得了心魂。熱愛就是鄉村振興的關鍵。

新時代山鄉故事：寫什么和怎么寫

劉玉棟

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和推進，現在，城鄉“二元對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尤其是農村的變化。我盡管住在城里，但一直關注著農村、農民和土地，我多次跟隨新時代文明實踐文學志愿者服務隊深入農村，去感受農村的現實，近幾年的變化，對于我這個從小在農村成長、青年就創作鄉土小說的人來說，感受巨大。生產方式、居住環境、生活水平、街道綠化、文化娛樂、教育醫療等等，天翻地覆的發展變化震撼著我。新時代的農民也早已不是傳統印象中的農民，他們大都受過不錯的教育，跟生活在城里的人沒有太大差別，好多年輕的農民都在城里買了房子。手機、電腦、網絡、燃氣、自來水等在鄉村日常生活中的普及，使得城鄉達到深度融合。去年，中國作家協會實施“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是最切合實際的工作之一，新時代鄉土文學需要作家“深扎”，用實際行動積極地回應時代；作家也需要運用文學手法，發掘不同題材，把發生在新時代的山鄉巨變故事講好。

具體到新時代山鄉巨變文學作品的創作，還是要做好寫什么和怎么寫。一個是內容方面，人物、故事、背景、思想、精神、情感；一個是技術方面，語言、細節、結構、形式等。好的文學作品應該是這兩方面做得都好，均衡交融、相輔相成。

新時代山鄉巨變文學作品的創作也不會例外，首先還是人物，應該發掘并塑造時代變化中的新人形象。一些書寫農村的小說中的人物，像魯迅《祝福》中的祥林嫂和茅盾《春蠶》中的老通寶，兩個人物形象飽滿生動，成功地折射出了當時的時代和社會現實；柳青《創業史》中的梁生寶和路遙《人生》中的高加林也是如此；改革開放后，像高曉聲《“漏斗戶”主》中的陳奐生、王潤滋《魯班的子孫》中的老木匠和張煒《秋天的憤怒》中的李芒，都是時代變革中鮮明的人物形象。新時代山鄉巨變文學作品的創作，離不開鮮活生動的新人形象，尤其是生活在大時代背景下的基層工作者，他們的形象最能代表普通中國人和家庭的喜憂和夢想。

書寫新時代山鄉巨變的文學作品，也離不開那些感人至深的故事。講好中國山鄉故事，是一件無比重要的事情。如何講好呢？首先要立足于當下和現實。在“新”和“變”之間，要善于用心用情用力地發現故事。去年秋天，我跟隨“鄉村組織振興齊魯行”活動去往膠東半島，深入到青島、煙臺、威海農村，所到之處讓我深深震動。各地都成立了農業合作社，“產、供、銷”形式多樣，鄉村的感覺弱化，基本上都是城市模式；土地流轉讓農村周圍的土地變成大片的葡萄園、蘋果園、櫻桃園，在湖泊河流間成片地耕作種植。我當時就想，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農村孩子，他們的鄉村情感跟我們是完全不一樣的，他們感受到的鄉土是這么美，這么漂亮。這種新和變的背后，有很多故事需要講述，有很多鮮活人物需要呈現。我在今年第五期《人民文學》上發表的小說《桑田綠》中，就有這次深入生活所帶來的啟發和感受。

再者，要寫好新時代山鄉巨變文學作品，必須要有真情實感。文學評論家宋遂良先生多次說過“文學的核心是情感”，我非常贊同。真情實感如同文學作品的血液，一部流淌著循環著真情實感的文學作品，才能彰顯出飽滿的精神力量，刻畫出來的人物，講述出來的故事，才能真實、準確，有說服力。要想做到這一點，一個寫作者必須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貼著新時代農民的真實生活去創作。

寫什么確實重要，但文學作品畢竟要靠文學性說話，怎么寫也特別重要。一部在內容上有份量有力度的文學作品，也要在語言、結構等創作手法上有所突破創新。

特別是今天，各種藝術門類互融互通，各種表現形式交叉融合，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催生了文學作品形式創新，拓寬了文學空間。我們必須明白一個道理，一切創作技巧和手段都是為內容服務的。科技發展、技術革新可以帶來新的文學藝術表達和渲染方式，但文學作品的豐盈始終有賴于生活。要正確運用新的技術、新的手段，激發創意靈感、豐富文化內涵、表達思想情感，使文學創作呈現更有內涵、更有潛力的新境界。

所以，新時代山鄉巨變文學作品的書寫，一定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立足于當下，準確真實地反映現實，處理好寫什么與怎么寫之間的關系，塑造出鮮活生動感人的新人形象，用飽滿的情感，講好中國農村和大地的故事，創作出無愧于時代的精品力作。

