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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三”生有幸》是關于大型國企——江蘇交通控股有限公司的報告文學。丁捷以人物塑造為經，以事件發展為緯，以公司理念為骨，以作者理念為血，全面立體刻畫公司的發展史、改革史、情懷史，在敘事上采取形上布局、文體多元、主體在場、文以載道等混元策略，呈現出與傳統報告文學迥然不同的敘事風格。

關鍵詞：丁捷 《“三”生有幸》 敘事策略

丁捷是一位復雜的作家、藝術家。他少年成名，相當長時期內，深入現實卻疏離世俗，深入文學卻游離主流，其文學作品體裁廣泛，詩歌、散文、小說、戲劇、報告文學、兒童文學等無一不精，尤其《依偎》《追問》享有盛譽①；書畫作品獨樹一幟，書法飛揚，繪畫奇崛，“怪魚”畫風獨擅勝場。其錯綜駁雜的文藝實踐始終在世俗與理想、浪漫與現實、理智與激情之間跳蕩，貫穿其中的主基調則是愛與悲憫，這是一位有情懷有高度、具有本源意義的文藝家。在其最新著作《“三”生有幸》中，從表現內容到藝術形式，都呈現出這種復雜性。

正如光在大質量客體處彎曲，一部文學作品的重要性或價值，部分緣于其內涵質量，司馬遷《史記》就是按照人物對歷史進程的影響力——即傳主的質量分本紀、世家、列傳敘述②。丁捷《“三”生有幸》的描寫對象，是擁有33家子公司、2.8萬名員工、產值近萬億的大型國企——江蘇交通控股有限公司，無論從何種角度考察，這部作品所承載的質量都重于泰山。毫無疑問，抒寫這一現實題材頗具挑戰，文學是人學，此書對象卻是物，如何彌合這一撕裂，讓物生成為精神灌注的有機體，從而突破時間黑障，非簡單的報告文學體裁所能勝任；紀實性題材、人物、事件，如在技法上處理不妥，以新聞性傷害文學性，則易陷入廣而告之的泥潭，如與日常生活過于貼合，則不易打開閱讀期待空間，創造不出自足的文學境界。丁捷發揚史傳文學傳統，以平民入傳，以人觀物，諸體會通，采取混元敘事策略，生動再現了人生奇跡、企業奇跡、時代奇跡。

一、道生三：敘事的邏輯策略

《“三”生有幸》講了三個故事，借以闡發義理。中國人的語言屬性決定文以載道，這是文學作品的正途。《“三”生有幸》言說之道分實有和虛無，實有為形而下之道路，對江蘇交控和眾生而言，道生三，即三維空間，由此構成發展和行走的無限可能；虛無乃形而上之本原，對宇宙萬物而言，朱熹所謂“理”，柏拉圖所謂“理念”，黑格爾所謂“絕對精神”，甚至康德所謂“自在之物”，都是老子筆下的“道”，道生三，即主體、客體和人為之物，三者互相推演以至無窮。在平面中，三點決定一個穩定結構；在三維空間中，三點決定無限可能。《“三”生有幸》的“三”即江蘇交控開展的“企業有前途、人才有舞臺、生活有滋味”三個故事，企業、人才、生活這個“三”是實有，由江蘇交控領導層秉持的“道”所生發，呈現在作品的表層；真正構成作品內容的“三”卻是作家之“道”闡發的“聰明訣、幸福場、彩虹渡”三個故事，聰明訣、幸福場、彩虹渡這個“三”是虛無，是理念，彌漫在作品的肌理深處。江蘇交控現實經營的道路三維與經營理念三維、作家呈現的作品三維相互糾纏、消融、奔突，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每個大故事作為主干開枝散葉，衍生層層疊疊、錯落有致的小故事，“三個故事”海量引發，漸成春色滿園之態、大江入海之勢，其中的江蘇交控人物、事態、境界無論如何披荊斬棘、陰晴圓缺，終歸曲終奏雅、“三”生有幸。作品呈現了一段慷慨激昂的個人史、波瀾壯闊的創業史、浩浩蕩蕩的時代史。“道生三”式的邏輯結構，使“企業、人才、生活”理念，“聰明、幸福、彩虹”意象形成互相成就、生生不息的動態潮流，暗示了幸福的源泉。

