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孟小書

我是一個好人——侯賽因

在巴黎馬黑區的國際藝術中心宿舍樓對面，是塞納河的右岸，陽光總是把河面照得波光粼粼。河水潺潺流動，以均勻平穩的速度穿過蜿蜒曲折的河道，流向英吉利海峽。時值五月的巴黎，白天變得格外漫長，早上4:30，太陽就已露出鋒芒，直到晚上10:30才漸漸落去。傍晚4:00，塞納河河邊會逐漸坐滿青春洋溢的年輕人，他們三四成群，興致盎然地聊天、唱歌、喝酒、談戀愛。他們的臉上閃著亮光，那光是一種蓬勃的、有著旺盛生命力的象征。

紀錄片導演趙亮，比我早來一個月，他帶著我參觀，向我介紹這里的“地形”。這座國際藝術家園區內有幾座五層樓的老房子，沿街一排房子的窗外被枝葉茂盛的梧桐樹遮擋著，若將脖子用力伸長，可以隱約看見被鋼筋腳手架包裹嚴實的巴黎圣母院。從遠處望去，要將它全部修復好，看似是一件遙遙無期的事情。圣母院頂上蹲坐的神獸依舊神圣、安靜地坐在那里凝視遠方。那里也并沒有因為龐大的修復工程而發出重金屬的嘈雜聲。有時候遠遠地望著它，有些懷疑建筑工人們是否真的在進行修復工作，還是擺擺樣子而已。巴黎和北京時間相差6個小時，抵達的第一個夜晚是最煎熬的。晚上8:00，晚霞正當燦爛之際，吃著晚餐，眼皮就已經沉沉地快要合上了，我迅速“暈”倒在床上，再次醒來時是午夜一點。夜空不知幾時降臨，金黃色的路燈光灑滿街道兩側，除了偶爾往來的汽車發出聲響，還可以聽見樓下有人在聊天。我推開窗戶向樓下望了望，有三頂帳篷依次在路邊排開。有一頂帳篷也是明亮的橘色，這突然讓我想起了前不久看到的那一則新聞，新聞的主人公名叫李樹，他的那頂帳篷也正是這個顏色。另外兩頂，一頂是藏藍色，另一頂實在無法辨別，它看上去像是米色，上面還鋪蓋了一層毯子。

這一則新聞是這樣的，題目是“人可以廢到什么程度”，但看完整個故事后，發現這個題目顯然與內容不符。故事提要的第一段是：“李樹不想工作，也不想租房，在出租屋里躺了四年，耗盡所有積蓄后，他搬了出來，以一頂橙色帳篷為家，住在一個廢棄停車場里……他自主選擇了過一種貧困潦倒、流離失所但毫無壓力的生活，以一種平靜而認真的姿態過著這種被絕大部分人認為是廢物的日子。”當時這個帖子給我的觸動很大，雖然現在的社會似乎是被種種的“躺平”“大學生脫去長袍”“逃離大廠”這類看似頹廢倦怠的熱風席卷，但沒有想到，有人竟為了“躺平”而真的讓自己陷入這種在普通人看來的絕境中。我很好奇他到底是因為什么把自己逼到如此的境地中。

我趴在窗戶上，無所事事地發著呆。忽然，兩位帳篷的主人出現在了我的視線內。其中一位戴著頂前進帽，看不清具體穿了什么，但感覺衣衫很體面。和另一位年輕小伙子互相揮手后，他們躺進各自的帳篷里。他們先是將帳篷的拉鏈拉開坐在里面，隨后身體再躺進去，而不是屁股朝天地爬進帳篷里。無論怎么看，他們都不像美國布魯克林街邊的流浪漢那樣窘迫和不堪，他們的動作行為甚至還有些紳士和優雅。躺進去之后，帳篷搖晃了幾下，便再也不動，想必是已經睡下了。此刻是凌晨兩點，我精神抖擻，目光炯炯地盯著下面的街道。時而呼嘯而過的警車會嚇我一跳，遠處的河邊被搖晃的樹葉遮擋得嚴嚴實實，什么也看不見。

望著下面的三頂帳篷，李樹的故事又浮現了出來。李樹的背景來處已經非常清晰，仔細想想，李樹不是完全走投無路，他可以選擇另一種方式生活。他選擇住帳篷是對現實的一種倦怠表現和反抗。或許他可以靠送外賣或是別的工作再次住進居民樓里，也或許可以住到山里、鄉間——更接近自然的地方，而不是像現在，在一個垃圾場里。當然，這也是我夜里失眠、精神異常亢奮的胡思亂想。那么下面的三頂帳篷里，住著的又是什么人呢？他們說著一種遙遠而神秘的語言，我開始好奇起來。

