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13年12月，王秀濤的《中國當代文學生產與傳播制度研究》由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時隔八年，其新著《城市文藝的重建（1949—1956）》由上海文藝出版社發行。前者列入“中國現代文學館研究叢書”，是以“文學生產和傳播的‘制度’作為研究的聚焦點與切入點”1，考察文學制度的生成與實踐；而后者則試圖“通過城市文藝改造來發掘當代文藝發生的根源”，進一步理解“當代文藝的生成過程”2。從某種角度上看，兩者都可列入中國當代文學制度研究之中，目的在于探索社會主義文藝生成的復雜面向。那么，相較于《中國當代文學生產與傳播制度研究》，《城市文藝的重建（1949—1956）》取得了怎樣的突破性進展？在文學制度與文學生產研究成果豐碩的當下，《城市文藝的重建（1949—1956）》做出了哪些開拓性嘗試，而這樣的努力又為后來者進入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提供了怎樣的借鑒和參考？這些，正是本文所關注的。

一、宏觀視野與個案研究

根據王堯的考訂，早在中國當代文學史著作使用“文學制度”概念之前，香港學者林曼叔等著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稿（1949—1965大陸部分）》已經將作家協會、作品出版、青年作家培養等與當代文學制度相關的“一些實質性問題納入文學史研究”3。而由洪子誠1991年至1993年間在日本東京大學任教講義整理而成，并于1997年在香港青文書屋出版的《中國當代文學概說》，集中探討了包括文學團體與作家組織、文學批判運動、讀者意見與書報檢查、作家收入與社會地位等諸多論題，奠定了中國當代文學制度研究的基本框架。其中有關當代文學制度生成的論述，“通過各種方式對文學創作、出版、閱讀等，實施嚴格干預，是當代文學活動的社會調節最主要的內容”4，成為界定當代文學制度研究概念的基本表述。

在洪子誠研究的基礎上，王本朝進一步推進，建立起中國當代文學制度研究的基本體系。基于博士論文基礎修改、2007年由新星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當代文學制度研究（1949—1976）》，考察了文學會議、文學機構、作家身份、文學讀者、文學批評、文學傳播和文學政策等研究對象與中國當代文學的關聯，第一次圍繞文學制度，系統性地“研究當代文學傳統的形成和展開過程”5。值得一提的是，同年出版的吳俊、郭戰濤所著的《國家文學的想象和實踐》，以《人民文學》為標本，提出國家文學的概念命名，即“由國家權利全面支配的文學”6，為考察中國當代文學的性質提供一種解讀視角。換句話說，對于《人民文學》創刊、組稿、封面、復刊等個案的研究，目的是為了說明“文學制度的運作和實踐”7，以微觀視角切入展開宏觀層面的思考和建構。張均的《中國當代文學制度研究（1949—1976）》有意突破這些研究成果背后的“一體化”史觀，發掘文學制度“狀態與功能的歧異性和不確定性”8，充分認識到個體在制度生成過程起到的作用。在對組織制度、出版制度、接受制度、評論制度與當代文學發生與展開的關系的討論中，張均以“同情的目光揭示歷史背后的‘風景’”9，彰顯文學制度建構中人的主體性價值。

王秀濤的《中國當代文學生產與傳播制度研究》，充分吸收了既有的研究成果，并進行了更為深入的嘗試。第四章《文學傳播與文學政治》中“《人民文學》復刊與文壇復興”一節，與吳俊對于《人民文學》的研究一脈相承。對于出版制度、編輯制度、文學會議、文學傳播、文學傳媒等問題的探討，參考并推進了王本朝的相關研究。此外，王秀濤意識到人的主體性在文學制度建設中起到的作用，在對“文藝與群眾”論題的考察中，以《文藝報》和《長江文藝》等文學期刊“所發起的通訊員運動”為研究對象，承接了張均對于文學制度研究的判斷和理解。值得注意的是，王秀濤對當代文學制度的研究，不再局限于1949至1976年間，而是延續到20世紀八九十年代，在第五章《文學傳媒與當代文學生態》中討論了20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文學生態以及文學期刊的生存情況，打破了文學史敘述的界限。尤為值得注意的是，《舊文藝改造與當代文學的傳播控制》一章，以舊書攤改造、民營出版業變革、舊藝人教育等角度切入，探討城市文藝如何建立，在出版制度、編輯制度、文學會議等視角之外開拓出新的研究空間。從將其設為全書第一章的選擇中，不難見出王秀濤對于這部分內容的重視，而《城市文藝的重建（1949—1956）》一書，或可視為此章節研究內容的延續和拓展。

