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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為什么沒有山(節選)
    來源:《人民文學》2023年12期 | 東君  2024年01月30日15:59

    兩扇門之間的一道光即將閉合之前,蘇曼朝中堂墻壁上的一張照片張望了一眼,忽然覺著有幾分陌生。爸,鑰匙你收著。她把鑰匙交到老蘇手中。老蘇推著行李箱走出籬門時,鄰里圍過來,說他這一身行頭真像城里人。老蘇趕緊把西裝脫下來,搭在手上,露出局促的笑容說,我這一身皮囊是娘給的,這一身行頭是囡兒給的。蘇曼在他身后,一些贊許的目光隨即落在她身上,以致她感覺自己必須拍打一下風衣,才能抖落那些黏糊糊的東西。父女倆背著包、推著行李箱緩步走出巷子。滿地都是煙灰、枯葉和鞭炮的殘屑。山村里風聲微弱,但寒氣重,蘇曼從袋子里掏出一件備用的大衣給父親披上。經過村口一戶人家,老蘇朝窗口喊了一聲,三哥。一個老人就從黑洞洞的門里探出身來,在皮圍裙上搓了搓滿是煤灰的手,下了一級石階說,這就去上海啦?他是老蘇的堂哥,排行老三,雖然只比老蘇年長一歲,看上去卻要老氣得多。蘇曼迎上前去,喊了聲三伯,順便說了幾句關切的話。三伯轉身進屋去泡茶,拎了拎水壺,又放下了,轉而拎起一瓶俗稱“白眼燒”的白酒、兩個瓷盞,走了過來。老蘇退后一步說,三哥,這酒就免了,弄得跟京戲里送別似的,太悲壯。三伯把酒瓶和瓷盞撂到一邊說,上海嘛,我歲少時節去過一回,搭的是運煤的貨車,走了四五百公里的路,老遠了。老蘇說,現如今上海就像隔壁鄰舍,可近了,坐高鐵也就三小時多的路程。三伯說話時嘴角向一邊傾斜,還積聚了幾粒白色口沫。老蘇看了看天色說,時辰不早了,我得坐車去火車站了。經過這里,忽然想跟三哥你再啰唆幾句。我這回離開老家少說也要一年半載的,往后,我家的狗就跟你做伴了,后山那片菜園也要勞你打理了,你平日里少喝點兒酒,別把祖上留下的菜園子撂荒了。

    屋子朝北,寒氣繚繞不去,二人說話直吐白霧。蘇曼站在門外的一株柿樹下,用手機隨手拍了幾張照。幾根枯枝像是在提醒人,冬日已過去,但春天來了也照樣沒什么新意。老堂哥出來相送時,老蘇又拉著他的手,把山園里所有的瓜果蔬菜交代了一遍,好似托孤。如果這時恰好有一陣暖陽照過來,他們或許會聊得更久一些。

    老蘇坐上一輛早已在村口靜候的出租車后,就把西裝換上了。年前蘇曼給他買的這身西裝,他就是不愿穿,說這洋里洋氣的行頭落在身上不自在。現在離開村子,他才勉強穿上,很端莊地坐著,一雙粗大、厚實的手從西裝袖子里伸出來,平放在膝蓋上。這雙手跟石頭、泥土、花草、果蔬打過多年交道,布滿了老繭,指骨間還有幾塊褐色瘢痕。指甲是稻黃色的,有銅錢那么厚。蘇曼看著父親的手,心里忽然涌起一陣愧疚。

    出租車沿著盤山公路走了半個多小時才繞出大山。呈霧狀的山影黏在灰淡的天邊,向后緩緩退去;高速公路兩邊,樓群的疏影漸漸繁密起來,然后又漸漸疏淡下去。到了火車站,老蘇下了車,整了整西裝,問蘇曼,這一身洋裝穿身上還算得體吧?說完這話,他環顧四周,及至察覺車站里壓根沒人注意自己,也就釋然一笑。

    老蘇坐在列車靠窗位置。窗外是另一座大山。山是連綿的,天空依舊是青灰色的。列車飛速前行,也沒早些年那種轟鳴的聲響。沿途的村莊都好像小了下去,列車經過它們僅需幾秒鐘。起初,他還能叫出一些村鎮的名字,漸漸地,眼前的景色就變得陌生了。每回列車報站名時,他都會感嘆一聲:真快。

    父女倆坐在一起,先是長久的沉默,后來聊起了一些往事。老蘇聊起了村里的人,也聊起那位老堂哥的近況,說他年紀大了,身上的病也多了,脾氣也壞了。過年吃一頓飯,大家都歡歡喜喜的,唯獨他,吃多了酒,竟對著一桌酒菜罵人,又對著一桌人罵酒菜。罵完了,伸箸夾起一塊肥肉,送到嘴里,咬牙切齒。若是肉塞牙,也會無端端地罵豬肉漲價。蘇曼說,三伯做了那么多年的獨自人,脾氣不變也會變的。老蘇嘆息了一聲,說,人老了,就變丑了,吃相難看,就更丑了。還別說,我擔心自己有一天也變成他這模樣。蘇曼說,我接你出來,就是讓你跟我們住一起,不至于像三伯那樣,孤苦伶仃的,相貌也一天天變丑了。老蘇把頭偏向窗外說了一句,你媽走了都已經有九天了,真快。

    蘇曼想起了母親,不再說話。遠處有人在燒荒,空曠的田野像是被風卷去的灰色紙片。

    列車準時到站,一分不多,一分不少。老蘇連稱神奇。蘇曼帶著老蘇朝地下停車場走去。老蘇再次整了整西裝,直視前方。蘇曼說,等一會兒你見了老克,要說普通話,他能聽懂簡單的會話。老蘇潤了潤喉嚨,想說什么,卻又忍住了。蘇曼看在眼里,說,算了,你那一口普通話跟老家的土話沒什么區別,想怎么說就怎么說吧。

    老克穿著一身銀灰色西裝,站在一輛奔馳越野車邊上,正朝蘇曼這邊揮動一只大手。蘇曼邁著輕快步伐走過去,跟他擁抱了一下。老克,就是蘇曼的先生,德國人克萊姆。他站在那里,看起來就像一頭從阿爾卑斯山森林里跑出來的灰熊,高鼻子、藍眼睛,據說他早年有一頭金黃的卷發,但現在連蘇曼送他的國產牛角梳都無法挽回脫禿之勢了。不得不承認,發際線后移之后,他那張臉顯得有些老氣。當他叫老蘇一聲爸時,老蘇愣怔了一下。

    克萊姆開車,蘇曼帶著滿臉倦意坐在副駕使位。不到一小時,車子就進入一個小區的地下車庫。他們從后備廂取出行李箱,拐了個小彎,繞到地下室電梯口。老蘇問,你家在幾層?

    二十一層。

    這里總共多少層?

    這個我沒數過,也許有三十多層。

    門開啟,一個模樣有點兒像喬丹的黑人從電梯里走出來,跟克萊姆夫婦打了個招呼,繼而朝老蘇問候了一聲。那張臉黑得出奇,幽暗中露齒一笑,像閃電從臉上劃過。杰西尼!另一邊有個金發女人向這邊的黑人打了個招呼,隨即響起一串高跟鞋嘀嘀篤篤的聲響,尖薄而響亮。電梯門合上,蘇曼說,這里住著不少外國人,以后你會經常跟他們打照面。如果他們主動向你問候,你就回一聲哈啰。

    電梯異常穩靜,很快就到了二十一層。克萊姆在門口輸入密碼,門就打開了。媽咪——兒子突然跑過來,撲到了蘇曼懷中。你猜他是誰?蘇曼問。小男孩用驚愕的目光打量著老蘇,老蘇也用同樣的目光打量著他。小男孩是個混血兒,眼瞳是寶藍色的,頭發是黑的,鼻子是高挺的。他用普通話做了自我介紹:我叫蘇凱森,媽媽說,你是她的爹地,我應該叫你外公。蘇曼說,你姓蘇,他也姓蘇,還是叫爺爺更親切一些。凱森喊了聲爺爺,老蘇渾身顫抖了一下,蹲下來抱住了他,在他臉上親了一下,抬頭對蘇曼說,這么漂亮的寶貝,虧你還一直藏著掖著不跟爹娘說。

    蘇曼歸置行李后,就坐在沙發上,目光在大廳里掃了一遍,問,梁姨呢?克萊姆說,回老家了。蘇曼伸出一根手指摸了摸漆面是鋼琴漆的木壁,說,她回去怎么也不跟我打聲招呼?克萊姆說,她說自己的公公去世了,要回去一趟。蘇曼問,這個月的工資你跟她結算了?克萊姆說,是的,跟以前一樣,我已經打到她卡上了。蘇曼說,如果有個保姆對主人說她家公公去世了,或者說婆婆去世了,那么,你應該明白,這是她辭職的慣用伎倆。一般來說,保姆跟你講回家理由時,是從來不會詛咒自家父母亡故的。克萊姆笑著聳了聳肩。

    這一天是周日,保姆已辭職回家,蘇曼只得早起給家人準備早餐。經過客廳時,發現父親正坐在沙發上發呆。過了一會兒,凱森也跟著出來了,揉著惺忪的睡眼,盯著眼前的老人,對家中突然添了這么一個成員似乎還有點兒不太適應。這個時候,克萊姆已經在小區的塑膠步道上跑步。大約八點整,一家人開始吃早餐。克萊姆和凱森的早餐是扭結面包、雞蛋、牛奶,而蘇曼為了照顧父親的飲食習慣,特意蒸了一籠蟹黃包,打了兩杯豆漿。老蘇坐在餐桌前,看了看蘇曼,又看了看克萊姆和凱森,用土話說,我記得你小時候鼻子可沒現在這么高。敢情是跟洋人在一起,鼻子也變得高挺了。蘇曼撲哧一聲笑了出來。克萊姆用英文問她,你爸剛才說什么讓你發笑?蘇曼用英文復述了一遍,克萊姆突然笑了起來。老蘇也笑了起來。這笑聲像是會傳染的,凱森也笑了起來。

    凱森說他決定用尺子量一下每個人鼻子的高度。

    凱瑞——你真的去拿尺子?

