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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中國現代文學新講：以作家作品為中心》是錢理群最新完成的一部“個人的文學史”。這部新著在繼承王瑤等前輩的史觀史識的基礎上，實現了框架、體例、重心等多方面的突破。錢理群每次重寫文學史的嘗試背后都關聯著學科的大問題，無論是整體性突破還是局部調整，無論是觀念轉變還是體例探索，都是他以文學史為方法的學術思想的表達。同時，錢理群的文學史寫作也始終與高校的專業教學緊密關聯，其中包涵著針對教學實踐的考慮與反思。此外，由于重視社會讀者的需求，他的文學史也可被視為一個有意識打破校園圍墻的學者的社會責任感的體現。

關鍵詞：錢理群 《中國現代文學新講》 中國現代文學史 方法 教學

2023年，北京大學中文系錢理群教授出版了他的第一百部學術著作《中國現代文學新講：以作家作品為中心》。這是一部兼有教材性質與讀本功能的文學史著作，在框架、體例、內容等方面都有新的嘗試，體現了這位年逾八旬的老學者在文學史研究與教學的道路上仍葆有的探索精神。

錢理群曾說：“在學術研究上，我更愿意把自己定位為‘文學史家’。也就是說，學術研究更是我的生命意義和樂趣所在，而文學史研究與寫作更是我的學術研究的重心，是最能發揮自己的領域。”1在他已經出版的著作中，文學史類的書寫也是極為重要的部分，其中，與他人合撰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彩色插圖中國文學史》《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都已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編纂史上的重要成果。而今年的這部“新講”，則是他獨立完成的一部“個人的文學史”，在充分體現他的個性、觀點與創見的同時，也成為現代文學編纂史上承前啟后的又一個節點，既展示出對前輩學者的繼承與創新，又為今后的文學史研究與教學提供了新的話題與啟示。

一

錢理群的導師、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王瑤先生是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創建人之一，也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部現代文學史《中國新文學史稿》的作者。樊駿曾指出：“直到王瑤的《史稿》才第一次把從‘五四’到新中國成立期間的文學作為自成一格發展階段的文學歷史，進行全面系統的研究?！?事實上，王瑤及其《中國新文學史稿》對于學科的奠基意義是多方面的，包括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撰、研究與教學等多個方面，對此，錢理群也曾有過論述：

王瑤先生在五十年代初和其他幾位先生一起開創了現代文學史這門學科，又在八十年代對四十年來現代文學研究的歷史經驗作出了科學總結，使其具有某種理論化的形態，這自然是有學術史的意義的：或者我們可以說這四十年（也許還會延續一段時間）的研究已經構成了現代文學學術史上相對完整的歷史階段，而王瑤先生無疑是這一歷史階段最重要、最有影響的代表人物之一。3

在錢理群看來，王瑤創建的“體系與模式”包括幾個方面：“一、注重‘文學與時代的關系’，堅持‘人民本位主義’的價值觀，強調現代文學反帝、反封建的基本特質，‘與進步的文學思潮及民族解放、人民革命事業自覺聯系’；二、在歷史分期上，提出了四個時期的劃分，突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開創意義，和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現代文學的發展所起的決定性影響；三、‘時代為經，文體發展為緯，先總論，后分論’的體例；四、大量引證原始材料，多描述、少判斷的敘述方式。王瑤先生《史稿》所建立的這一現代文學研究與教學的基本格局，影響至為深遠——以后歷次政治運動中無休止的批判也未能從根本上消除這種影響?！?

作為學生，錢理群自覺繼承了王瑤開創的文學史體系與模式，也自覺守持著其現代文學研究與教學的基本格局。更重要的是，他與溫儒敏、吳福輝、陳平原等其他王瑤的學生一起，批判性、創造性地繼承和發揚了王瑤的觀念與方法，始終走在學術探索的前沿。

1985年，錢理群、黃子平、陳平原提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他們認為：“所謂‘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就是由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始的、至今仍在繼續的一個文學進程，一個由古代中國文學向現代中國文學轉變、過渡并最終完成的進程，一個中國文學走向并匯入‘世界文學’總體格局的進程，一個在東西方文化的大撞擊、大交流中從文學方面（與政治、道德等諸多方面一道）形成現代民族意識（包括審美意識）的進程，一個通過語言的藝術來折射并表現古老的中華民族及其靈魂在新舊嬗替的大時代中獲得新生并崛起的進程?！?在他們看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個概念所蘊涵的內容遠遠超出了分期問題”，它的提出有可能“使新的研究前景真正從‘迷霧’中顯現出來”。6

正如當時《文學評論》的編輯所言：《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闡發的是一種相當新穎的‘文學史觀’，它從整體上把握時代、文學以及兩者關系的思辨，應當說，是對我們傳統文學觀念的一次有益突破”7。歷史地看，“三人談”參與并影響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學科轉型，也引領了對于文學史“重寫”與“重評”的大潮。與陳思和、王曉明等上海學者的“重寫文學史”實踐相比，“三人談”在與之呼應的同時，也顯示了更為鮮明的整體性視野與方法論自覺。正如錢理群后來所追述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個概念本身就包括了‘重寫’的意思?！?

