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李少君的詩歌創作與詩學建構突破了“自然詩人”的定位，有著更深遠的旨歸與意義。李少君的詩學建構聚焦于一種詩意張力的生成，在傳統與現代的張力中，詩人用“草根詩學”昭示了新詩的百年使命；在大陸與海洋的張力中，詩人用“海洋詩學”開拓了新詩的創作疆域；在人心與人世的張力中，詩人用“詩歌心學”引領了新詩的靈魂自治的修煉途徑。在這些張力的弓弦上，李少君的詩歌是一種彈奏，詩論也是一種彈奏，維持住張力，也維持著美的分寸感。

關鍵詞：李少君 詩學建構 靈魂自治

從易彬的《“自然詩人”李少君》一文開始，李少君作為“自然詩人”的形象越來越被人們認可。1李少君近年來出版的《自然集》（長江文藝出版社2014年版）、《神降臨的小站》（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我是有背景的人》（武漢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海天集》（江蘇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李少君詩選》（太白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應該對春天有所表示》（北岳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等多部詩集也在有意無意地加深讀者對他作為“自然詩人”的印象。正如評論家張德明所言，“自然”構成了李少君建構詩意世界、表達人文理想的最重要的詞匯，同時也是我們打開其藝術大門、理解其詩性精髓的極為關鍵的鑰匙。2但是，“自然”僅僅是理解李少君詩歌與詩學的鑰匙。“自然詩人”的命名在彰顯李少君詩歌特色的同時，也在形成一種對詩人形象的固化與遮蔽。事實上，在李少君的詩學版圖中，“自然”是其詩學建構的堅固地基與背景，卻并非李少君詩學建構的旨歸與全部。

當我們嘗試對李少君的詩與詩論進行綜合觀照時，就會清晰地認識到李少君早已突破了“自然詩人”的定位，其詩學建構聚焦于一種詩意張力的生成——在傳統與現代的張力中，意圖用傳統的同質性來激活當代詩歌的創作；在陸地與海洋的張力中，意圖用海洋的異質性來激活自然詩歌的創作；在人心與人世的張力中，意圖用二者的相互關系來激活詩歌作為心學的穿透力。在面對這些亙古又常新的矛盾沖突，李少君猶如赫拉克利特筆下的引弓高手，拉緊弓弦的同時，又能巧妙掌握那些曲線的張力中的和諧。

一、其命維新：傳統與現代的相互激活

在《百年新詩的歷史意義》一文中，李少君鄭重提出了新詩“其命維新”的使命，“居于現代層面的中國來源于舊邦的歷史文化積淀，但它自身也存有內在創新的驅動力。不斷變革、創新，乃是中國文化的一種天命！這種亦舊亦新的特質同樣可以應用在我們對五四以來新文化新文學、特別是新詩的理解上”。3新詩的發展也應該秉承中國文化“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氣魄與天命，在新時代以創造之姿“確立新的美學原則，創造新的美學形象，建立現代意義世界”，這是李少君的詩學建構中對新詩使命的清醒認識。

新詩創作如何面對傳統？這是自五四以來一直糾纏著現代詩人的問題，其中牽涉詩人如何看待母語語言能量的挖掘與激活，如何選擇詩歌的審美體式，甚至牽涉新詩創作道路的抉擇。這是新詩創作中的古今之爭。面對這個問題，詩人需要用自己的詩歌創作來展現自己的答案，從而在新詩的發展中出現了兩條截然不同的創作道路。一條道路是否定傳統，希望用現代的異質性來激活當下的詩意。其中最典型的是穆旦在20個世紀40年代的創作，像王佐良在《一個中國詩人》一文中評價的一樣，“穆旦的勝利卻在他對于古代經典的徹底的無知”，穆旦詩歌強烈的敘事性、分析性和“抽象的肉感”與神秘的玄學色彩爭執與共生的風格完全脫離了中國詩歌的傳統，他們的詩歌創作是希望能夠用現代的異質性來重新構建一種現代的詩，“現代人在現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現代情緒，用現代的詞藻排列成現代的詩形”4。另一條道路則是擁抱傳統，希望用傳統的同質性來激活當下的詩意。在新詩中還原古典詩情，在新詩史上也不乏其人，比如戴望舒《雨巷》中幽怨又彷徨的意境就猶如晚唐詩韻在現代遙遠的回響，比如卞之琳那種精致的抒情中暗藏的“化古”的熱情；到了當代的詩歌創作，仍有張棗、陳先發等詩人在這條創造性轉化的道路上探索。“化古”的創作道路看上去是一條更為溫和的道路，能夠為更多數的閱讀者接受。但是，真正實現“化古”并非那么容易，隨著時代的變遷，古與今有了彌合不了的裂痕，古詩和新詩也成了完全不同的詩歌審美體式。“遲早有一天，我們終會承認新詩和古詩都是漢詩傳統中有機的組成部分。”5