    我是凱森,媽媽。

    凱瑞是誰?老蘇問。

    是我叫錯了。蘇曼看了看父親,又看了看克萊姆。

    克萊姆用紙巾抹掉桌子上的面包屑,嘴角露出一絲微笑。

    蘇曼離婚后第二年,就跟克萊姆認識了,經過三年交往,才組建了一個新家庭,并誕下一子。那年她三十八歲,克萊姆四十二歲。

    蘇曼喜歡四十來歲的男人。她十九歲的時候就喜歡上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

    蘇曼出生的山村,即便在溫州本地人看來,也算是偏遠的。那里人稀地瘦,種一輩子地就等于是提前埋在土里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蘇曼還只有十七八歲光景,沒讀完高中就到鎮上姨媽開設的布店做店員。店里主要賣的是嗶嘰、華達呢、直貢呢之類的高檔洋布(本街人把進口棉布通稱洋布),姨媽不善經營,布店生意不溫不火,好在她學過一點兒裁縫手藝,得空就給人繰邊、緄邊、釘扣、換拉鏈、熨燙等,好歹可以維持門面。蘇曼來了之后,布店生意就有了改觀。她能活學活用,把各種棉布的面料、強力、手感說出個道道來。除此之外,她在姨媽的調教下很快學會了修改衣褲的手藝活兒。那雙纖長的手干起活兒來特別帶勁,用紅色指甲花染過指甲的手指上下翻飛,像是水鳥背負斜陽掠過水面。連姨媽都夸獎說,這樣的手,是帶福氣的。兩年后,姨媽病故,蘇曼積攢了一小筆錢,自己鋪開了一個小臺面。這下子,她就忙開了,三天兩頭上城里進面料,每一塊布都經過精心挑選。本街人開布店,有“足尺加三”的習俗,也就是說,買一尺布,再送三寸。但蘇曼非但沒給顧客這點兒小饒頭,價錢也跟城里差不多。什么緣故?料好。料好,就是店主的眼光好。她要把口碑做出來,就得比同行費勁費心,也更費唇舌。但一年下來,由于貨物盤不動,有些布料就在倉庫里積壓著,讓她犯了愁。那年臘月,蘇曼從城里請來了一位裁縫師傅。按鄉俗,年關將到,蘇莊人都像置辦過年貨一樣早早給自家預備新衣裳。通常,請來的裁縫師傅一住就是一周或半個月,家家戶戶自帶布料請他量體裁衣,工錢自付,食宿分攤。裁縫師傅就跟三官爺似的,被人輪流供奉。這一回來的“三官爺”就讓蘇曼單獨供著,但有一個條件,凡是做衣裳的人家所用布料都要從蘇曼手頭買。有人上城里打聽過,布價沒比市場上貴,那些婦女合計一下成本也都覺著上算。再說,那個裁縫師傅是城里來的,外來和尚會念經。即便念歪了,到底還是外來和尚。裁縫師傅姓管,四十多歲,穿一身筆挺的西裝,戴一副玳瑁眼鏡,頭發往后梳,一絲不亂,一撮小胡子微微上翹,仿佛是嘴唇間浮現的那一抹微笑的延伸。管師傅喜歡在身上灑點兒香水,以掩飾淡淡的狐臭。他不打領帶,脖子間時常掛著上吊繩一樣的皮尺。但他很少用皮尺量體,碰到漂亮的女人他就直接用手指“碼”一下。管師傅手指纖長,很干凈。跟別的裁縫師傅不一樣,管師傅通常是在上午九點起床,下午三點半照例要吃茶。晚上不休息,一直工作到深夜才歇手。他身邊每天都圍滿了做新衣裳的人,尤以婦人居多。婦人身邊沒有小孩和男人的時候他就開始講故事了。管師傅不僅是個裁縫高手,還是個講故事的高手。他走過很多鄉村,帶來的是花色不同的故事,也就是蘇莊人常說的那種鄉村花粉案。管師傅每回講到“那個地方”的時候總會意味深長地頓一下,然后就換一種曖昧而又含蓄的口吻說,女人把孩子哄睡之后就進了另一個房間,或者說,女人從屋子里出來的時候頭發是亂蓬蓬的。整整半個月時間,管師傅就講兩個人的故事,男人和女人的故事,確切地說,就是講不同的男人和女人之間的故事。有時,不做新衣裳的婦人也會跑過來,看看管師傅,聽聽管師傅講的故事。蘇曼喜歡管師傅的幽默,對他的手藝更是由衷地敬佩。沒事的時候,蘇曼就坐在管師傅身邊,陪他聊天,看他裁剪,有時也幫點兒縫紉、修整邊角之類的小忙。管師傅每回做好一件女裝,就讓蘇曼試穿一遍。他從衣服的成色到蘇曼的膚色都能說出個門道來。管師傅給蘇曼量體時也是從來不用皮尺的,還是老規矩,直接用手“碼”。管師傅“碼”了一遍又一遍,蘇曼也聽之任之。管師傅離開蘇莊之后,人們才驚訝地發現蘇曼已經學會了從畫線、裁剪到釘上最后一顆紐扣的裁縫手藝。

    蘇曼跟鎮上的中學物理老師、黑社會老大的表弟、電器經銷商先后談過戀愛,每每看到他們手忙腳亂的樣子,她總是暗自嗤笑,甚至有點兒懷念已經消失了的管師傅那雙手的幽獨氣息。母親總是這樣告誡她,身上灑香水的男人不可靠。不過,蘇曼后來漸漸發現,那些身上沒灑過香水的男人也是不可靠的。

    蘇曼當然失戀過幾回,但她很快就做起了縣城里的人。蘇曼進了縣城的一家服裝公司,還是那位管師傅介紹的。在裁剪、質檢部門工作一年半之后,她就調到設計研發部,配合設計師進行服裝打版。她設計的第一身西裝是特意為曾老板量身定做的。曾老板站在試衣鏡前,拉著蘇曼的手,一個勁地夸獎。他有一雙粗壯有力的手,手掌間依然帶有農業文明的印記,但在那一刻,一股突如其來的柔情卻透過堅硬的手繭釋放出來。蘇曼的手被曾老板握得太緊了,忍不住嚷道,人家被你捏疼了,人家被你捏疼了。站在一旁的同事都笑了,他們學著蘇曼夾著嗓子叫:人家被你捏疼了,人家被你捏疼了。蘇曼后來怎樣投懷送抱,這里無須贅述。有一點要提到的是,他們最初互贈的信物是兩顆留在肩膀上的帶有血痕的牙印。那一年蘇曼二十四歲,曾老板四十二歲。他們之間的關系進一步確定之后,就開始在暗中頻繁來往,甜蜜得跟糖人似的。曾老板事后常常摟著蘇曼問,幸福?蘇曼就把頭偎在他的肩膀上,輕聲回答,幸福。曾老板替她揩去脖子間的汗珠說,沒流汗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后來,曾老板對那些裁剪、縫紉工人也是這么說的。沒有不透風的墻。公司里的員工很快就感覺到曾老板和蘇曼之間非比尋常的關系。短短一年內,蘇曼就從設計師助理變成了營銷公司經理、行政副總,再進一步,她的地位就可以跟老板娘齊平了。老板娘,也就是老板的老板。曾老板大概是意識到問題有點兒嚴重了,就想跟蘇曼撇清關系。蘇曼肚子大了,問曾老板,離不離?曾老板搖了搖頭。曾老板只能讓她走到這一步,他不會為一個二十多歲的女人鬧得妻離子散。蘇曼一不做,二不休,咬咬牙說,你起來,給我站著。曾老板還沒站穩,蘇曼就抬起一腳,朝他褲襠狠狠地踹了過去。蘇曼臨走時丟下一句話:我不希望你記住我們相好的日子,只希望你記住我這一腳。

    蘇曼在一家私人診所打掉了肚子里的孩子,斷然離開縣城,去了省城。在那里,她租了一個門面,前店后廠,做起了西裝加工。當年的小蘇也就名正言順地變成了蘇老板。其間她談過幾次戀愛,但都無果。跟她相處時間最長的,是一個年齡比她小四歲的大學生。他是理工男,卻有一張詩人般憂郁的面孔。他很少笑。他說自己笑起來難看死了。后來她才知道,他不笑的原因是長著一口齙牙。

    讓我看看你的牙齒。她把一塊口香糖塞進他嘴里。

    讓我再看看你的牙齒。她用舌頭撬開了他的嘴唇。

    他的嘴里正嚼著一塊口香糖。她的舌頭像蛇芯一般,把他嘴里的口香糖吸到自己嘴里,但一不留神竟吞了下去。這種含有膠基成分的口香糖讓她隱隱有些不安。這名理工男告訴她,一塊含有膠基成分的口香糖在胃里完成消化需要七年時間。

    但這塊口香糖似乎把他們黏在了一塊兒。她在學校附近租了一個小套間,跟他同居了一年。她改變了他。那張繃緊的臉如同解凍的湖面,慢慢活泛起來了,也時常露出漣漪般的笑紋。你看,她說,你會笑了,誰說你笑起來難看?他齜著牙,告訴她,他出生在一個做豆腐的家庭,從小就吃軟質食物,因此全家五個兄弟姊妹都長著難看的齙牙,拍全家福居然沒有一個人露齒微笑。長出難看的齙牙是否跟小時候經常吃豆腐之類的軟質食物有關、含有膠基成分的口香糖在胃里完成消化是否真的需要七年時間,這些問題她都沒興趣去了解。她喜歡他這個人,就連同他身上的某個小小的缺陷也一并喜歡上了。

    為了表示自己身上也有小小的缺陷,她伸出十根纖細、白皙的手指問,你注意到這塊疤痕了沒?