表面看來，對文學史框架的突破似乎是對王瑤、唐弢等前輩學者的反叛，但深究其里則不難看出，幾代人雖有具體觀點上的差異，但在基本原則與文學史觀方面，則是深層一致的。事實上，王瑤、唐弢等先生始終強調“文學與時代的關系”，并堅持將文學作為文學史的主體，這些基本精神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觀念恰是相通相契的。所以，錢理群后來反思說：“你不能說這是我們的獨創，實際上是整個學科發展的一個結果。在這之前，有一個更大背景的討論，就是‘如何開創現代文學研究和教學的新局面’?！?可以說，作為后來者，錢理群等人重寫文學史的實踐，正是真正地將文學史作為方法，通過對文學史的重建，體現文學與時代、學術與時代的關聯。

在提出新框架、新概念的同時，當時年富力強的學者們也進行了一次“重寫文學史”的實踐。由錢理群、吳福輝、溫儒敏、王超冰合著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于1987年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這是一部至今仍廣為應用、影響深遠的專業教材。這部文學史的重寫實踐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新框架之間具有明顯的關聯。作者在《緒論》中開宗明義，提出：“‘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1917—1949），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書所要研究的從五四新文化運動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年文學的發展，構成了二十世紀中國現代文學的‘上篇’。”10王瑤在為該書撰寫的序中，也對“他們吸收并反映了近年來的研究成果與發展趨勢，打破狹窄格局，擴大研究領域”11等努力給予了肯定的評價。后來，文學史家樊駿也指出：“這些新編的文學史，都是重寫文學史的具體實踐的成果……不同時代的人，通過不同的社會實踐，對于已經凝固、不再變化的歷史，可以有新的發現、新的理解和新的評價。”12

如果說，作為教材編寫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還保持了穩健的姿態，實現的是局部的突破與推進，那么，到了2006年，一直尋找“適合自己的（文學史）結構方式與敘述方式”的錢理群終于找到了一條新的路徑，他與學生朋友們一起啟動了《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的寫作計劃。在這個新的結構方式與敘述方式中，不僅有以“編年”的體例呈現出的時間觀，同時更有“以廣告為中心”的創意，一方面體現了以廣告為“歷史的原始資料”，以“史料長編”的方式結構文學史的探索；另一方面，也體現了錢理群將出版文化、校園文化、政治文化、學術文化融為一體的“現代”的“大文學史”觀。在他看來，“以廣告為中心”“也為這些年我們所設想的‘接近文學原生形態的文學史結構方式’提供了一種可能性。”13。可以看出，錢理群關于文學史的思考在不斷推進，隨著時代語境的變化和學科的切實發展，他在每個階段也都在進行新的調整，努力實現新的突破。

現在，又十余年過去了，《中國現代文學新講：以作家作品為中心》的出版再一次展示出這位耄耋老人不竭的學術創造力與可敬的學科使命感。這部書再次以其新框架、新體例、新內容、新材料全面體現了作者關于文學史寫作與教學的新理念。錢理群說：

這本《新講》還有一個特點，它是自覺地以作家作品為中心的，這是基于對現行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和教學的一個反思，我們的文學閱讀和教學越來越知識化，學生都忙于背誦文學史知識以應付考試，很少下功夫讀文學原著。我們的研究也越來越遠離文學語言和形式，沒有了文學味兒。這種文學的缺失就使我們的文學研究與教學面臨失根的危機，我的這本以作家作品為中心的《新講》就有追尋文學之根的意義和價值。14