毫無疑問，李少君在面對新詩的古今之爭時，他選擇了擁抱傳統的創作道路，當然，擁抱傳統絕不意味著完全回歸傳統，而是希望借助傳統從而實現傳統的現代性轉化。也就是說，對傳統的認同并不意味著將新詩當作古詩去創作，而是希望復原一種激活的力量——那些激活了唐宋詩人的力量重新在當下再次激蕩而突入新詩的氛圍。在傳統與現代的張力中，立足于當下，實現傳統與現代的相互激活才是李少君的詩學使命的選擇。李少君“一再借用或挪用中國古典詩歌的意境和修辭來達成一種詩歌美感的現代生成，他自己可能也經常被這種美感所陶醉，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這不過是李少君一副華美的隱身衣，在他最優秀的那些詩歌中，他幾乎毫無意識地被現代的招魂術召喚到了他身處的當下，最終，當下意識、現代修辭與古典文脈在詩歌中并置涌現，并呈現出某種驚人的協調一致”6。

古典文脈與當下詩意的相互激活，是李少君詩學建構的核心支點之一。為了彌合古今之爭與中西之爭中的各種裂痕，李少君提出了“草根性”的詩歌寫作。“何謂詩歌寫作中的‘草根性’，我的理解就是：一、針對全球化，它強調本土性；二、針對西方化，它強調傳統；三、針對觀念寫作，它強調經驗感受；四、針對公共化，它強調個人性。”7后來被論者稱為“草根詩學”。草根詩學是李少君詩學建構中最堅固的一塊基石，也是李少君詩學建構的邏輯支架。

如果在古今之爭的框架中來理解李少君的草根詩學，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草根詩學所受到的傳統的熏陶。那些風化流行的傳統詩歌，有哪首不是個人性經驗性本土性的呢？在李少君的四針對四強調中，有一個很明顯的邏輯倒置——個人性是李少君詩歌寫作與詩學建構的邏輯起點。只有在完成了個人性的寫作的基礎上，強調傳統性、本土性的詩學建構才有堅實的基礎。正如李少君所說：“一首詩歌或者一個詩人是否具有草根性，就是指你能否從里面讀出其背景、生存環境、個人獨特的感受與體驗甚至詩人自身的學養、脾性。草根性同時還是很個人化的東西，個性氣質一樣的東西。是一種原創性的東西”8。個人性使詩歌具有獨特的聲音與辨識度，濡染著個體生命的氣息，生命當下的體驗、生存的處境、學養與脾性與語言結合氤氳成一種個體性的刻痕。

李少君的詩歌創作對個人性的追求是滲入骨髓透入詩本能的。清澈的語調、空靈的意境，又常以一種疏淡的旁觀的間離效果，使李少君的詩歌創作極具個人性的特色與辨識度。其中《抒懷》就極具個體性的辨識度，“樹下，我們談起各自的理想/你說你要為山立傳，為水寫史//我呢，只想拍一套云的寫真集/畫一幅窗口的風景畫（間以一兩聲鳥鳴）/以及一幀家中小女的素描//當然，她一定要站在院子里的木瓜樹下”，就像杜甫在《登高》中以極其遼闊的視野寫下“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的同時，卻以極其潦倒的個人生活“潦倒新停濁酒杯”來收束全詩一樣，李少君以書寫云的寫真集、窗口的風景畫，間以一兩聲鳥鳴的清新時，但最后的落腳點一定是來自個人生活（家中小女站在木瓜樹下）的個體生命的錨定。