作品通篇寫人生，形形色色人物的典型人生。有模范人物、普通人物、轉業軍人、大學生、大專家，有夫妻、父子、伙伴、同事……這些人物各有其曲折的人生經歷，各有其性情事業，各有其性格命運，但無一不令人可感可親可敬，就如“夜來風雨晨來香”中戴著假肢跳舞的路姐余麗琴，從“桃李明年能再發，明年閨中知有誰”的悲憫，到“花枯花榮花重生，一樹爛漫來迎春”的奮起，每個平凡人物自我都定義彪悍人生、創造彪悍之路。魯迅先生有言，“從來不朽之筆，須傳不朽之人”。③不朽之人往往是立德立功立言者，但陳寅恪耗費十年之功、煌煌八十萬言的《柳如是別傳》，卻謳歌一風塵女子，可見，只要人物精神要素具備大質量，再平凡的人物也能發出光芒。禮失求諸野，作品以小傳形式精心打磨的各色人物，真實存在，歷時呈現，典型形象，身上體現的是優秀的民族傳統、民族精神，于自己，“士不可不弘毅”“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如經歷坎坷的余麗琴、鄭兆芳；于家國事業，“雖千萬人，吾往矣”，如與歹徒搏斗的小女子，鉆江底浮海上的大專家，等等。盡管經歷不同、崗位不同，正如海涅所說，作品里面根本無所謂配角，每一個人物在他的地位上都是主角④，他們既是“聰明訣、幸福場、彩虹渡”三個故事的創造者，又是承載者。

作品通篇寫企業，各顯神通的交控企業。個人是企業、環境和時代的細胞。建橋修路，開海拓空，在構建水陸空立體交通網絡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的江蘇交控，作為人物活動的空間無處不在，作為人物構成的龐大有機體生機盎然，企業與人的舞臺碰撞，激發出交控掌舵人的理念引發，“三個故事”的海量引發，各分公司在改革攻堅，轉型布局，高位發力，跨越顛覆，三商通達，五者并進，多元才智等方面百舸爭渡、千帆競發，共繪江蘇交控壯麗畫卷、盛大氣象，它們既是“企業有前途、人才有舞臺、生活有滋味”三個故事的講述者，又是企業精神的源泉。

作品通篇寫時代，蓬勃向上的中國時代。個人是企業的細胞，企業是社會的細胞，個人和企業又是時代的細胞。一花知春，一葉知秋，個人和企業的興衰成敗、生死榮辱，折射出時代的生態狀態。歌德說：“一切處于衰退和解體狀態中的時代，都是主觀的；另一方面，一切進步的時代都有一個客觀的傾向。反之，每一努力都是從內在世界轉向外在世界，你在一切偉大的時代中都看到這一點，這些時代都是真正處在一個前進的狀態中，并且都具有一種客觀性。”⑤《“三”生有幸》以客觀之筆記錄新時代中國的一個片斷，錢燕、胡海平、周潔、沈超平等等模范人物、黨員干部、普通員工，敢于挑戰急難險重新，樂于奉獻天下；總公司、分公司敢于為天下立心，樂于為生民立命，企業前途、人才舞臺和生活滋味共享共建；社會層面、物質層面和精神層面水乳交融，頭角崢嶸、氣象雄厚在個人、在企業體現得淋漓盡致，這是大國氣象，盛唐氣象。作品令人信服地呈現出蒸蒸日上的中國時代，這是最好的時代。