《城市文藝的重建（1949—1956）》第二章《城市文藝的清理與重建》部分有關舊書攤和民營出版業的論述，充分吸收了前作中《舊文藝改造與當代文學的傳播控制》一章的觀點和內容，彰顯出思考和研究的連續性。不過，與《中國當代文學生產與傳播制度研究》由宏觀層面切入不同，《城市文藝的重建（1949—1956）》選取典型的個案，著重于“突出此前當代文藝敘述所忽略的地方，發掘歷史的細節”10，從中探討中國當代文學制度研究的新的可能性。全書共分三章，第一章《革命文藝的示范與城市文藝的方向》，以《白毛女》進城、第一次文代會的演出招待以及第一屆全國戲曲觀摩大會為研究對象；第二章《城市文藝的清理與重建》，在舊書攤和民營出版業等內容之外，增加了寶文堂書店和淫穢圖書處理的部分；第三章《城市文藝改造的新舊之變》，則關注到戲院和國畫的改造，以此再現城市文藝改造中的轉向與變化。

事實上，王秀濤在《城市文藝的重建（1949—1956）》中有意識地“舍棄大量一般的文學史問題”，盡管這些宏觀層面的論題奠定了文學制度研究的基本范疇，對于后來者進入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相關研究的推進和開拓，還需要不斷“尋找那些重要的但未被充分論及的問題”11，由宏觀視野的建構過渡到典型個案的挖掘，這無疑是文學史研究的必由之路，同時也是王秀濤在《中國當代文學生產與傳播制度研究》和《城市文藝的重建（1949—1956）》中積極實踐和探索的。

二、史料運用與敘述補足

在解志熙看來，人文學科的研究，或可劃分為“構建某種更具普遍性的理論學說”與“對具體的歷史文化現象做出實事求是的解釋”12這兩種類型。前者偏向于理論建構，后者更注重史實還原，而兩者的共同性在于，都充分運用各種史料文獻，足可見史料在人文研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文學制度研究，份屬于文學史研究之列，研究者的理論建構，也都建立在還原歷史細節的基礎上，史料因此始終占據著重要位置。王本朝寫作《中國當代文學制度研究（1949—1976）》時，“有時也難以在一堆材料里理出一個頭緒來”，只好盡可能“讓材料去呈現歷史”13，將文集全集報告資料選編等材料納入參考。吳俊在《國家文學的想象和實踐》中，不僅對《人民文學》的正文內容當作研究資料加以利用，刊物的封面、按語和編后記，也成為考察十七年時期文學制度生成的重要文獻。張均將《中國當代文學制度研究（1949—1976）》的主要貢獻定位為“史料的發現與考訂”14，由大量的私人書信、舊報舊刊、回憶錄、批判材料、年譜和日記等入手，對文學制度史的細節和溝壑進行了深入的挖掘。回顧《全國第一次文代會與新中國文學體制的建構》的完成過程，斯炎偉特別指出劉起林、趙衛東、郭劍敏、章隆江等師友“傾其所有的資料以供查找”，幫助其由“問題的復雜與資料的繁瑣”15中掙脫出來，把握住文學會議與中國當代文學體制建構的關系問題。