    果然,無名指內側有一個煙頭燙過的傷疤,像是一塊玉上的黃色沁斑。這跟某個男人的暴力襲擊有關。她曾試圖忘掉那件事,但每每看到舊疤,心里就會涌起莫名的滋味。跟外人接觸,她習慣于并攏五指,不讓人輕易發現,可她面對他時,整個身心都是放松的,她愿意把這個舊疤展示給眼前這個長著一口齙牙的小男人,就像是一種等值交換。

    他順利通過研究生考試那天,她送給他一身親手裁制的西裝。這是他第一回穿西裝、打領帶。在她面前,他就像個小弟弟,有時哭窮、露怯,她也沒覺著是一件丟臉的事。他是從南方的窮山村里出來的,大二那年,父親死于一場塌方事故,家里欠了一筆債務,如果沒有她資助,他也許連大學四年都沒法念完,更不必說繼續讀研了。多少年后,蘇曼回憶那段日子時,她就想,要說他們之間真的有過一場熱戀,也是因為錢幫了大忙。她賣力工作,不僅供他讀完研究生,還資助他出國留學。他在倫敦站穩了腳跟后,她就迫不及待地把公司轉讓給一個溫州同鄉,跑到那邊。她沒想到的是,自己居然比他更快適應了倫敦的生活。像直接擰開水龍頭飲水這種事,她絲毫沒有違和感。

    當他拿到一筆助學金后,第一件事就是給她那根受過傷的無名指戴上一枚戒指。這件事讓她足足感動了三個月。兩年后,他完成學業,在曼徹斯特一家跨國公司找到一份工作,她也隨他移居那里,次年誕下一子,隨母姓蘇,取名凱瑞。一家人擠在一間不到二百平方英尺的公寓里過著屬于自己的小日子,她感覺也沒什么不好的。

    跟大部分家庭主婦一樣,她每天除了洗衣做飯、相夫教子,閑時必讀一份英文報紙,或是手沖一杯咖啡,聽聽音樂,發一會兒呆。偶爾也會外出逛逛超市或商場,沿途看到漂亮的服裝,還是會出于職業敏感,多看幾眼。結婚這么多年來,夫妻間的關系越來越疏淡。起初,他們還能在不對脾氣的地方爭論幾句,后來他就懶得吭聲了,只是以“嗯”“呃”“哦”作為回應,直至她感覺無趣。二人間,她習慣于扮演姐姐的角色,在生活細節上對他總是體貼入微。而他原本就是個性情寡淡之人,對待她就像對待自己從事的職業一樣,雖說沒有嫌惡,卻也談不上傾注什么感情,很多事都只是抱著例行公事般的態度。

    有一次,丈夫喝醉了酒躺在沙發上酣睡,一只手還攥著手機。她想把手機拿過來放在一邊時,他霍地一下驚醒,下意識地把手機搶過去,揣到懷中,好像生怕她翻看里面的信息。打那以后,她就覺著,丈夫已對自己悄然設防。越是如此,她越是心生疑竇。有時她會在他不知情的時候偷偷翻看他的聊天記錄。跟他聊天最多的除了幾位同事與客戶,就是一個名叫Irene的女人。他們當然是用英文聊天,里面不乏一些親昵的對話(有些讓人臉紅的新詞她是上網查詢后才弄明白的)。蘇曼在英國生活這么長時間,不僅能用英語會話,還能讀寫。平日里,她跟丈夫習慣于用中文交流,因此,對她的英語水平,他也不甚了然。她可以確定這個名叫Irene的女人來自中國大陸,除此之外,她對她一無所知。最近一條信息是:Irene跟幾個剛剛畢業的同學要在曼徹斯特某所私人藝術館舉辦一場圖片展。她把展覽信息記錄下來之后,就打開手機查了一下日期,記在備忘錄里。

    圖片展開幕那天,丈夫卻因公務去了德國,她打算瞅準這個時機,去了解一下這個名叫Irene的女人。出門前,她在鏡子前站了片刻:鏡中的自己戴著一頂蝴蝶結太陽帽、一副太陽鏡,穿的是一件黑色風衣,口袋里有一支錄音筆。她坐了四站巴士,穿過一條喧鬧的大街,找到了那家坐落在華人聚居區的私人藝術館。門口掛著巨幅海報,走廊上掛著一些觸目驚心的圖片。她徑直走進展覽會場,里面疏疏落落地坐著一些人,背對著她,正在聆聽一個女人在講解什么。她要從中找出那個可疑的女人顯然是一件困難的事,但她有足夠的耐心等待她的出現。她在后排挑了一個空位坐下。她的手機里有Irene的手機號,現在全場手機都設置靜音,她即便撥打出去也不會有人接聽,因此,只能靜觀其變。會場內光線幽暗,所有的光仿佛都匯聚到投影儀下的解說員身上,她手執紅光筆,隨著圖片的更替,紅色光點在圖片上游移著。圖片內容跟一場大地震有關。有一張圖片顯示的是學生的書包,還有一張圖片是一只從泥土中伸出的小手,指間還捏著一支鉛筆。

    散場時,她拖著遲疑的步子退到一個幽暗的角落,隔著布幔,打量著那些在攝影圖片前駐足的人。她正待撥打一個電話時,忽然瞥見丈夫捧著一束鮮花走到那個解說員跟前,一只手搭在她的肩膀上,仿佛在解釋自己遲到的原因。為了確證解說員就是自己要找的那個女人Irene,她屏住呼吸,撥出手機里儲存的號碼。果然,那邊有了動靜。解說員把鮮花放在一邊,從上衣口袋里掏出手機時,蘇曼果斷掛掉了電話。她有點兒繃不住了,想沖上去給丈夫一記耳光。但她告訴自己,此刻如果沉不住氣,便是輸人一著了。走開之前,她又暗暗打量了那個解說員一眼。她的五官不算漂亮,小眉小眼,但說話時不自覺地流露出一種嫻雅的氣度,不像是那種心機很深的女人。蘇曼快步走到室外,眼睛里蓄滿淚水,被陽光一照,竟有一絲辛辣。她努力說服自己,所有的淚水都是為那些地震中遇難的孩子而流。迎著陽光,她一級一級地走下臺階,不停擦拭著模糊的淚眼,但腦子里浮現的廢墟圖像卻越發清晰。走到最后一級臺階,她坐了下來,一時間說不清自己內心那種崩塌的感覺跟那些廢墟之間究竟有什么關聯。

    次日傍晚,丈夫才回到家中,手里推著一個拉桿旅行箱,顯出一副疲倦的模樣。蘇曼問他,這些天都忙些什么?他只是含糊其詞地告訴她,他如何輾轉多地到德國漢堡參加工業博覽會。蘇曼聽了,鼻孔里只是一徑地冒冷氣。既然他堅不吐實,她也只有直截了當地挑明真相了。

    昨天我經過一家藝術館,看了一場大地震一周年圖片展。

    你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一片廢墟,一些散落在地上的書包、文具盒、學生證。

    你還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那個解說員,雖然不夠漂亮,但還算周正。

    原來你早已經暗中盯上我了。

    你跟她相處多久了?

    三個月。

    不,你還是沒跟我說實話。我記得去年你隨同救援隊回來,還帶回了一個鉛筆盒、幾支筆,而這些文具就在圖片展現場陳列著。如果我沒猜錯,你們在那個時候就已經認識了。

    我們真正在一起還不到半年。

    你以后打算怎么辦?

    我不知道,給我一點兒時間。

    丈夫轉身出門時,蘇曼叫住了他,你現在要急著去見那個Irene?

    Irene?丈夫在門口怔了一下,隨即改口,我要去接凱瑞。

    凱瑞今年六歲,正在一家社區幼兒園讀混齡班,下半年就要讀小學了。

    丈夫走后,她隨手拿起膠棉拖把,把他走過的地方里里外外擦拭了一遍。丈夫是個愛干凈的男人,鞋子不沾灰塵,鏡子不留手印,連襪子都是折疊整齊成雙成對擺著的。愛干凈的人連靈魂也是干凈的,她一直這么想。但現在,她卻認定,他的靈魂跟鞋底一樣骯臟。在丈夫接孩子回家之前,她并沒有打算當著孩子的面跟他吵架。那一晚,她摘下無名指上的戒指,獨自一人在外面走了很長時間。這么多年來,每一個男人給她帶來的累積傷害她都能一一化解。她的原則是,既然事實已經清清楚楚擺在眼前,那就索性把自己所承受的傷害降到最低點。

    丈夫每天接完孩子就去公司宿舍過夜。他們分居兩地,不再來往之后,凱瑞似乎也覺出異樣。有一次,他突然開口問,你們吵架了?

    你怎么知道?

    爸爸今天接我放學時告訴我,他給你打了三個電話,你都沒接,我就猜想你們又吵架了。

    她沒有回答。兒子的直覺讓她既驚訝又悲傷。

    有幾回,丈夫托人帶來口信,說是愿意拿出一筆錢作為分手費。她當然沒有拒絕。可是,他能拿出多少錢來?他在一家公司混了那么多年,還只是租房湊合著過日子。他總是這樣對她說,再堅持干兩年,我們就可以在曼徹斯特買一套屬于自己的房子了。六年過去了,他在公司里什么業績都沒有干出來。不過,她也沒在分手費的問題上跟他死耗,這樣會顯得自己像一個沒見過世面的女人。他們的離婚手續辦得也算簡便,考慮到凱瑞入學讀書問題,她愿意把兒子的監護權交給對方,但她也給自己保留了探視權。在整個手續辦理過程中,她表現得異常平靜,該失去的,她不會執意搶回來;該要的,她會毫不客氣地拿到手。

    離婚后,她拿到了一筆錢,第一件事就是給自己買了一件美利奴羊毛外套(畢竟,美利奴羊毛在冬天也有安撫人心的力量);第二件事是給兒子買了一些生活必需品;第三件事是順便給前夫送了一件呢子大衣。他雖然接受了她的禮物,卻無法確知她下一步會干出什么讓人心驚肉跳的事體來。她越是淡然處之,越是讓他害怕。

    這件事,她有自己的處理方式。既然這個世界喜歡跟她開玩笑,她也要跟這個世界開個玩笑——她要不慌不忙地,開一個殘酷的玩笑。離婚后沒多久就是圣誕節,前夫帶著兒子來看望她。他們客客氣氣地吃了一頓飯之后,她再次給他送了一件禮物。前夫面帶僵硬的微笑問,你至今按兵不動,是為了補上更狠的一刀?