二、諸體會通：敘事的反動策略

誠然，《“三”生有幸》書寫的是當代大型國有企業，從宏觀角度，丁捷處理作品核心理念、內部人物、外部組織、潛行其中的時代變幻等等，是用報告文學這一形式規范所選取的題材、觀照的對象、表達的意圖，用藝術真實反映生活真實，有報告文學的新聞性、文學性、政論性，但正如《史記》既是嚴肅的史學，真實記錄歷史足跡；又是高明的文學，用精彩的人物形象、生動的事件細節、合理的想象虛構呈現鮮活的歷史生態，使其歷時性和共時性達到完美統一，從而形成對史學和文學的雙向反動一樣，《“三”生有幸》的敘事融記敘、抒情、說理、說明、想象、采訪于一體，突破了報告文學的傳統藩籬，是對經典散文敘事的全面反動，姑且名之為“大散文”。

《“三”生有幸》以平民入傳。作品寫了形形色色的幾十個人物，“假肢舞者”余麗琴，“茉莉詩人”鄭兆芳，“飛入尋常”錢燕，“同行者”胡海平，“千金一諾”周潔，“脈動人生書”沈超平，援藏的康峰，勇斗歹徒的陳傳香，義務獻血的周金文，排障急難險重的潘繼軍，抗疫一線的王湖焊、史超、許粲睿，等等，這些江蘇交控的普通黨員、勞模、先進人物，每人立一小傳，圍繞傳主最閃光的精神內核，以小說筆法刻畫人物，還原人物成長史，勾連江蘇交控大環境，這些人物成長的歷程、心態的演變、凝練的質素，構成了江蘇交控發展壯大的星云圖，也呈現出多姿多彩的人生史。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作品在人物小傳后面附點睛之“手記”，冠以“故事里的詩”“故事里的燈”“故事里的威武情”等主題，對小傳內容進行補充、延伸、評論，升華思想意義，頗類“太史公曰”，作品向《史記》致敬，其筆法、命意和價值取向確立了描摹對象的歷史坐標。這種打破常規的寫作，使作品兼具現實性、故事性、情感性、思想性。

《“三”生有幸》敘事多元，以對立謀統一，在多元敘事的犬牙交錯中呈現人間世的真相，以克服“有我之境”和“無我之境”的矛盾，從而達到客觀真實和藝術真實的融通。

作品極具小說特質。泰戈爾認為，世界的本質是愛。愛也是丁捷創作的核心元素，是他的文學特質之一。《“三”生有幸》開篇卻以不幸開頭，江蘇交控新人余麗琴，朝氣蓬勃，才華蓋身，對未來充滿期待，卻因左腿罹患骨癌而截肢，瞬間陷入生命的幻滅。“夜來風雨”余麗琴的事跡并未講完，卻突轉入“晨來香”鄭兆芳，以鄭兆芳明麗的鮮花路反襯余麗琴的不幸，強烈暗示命運的殘酷和不公。一波未平，一波欲起，當鄭兆芳面臨突如其來的不幸時，余麗琴卻雨過天晴，“花枯花榮花重生，一樹爛漫來迎春！”作品運用互文筆法，千里伏線，延宕讀者的閱讀期待，在兩人人生道路曲折盤旋之際，忽然“柳暗花明又一村”，“生命是由愛組成的，失去一條腿，這不是正獲得更多的愛了嗎!”⑥在自我奮起和江蘇交控大家庭的關愛幫助下，兩個不幸的人又重新修筑擴展了嶄新的人生之路。“夜來風雨晨來香”這段二人小傳充滿象征意味，余麗琴因骨癌失去左腿與鄭兆芳因車禍失去丈夫，災難皆與路有關，暗示“路”的缺失與不完美，但不管個人還是整個江蘇交控，其生命歷程、發展軌跡不都是經過風雨才得見彩虹的嗎？“晨來香”也喻示著個人和企業的前途正是涅槃重生，一片光明。