這次“以作家作品為中心”的創新，表面看像是一種回歸，但事實上，卻意味著一種對近年文學史寫作與教學的反思和調整。其實，早在2007年，錢理群就提出：“現在的文學史寫作，越來越花哨了，卻把最基本的東西忽略了：忘記了文學史的大廈，主要是靠作家，特別是大作家支撐的；而作家的主要價值體現，就是他的作品文本。離開了作家和作品文本這兩個基本要素，就談不上文學史。在我看來，這是常識。也許在一些人看來，這是一種過時的、保守主義的文學史觀，那么，我就甘愿堅守這樣的回到常識的、返璞歸真的文學史觀念。”15“回到常識”“返璞歸真”，看似簡單，但背后有著文學史觀的支撐。錢理群曾在討論嚴家炎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時說過：“此書研究的另一個趨向，就是恢復文學本性的自覺努力，對文學本體、文學形式和文學審美的關注。這其實也正是當下現代文學研究的一個問題，即越來越遠離文學，不像‘文學研究’了……文學的一些基本點，例如文學的審美性，更是不能否認與忽略的?！?6“以作家作品研究為中心，注重文學本體的研究，這其實都是文學史研究的本分、本職?！?7可以說，這次“回到常識”和“返璞歸真”，體現的正是在文學史研究豐富多元的基礎上，堅守文學本性、文學本體的基本原則。這既是對王瑤等老一輩學者提出的“文學史的本體是文學”的堅持，同時也是對當前文學史研究與教學的現狀的反省與回應。

正如陳平原所說：“以文學史為中心展開教學的特點，是我們能夠在很短的時間里，迅速掌握一個朝代、一個國家或者一個民族的文學概貌，但它有一個缺點，就是我們會忽略重點作家、重點作品以及學術評價、分析的能力?！?8作為同學、同事和同行，陳平原對錢理群的認同一方面來自同為文學史家的思考，另一方面也來自同為北大中文系教授的現實觀察。他說：“一百二十年來，大量豐富的文學史的知識不知不覺中壓垮了我們對具體的文學作品的品鑒能力，這是我感到遺憾的?！笨梢哉f，類似思考并非錢理群、陳平原等學者的個人觀點，而是代表了學科內部研究與教學領域的某種共識，也反映了當前文學史寫作與教學中某些現實存在的問題。當然，這種“回歸”是否有效或許仍需討論，也仍需時間和實踐的檢驗，但無論如何，這次重寫體現了老學者老教師們的一種努力。

二

除了學者與文學史家的身份之外，錢理群的另一個重要身份就是大學教師。從教多年的他深受學生愛戴，他的課堂也從來都是師生間心靈相互激蕩的熱氣騰騰的現場。因此，錢理群的文學史寫作也始終是與高校的專業教學緊密關聯的，其編撰的文學史也始終包涵著針對教學實踐的考慮與反思。

與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一樣，《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當初也是明確作為高校教材編寫的。黃修己曾說：“有人把新文學史著分為教材型、學術型兩類。似乎學術質量高一些，就是學術型；反之，就是教材型，似乎教材命里注定是低水平的。這樣的劃分顯然是不科學的，沒有必要的。我始終認為教材雖有其特殊要求，如供教學使用所應有的特點等，但教材的生命歸根到底還是其學術質量?！?9這番話，是針對《中國新文學史稿》而發，但對于《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也同樣適用。在從王瑤到黃修己、錢理群等學者組成的學科傳統中，“作為方法的文學史”與“文學史、教材并重”的觀念始終居于核心與基礎的地位。

作為教材，需以穩妥守正、宜教宜學為基本原則，但是，如何在穩妥守正的基礎之上尋求創新，如何在適應教學的同時呼應學術前沿，這也是高校中的學者始終需要面對的問題。當年，王瑤就曾提出，《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在體例框架以及研究方法上尚有待于重大突破，對文學發展的內部規律還需要作深入細致的研究”。20這句話大概始終被錢理群、吳福輝、溫儒敏等后輩學者放在心上。他們后來在各自領域做出的各具特色、各有所長的努力，無疑都是對導師這句話的回應?！吨袊F代文學新講——以作家作品為中心》當然也是一樣，尤其是他在體例框架上的突破和對文學內部研究的強調，都鮮明地表現出錢理群在意識上的自覺。