    她照例一笑。

    孩子就讀一家寄宿學校之后,她就獨自一人搬到了貝爾法斯特居住。那里人生地不熟,但消費較低,她盤算了一下,手頭的錢足夠她在那里支撐數年。情緒不佳的時候,她就給自己買一件亮色的衣服。她知道怎樣善待自己,但所需不多。在獨處的日子里,她沒有告訴任何人,她曾在這座陌生的城市獨自承受過多少個夜晚的漫長和孤寂。直到多年后,有人向她提及前夫的名字,她還會有一種口香糖黏在喉嚨里的異樣感覺。

    蘇曼就是蘇曼,她是那么決絕。離開老家這些年,她只是每年按時給父母匯錢寄物,從來沒有向父母吐過苦水,倒不是因為她疼惜每一滴折算到電話費里的眼淚,而是跟父母之間,她常常感覺無話可說。像結婚生子這樣的人生大事,她當初都沒有如實稟報,離婚的事就更不用說了。有時候,父母托弟弟帶個話,她也只是淡淡地回兩句。之后回上海定居,她照樣會在逢年過節之際給父母匯錢寄物,照樣不回老家。這一次她回老家,一是料理母親的后事,二是接父親去上海居住。她給母親料理后事期間,順便給母親所在的那座墓園捐了八萬元修建一條水泥路;此外還以父親的名義,給蘇氏宗族捐了三萬元做圓譜戲。光是這兩件事,就讓全村的人驚著了。

    此行還有一件事,蘇曼沒有告訴父親。這事說小也小,說大也大。蘇曼回老家的時候,族里剛修完譜。譜局收取的每戶人家的譜經銀(男丁三百元,女丁一百五十元),僅夠修譜開支,做圓譜戲的錢還有一大塊缺口。蘇曼從弟弟口中得知此事,就找到了譜局的首事和主修,說,我找你們有兩件事,一件事是,把我家兩個兒子的名字也修在蘇家的族譜上——首事立馬打斷說,這不行,祖宗立下規矩,外姓不得入譜。蘇曼說,我兩個兒子都姓蘇,為什么不能上?主事面露難色說,我們的族譜都已經定稿,沒法添改了,下回補上,可否?蘇曼問,下回是什么時候?首事說,照慣例,是十八年后。蘇曼說,我等不了那么久,我要現在就補上。譜經銀多少我照付,另外再給你們一筆做圓譜戲的贊助費,這就是我要說的第二件事。首事眼睛一亮,轉頭問主修,可以破個例?主修翻開族譜說,在“長女蘇曼,遠適上海”下面再添一行字也無妨。首事問,你出多少?蘇曼說,以我爹的名義,贊助兩萬。首事又轉頭把主修拉到一邊,嘀咕了幾句,回來后,從袖子里伸出三根手指,問,可否?蘇曼說,好,但有一件事你們要給我保密。什么事?蘇曼環顧四周,壓低聲音說,在我名下添加兩個兒子的名字,只有你知、我知、他知,其他人統統不許告知,包括我爹。首事嘆了口氣說,原來你爹也是可以做堂堂“六公”的啊……我既然做了首事,這事自然就不提了。你大可放心,族譜修好了,就放在譜箱里,貼好封條,誰也不能翻看。這事定下,蘇曼打開手機,在蘇氏大宗祠二維碼上掃了一下,立馬就有轉賬成功的提示。這時,主修已備好筆墨,問,可否報一下兩位公子的大名?答,長子蘇凱瑞,次子蘇凱森。

    這就是上海,鋼筋水泥的海。蘇曼把父親帶到金融大廈的頂層俯瞰上海全景時這樣介紹道。老蘇說,這么多高樓壓在這么一塊地方,不怕有一天沉下去?蘇曼沒有回答。也沒法回答。

    太陽落山了。

    山呢?

    山在老家那一邊。

    她手搭涼棚朝遠處望了一眼。天色黑下來之后,她又帶著父親來到南京東路閑逛,除了讓他熟悉附近的環境,還告訴他城里的交通規則、城里人的規矩。她看到路邊的共享單車,停下來,教他怎樣用新手機掃碼操作,教了一遍,不會,又教了一遍,她表現得像一個很有耐心的小學老師。

    蘇曼是個有品位的人,她覺著父親跟她在一起,也應該像她那樣變成一個有品位的人。經過南京西路一家男裝店,她給父親挑了一件棉質休閑裝。父親站在試衣鏡前,目光游離,雙手有點兒不知所措,仿佛穿那種印有英文字母的衣服是一件令人害羞的事情。就這么定了,蘇曼轉身到柜臺前跟店員低語幾句,就用手機悄悄掃碼付款。

    在家中,她總是不失時機地告訴父親一些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的規矩:出門穿的衣服和居家衣服是要分開的;喝酒的杯子跟喝茶的杯子也是要分開的;還有,家里面的廚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也是要分開的。

    這里的黑人和白人也要分別對待?

    這倒不必。

    每天從小區進出,老蘇都會看到幾個黑人或白人,如有必要,他都會給他們一個微笑。

    一家人在一起,日常交流語言是要分開的。蘇曼通常使用兩種語言:普通話和英語。只有跟父親單獨相處時,她才會使用老家的土話。

    在老蘇口中,上海的人與事,似乎都可以跟老家對應起來。比如,上海有高樓,老家那邊有高山;上海有黃浦江,老家那邊有一條長河。總之,上海有的,老家都有。

    老家沒有這個吧?蘇曼遞上一杯咖啡。

    這是什么玩意兒,黑乎乎的,像中藥。

    老蘇皺著眉頭,淺抿一口。蘇曼問,味道怎么樣?老蘇說,苦,果然跟中藥一樣苦。再喝時,他就按吃酒人一抿、二咂、三喝的步驟做了一遍,說,回味不錯。

    蘇曼就是不明白,那個不辭而別的保姆,憑什么拿著高級保姆的工錢卻對全套家務活兒挑三揀四?因為賭氣,她竟然在周末時間把保姆的全套家務活兒干了一遍,得出的結論是:一天緊要的活兒也無非是保潔和做飯,干完之后還可以有大量的時間刷手機玩抖音。現在她只要有空就待在家中,并且漸漸喜歡上了廚房的氣味。站在灶臺前,看著藍瑩瑩的火苗,她會感覺心里有一種晚風吹過之后的平靜。

    她是這樣安排一日三餐的:早餐自己做;中飯只有父親一人在家吃,就給他單獨點一份外賣;傍晚六時許,她就從公司趕回家,親自下廚,給全家人準備一天中最為豐盛的晚餐,有時是中餐,有時是西餐,有時則是中西混合餐。

    這個周末,蘇曼謝絕了外面的應酬,待在家里,像個全職太太那樣干起家務,雖然在廳堂廚房間忙得不亦樂乎,但臉上還是透出一道柔和的光暈來。到了飯點,她已做好了幾樣拿手好菜。凱森在一邊打下手,擺放各自的餐具。家中每個人都有自己專屬的碗碟:每個碗的碗身曲線都是不一樣的,每個淺口平底碟的花色也是不一樣的。一切擺放停當,她又讓凱森給爸爸和爺爺分別打個電話催喊。克萊姆正在回家的路上,而老蘇一直沒接電話。過了一會兒,她又給父親打了個電話。電話剛響,老蘇就進來了。

    爸,你今天下午上哪兒去了?

    騎車。

    都看了些什么?

    轉了一大圈,發現上海沒有山。不但沒有山,連個土堆都沒有。

    上海只有海。

    我看到的只是又黃又濁的江。

    天哪,你都騎到黃浦江了,你是怎么找回來的?