傳統與現代的相互激活，只可能在個體生命深處才能找到那個焊接點。當詩人用來自個體生命深處的焊點將傳統文脈與現代詩意進行焊接時，李少君的詩學建構就找到那個穩固的邏輯基點。在個體性的基礎上，古典得以真正實現現代性的轉化，從而實現傳統文化與古典文脈的血脈傳承。這在李少君的《二十四橋明月夜》一詩中得到清晰的體現:“一個人站在一座橋上發短信/另一座橋上也有一個人在發短信/一座橋可以看見另一座橋//夜色中佇立橋上發短信的人兒啊/顯得如此嬌嫩、柔弱/仿佛不禁春風的輕輕一吹”，這首詩是古典意境在現代新詩中煥發活力的典范之作。二十四橋明月夜，既是古典的意向，又是一種純然的現代詩意呈現；而用手機發短信的現代場景，也獲得了一種晚唐的風韻。這是傳統和現代的相互激活。

當然，個體性只是李少君詩學建構的邏輯起點，作為一種邏輯必然，個體性必然要向更深更廣的范圍推演。事實上，并沒有純然獨立的個體，個體總與民族和時代相連。近年來，李少君開始強調新詩要有以人民為中心的主體意識，這種觀點并不完全是迎合新時代話語的需要，而應該看作是其草根詩學建構的必然邏輯延伸。“新時代詩歌，應該確立以人民為中心的主體意識，本身就包含了個體意識和民族意識，是建立在個體和民族基礎之上又超越具體的個人和民族的。”9從個體意識擴展至民族意識乃至天下意識，使李少君的詩學建構中的古今之爭獲得了一種更為深遠的意義，在其草根詩學中的本土性建構就上升到了一種文脈命運的高度。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的，新詩的創作也要順應這樣一種天命！

二、海天遼闊：大陸與海洋的相互引領

如果說李少君對傳統的關注是意圖用傳統的同質性來激活新詩的創作的話，那么，對海的關注則是詩人意圖用海洋的異質性來激活新詩的創作。李少君和海有緣，他在海南生活多年，主編過《天涯》雜志，創辦過非正式出版的《海拔》詩刊，在當記者時曾在南海上航行過好幾個月。2018年出版的《海天集》更是集中地體現了他對海洋題材的詩意書寫。同時，推動了《三沙抒懷》《詩遇三沙》等海洋詩集的編輯與出版。詩人用詩歌創作與詩集編輯展現了他在大陸與海洋的相互引領中想擁有的一份海天遼闊之心。

李少君曾寫過三首很有意思的詩，《我是有背景的人》《我是有故鄉的人》和《我是有大海的人》，可以說，這三首詩構成了李少君詩歌大廈的三根頂梁柱，也構成李少君詩學建構的隱秘的結構圖。詩人的詩歌版圖，圍繞著背景的縱深、故鄉的歸宿感和大海的浩蕩與自由來展開。在《自道》這首詩中，李少君將大海與山水并列，并最終表達出他對海洋的偏愛。“在荒蕪的大地上/我只能以山水為詩/在遙遠的島嶼上/我會唱浪濤之歌//白云無根，流水無盡，情懷無邊/我會像一只海鷗一樣踏波逐浪，一飛而過/……海上啊，到處是我的身影和形象//最終，我只想擁有一份海天遼闊之心。”山水為詩與浪濤之歌互為李少君詩歌的兩翼，而在詩人對自我形象的凝視中，大海所倒映出的身影與形象甚至大于山水中的自我形象，這完全突破了評論者對李少君作為“自然詩人”的形象塑造。

多數讀者都將李少君對大海的抒寫當作是其對山水抒寫的自然延伸。劉笑偉評論說，李少君“寫了不少海洋詩，那是一個詩人內心沉淀的深沉之作，是當代詩歌中書寫海洋的重要收獲。這些風格獨特的詩作，既源于古典山水田園詩，又有別于傳統”。10但是，劉笑偉沒有具體闡釋這些海洋詩是如何有別于傳統的，而是延續著“源于古典山水田園詩”的思路來展開他的論述，這其實也是多數李少君的詩歌闡釋者展開的思路：將他的海洋詩看作是李少君詩歌版圖的開拓，自然，在陸地的山水之外拓展了更為廣闊的疆域，那就是海洋。如果將海洋看作自然的一部分，那么，李少君的“自然詩人”的身份又得到再一次的確認。