作品極具情理張力。文學作品以形象思維，以情感人，以理服人，構建起獨立的世界。但這個世界如果沒有讀者參與，將是無意義的。正如對《紅樓夢》，“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⑦，一部文學作品的成敗好壞是“我注六經”，非如嚴羽所說“看詩須著金剛眼力”，不可辨其妍媸，譽之者，如黃遵憲，認為“《紅樓夢》乃開天辟地、從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說，當與日月爭光、萬古不磨者”，貶之者，如胡適，認為《紅樓夢》故事情節性不強，藝術性不高，此觀點至死不移。《“三”生有幸》前后兩部分極度抒情與極度說理，齊頭并進，此中國當代文學前所未見之舉。如講述鄭兆芳的故事時，曾反復引用她寫的詩《我們》：“沒有大地的孕育\我們再堅強\也不能獨自茁壯\沒有枝葉的托舉\春天再暖也沒有花開\夏那么狂熱，一臉嚴肅地\考驗著我們的芬芳生命\成熟的花瓣紛紛入泥\那不是逃避，不是崩潰\那是感恩，那是重生\我們深入身下的沃土\醞釀秋天\我們用濃郁不淡的花香鳥語\迎接晨風\傳遞心音——\一夜風雨的淬煉\正在結出陽光的豐碩”⑧，這十分有益于人物形象的塑造，這樣的情節、細節比比皆是，在直接抒情和形象抒情中，在揭示盤根錯節的社會自然關系中，獲得人物性格的復雜性，賦予企業、個人、社會、人生各自不同的意義，“這些在交通一線的‘路哥路姐’們”，“沒有雙腿蹚過熱浪的骨氣，沒有目光超過彩虹的豪氣，沒有心向著大海的勇氣，他們僅僅以血肉之軀是不可能支撐得住這樣的繁重而沉悶的人生的”。⑨同時，作品又極度說理說明。在“‘三個故事’的海量引發”章節，丁捷不憚其煩地羅列高管中心、江蘇高網、云杉資本、寧杭公司、潤揚大橋、人才集團等32家分公司的經營理念、業績、歷史及展望，組織成為主角，理念成為自在之物；在最后《擺渡人》章節，丁捷又跳出圈外，以記者身份采訪江蘇交控董事長蔡任杰，大篇幅闡述關于江蘇交控“三個理念”的內涵外延。

這種抒情與說理的分裂，或許引起部分讀者的不解。然而在筆者看來，這正是元作家的特征之一，所謂“文無定法”，真正的作家從來都是立法者而不是循法者，正如文學作品中首次引入書信、意識流、魔幻等技法，在對文學傳統的解構進程中，同時完成結構使命。丁捷這種混元敘事策略，無疑對文學思想的闡發和文學技巧的發明，都提供了可以借鑒的視角。

三、沉浸寫作：敘事的原始策略

正如《毛詩序》所言，“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真正的文學作品都是作家內心情感的產物。

《“三”生有幸》是作家個人情感的產物。“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作品的創作沖動，由丁捷童年乘車坐船觸發。行船走馬是通向遠方的媒介，這引發了作家的道路情懷。《“三”生有幸》來自作家自我情感深入生活，深入群眾，深入時代，作家用一年時間，風吹日曬，上山下海，實地走訪三十多家單位、一百多個工作站點，與三百多名普通職工交流，與其中五十多人長談，閱讀公司數百萬字材料，“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⑩。在作家采訪寫作過程中，始終為激情所鼓蕩，為交控職工所激動，形成小我與大我、小環境與大時代的共鳴共振。正如泰納所說：“因為文學真正的使命就是使感情成為可見的東西。一部書越能表達重要的感情，它在文學上的地位就越高；因為一個作家只有表達整個民族和整個時代的生存方式，才能在自己的周圍招致整個時代和整個民族的共同感情。”11作品一定程度上達到了這種效果。

在作品里，作家既是言說者，又是江蘇交控實踐產物的體驗者、享受者，儼然是江蘇交控與外部世界的觸點和對立物，只有在這種參照體系中，各自的意義才得以全面呈現。這種以我觀物、以物觀人、物我同一的角度，也體現了作家的匠心。