    憑嗅覺。

    老蘇嘿嘿笑著,有點兒詭異。

    是我帶的路。

    屏風后閃出一人,是克萊姆。

    克萊姆告訴蘇曼,他跟岳父一路騎行,雖然言語不通,但玩得也算暢快。他把一路見聞說給蘇曼聽時,蘇曼笑得前仰后合。蘇曼說,我爸總算在洋人面前出盡了洋相。你爸——克萊姆指著腦袋說,咱爸可是個腦子靈光的人。

    晚飯是西餐。老蘇吃不慣西餐,但蘇曼說,你在上海,不學會吃西餐等于是白待了。于是,凱森左手持叉,右手持刀,教他怎樣正確使用刀叉。凱森的胸口掛著一方白布,吃相斯文,像個老牌英國紳士。

    老蘇用勺子舀湯時,不僅手在抖動,嘴唇也在哆嗦,唯恐出洋相。吃完飯,老蘇就獨自一人到樓頂看風景去了。克萊姆把碗碟一股腦兒放進洗碗機里之后,就坐下來跟蘇曼一邊喝茶,一邊聊天。克萊姆說,你爸又上樓去了,他喜歡從高處看世界。蘇曼說,咱們這二十一層也夠高了。不,克萊姆說,他還要站得更高,否則不會每天晚飯后一定要去樓頂散步。蘇曼撇撇嘴說,他只是習慣了爬山而已。談到父親,蘇曼還是有一絲擔憂,她說,家里突然多了個人,我總擔心你一下子無法適應。你跟他相處這些天,感覺怎么樣?克萊姆說,他是一個很好相處的人。你盡可放心,兩個人相處得來,有時候不一定靠語言。克萊姆畢竟是學理工出身的,喜歡對事物進行認真觀察,然后做出理性分析。他說,一個人所屬的那個地方的風貌總會在他臉上顯現。咱爸的臉是方正的、淳樸的,可以讓人想象那里的山川、稻田和古老的房屋。有機會的話,你可以帶我去老家看看,甚至還可以考慮等凱森放暑假的時候去那兒住上一陣子。蘇曼說,你住城里的時候,感覺遠方的山村充滿了田園般的詩意,但如果長時間待在那個地方,你會難以忍受那種單調乏味的日子。我可不想回去了。你要是過去的話,我可以想象,一群村民會圍著你,像圍觀一只動物園里的金絲猴。無論你走到哪里,都會有一群拖著鼻涕的小孩跟在你身后。然后,會有一些人站在小賣部門口的榕樹下,用異樣的口吻談論你和我,甚至還包括凱森。當然,最后族人還會向咱爸伸手,讓他捐一筆錢,給村里修個老人亭什么的。坐在一旁玩拼圖游戲的凱森忽然湊過來問,什么是老人亭?蘇曼說,就是農村的老人搓搓麻將、打打牌的地方。凱森又問,等我老了也會進那種地方?蘇曼說,也許會有那么一天。凱森做出夸張的表情說,我可不想變老,太恐怖了。為什么?蘇曼問。凱森說,老了,喝湯的時候嘴唇會直哆嗦。看到爺爺嘴邊流淌下來的湯汁,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如果這張嘴長在鼻子或眼睛上面,結果不知道會有多糟糕。蘇曼把凱森摟在懷里,笑成了一團,仿佛可以把自己變成笑聲在地板上滾動。凱森也緊緊摟住媽媽的脖子說,至少我們現在還沒變老,爸爸媽媽不會變老,我也不會變老,我們一家人永遠在一起。

    老蘇的體能超乎蘇曼的想象,每天清晨,克萊姆照常去樓下小區跑步,而老蘇的愛好則是從一樓爬到樓頂,代替爬山。這個小區住宅的樓梯呈螺旋形,從上往下看,曲折而幽深。三十多層樓,如果每層樓梯以二十步計算,少說也有六百級臺階。蘇曼見他大汗淋漓,不免替他擔心,勸他悠著點兒,但老蘇給出了一個不容反駁的理由:早上醒來,陽氣也就跟著起來了,不活動一下筋骨,陽氣憋在身體里面就不舒服。他還拍著肚皮說,這是彈簧肚,能吃;又拍拍雙腿說,這是彈簧腿,能走。

    蘇曼也沒讓他專門管帶孫子,凱森去培訓班或上學,有專車接送,老蘇也只是象征性地陪同一下而已。老蘇在家里坐不住,除了爬樓梯,就是喜歡外出溜達,他不逛商圈,而是專挑那些煙火氣濃重的巷弄人家或城中村走。回來的時候,他總能帶回一些可以在餐桌上跟家人分享的故事。蘇曼問父親,來上海這么多天,還習慣?老蘇說,上海沒有山,也沒有地方可以種菜。手閑著,也不曉得該干點兒什么。蘇曼說,上海的每一棟樓都是山,有高的,也有低的,其實每個人都害怕遠離泥土,所以就在家里種點兒花花草草。老蘇撇撇嘴說,這一丁點兒泥,只夠塞指縫,也算泥土?在老蘇看來,雙腳觸不到泥土,兩腿走路就發飄。因此,他每天送凱森上學之后,就到河邊或公園里走走。但他總是抱怨上海的泥土沒有那股土腥味。

    一天傍晚,克萊姆下班回來,帶回了一盆花,問蘇曼,知道這是什么花嗎?蘇曼說,蘭花。克萊姆又問,知道它是哪里的品種嗎?蘇曼搖了搖頭。這是你們老家的幽蘭,克萊姆說,花店老板還告訴我,如果把這幽蘭放在朝東的陽臺上,這陽臺也就成了幽谷。蘇曼哦了一聲就想轉身去廚房。克萊姆叫住了她。蘇曼問,還有什么話要說?克萊姆說,你見了這么好看的花,也沒什么話可說的?蘇曼聳聳肩說,你平常不是也買一些花花草草裝點一下房間,難道我還要一邊燒菜,一邊賞花?克萊姆說,今天不一樣。蘇曼問,有什么不一樣?克萊姆突然皺了皺眉頭說,糟糕,我好像聞到了什么東西燒焦的氣味。蘇曼趕緊向廚房跑去了。

    老蘇回來有點兒晚,看樣子又是爬樓梯上來的,喘氣不像往常那樣均勻,臉頰紅通通的,兩道闊眉毛之下的眼皮耷拉下來,偶或掀開眼皮,露出兩點虛淡的白光。蘇曼抽了抽鼻子問,你在哪里喝過酒了?老蘇嗯哈一聲,我在對面那條巷弄里碰到了幾個老鄉,一高興就多喝了幾兩。一口煙牙,滿嘴酒氣,蘇曼原本是反感的,但此刻見父親的手腳與精神是那么活絡,也沒什么可說的了。聊天中,她才得知,父親在對面的店鋪轉悠時聽到有人講溫州話,就上去跟他們搭話,一聊,原來是同鄉,而且還都認識幾位鎮上的朋友。那幾個同鄉聊到興頭上,就捧出老家帶來的一埕黃酒,你一杯我一盞地喝起來。酒想必是微溫的,像老家的落日,可以把一張臉照得通紅。蘇曼好奇地問,你們都聊些什么?老蘇說,就聊一些上海街頭的新鮮事,比如,黑人的牙齒為什么這么白,咖啡為什么這么苦還會有人整天喝,上海人為什么只知道種花不知道種菜。蘇曼說,這些事在上海早已經不算是新鮮事了。老蘇問,那么,什么是上海的新鮮事?蘇曼說,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

    吃飯的時候,蘇曼把那盆蘭花放在餐桌中央,說,這是老克買的溫州幽蘭。老蘇打量了一眼說,老家的水土最適合種蘭花,一年四季,春天可以種幽蘭,夏天可以種蕙蘭,秋天可以種建蘭,冬天可以種寒蘭。這種幽蘭,種在這里怎么看都少精神。蘇曼撇撇嘴說,你在老家的時候抱怨這抱怨那,來上海之后,看什么都是老家好。老蘇咽下一口米飯,說,我畢竟是跟泥土打了一輩子交道的人,在這里長時間沒沾泥巴,心里有點兒慌慌的。隨后,他又談起老家的李花。

    再過一個月,村前村后的李花就要開遍了,這一回又添加了福建的芙蓉李、江蘇的桂花李,還有別的什么品種我也說不上了。

    蘇曼把父親的話用英語轉述了一遍。克萊姆咂了咂舌頭說,今晚的飯特別香。

    飯畢,蘇曼沏了一壺普洱,準備了一份甜點,打算跟家中兩個男人聊點兒什么,以延緩晚飯后微溫的氛圍。有蘇曼坐在身邊,翁婿倆也就聊開了。老蘇問,你那邊有山?蘇曼用英語翻譯了一遍。克萊姆說,當然有山,大的有阿爾卑斯山,小山丘也有不少。克萊姆起身來到書柜邊,像是在找什么。

    那塊石頭?

    什么石頭?

    就是我說的柏林墻的石頭。

    我把它藏起來了。

    蘇曼走過來,打開一個柜子,又打開里面的一個盒子,取出一塊石頭,問,是這塊?

    是的,克萊姆說,這是一塊柏林墻的石頭。

    老蘇瞪著茫然的眼睛,一會兒看看石頭,一會兒看看克萊姆,似乎在等待著蘇曼告訴他,這塊石頭跟柏林墻有什么關系,跟克萊姆又有什么關系。

    柏林墻嘛,蘇曼說,就是在東德與西德之間修建的隔離墻。

    外國人也修城墻?

    不,是隔離墻。

    關于隔離墻,蘇曼并不陌生。她初到貝爾法斯特時,住在城西,那里就有好幾道跟柏林墻一樣在天主教徒與新教徒之間修建起來的隔離墻,墻上畫滿了各種政治漫畫,幾乎每天都會有觀光者駐足拍照。有時她想,那些曾經向“異教徒”扔石頭的人和那些曾經被石頭砸中卻幸免于難的人無論站在墻的哪一邊,面對滿墻的涂鴉,也許都會感覺自己被歷史狠狠地嘲弄了一番吧。

    隔離墻,如今在貝爾法斯特有一個別名,叫作和平墻。蘇曼說。

    別以為它涂了顏色變得不可怕了,克萊姆說,它在本質上跟柏林墻是一樣的。他把石頭擺放在手上,轉頭對老蘇說,有墻的地方,應該有門或窗,但柏林墻沒有門,也沒有窗,它只是一堵墻,隔開了東柏林和西柏林。我小時候就在東柏林的城區長大,我們這邊給一百七十公里長的隔離墻取了一個好聽的名字,叫作反法西斯防衛墻。有一回,我們的校長帶領部分師生參觀邊境國營工廠,校長指著西柏林的方向說,他們生活在圍墻里面,是被社會主義唾棄的一群人。但我那時就覺得,在隔離墻那邊的人看來,我們何嘗不是生活在圍墻里面的人?這個話,我當然不敢跟任何人說。直到有一天,我們的校長突然失蹤了。學校里的老師都說,校長叛逃了,帶著家人跑到了墻的那一邊。