將海洋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這是地理的事實。但如果將海洋詩看作是李少君“自然詩”的一部分，就很容易用“山水”的自然覆蓋作為異質性的海洋元素，海洋意象很容易被看作山水意象的同質化延伸。在這種閱讀邏輯下，讀者常常會用“山水自然”的經驗模式來覆蓋詩人與海洋的相遇所碰撞出的新鮮經驗。事實上，李少君的海洋詩歌的真正意義并未得到有效闡發，其價值被嚴重低估。在我看來，李少君的詩歌創作中，“海洋詩歌”是可以和“自然詩歌”形成一種并列與對等的關系：海洋詩歌并不是自然（山水）詩歌的一部分，而是有著同等分量的并列的一部分。

或許借助于哲人的眼光，我們更能看清李少君的海洋詩歌的意義。借助于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對海洋文化的分析和施密特在《陸地與海洋》中對陸地與海洋兩種元素的爭執的分析，并嘗試著用這種眼光來觀察和分析海洋詩歌的創作，就會發現，李少君對海洋詩歌的抒寫與助推，正在給新詩帶來一種異質與新鮮的詩歌經驗。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通過“地理上的差別”真正想要闡述的是“思想本質上的差別”。 施密特則在《陸地與海洋》中展現了陸地與海洋兩種元素之間的永恒爭執。 最富啟發的是，施密特展現了歷史發展中的元素—空間的視野。在對“空間革命”之本質以及“家宅”與“船”的生存境域差異的精彩論述中，他把空間歸結為一種生存論上的向人敞開、具有定向的有限境域，而人通過投身于元素中的棲居或行動展開著這種空間性。 這種空間革命與境域化的思想，為我們觀察、分析李少君的海洋詩歌提供了一種方法上的參照。我們需要追問的是，在李少君的海洋詩歌的創作中，海洋意象是否作為一種元素真正境域化為詩人的內在生存視野？是否帶來一種真正的全新的詩歌經驗與生存空間感受？海洋詩歌，只有真正參與到一個人的生存經驗之中，才能帶來黑格爾所謂的思想本質的真正差別與轉化。

海洋，意味著一種新的生存與審美的立足點，在立足點的轉換過程中來敞開一種新的詩意空間。這里以李少君的《在海上》為例來觀察這個詩歌經驗更新的過程：“南海，魚群經常向部落一樣遷徙/遷徙過程中，紅魚部落會遭遇銀魚部落/海面上飄拂著一幅斑斕的織錦圖案//在魚的世界里，船和人是稀罕之物/我們每一次的到來都會引起轟動圍觀/鰹鳥匯集桅桿盤旋飛翔/飛魚歡欣雀躍，在兩側你追我趕//紅魚一族、銀魚一族和鯊魚一族/狂歡似的追逐著船尾的浪花，競相潛躍/我們率領著一支魚的混合部隊/在大海上劈風斬浪，勇向直前。”在詩的第一節，詩人的觀察視角仍然是一個審美者的觀看，在詩的第二節，詩人開始嘗試著以魚的角度來反觀，船和人變為稀罕之物。魚乃是大海的原住民，從觀察者的視角到魚群的視角的轉換，包含著一種詩歌意識的更新，詩人著將立足點建立在海洋之上。當然，這種嘗試很快就退縮了，因為人畢竟不是魚，也不可能從魚的視角中尋求到可靠的海洋立足之地。在詩的第三節，詩人回到船與人的立足點，但卻和魚群形成一種共在的關系，正是在這種混合部隊中，詩人獲得了一種與海洋的新型關系，海接納了詩人，而詩人也發現了一條可能的道路：在大海上劈風斬浪，勇向直前。詩人在這首詩中生動地展示了海洋意象的境域化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詩人不是取消自身的視野而完全融入海洋，也不是海洋完全消融自身以適應詩人，而是詩人與海洋的相互包容與接納，從而以海洋元素為基點，延伸出一條新詩抒寫的全新領域。

以海洋的異質性激活新詩創作，從而為當下新詩的創作開疆拓土，這是李少君海洋詩歌的意義所在。事實上，在李少君那里，并沒有“山水”與“海洋”的爭執，他的海洋詩歌，更多地讓讀者感受到的是“海與陸的相互引領”。 詩人并不準備以這種海洋元素的詩歌經驗否定過去的詩歌經驗。海洋元素是一種誘惑，大海永遠在重新開始，這種異質的詩歌元素的引入是為了激活舊有的詩歌經驗，從而形成一種異質碰撞與相互激活。在大陸與海洋的張力中，李少君作為一個“有大海的人”，他的詩情“是一陣自由的海上雄風/浩浩蕩蕩掠過這一個世界”。從詩學建構的角度看，李少君的海洋詩歌關乎著新詩的異質性激活，如果上升到“海洋詩學”的高度，這甚至可以看作是一種關乎新詩的命運抉擇：投身于海洋，投入對未知而廣遠的生活的朝向與傾注，從而擁抱海洋般浩蕩而自由的生活。