首先，“新講”在體例上的創新是極為引人矚目的。對此，陳平原說：“大概十年前我老說，我們應該重新回到文學讀本。我們當然需要一個文學史的框架，需要對作家作品的基本定位，但我們更需要可以直接面對讀本、文本進行閱讀、思考、判斷和闡釋的能力。越好的大學這個問題越嚴重，我們越喜歡或者越擅長進行宏觀的論述，而不太欣賞對具體作品的閱讀和分析。我希望有一天，我們能夠寫出兼有一百二十年的文學史積累的框架和理論高度，又有對具體作品的闡釋和分析能力的著作，這樣的著作可能對我們更加有意義一點?！薄袄襄X的《中國現代文學新講——以作家作品為中心》，其實是在做一個嘗試，表面上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它有一個大的理論框架，每一章每一節都有他的安排，畢竟做了四十年的文學史的研究。但整個的體例其實是以讀本為中心的，這本書這么厚，800頁，你要仔細看，有一半以上是文學選本，中國古代人讀文學、學文學的重要手段，就是以讀本為中心。不管是高雅的文選，還是比較通俗的《唐詩三百首》，或者《古文辭類纂》，都是以讀本為中心，然后略加闡發，在閱讀的時候自己跟它對話，而不是耳提面命地給你一大堆結論?！吨袊F代文學新講》這本書你會發現一點，每一章、每一節前面有一個題引，講這個作品的基本特點，后面就是這個作品，最后面再加上點評，其實是把傳統的點評和現代的文學史的寫作兩者結合在一起，這樣的閱讀對一般讀者來說會特別有用。”21

多年以前，唐弢就曾說過：“文學史可以有多種多樣的寫法，不應當也不必定于一尊。”22王瑤以其《中國新文學史稿》開創了一種以時間文體為經緯、以作家作品為中心的基本體例與敘述模式，并在現代文學編纂史上影響深遠，后人的探索正是在前人的基礎之上，也是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反復嘗試、摸索和突破，尋找既不失傳統又服務于現實的新方式。作為自覺的文學史家，王瑤也曾說過：“任何一種體例安排都不可能完美無缺”，按文體分類的寫法“把一個作家的創作分割于不同的章節”，的確“不容易使讀者得到（關于這個作家的）完整的印象”，但“每一種文體除過同其他各類體裁有文學作品的共同性以外，還有它自己的特殊的問題和規律……而且由于對這些問題的不同理解，遂形成了創作上的不同的風格和流派。可見依照文體分類來安排章節的體例并不是毫無可取的。問題在于作者的著眼點是什么”。23因此，他一方面堅持“以時間順序為經，以文體發展為緯”的方式，一方面又在呼喚新的、更好的結構模式的出現。錢理群本人的嘗試，從“三十年”的繼承，到“以廣告為中心”的編年體，再到“新講”的讀本與點評，可謂正是在一步一步地踐行與實現著他的老師對于文學史寫作的創新與突破的期許。

“新講”的創新，在體例方面表現為文學史、讀本、教材相結合的方式，這個方式既新穎又古典，上接文選讀本與點評的傳統，同時也很好地結合了公共的文學史與個人化的文學批評。與此同時，在史識的方面，也表現了作者自覺的創新意識。正如錢理群自己所說：“這是錢理群‘個人’編寫的文學史……對于文學作品的選擇、評價，對于文學史的歷史梳理、評價，盡管也有客觀標準，卻有更大的個人性、主體性”24。這種個人性與主體性，同樣體現在對一些原本被歷史遺忘或忽視的作家的重新關注與強調上。錢理群坦言：

我的《新講》確實有許多自己的新開掘、新發現，這也是個人文學史的特點與優勢，是長期從事文學史研究積累的結果。就1940年代文學而言，我就發掘出了無名氏、李拓之這樣的被遺忘了的作家；對端木蕻良、駱賓基、馮至這樣的被估計不足的作家給予了更高的評價；對一些大家熟悉的作家，如巴金、蕭紅、張愛玲、艾青、趙樹理，我也從新的角度給予富有創造性的分析與解釋。能夠有這樣一些新發現、新闡釋，一個基本原因，就是文學史觀念、評價作家作品標準的變化：不拘泥于“正確”與“錯誤”、“進步”與“反動”、“主流”與“非主流”的意識形態標準，而是認認真真、實事求是地從文學本身的意義與價值出發，并且特別重視文學的探索性與多樣性，這樣這些少數人具有前瞻性的文學試驗，就被注意和發現了。25

正如很多前輩學者都曾指出過的，文學史家的史識往往體現在對于作家作品的篩選上，即具有決定誰能入史的判斷能力。比如唐弢就曾說過：“文學史家的學問表現在哪里呢？除了發現作家作品外，首先要有眼光來判斷，衡量哪些作家可以入史，哪些作家不能?！?6樊駿也認為：“‘入史’尺度和設想的研究范圍，同樣起了確立文學史的框架格局的作用。……這叫做史識。”27當然，這些個人化的判斷能否經得住文學史共識的驗證，或者說，是否能夠得到其他文學史家的認可，這是有待評判的，但這不足以阻止文學史家用他們自己的史識來重寫歷史，同時也是豐富文學史編纂的園地。