    老蘇不了解德國的歷史,更不知道柏林墻因何建造又因何推倒的,但這并不妨礙蘇曼把克萊姆的原話翻譯給他聽。老蘇接過石頭,翻來覆去地看了一遍,看不出什么特別之處,又掂量了一下,不重嘛。蘇曼把石頭接過來,也放在手上掂了掂,它的重量不在手上,而是在心里,你說是不是,克萊姆?克萊姆伸手觸摸了一下石頭,像是觸摸一只剛剛睡醒的貓。老蘇咕嚕了一聲,這樣的石頭在我們那里的山上有很多。蘇曼把他的話翻譯給克萊姆聽時,克萊姆說,也許它就是從山里開采出來的,可它很不幸被當作了柏林墻的一塊墻石。

    你看,蘇曼摸著石頭表面的一塊凹痕說,這里也許被子彈打中過。

    她還記得,這塊來自柏林墻的無名石頭被克萊姆帶到中國時,一名安檢人員從行李物品中翻出了它,問他這是什么,他說這是女媧補天剩下的一塊石頭。這玩笑讓安檢人員頓然變得正色起來。還好,經過盤查,他們最終沒有把它作為鈍器扣留。落腳上海之后,他們搬過幾次家,這塊石頭一直被克萊姆帶在身邊。他早前不說,她覺著它僅僅是一塊石頭,可經他一說,它就變得不一般了。不過,它作為一段凝固的歷史,放在那里,抬頭不見低頭見,多少會給人一種沉重的感覺——這也是她把它藏起來的一個原因。

    每回看到這塊石頭,她的腦海里就會掠過一道隔離墻的陰影。她也說不清這是怎么回事。這么多年來,她感覺自己已經走出陰影,安然接受陽光的撫摸,但事實上,陰影還在身邊不遠的地方。

    這石頭,我還是幫你收拾起來吧。她輕聲地對克萊姆說。

    一個人只有一雙手,一雙手只有十根手指。別人一雙手只能干一兩件事,但蘇曼一雙手能干好幾件事。在貝爾法斯特,她可以打好幾份工。早晨七點至九點,她在一家臺灣人開設的早餐店工作兩小時。之后,她馬上得急匆匆趕赴一家商場的奢侈品專賣店,換上一身制服,面露微笑站在玻璃門口迎接第一撥顧客(大部分是中國游客);過了下午五點,她就要去附近一家連鎖餐館當服務員,好處是工作結束之后可以跟其他員工一道享受一頓免費的晚餐。每周做六休一,周日下午她還報讀了一個服裝設計班。她把每天的時間都塞得滿當當的,好像這個世界只剩下兩件事:睡覺和工作。

    北愛爾蘭人的生活節奏是緩慢的,蘇曼來了之后,以為自己也可以緩慢下來,可她每天入睡之前、醒來之后,都處于一種焦慮不安的狀態,只有像鐘擺那樣在來回奔走她才能找到一種平衡感。有時她想,如果自己當初留在中國南方的城市又會怎樣?此刻也許正開著車奔赴某處洽談一筆業務。一個人,不是在地球的這邊奔走,就是在地球的那邊奔走。每晚回家,她都累得癱軟在沙發上,唯一的好處是,忙碌帶來的身心疲憊可以消除那些不必要的煩惱。

    貝爾法斯特有一種干干凈凈的美,但蟑螂也是不能免的。半夜里,一只蟑螂跳出來,塊頭不小,觸須伸張著,一點兒都不怕人。她跟它對視數秒,它也不退避。她拿起拖鞋拍打過去,它卻跳開了。她知道,類似的事,她都得獨自面對。

    比蟑螂更可怕的是長夜的寂寞。每逢深夜,她通常會聽到大船的汽笛聲,初聽疑是從貝爾法斯特灣以東傳來的,再聽又像是從老家那邊的江畔傳來,迷迷糊糊間,還帶著細浪拍岸的聲響,和空氣中的一絲寒意,讓她突然感覺有幾分空茫。此外,她還會聽到隔壁電話鈴聲如期響起,那里住著一個留大波浪頭的意大利單身女郎,隔著墻,她能隱約聽見她說話或笑罵的聲音。然后就能聽到她輕輕關門的聲音、高跟鞋在樓道里敲打的聲音。她有一雙紅色高跟鞋,和午夜的一杯酒。蘇曼覺著自己不需要這些。

    蘇曼需要的是一些安全可靠的東西。錢可以幫她做到這一點。因此,她需要賺更多的錢。除了賺錢,她也期待著生活發生一點兒這樣或那樣的變化。下班沖完澡之后,她喜歡倚靠在窗臺上,點上一根煙,漫不經心地看著對面那一排樓房的窗口,或是俯視明麗的巷景。在不經意間,她發現其中有一個窗口每天都會擺放不同的小盆栽,有開出白花的三葉草、紅黃白相間的郁金香、玫瑰紅的月季、紫色的花毛茛等,她打小在山村長大,種過花花草草,看著那些熟悉的花草,心中就多了一些無端的感觸。隨后她還發現,主人對花器也是講究的,有瓦盆、陶盆、瓷盆、塑料盆、泡沫盆、木盆等。這些小盆栽每周輪流擺放,偶爾也會換上新品種。每次外出或下班回來,朝對面的窗口飄瞥一眼,她就有了片刻的好心情。起初,她只是想看看窗臺上的小盆栽,后來,她倒是想看看這些小盆栽的主人。有一天清晨,她打開窗,看到對面的窗口正站著一個穿藍色夾克衫的男人,嘴里叼著一根煙。他吐出的煙圈,像是脫離嘴唇的微笑,緩緩地飄送過來。她知道,自己偶爾關注那個男人,僅僅是出于無聊。但這種近乎徒然的關注,在某些時刻也能給她帶來一絲隱秘的愉悅。單是為這,她每天早晨起床都會在鏡子前多花一點兒時間。描眼線的時候,她發現眼中的神采活潑潑地回來了——破曉時分,灰色鳥群從一排紅色屋頂后面蓬蓬然飛出,陰暗的天空中泛起的那一點青色便越發明亮起來。

    多少年后,當蘇曼站在上海某個填滿燈火的窗口,不免感嘆,那會兒工作那樣忙碌,自己居然還有看花的閑情,是不是內心深處還有一扇窗戶未曾關閉,需要一朵花來裝點?

    有一天,有人敲開了蘇曼的房門。我叫克萊姆。他用英語做了自我介紹。一張血氣充盈的臉,略帶幾分靦腆。蘇曼當然認得這張臉,但她還是很疑惑,住對面的人怎么會突然造訪?莫非他也在暗中窺探自己?克萊姆向她解釋說,他只想站在這邊的窗口,看看對面窗臺上那盆花。他點燃了一根煙,倚靠在窗臺邊,靜默了半晌,又告訴她,從這邊看跟從那邊看,是不一樣的。蘇曼說,她也很想去他那邊看看,究竟有什么不同。克萊姆拿起筆,在煙盒上寫下了自己的聯系電話,遞給蘇曼,并且告訴她,他很高興有人愿意欣賞他擺在窗臺上的花。

    蘇曼每天一大早起床,或是下班回家,總要打開窗戶,在窗口站一會兒,有時候也能看到克萊姆的窗戶恰好敞開著,而他的微笑和窗臺上的那盆花一樣美好。有一晚,她下班回來,看到門口擺放著一盆花,是海棠花。在北愛爾蘭,她見到最多的是三葉草,很少見到這種來自國內的海棠花,有沒有在臺灣人開的花店里見過她也不曾記得了。在老家,梅花開后,海棠花就接著開了,海棠花開后,李花、桃花也就接著開了,各種各樣的花在鄉間可以鬧很長一陣子。但在異國他鄉,海棠花開得再艷,也只能給她帶來一絲寂寞。她俯下身來,觸摸花瓣時,花叢間掉出一張卡片,上面寫著一行字:I found a potted flower in your room, but unfortunately it has wilted(我發現你的房間里有一盆花,可惜它已經蔫掉了)。但她發現最后一個詞“wilted”前面有一個意思相近卻略顯老派的詞“withered”被劃掉了,可見贈花的人在用詞上是經過一番斟酌的。她推門進來的時候,果然看到自己不久前買的那盆花變得像一團揉皺的廢紙,扔在角落。它盛開的時候,她沒有好好欣賞過它;它凋謝,她也渾然不知。

    蘇曼沒有像克萊姆那樣,把那盆海棠花擺上自己的窗臺,但它放在房間里,好歹也讓那些灰敗的日子漸漸冒出了一點兒鮮活的氣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她開始一點點地經營屬于自己的生活空間。有時候,打開窗戶,看到對面那個男人跟自己打招呼,她也會把頭發撩到一邊,大大咧咧問候一聲。不過,那個男人僅僅進入她的視線,她沒有,也不敢把他放在心上。她只愿給自己的內心世界騰出一個空間,讓凱瑞占據著。

    萬圣節前夜,她接到弟弟打來的越洋電話,告訴她,昨天是老爸“祝十”的日子。她猛然想起,父親都快六十歲了。按照老家的習俗,人過五十,每隔十年要做一次大壽,而且是要提前一年“祝十”。父親正逢五十九歲生辰,就在家中擺了七八桌酒宴,親朋好友都送來二樣、四樣(雙數吉利)重盂禮物。這個時節,如果有個外嫁的女兒在六格盒里盛放六樣禮物送給父親,會是一件很體面的事,但蘇曼遠在歐洲,連個音信也沒有,大家都難免嘀咕起來。老蘇望著滿堂壽禮,忽然流下了眼淚。有人問他,這么好的日子,為什么要流淚?老蘇說,他有點兒想念女兒了。那晚,吃酒的人都走光了之后,老蘇放聲大哭。老蘇說,這么多年來,女兒只是定期給他匯錢寄物,卻從來沒在電話中告訴他境況怎樣。至于女兒有沒有給他添個外孫或外孫女,也是他時常念叨的一件事。弟弟拉拉雜雜說了一通,又提起另外一樁事。前陣子蘇氏族人修譜,父親是長輩公,聲望又高,原本可以做譜局的首事,但有人說,按族規,首事須是做得“六公”的人,這是族規,不能破。父親扳扳手指,自己活到五十九歲,膝下已有三男一女,也做到了祖公、叔公、舅公、姑公、姨公,卻獨獨沒有享受做外公的福分。總之,沒有“六樣”,沒做“六公”,這兩件事他是要在心里擱很長一陣子的。弟弟把這話傳給蘇曼時,蘇曼本來想告訴他自己已有一個兒子。話到嘴邊,又吞了回去。她已離婚,孩子的監護權也交給前夫了。這些事牽扯出來,不僅會讓老家的人恥笑,更會讓父親傷心。掛了電話,她下樓到街頭走了一圈。天空飄著細雨,行人越來越少,一陣風吹過紅色電話亭引發的那種悵惘在她心里頓時彌漫開來。