三、靈魂自治：人心與人世的相互交融

詩歌是一種心學。這是李少君對其詩學建構的總結和升華。詩人李建春認為這種詩學建構已具有與草根詩學同樣的原創性和更強大的穿透力。“中國文學的心學意義，如果在批評上確立了，高揚一點說的話，其效果或許類似于圣人裁詩，對于接續中斷百年的中華文脈，功莫大焉。”11心學，并非心外無物的傳統心學在詩歌中的復活，而是體現出一種高度的靈魂自治，在人心和人世之間形成一種良性的交融與互動。“詩歌是一種心學，意思是，詩歌本質上是一種感受、學習并領悟世界的方式。心通天地萬物，心是具體的、個人性的，但可以心心相通，以心傳心。”12

詩歌是一種心學的判斷，展現出李少君在詩學建構上既能入乎其內又能出乎其外的轉圜能力。入乎其內，是對人心的微妙把握；出乎其外，是對自然和人世的浸染。這種人心與人世的相互交融在《神降臨的小站》一詩中得到最為清晰的呈現。一方面，是人心：內心安寧但獨自承受著凜冽與孤獨。一方面，是人世：猛虎般嚴酷的初冬寒夜、緩緩流淌的額爾古納河、一望無際的簡潔的白樺林……當詩人在神所降臨的小站以一顆安寧而謙卑的心凝望時，世界在詩人眼前次第開啟。它把詩人帶入一種更為遼闊的生存時空中，那些因為人的狂傲所丟失的領地又在人意識到自己的渺小時被一一贏回。這真是一種悖論，人越是狂傲，越是以為人定勝天，人在世界中失去的領地就越多。而人越是謙卑，越是意識到自己的渺小，他反而能在世界中贏得無限廣闊的領地。我們隨著詩人的眼光，越過狹小的自身，世界的豐富性逐漸展開：“背后，站著猛虎般嚴酷的初冬寒夜/再背后，橫著一條清晰而空曠的馬路……”在這里，它們不是作為背景展開給人看的，而是作為個人生存空間的開啟而呈現給領悟者的巨大禮物，是與安寧然而凜冽的人心交融的人世。

心學，并不是摒棄世界，而是要以實現“靈魂自治”的心去感悟世界，體驗人世的七情六欲。藝術的本質是情感的形式，而詩是最精粹的情感方式。心學，總是要向外開出“世—界”，所以，在李少君的詩歌創作中，人世的愛與欲、充實與空虛、安寧與喧囂都有深度的觸及與抒寫。寫親情之愛的，如《例行問話》《傍晚》，那種人到中年后對家的眷念躍然紙上。“父親的應答聲/使夜色明亮了一下”，那種親情的感覺，極具入世的煙火氣息，又有出世的氤氳縹緲感。人到了一定年齡，父母就約等于故鄉。故鄉的視角就是父親的視角。“我是有故鄉的人/每次只要想到這一點/我心底就有一種恒定感和踏實感/那是我生命的源頭和力量的源泉。”寫人世之欲望，如《流水》《中年單身男》。《流水》是一首飽受爭議的詩，也很難納入“自然詩人”的闡釋范圍。但恰好有了《流水》，才使李少君詩歌中的人世有了實感，缺少欲望維度的詩歌只能讓人看到人世對詩的閹割。凈化到無欲的詩和無欲的人世一樣可怕。“他那可憐的欲望/一會兒膨脹到嚇人的巨無霸/一會兒又縮小到僅僅一丁點”，“每次，她讓我摸摸乳房就走了/我在我手上散發的她的體香中/迷離恍惚，并且回味蕩漾/我們很長時間才見一次面/一見面她就使勁掐我/讓我對生活還保持著感覺/知道還有痛，還有傷心”，這樣的詩句，并非不潔，而是恰到好處地展現了人世的粗礪與晦暗。李少君的詩，時刻抱持著一種分寸感，哪怕是寫欲望，最終也是重拿輕放，起于肉身的沉重，而止于生命輕微的疼痛。寫人世的虛無也同樣如此，個人的虛無，會被山水、月亮和故鄉彌補，時代的虛無，也在人世的喧鬧中悄然填平。