最后想要強調的是，錢理群對于文學史的編寫熱情，不僅僅來自狹義的文學史家的理想與大學教授的職業追求，在這些之外，還有一種更深沉的責任感，作為他筆耕不輟的內在動力，那就是通過文學和歷史的研究與傳授，實現某種上接“五四”時期的“立人”思想的目標。就像他理解王瑤所說的：“讓歷史告訴未來”，“無論就哪一方面做歷史的考察和研究，都是為了從中得到啟示，有益于今天和明天”28。在錢理群看來，作為方法的文學史正可以讓人通過歷史理解當下，通過現代文學理解現代中國的歷史，尤為重要的是，通過作家作品理解人、理解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他說：“文學研究、文學史研究從根本上說是‘研究人’的，其最大功能，也應該是通過對作家描寫、刻畫的人物形象和文學世界的分析，提升讀者對人，人的精神的認識、體悟，并達到審美的境界?！闭菑耐醅?、錢谷融等前輩身上，他看到了一種與“五四”傳統與北大精神相呼應的“立人”精神，因而，通過文學，讓人“以‘一種特殊的敏感，特殊的愛’去欣賞、品味語言的美，從而提升了我們對人、也包括自己的體認，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我們自己——這才是文學、文學史研究與文學教育的‘無用之大用’”29。

也因如此，錢理群的讀者不僅是大學校園里的學生和專業工作者，同時也是更廣大的社會讀者。從北大退休之后，他從北大課堂轉向社會，在中小學、工廠企業和社會活動中進行講演和教學，正如孫郁所言：“他播下的思想有些超出了自己的專業，社會學與政治性的影子隨處可見?？梢哉f，他開辟了新的領域，轉變了先前的角色，直面的是大學課堂里鮮見的精神現象。他相信第二課堂可以建立一個超越性的話語空間?！?0從這個意義上說，錢理群編撰的文學史教材也不僅是一種學院課堂上的教科書，它們更應被視為一個有意識想要打破校園圍墻的學者的社會責任感的體現。作為方法的文學史，既是學術，又不限于學術，他本身就是豐富的，或者說，那就是錢理群心目中“有承擔的學術”本身。

注釋：

1 13 29 錢理群：《我的文學史研究情結、理論與方法》，《錢理群研究資料》，姚丹、周明全編，云南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3、112、102頁。

2 27 樊駿：《論文學史家王瑤》，《中國現代文學論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6、22頁。

3 4 錢理群：《史家的風范——王瑤先生的研究個性、學術貢獻與歷史地位》，《有承擔的學術》，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2—23、21頁。

5 6 7 錢理群、黃子平、陳平原：《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漫說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2、122頁。

8 9 錢理群、楊慶祥：《“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和80年代的現代文學研究》，《錢理群研究資料》，姚丹、周明全編，云南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99、396頁。

10 錢理群、吳福輝、溫儒敏、王超冰：《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1頁。

11 20 王瑤：《序》，《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錢理群、吳福輝等著，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頁。

12 樊駿：《關于近一百多年中國文學歷史的編寫工作》，《中國現代文學論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214頁。

14 18 21 錢理群、陳平原、許子東、孫郁：《中國現代文學，為什么我們要“重讀”與“新編”？——關于錢理群〈中國現代文學新講：以作家作品為中心〉的對話》，《文藝爭鳴》2023年第9期。

15 錢理群：《“以作家和作品為主體的文學史”寫作的嘗試——寫在前面》，《海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6期。

16 17 錢理群：《嚴家炎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對當下現代文學研究的啟示》，《有承擔的學術》，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14、215頁。

19 黃修己：《〈中國新文學史稿〉的歷史地位》，《先驅者的足跡——王瑤學術思想研究論文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北京大學中文系編，河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37頁。

22 唐弢：《關于重寫文學史》，《求是》1990年第2期。

23 王瑤：《先驅者的足跡——讀朱自清先生遺稿〈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文藝論叢》（第14輯），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版，第49—51頁。

24 25 錢理群：《有“聲”的、有“人”的文學閱讀與文學研究——關于〈中國現代文學新講〉的答問》，《文藝論壇》2023年第6期。

26 唐弢：《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寫問題》，《現代文學講演集》，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頁。

28 王瑤：《希望看到這樣一本書》，《潤華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52—53頁。

30 孫郁：《晚年錢理群的第二課堂》，《錢理群研究資料》，姚丹、周明全編，云南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60頁。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