    第二天,她給前夫和兒子寄了一張賀卡、兩件衣服,還有一些零星物什。數日后,前夫發來短信,除了象征性地表示謝意,還特地聲明:給兒子的衣物他可以代收,但大可不必再給他個人附寄什么東西,一則是他為此深感內疚,再則是Irene已有所察覺與猜忌。與此同時,前夫也給她的電子郵箱發送了幾張兒子在寄宿學校的生活照。她把照片里的凱瑞看了一遍又一遍,還是下不了決心把它寄給父母。

    圣誕節就要到了,老板提前一天放假,對蘇曼來說,這一天像是憑空多出來的。她從超市買了一些蔬菜,決定自己做飯。走到樓下,克萊姆從斜刺里走了過來。一個大塊頭的影子籠罩著她,讓她突然感到呼吸急促。他的目光是那么沉靜,一下子抓住了她剛剛收回來卻有些慌亂的目光。目光與目光的碰撞有時比說話更直接。他邀請她出去逛會兒街,她也沒有拒絕。一路上,他給她講述了一些北愛爾蘭的歷史,還告訴她這座城市的一個秘密:在他們經過的布里奇街下面,有一條隱沒的河流。喏,就在我們腳底下。他這樣說時,她感覺有一股河風從人流中迎面吹來。

    他還告訴她一個屬于自己的秘密:每回從便利店出來,他喜歡把找來的零錢放在兩邊的口袋里,沒事的時候,就把手插在口袋里,玩弄那幾枚硬幣,讓它們發出碰撞的聲音。他說他愿意騰出一只手,讓她的手伸進來玩弄那幾枚硬幣。當她毫不客氣地把手伸進他的褲兜時,卻感覺手指觸摸到了什么異樣的東西。她沒有把手縮回來。

    經過一家便利店時,他進去買了一瓶威士忌和零食,而她挑了兩瓶Caffrey淡啤酒。結賬前,他順便在貨架上挑了一個精巧的小盒子,她轉過身,裝作什么也沒看見。

    他坐在她的房間,一點兒都不拘束。他們一邊喝酒,一邊聊天。他很快就喝掉了半瓶威士忌。她知道他喝得有點兒多了,但她沒有阻止他喝下去。他說話的時候,舌頭發硬,語調也變得生硬了。她說,我怎么聽不懂你說的話了?他說,我說的是德語。她說,沒想到你還會德語。他說,這是我的母語。她問,你是德國人?他點了點頭說,我只有在最放松的狀態里才會說德語。他坐在地上,有點兒像中國古畫里披襟箕踞的古人。他嘴里的話都是說給自己聽的。她聽著聽著,也開始哼起了一首忘卻已久的歌曲。

    你唱的是中國歌曲?

    是老家的一首民歌,不知為什么我忽然想了起來。

    小時候,我住在柏林東部的一個老街區,家中的書櫥里有一本中國故事集,我喜歡里面的插圖,每回翻看都會引發一種模糊而又神秘的感覺。那時候,你在哪里?

    在中國南方一個小山村里。

    哦,那時候一個在地球這一邊,一個在地球的那一邊,怎么可能想象有一天會相遇?

    地球在轉,我們也在轉。如果不是遇見你,也會是另一個人。

    去年這個時候我已經來到貝爾法斯特,你在哪里?

    我還在曼徹斯特。

    我們那時候僅僅相隔一座愛爾蘭海峽。他這樣說時,用手指比畫了一下,仿佛愛爾蘭海峽只有一英尺寬。

    她指著天花板說,如果用上帝視角來看,我們是不是又靠近了一些?

    是的,半年前,我又從另一個街區搬到了這塊地方,我們僅僅相隔一條馬路,窗對著窗,你不覺得這是一件奇妙的事?

    他把窗子打開,指著對面的窗口說,因為有了這樣一個美麗的窗子,我才會想到要在窗臺上擱一盆花。因為有了不同的花,才會把一個人的目光吸引過來,這一切都像是注定要發生的事。

    也許明天你就要回到德國,而我呢?要回到中國。

    不,不,我不會再回到德國了。

    談到德國,他有些黯然。可他還是愿意跟她聊一些開心的往事。他說,早些年,他還在老家,工資到手,就約上朋友二三,在小酒館里消磨一個晚上。說話間,他又喝了一口酒,那遺失在柏林小酒館里的豪氣,仿佛正透過敞開的窗戶,緩緩爬到他那透著幾分悵惘的臉龐。

    克萊姆,你醉了?

    沒有。你呢?

    我感覺自己像是躺在老家的一條溪流里。克萊姆,你就在我身邊躺下吧,我怕自己被激流一下子沖走了。

    克萊姆握著她的手,躺了下來,他們什么話也沒說,又好像把什么話都說了。次日醒來,她轉過頭,看到邊上那張既熟悉又陌生的臉,無論如何也想不起昨晚是怎樣跟他黏到一塊兒的。她的身體被他的雙手緊緊地鉗住,她能感受到那厚實的胸膛和肩膀,此刻即便已經醒轉,也不愿意掙脫了。房間里酒氣未散,她哈了一口氣,嘴里微微有些發苦,但又分明感覺這一天清晨是如此甜美。

    她不怎么喜歡喝酒,卻喜歡他身上不算太濃烈的酒味。這氣味能讓她想起父親從外邊喝酒回來的樣子,那時父親也只有四十來歲,眉目也稱得上有幾分俊朗之氣。在這個大塊頭男人身上,父親的優點似乎也獲得了放大。克萊姆有一張線條分明的臉龐、一副寬厚的肩膀、一雙堅實有力的大手,嗓音低沉,目光柔和。總之,他身上除了狐臭之外似乎沒什么讓人反感的地方。

    他們認識之后,他就聽從她的建議,刮掉了胡子。他是個慢性子,適合養花種草。他會很費時間地做一件沒什么意義的事。他的好脾氣跟好天氣一樣,總是那么令人愉悅放松。在跟克萊姆相處的日子里,她的焦慮感也得到了緩釋。每到下班時間,克萊姆都會騎著摩托車過來接她。她喜歡親熱地叫他“我的德國白香腸”。彼此相處久了,她也就開始關注這位“德國白香腸”的包裝。比如,有一次他們相約去阿爾斯特音樂廳聽一場音樂會,他出門時穿著德國老爹度假時穿的那種米色牛仔褲,顯得有些不搭,經過一家服裝店,她就給他買了一條時興的褲子換上。她說,我是學服裝設計的,好歹不能讓男友的衣品掉價。不過,平日里,克萊姆還是習慣于穿那種可以把雙手插在口袋里的牛仔褲,就像他習慣于低頭走路、低聲說話。她喜歡這樣一種感覺:彼此間只有平靜的悅納,沒有一瞬間擦燃的火花。她知道,火花雖然美麗,卻不持久。

    情人節那天,他送來一束玫瑰,卡片上寫著幾個看起來像德國堿水面包結的花體字,而她回贈的是很貼心的雙面德絨保暖內衣。她把鼻子湊近初綻的玫瑰猛吸了一下,有一股檸檬的酸味夾著一絲蜂蜜的甜味從鼻腔透進了喉嚨,隨之而來的是心頭一顫。克萊姆,你是真心愛我?她問。克萊姆的舌尖彈出了一個甜蜜而又庸俗的單詞,輕輕地送到她的耳邊。她單身的時候,總是努力讓自己變得堅強,但面對克萊姆的時候,她才發現自己柔弱的一面。這樣的男人坐在面前,讓她突然有了一種莫名的安全感。

    他們坐在窗口抽煙、聊天的時候,他第一次向她發出同居的邀請,她卻毫不猶豫地拒絕了。她要讓他知道,她不是一個隨隨便便的女人。她有過一段婚姻生活,因此她更愿意在二人關系尚未明確之前盡可能地保持一種獨立的生活狀態。

    你難道沒有勇氣跨過一條馬路?

    我沒有跨過去,也許僅僅是因為站在這邊可以眺望那邊窗口的風景。

    事實上,我在窗口擺放盆花并不是為了取悅別人的目光,而是懷念我的媽媽。小時候,我還在柏林東部老城區居住的時候,家里的房子雖然破舊,卻被我媽媽打掃得十分干凈,而且,她每天都會在窗臺上擺放一盆不同的花,她說,這樣可以更換自己的心情。

    你媽媽還在老家?

    不,一年半之前她就走了。她是我在這個世上的最后一個親人。

    然后你就離開德國,來到這里了是嗎?

    我來這里是尋找一個失去多年的親人。

    誰?