四、文以載道：敘事的價值策略

言之無物，何以為文？高明的文學作品無不以思想勝，僅靠炫技必將曇花一現。巴爾扎克說：“光與思想是兩種幾乎相同的東西。”12《“三”生有幸》充分發揮語言的增殖功能，從現實和文學兩個維度同時向外開掘，力圖有益于“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

《“三”生有幸》充滿思想啟迪。如作品描寫熟透的蘋果從新鮮到化作果泥的過程，“如果用顯微鏡看這只蘋果被微生物吞噬、化解的微觀世界，恐怕細節也是驚濤駭浪一般的，盡管我們遠遠地看一只蘋果，不過就是靜靜地躺在那里，一天一天地、不易察覺地加深著它的顏色。”13這是“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再如作家闡釋“不幸”與“幸福”，“如果不幸可以比喻成水”，“落在嚴冬是冰針，落在酷暑是風煙，落在春秋是甘露”，“有的不幸者是有幸的，有的幸運者是不幸的，這既取決于他的本身，也取決于他的環境”。“關乎幸福的三要素：生活、境遇、感受”，“沒有與人共享的物質，沒有與時俱進的人生，沒有與社會共振的價值，就沒有真正圓滿的幸福”。14作品通過情感和思想，喚起讀者對美麗生活和樂觀精神的追求，把普遍精神向上提升。

《“三”生有幸》弘揚企業精神。時間是最具革命性最具否定性的力量，沒有不死的企業事業，只有不死的精神。馬克思指出，“人不僅像在意識中那樣理智地復現自己，而且能動地、現實地復現自己，從而在他所創造的世界中直觀自身”。作品為江蘇交控立傳，講好“企業有前途、人才有舞臺、生活有滋味”三個故事，通過對交控人生故事的刻畫，全盤呈現出講大局、強擔當、敢創新、有情懷的國企形象，全面呈現企業歷史、企業精神、企業價值、企業品牌。作家高揚國企“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深層價值理念，將企業發展融入國家時代的滾滾洪流，各美其美，美美與共，共同凝聚中國式現代化內生動力。

《“三”生有幸》弘揚勞工神圣。勞工神圣理念自20世紀初發軔，并被新中國樹為新的意識形態，在文學作品中沉寂許久。眾多作家關注的是勞工階層的痛苦愚昧，而忽略高爾基那樣積極向上的主流：“只有人的勞動才是神圣的。當勞動是種快樂時，生活是美的。”作品高揚勞工神圣旗幟，精雕細琢江蘇交控“掌舵人”“扛旗手”“螺絲釘”“巧工匠”“向善者”的敬業、執著、專注、卓越、奉獻，這些普通的勞動者有大道德、大智慧、大才華、大情懷，敢于向命運挑戰，向事業挑戰，向才華挑戰，是命運、企業和時代的主人，他們的生命和事業充滿了藝術化、詩意化，蓬勃向上，舉足輕重，真所謂“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作家筆下到處洋溢著勞動光榮、勞工神圣的價值理念，這對糾偏當代文壇的創作方向，具有鮮明的標桿意義。

注釋：

①汪政、曉華：《丁捷論》，《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1年第2期。

②詳見《史記》，中華書局2007年版。

③魯迅：《阿Q正傳·序言》，《魯迅著譯編年全集》，王世家、止庵編，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0頁。

④11 12伍蠡甫主編《西方文論選》（下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350、241、174頁。

⑤伍蠡甫主編《西方文論選》（上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479頁。

⑥⑧⑨13 14詳見丁捷《“三”生有幸》，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2年版。

⑦魯迅：《集外集拾遺補編》，王世家、止庵編，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頁。。

⑩詳見劉勰《文心雕龍·神思》，《四庫全書·精華》，王先軍、劉陽主編，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7頁。

[作者單位：江蘇省社會科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