跟隨時代的脈搏一起跳動

朱朝敏

我一直生活在宜昌枝江，從事寫作多年，雖然成績平平，但也沒放棄。我一直信奉巴爾扎克的一句話,“唯有生活最過硬”，這道出了文學創作的根本。

在我看來，從小處講，生活就是一日三餐，生老病死。從大處講，生活是人類所處的環境、生存法則。于個人是命運，于眾生就是時代，即個人與時代的同頻共振。生活復雜，卻也可觸可感，尤其是具有鮮明時代感的生活，具有大眾性。故而，我們所說的“生活”就是人民。

生活的源泉在哪里？毋庸置疑，在大地在基層。大地給予了我們泥土的芬芳、莊稼的拔節生長……如果沒有親身體驗，如果沒有與之交心換心的近距離接觸，是很難體會到我國所經歷的變化，新時代的農民面臨的物質與精神困境，以及戰勝這些困境所呈現的嶄新面貌。如果忽略這些，是寫作者的遺憾，因為忽略的不僅是大地田野在新時代的面貌，還忽略了當下中國正在經歷的最為深刻的也是最為復雜的變革。

四年前，我參加精準脫貧攻堅戰，深受感觸。當時，我在采訪了百里洲大部分幫扶干部和農戶后，深刻地感受到精準脫貧攻堅的偉大意義。貧困的原因各有千秋，然而，除開易地搬遷、環境惡劣等客觀原因外，大多數還是源于病殘和孤寡守獨，這不僅表現在物質上的匱乏，還有精神和心理上的貧困。幫助這些暫時身處命運低谷的人們擺脫“貧困”，活出尊嚴，正是脫貧攻堅的意義所在。作為寫作者，記錄當下的瞬間，就是在場者、參與者。我要記錄的不是這項國策的表象，而是深入這片土地以及在此生活的人民肌理中的細節。經歷兩年時間的準備，我寫出了22萬字的紀實文學《百里洲紀事》，受到全國關注。

去年，我又參加了鄉村振興工作，走訪了三百多個農戶，收獲頗多。作家出版社邀請我參加中國作協推出的“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因為準備充分，我花了不到兩個月的時間，便完成了長篇小說《水未央》的初稿。這本書書寫精準脫貧后的百里洲鄉村，在堅守傳統文化和打造生態農村樣板方面的努力。這部長篇以三個視角展開敘述，三個視角、三種身份、三類語言，也是三種構建方式。小說主要著眼于人的風貌、心理和精神氣度三方面的改變，人的觀念改變了，有了精神追求，建設家鄉的方式也推陳出新，新山鄉巨變也將落到實處。小說人物長姐伍安琪是鄉村振興局的一把手，也曾是孤島脫貧攻堅的帶頭人。她重返孤島，為改良土壤和水資源，為保護傳統的古楚文化，為打造綠色環保的新農村和振興鄉村作出種種努力。妹妹伍櫪娟曾經是一名護士，但是她為了理想，回到孤島辦起康養中心，利用所學的知識，傾其所有為孤島上的老人孩子提供方便，更為心理和精神疾病患者提供服務。而伍曉靜是一名留學生，因為疫情暫時回到家鄉，在媽媽和小姨的感召下，來到孤島參與社會實踐，親眼見證了孤島正在發生的變化。她用筆記下了變化，并分別用日語和英語發表到國外，向全世界呈現這片土地在新時代背景下的嶄新氣象。人、土地和時代，三者就在如此的改變中融合，彼此構建彼此成全，這就是我理想中的新山鄉巨變的模式。

中華民族在長期發展中形成了獨具民族特色的文化傳統和藝術風格，值得書寫。我的故鄉百里洲是一座江水四圍的孤島，這里曾是古楚文化的中心地，其地理位置和生存環境充滿了文學的隱喻。而家鄉對傳統文化的堅守和新時代鄉村變革的舉措同步進行，也是整個中國鄉村的縮影。

我從事文學創作二十多年了，始終扎根基層，扎根鄉土，將家鄉百里洲視為文學創作的根據地和文學原鄉。書寫這片土地和人民，是我不變的選擇。他們是我作品的主角，他們的變化是我作品的主題，我們共同成長，一起經歷生活這條“河流”的沖刷和洗滌。

我想用寫作來回報母親河

津子圍

關于“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我的理解是，要重點關注新時代十多年來的山鄉巨變，站在新的歷史方位上，用宏闊的視野聚焦現實、謳歌時代。作家要以對歷史負責的態度嚴肅創作，才能更好厘清山鄉巨變的深刻內涵以及隱藏其中的歷史邏輯和科學邏輯。

決定創作長篇小說《遼河傳》，是因為我想通過寫作來回報養育我的母親河，為遼河留下一點文字。經過兩年多的實地走訪和考察，我打開了一個浩瀚世界的小小窗口，目前已完成了近30萬字的初稿。

關于《遼河傳》的創作，我大致有這樣幾個想法。

一是河流文明。一條河就是一部人類文明史，縱觀世界文明史，概莫能外。遼河流域是一個特殊的存在，農耕文明、游牧文明和漁獵文明在這里相互交錯，中華民族從遠古走來，滿天星斗共同發展壯大。兩年時間，我走遍了遼河流域，以歷史的眼光審視時代、對話時代，以期回答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的內在邏輯和歷史必然。