    從前我不知道她是誰,但只要我愿意尋找,她就會出現。

    濕潤的空氣里,一雙毛茸茸的手攤在那里,像是一種期待。

    她把自己的手交給他的那一刻,又縮了回來。她提醒自己:有些地方你覺著是可以待一輩子的,但有一天你不得不離開;有些人你覺著是可以相處一輩子的,但到頭來卻不得不各奔東西。諸如此類的憂慮,她本想說給克萊姆聽,猶豫再三,還是忍住了。畢竟,在一年到頭多陰云雨霧的貝爾法斯特,克萊姆的出現給她的生活帶來了一抹亮光。

    盡管克萊姆后來幾度邀請她去那邊搭伙過日子,她還是一再婉拒。蘇曼是這么想的,搬到那邊,如果找不到一種在家的感覺,充其量只是換個住處。克萊姆也不勉強,二人跟以前一樣,繼續保持著時而交叉、時而平行的生活。

    一年將盡,蘇曼報讀的時裝設計班課程也告結業。這一年間,她不僅學會了手繪、電腦技能,還掌握了打版之類的工藝流程。她交出的設計作品是一系列帶有東方元素的無性別服裝,設計班老師看了既驚且喜,說是要把她推薦給一位法國老板認識。一個禮拜后,設計班老師打電話告訴她,她的設計作品受到這位法國老板的青睞,讓她務必在三天內安排時間過去面試。

    面試當天,她還特意化了淡妝,淡妝配淺笑,她覺著會顯得更端莊。讓她頗感意外的是,法國老板居然沒有自己的辦公室,見面的地方就在一間擺放著很多布料與圖片的會客室。法國老板是個中法混血兒,頭戴一頂孔雀藍貝雷帽,帽子沒遮住的地方露出一叢黃白相間的頭發;因為臉長、法令紋深,面相就顯得有幾分深沉。起初,蘇曼猜測他的年齡約莫在六十左右,但他使用一口流利的英語跟她聊開了之后,她又覺著他的實際年齡可能要減幾歲。法國老板翻開一本文件夾,對她的設計才能大加夸贊,說他第一眼看到她的設計作品,就感受到一種東方的氣韻,和一種快要消失的舊物的余韻。他們聊了半個小時,法國老板就把一份聘用合同交到她手中。臨走前,法國老板站在過道上問她,為什么會對無性別服裝情有獨鐘?她這樣答道,我是一個女人,但我的內心住著一個堅強的男人。

    自此,蘇曼不必再走馬燈似的上幾個班,也不必在一天之內換幾回制服。對她來說,找到一份合適的工作就仿佛穿上一件合身的衣服,而且,這件衣服能給她帶來一種想要融進去的感覺。那里有一個寬敞舒適、可以供人發呆的辦公室,有落地窗外的風景,有一些充滿活力的年輕人,能讓蘇曼感覺一股消失已久的力量似乎又回到了自己身上。干勁來了,她常常會不顧一切。連克萊姆都說,她現在的狀態就像一個隨時等待靈感召喚的藝術家。有一回,她跟克萊姆在街頭走著走著,忽然甩開克萊姆的手,飛快地跑回自己的房間,在一張又一張白紙上涂抹起來。

    蘇曼在法國老板手下工作了一年有半,不僅受老板賞識,而且跟同事相處得也很融洽。老板雖然是法國人,但公司的官方語言卻是英語,連老板本人也常常用英語跟周圍的人交流。她覺著法國老板那種慢條斯理的氣質有點兒像管師傅,不過,她跟法國老板相處久了,就越發討厭管師傅那條肥皂般的舌頭。法國老板談起服裝,總是一套一套的。法國老板說,身體與布料之間必須留出一道空隙,這樣,每一件穿在身上的衣服才可以自由地呼吸。法國老板又說,衣服穿久了,才會跟身體相融,而且還會出現一些身體的特質,甚至連衣服的纖維里面都會長出一種看不見的東西,比如氣質,比如氣場。有時候,蘇曼覺著,法國老板不像老板,而是像電視上見過的那種氣質優雅的老教授。

    圣誕節過后不久,居住在貝爾法斯特的華人又開始忙活著過中國年,一些臺灣商人照例要請員工吃尾牙宴,圖的是一個過年的氛圍。這一天,蘇曼也受到了法國老板的盛情邀請。她回到家里,特意挑了一件淺駝色大翻領風衣,與裙裝混搭,腳上換了法式仙女風粗跟高跟鞋。臨出門時,她站在鏡子前,上下打量,覺著臉上還得補妝,于是拿出化妝盒,把眼影細細描了一遍,顧盼間,一雙杏眼有微微敞開的風情,又似乎有悄悄合攏的心思。

    到了約定的法國餐廳之后,她才發現,老板請的只有自己一人。

    法國老板戴著一頂英格蘭人字紋粗花呢報童帽,脖子間系了一條中國紅羊絨圍巾,映得臉上生色不少。談到過年這個話題時,他的語調陡然轉向低沉。過了年,我就滿六十歲了,可我還是覺得自己仍然站在五十九歲這一邊,他頓了一下說,這就像一個人來到國境線邊上,想一腳跨出去,但又有點兒猶豫,這時候,邊上正好有一個小酒館,于是他就決定在那兒喝點兒酒,不,其實他不是想喝酒,而是想找一個推遲跨出那一步的理由。

    說這話的時候,他們就坐在臨窗的位置,呷著一杯法國紅酒。菜也是法式的:松茸、鵝肝、魚子醬、藍龍蝦、焗蝸牛。她記得同事們曾在私下里咬耳朵,說老板如果在過年的時候單獨請誰吃一頓飯,誰來年就一定會升職或漲薪。不過,她入職不久,還不敢抱這樣的奢望。為了緩和氣氛,法國老板用英語講了一個法國人的笑話。她一邊聽著,一邊在心底里把克萊姆拿來跟他暗暗做了比較:克萊姆說英語時嘴巴有些緊,有時還帶德國人特有的小舌音;而法國老板用英語說話時,也會像法國人那樣時常通過口腔前部發聲,此外還帶著一種鼻腔,仿佛患有嚴重的鼻竇炎。閑聊間,窗外忽然響起一連串繁密的鞭炮聲,蘇曼從鐃鈸聲與鼓聲判斷,應該是有一支華人組成的舞獅隊從街頭穿過。每逢過中國年,華人是一定要搞點兒動靜的。法國老板站了起來,拿起手機,把脖子伸到窗外拍街景,那樣子讓蘇曼不禁想起歐洲老電影中常見的那種小個子送報員:騎著自行車把半個身子斜向一邊,手攥報紙,朝沿街的店鋪一迭聲喊著“晚報晚報”。蘇曼沒想到,這位微笑時臉部肌肉也緊繃的老板居然會在自己面前做出這樣一個孩子氣的動作。當他收回手機,整了整那頂報童帽,坐回原位后,又呷了一口紅酒說,中國人多,喜歡熱鬧,我也要把生意做到世界上最熱鬧的地方。蘇曼聽他把話題聊開,才知道他正籌劃著要在上海設立一家分公司。

    人到了五十九歲,事業的布局就不一樣了,思考的問題也不一樣了。法國老板說。

    當她再次聽到五十九這個數字時,忽然想到了父親。

    我爸在五十九歲大壽那天突然大哭了一場。

    為什么?

    因為他覺得我還沒結婚生子,始終是他人生的一大缺憾。

    他有你這么優秀的女兒,應該高興才對。

    我爸今年六十,不久前,他給自己修了一座墳墓,用我們那里的話來說,叫紅墳。我弟弟后來通過郵箱給我發來了一組照片,我看了真有點兒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爸就站在自己剛剛修筑的墳墓邊上,臉上竟露出了滿足的微笑。

    一個人在生日的時候大哭一場我可以理解,在墳墓前面露微笑就讓我費解了。

    因為他跟我祖父一樣,覺得造好墳墓,就等于是完成了一生中最后一件大事。

    從秦始皇到你父親,大概都很看重這件事。

    很抱歉,我不應該跟您談起這些不太愉快的事。您的氣色特別好,雖然跟我爸差不多大,但看上去比他年輕許多。

    被你這么一夸,我的虛榮心一下子就得到了滿足。不過,我也的確感覺自己近來氣色不錯。我聽說很多中國人都會看相,有的是看面相,有的是看手相,你會看面相?

    我不懂什么相術學,但我知道給人看面相時通常是先看印堂,她指了一下兩眉之間的位置說,如果印堂之上有一層光暈,就說明此人氣血充足,身體健康,是一種福相。依我看,您就是個有福之人。

    法國老板略顯夸張地舉起雙手,發出爽朗的笑聲說,每個人出生后身體上都會有一道光。人是會發光的。一個放射科醫生告訴我,人體表面有一層厚達十五毫米的彩色光暈,它會隨著生理狀態與精神狀態的變化而發生微妙的變化。所以,我覺得你們的說法也不是沒有科學依據。

    法國老板把手放在她的手上,仿佛在試著觸摸皮膚上的那一層光暈。

    會看手相?

    會看一點兒,喏,這條是事業線,這條是感情線,還有這條……

    法國老板握住了她的手說,如果有你在我身邊,我的愛情線和事業線會延伸得更長一些。

    老板真會說哄人開心的話。

    我打算派總部的人在上海設立一家分公司,而你是我心目中的最優人選。

    這是一個非常誘人的條件。蘇曼聽說法國老板在兩年前喪偶,一直想找個年輕一點兒的伴侶,用中國人的老話說,就是填房。這個年紀,老是老了點兒,但他的才華與衣品擺在那里,似乎可以彌補年齡方面的差距。法國老板說,他的事業近年來越做越大,自歐洲北端挪威的諾爾辰角至南端西班牙的馬羅基角,已有近百家專賣店加盟,他在整個歐洲版圖上縱橫馳騁,雖然也不乏艷遇,但真正讓他動心的,還只有蘇曼。蘇曼聽著這話,看著自己手心的感情線和事業線,陷入了長久的沉默。在她看來,談感情是一樁比談生意更累人的事情。

    你不必急于回答,法國老板晃了晃酒杯說,紅酒還是法國的好。

    …… ……

    (責編劉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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