王秀濤注意到史料的重要價值，自陳著作“尤其重視史料的使用”，并將其概括為兩個方面的內容。其一，是“重新審視常見史料”，目的在于發掘基礎史料中所包含的“更多的歷史信息和言外之意”；其二，是對于“第一手的稀有資料”的查找和利用，特別是原始的檔案資料，以此豐富、修正“以往的歷史認知”16。這樣的對于史料的多方面運用，在具體的行文中得到積極的實踐和貫穿。

以《〈白毛女〉進城與革命文藝的示范》一節為例，王秀濤認識到有關《白毛女》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傳播接受、藝術成就、敘事分析、本事探微、演出考論等方面，沒有注意到在城市接管的歷史背景下，《白毛女》如何進城，并逐步成為“革命文藝的典范”17的過程。有鑒于此，王秀濤由常見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文藝史料選編（解放戰爭時期）》（1989）、《北平的和平接管》（1993）和《北京日記：革命的一年》（2001）等史料切入，從革命文藝隨軍進城的歷史現場、《白毛女》在北平和上海的公演經歷、以及其他劇種對于《白毛女》所進行的改編和移植等三個層面，考察凝聚延安文藝創作心血的《白毛女》在城市接管階段的大規模推廣經驗。

而王秀濤對于稀見史料（檔案資料）的使用，在《寶文堂書店改造與通俗文藝生產》一節中有所體現。為考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城市的通俗文藝生產”18，王秀濤選擇將寶文堂書店當作切入點，通過北京檔案館檔案《大觀樓、新中國影院、寶文堂、六必居公私合營的計劃、報告》和《書苑一秀》未刊發的《關于通俗文藝編輯室和寶文堂編輯部業務劃分、任務安排和機構、人事的決定》等稀見史料，由新中國成立初期寶文堂的基本情況、大眾文藝創作研究會對于寶文堂的聯合與幫助以及通俗文藝出版社對于寶文堂的改造等三個方面展開，探討寶文堂從私營書店轉變為公私合營的社會主義出版業一部分的過程。

若想建立起對當代文學的歷史和現象的“更加全面清晰的認識”，離不開對于史料資源的“發掘、占有、分析和把握”19。在王秀濤看來，關于1949年至1956年間“城市文藝的重建”的諸多問題，之所以被此前的文學史所忽略，與研究者未能回到原點，重新審視常見史料背后的復雜情狀，而是滿足于既有穩固的“歷史敘事格局”有關。除此之外，封閉的“資料體系”20，致使很多有價值的史料沒有進入研究者的視野，也影響到對于“研究的可能性”的發現。透過王秀濤的《城市文藝的重建（1949—1956）》，不難發現，其中蘊含著對于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可能性”的探索和實踐，而這無疑需要引起研究者的重視。

三、當代文學研究的“可能性”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洪子誠、程光煒、王本朝、吳俊、張均等學者關于文學制度的研究已為“學界所公認”，在為后續討論提供參考借鑒的同時，也足以說明考察城市文藝的改造與重建論題對于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重要性。而王秀濤對于《城市文藝的重建（1949—1956）》的研究，建立在其認為有關城市文藝改造的成果目前“并不充分、不系統”21的前提之下。換句話說，王秀濤所選擇的，是具有較高的研究價值但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課題。這樣擁有較多開拓空間的選題，并非王秀濤靈思涌動的發現，而是與其既有研究思考和成果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

早在跟隨黃發有讀博期間，王秀濤即撰寫了一系列有關文學生產和傳播的文章，其中《矛盾的稿酬制度與當代文學生態》《從“創刊”到“復刊”的轉折》《文學期刊與企業聯姻的問題與出路》《文學出版與文學生態》《民營出版業的改造與“十七年”文學出版秩序的建立》《戲曲觀摩會與當代文藝典范的推廣》《當代編輯制度的建立與文學生產》等篇目，接連發表在《出版發行研究》《東方論壇》《中國出版》《中國圖書評論》等學術期刊上，而《中國當代文學生產與傳播制度研究》（2013）的成書，以博士論文《文學會議與“十七年”文學秩序》為基礎，對已發表成果作集中的檢視、整合和完善。在這樣的寫作過程中，王秀濤系統梳理了中國當代文學制度的研究發展脈絡，并在宏觀層面上探討了文學出版、文學傳播、稿酬制度和文學編輯等問題，為后來者進入相關研究提供了可資參考的論著。