李少君的心學，最終傾向于一種隱士的心學。他不激烈，而總抱持一種淡然的心態；他不沉溺，而總有一種旁觀的睿智；他會自我呈現，但不會自戀到垂首自憐；他動情也深情，但不會傷至不壽。這正與他的心性相符，一切保持在一種分寸感上，生活如是，美也如是。李少君的詩，喜歡大中見小，典型如《碧玉》，“國家一大，就有回旋的余地/你一小，就可以握在手中慢慢地玩味”。當年潘維寫《同里時光》，李少君一見，即大膽判斷，這是一首寫出即成為經典的詩，而李少君的《碧玉》，正是這種大中之小的經典重現。“什么是溫軟如玉啊/他在國家和你之間游刃有余。”李少君的詩論，則喜歡小中見大。從個體性延伸至時代與人民的主體性，極力呼應著新時代的要求，力求鼓蕩起一種時代的黃鐘大呂。當然，這與他《詩刊》主編的身份相符。這也是一種分寸感。人世是個體的，也是群體的。詩學的建構，太柔弱就偏于貧血，太幽微就偏于晦暗。所以還得有宏觀的觀照，不避宏詞闊語，才有大的氣象與風骨。

但人世最終會返回人心，才能在詩歌中得以確認。李少君的詩學建構中，詩歌作為一種心學，最終就是需要詩人做“一個靈魂的自治者”。《自白》一詩可以視作其夫子自道：“我自愿成為一位殖民地的居民/定居在青草的殖民地/山與水的殖民地/花與芬芳的殖民地/甚至，在月光的殖民地/在笛聲和風的殖民地……//但是，我會日復一日自我修煉/最終做一個內心的國王/一個靈魂的自治者。”靈魂的自治，在李少君的詩歌心學中，有著一錘定音的功效。只有靈魂的自治者，才能不惑于人世，不空虛于人心，才能真正實現人心與人世的良性交融。只有靈魂的自治者，才能既得人心的幽微，又得人世的風骨。李少君的詩歌心學，得益于這種靈魂自治的修煉，最終在人心與人世的交融中，彈奏出了既有入世的煙火氣，又有出世仙道氣的動情之歌。

如果要對李少君的詩學建構做一總體觀照，我們可以看到他的詩與詩論是一種時刻處于張力之中的詩學建構。在傳統與現代的張力中，詩人用“草根詩學”昭示了新詩的百年使命；在大陸與海洋的張力中，詩人用“海洋詩學”開拓了新詩的創作疆域；在人心與人世的張力中，詩人用“詩歌心學”引領了新詩的靈魂自治的修煉途徑。在這些張力的弓弦上，李少君的詩歌是一種彈奏，詩論也是一種彈奏，維持住張力，也維持著分寸感，一種美的分寸感。“美的分寸感/呈現在她每一縷/精心梳理過的細膩的發絲上”，這種美的分寸感，也呈現在李少君的每一個詞語的轉折中。這樣的詩學，“唯音樂的一絲琴弦可以勾畫/唯詩意的一線幻想可以虛構其形象。”

注釋：

1 易彬：《“自然詩人”李少君》，《文藝爭鳴》2010年第2期。

2 張德明：《詩與真的和諧統一》，《紅豆》2020年第9期。

3 李少君：《百年新詩的歷史意義》，《我是有背景的人》，武漢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72頁。

4 施蟄存：《又關于現代的詩》，《現代》第4卷。

5 臧棣：《詩道鱒燕》，《天涯》2019年第1期。

6 楊慶祥：《在自然和肉身之間——關于李少君的詩歌》，《當代作家評論》2012年第6期。

7 李少君：《序言》，《21世紀詩歌精選：草根詩歌特輯》，長江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

8 李少君：《關于詩歌“草根性”問題的札記》，《詩刊》2004年12期。

9 李少君：《詩歌要有開新時代風氣之先的氣魄》，《光明日報》2019年2月27日。

10 劉笑偉：《傳統和詩意的回歸》，《光明日報》2018年12月18日。

11 李少君：《草根、自然與心學》，《海天集》，江蘇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87頁。

12 李少君：《我的心、情、意（代序）》，《我是有背景的人》，武漢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頁。

[作者單位：四川輕化工大學]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