二是平民視角。平民視角既不是從高樓上向下俯視，也不是匍匐在地向上仰視。考察一條河流，不能離開它的歷史，而我們看到的歷史，大多是帝王將相和才子佳人的歷史，很難找到平民日常生活的痕跡。這部小說中的人物，都是從遼河歷史中走來的普通百姓，如燒炭工、制玉人、車老板、柳編蒲編工、農人、水利技術員等，人民才是小說的主角。我希望改變歷史中“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書寫，在人物塑造上力求實現新的突破，創作出一部真正具有人間溫度的誠意之作。

三是形式探索。文體創新很難，用一部長篇小說來完成對一條河流的書寫，本來就具有挑戰性。在一個“快寫”和“戲說”受益的環境下，作家需要下很多笨功夫、苦功夫，有時五百字的段落就需要閱讀和查找百十倍的資料，一些看似日常的書寫需要很高的寫作成本。這部小說嘗試了跨時空和跨文體寫作，對遼河進行“考古”，探究人與自然的關系，記錄遼河流域生態環境與人文社會的變遷，發掘悠長時空隧道中中華民族的基因密碼和“活化”精神，努力實現精神高度、文化內涵和藝術價值的統一。

最后提一點建議。“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無疑是個立意高遠的設計，必將對當下的文學創作產生深遠影響。希望在推進計劃的過程中，能加強有效的宣傳推廣力度，著眼于當下融媒體傳播的客觀實際，從“專業”轉向“普及”，實現“跨界”和“破圈”，從而使“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發揮更有價值、更有意義的作用。

故鄉那么遼闊，為何還要遠行

王選

我出生在西秦嶺山脈末端一個群山環抱的山村，這里和遼闊的西部大地上任何一座村莊一樣平凡，甚至它就是廣大鄉村的一個切片和縮影。在那片偏僻、艱辛、多風又純樸、寧靜、自由的土地上，我生活到十五歲。這十五年的幼年和少年時光，如同一碗咸水，一抔黃土，滋養并塑造了一個人的容貌和秉性。隨后，我離開家鄉，進入城市學習生活。畢業后，我在電視臺從事了近十年的新聞記者工作。這十年，我租住在城中村，看到了城市普通人的生存現狀和堅韌的精神。時間久了，我也變成了城中村的一部分，甚至成為了一個會“行走”的城中村。

提及自己的成長經歷，是因為我所有的寫作地圖都在這里。這些年，我的寫作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關于城市普通人的故事，另一類是鄉村變遷的書寫。我經常回到故鄉，也因為工作需要經常下鄉采訪。這些年，我在某種程度上參與了偉大的脫貧攻堅，也見證了脫貧攻堅給故鄉——廣闊的鄉村大地——帶來亙古未有的變化。水泥馬路、營養早餐、自來水、路燈、新農合、文化陣地、農業產業，網線拉到了家門口，農民可以上網聊天、刷短視頻、下單購物。一個農民對資訊的掌握、對時局的認知、對物質的追求和城里人毫無區別。黨的十八大以來，農村發生的巨變，特別是基礎設施方面呈現出的嶄新面貌，我都歷歷在目。于是，我寫下長篇小說《青山隱》。

后來，我在作品《故鄉那么遼闊，為何還要遠行》中展現城市化進程中，老鄉們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來到城市的不同境遇和故事。

文學即人學，新時代的文學更是以人民為中心，激勵人民創造美好生活的文學。這些年，作為一名寫作者，我始終緊貼泥土大地，感知人民悲歡，領悟人民心聲，書寫跌宕起伏的人物命運，塑造豐富多樣的人物形象，表現波瀾壯闊的時代巨變。當然，面對時代的要求，面對人民精神文化的需求，我的寫作依然顯得不足甚至稚嫩。我想，唯有把自己放進生活的河流中，像一條魚一樣，在流水中去感受河的波瀾、流動、走向，甚至溫度和脈搏，而不是坐在岸邊，靜觀流水。回歸水源是一條魚的歸宿和使命。走出書齋，投入生活，俯下身子，將心比心，是一個作家的歸宿和使命。就像張宏森書記所言：“在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奮斗中汲取不竭的源泉，在人民創造歷史的實踐中刻畫新人與英雄，為中國故事立心、為中國精神賦形。”

生活的日新月異、人民的拼搏奮斗、家庭的苦辣酸甜、百姓的悲歡離合都需要我去傾聽、思考、書寫。這是時代給予我的新答卷，也是我所努力的方向。最后，希望中國作協進一步延伸服務手臂，以中國作協和各省作協聯動的方式，通過“西部雨露計劃”，為縣區特別是西部的基層縣區寫作者開展各種活動。作為從基層出來的寫作者，大家特別希望中國作協把各類活動、知名作家帶到他們身邊；二是希望中國作協加強對西部青年作家的關注度，通過“西部星火計劃”，以國內知名作家為導師，用“1+n”的師帶徒形式，培養、扶持、指導一批西部真正有潛力的青年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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