而王秀濤對于城市文藝改造的關注，始于2012年在《粵海風》第2期上發表的《1949年前后的城市舊文藝改造》。文章著重關注在新的文學體制之下，如何完成“舊藝人的改造”22問題。到2021年出版《城市文藝的重建（1949—1956）》，王秀濤對于城市文藝改造論題的關注延續了十年。如前所述，王秀濤對文藝改造問題的重視，從其將《舊文藝改造與當代文學的傳播控制》作為《中國當代文學生產與傳播制度研究》的第一章中不難見出。而其中有關城市舊書攤和民營出版業改造研究的內容，又成為《城市文藝的重建（1949—1956）》的第二章《城市文藝的清理與重建》的一部分。

不過，與在《舊文藝改造與當代文學的傳播控制》中采用推進式研究方法、由舊書攤和民營出版業切入、以考察新中國初期城市舊文藝改造的思路不同；《城市文藝的清理與重建》運用的是平行式研究方法，寶文堂書店轉型、“反動、淫穢、荒誕”圖書處理、城市舊書攤和民營出版業改造等問題，都是城市文藝清理與重建的典型個案。研究方法轉換的背后，與王秀濤所著力實現的研究目的密切相關。質言之，在以宏觀視野建構文學制度研究框架體系的研究過程中，落腳點在于整合，故而需要在不斷推進的基礎上提煉富于概括性的論斷。而隨著研究進一步深化，王秀濤意識到要發掘城市文藝改造的歷史細節，需要由個案切入，讓豐富多元的案例自我呈現出歷史的復雜面貌，自覺減少帶有判斷性觀點的輸出，將整體的思考置于結語部分，在自我追求與學術規范之間尋求平衡。

概而言之，當代文學中富有價值和開拓空間的選題，并非偶然的發現，而是需要長期深耕，在充分了解研究歷程和積累前期成果的前提下，不斷調整研究方法，以推進研究內容的進一步深化。尤其是在研究框架逐漸確立的成熟期，研究者需要不斷細化方向，通過新的材料的引入拓展研究的邊界，揭示社會主義文學內部的復雜面向，進而探討當代文學敘述和研究的“可能性”。

注釋：

1 張博實：《評王秀濤〈中國當代文學生產與傳播制度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4年第8期。

2 10 11 16 17 18 20 21 王秀濤：《城市文藝的重建（1949—1956）》，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3、4、7、7、7、3、28、110頁。

3 王堯：《當代文學制度形成與重建的幾個關節點》，《小說評論》2022年第2期。

4 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概說》，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頁。

5 劉志華：《中國文學何以成為當代——〈中國當代文學制度研究（1949—1976）〉的意義闡釋》，《重慶工商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4期。

6 7 吳俊、郭戰濤：《國家文學的想象和實踐：以〈人民文學〉為中心的考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頁。

⑧14張均：《中國當代文學制度研究（1949—1976）·導言》，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頁。

9 羅敏月：《重現制度背后的“風景”——評張均〈中國當代文學制度研究（一九四九—一九七六）〉》，《海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8期。

12 解志熙：《刊海尋書記——〈于賡虞詩文輯存〉編校紀歷兼談現代文學文獻的輯佚與整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4年第3期。

13 王本朝：《中國當代文學制度研究（1949—1976）》，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269頁。

15 斯炎偉：《全國第一次文代會與新中國文學體制的建構》，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58頁。

19 吳秀明、趙衛東：《應當重視當代文學史料建設 兼談當代文學史寫作中的史料運用問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5年第5期。

22 王秀濤：《1949年前后的城市舊文藝改造》，《粵海風》2012年第2期。

[作者單位：《揚子江文學評論》編輯部]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