接下來的幾天，每次我和趙導出門都會特意經過他們的帳篷。然而，在沒有摸清他們的作息之前，想要遇見他們就太不容易了。三天后，我的時差相對調整了過來。第一次在上午10:00，醒來后我立即趴到窗戶上看了看他們，三頂帳篷依然沒什么動靜。我不確定他們是沒有起床，還是已經早早出去了。趙導沖了一壺咖啡，又帶了幾個糖塊和幾塊餅干，還極為細心地準備了一次性紙杯，說：“走，下樓碰碰運氣。”我有點猶豫，語言不通，況且即便能用英語交流，見了他們要說什么？沒想到趙導胸有成竹地說：“沒事，那三頂帳篷里，其中有一個是我朋友。”我還沒來得及反應，他就帶著所有東西，立刻奔下樓去。

上午10:30，街上的行人不多，偶爾走過的路人也不會多看他們一眼。

趙導說：“巴黎住帳篷的人比比皆是，你看這條走廊，晚上一排排睡滿了人。”他指著藝術園區門口那長長的走廊。走廊一側是藝術畫廊，晚上，流浪漢們就齊刷刷地躺在畫廊前的落地玻璃窗前。

“警察不管嗎？”

“目前還沒有看到有警察來驅趕，但明年巴黎奧運會，那時就不知道了。”

“那你的朋友是哪一位？”

“藍色帳篷里面的。”

“你是怎么認識他的？”

“我剛來的時候晚上沒事，他們正好在這里聊天，我就跟他們待了一會兒。這小伙子挺有趣的。我在這里還遇到過一個突尼斯小伙，他給我了一顆椰棗，簡直太好吃了。但在那晚之后，就沒再見過他了。他們都來無影去無蹤的，很神秘。”

我們在他們的帳篷周圍徘徊了一會，帳篷依然紋絲不動。我有點不知所措，想再繼續等待一會。趙導突然沖著那頂藍色帳篷，用英語說：“穆罕默德！早上好！”帳篷突然搖晃了一下，藍色帳篷的主人果然在里面。不一會，帳篷的拉鎖被從里面拉開了，那人從帳篷里面探出頭來，表情有點緊張，我們趕緊坐下來，希望沒有驚嚇到他。耀眼的太陽晃得他有點睜不開眼睛。我對他說“早上好”，并示意他“這里有咖啡”。他一下就放松下來，并露出一個欣喜的表情。我又指了指旁邊橘色的帳篷，他給我比了一個睡覺的姿勢。顯然，對他們來說，10:30還是清晨。他指了指趙導手里面的糖，又比了一個“1”——他想往咖啡里加一塊糖。之后，趙導便把咖啡留給了他們，又示意他，我們晚上會過來取咖啡壺。我用英語問他從哪里來的，他用他的本國語言說：“阿爾及利亞。”我從音譯上基本可以辨別，但也不是十分確定。我又問他是否說阿拉伯語，他顯然不懂我在說什么，搖了搖頭。我用手機輸入一個單詞——“阿拉伯語”，他立刻點頭。這是我與他的第一次見面。由于語言問題，我完全不能與他做任何交流，想要了解他們的故事，看來必須要請一位懂阿拉伯語和英語的翻譯。

我問趙導：“那天晚上你們是怎么交流的？”

趙導說：“那個突尼斯小伙子會說點英語，但總體上就是我說我的，他說他的，倒也挺開心。”

“那是因為你們都喝醉了。”

“他們都是穆斯林，滴酒不沾。”

國際藝術園區里居住著各國藝術家，很多藝術家都會說英語、法語和阿拉伯語。這天傍晚，趙導終于在園區里找到了一位來自沙特阿拉伯的青年藝術家。我們約在了河邊。她叫薩爾曼（化名）。薩爾曼有著一頭蓬亂的長發，她家共有5個兄弟姐妹，但只有她的頭發是這樣的。按照她的說法，她的爸爸一定有著某些黑人血統。薩爾曼性格很開朗，并沒有因為沙特貧困壓抑的生活變得內向。我們坐在河邊開始聊天，介紹著自己，講述各自的故事。那些關于阿拉伯遙遠的奇聞趣事讓我們聽得入迷。手里握著的啤酒喝得很慢，好像一晚上也喝不完。薩爾曼語言天賦很好，除了阿拉伯語外，英語和法語講得都很好。太陽慢慢落下，河面上依舊殘留著夕陽的倒影。岸邊依舊熱鬧非凡，不到午夜，他們是不會散去的。偶爾漂來的游輪，伴隨著音樂，也伴隨著歡呼聲。還有幾對穿著晚禮服的男女相對而坐，在游輪的玻璃棚下聊天碰杯。

我看了下時間說：“已經8:00了，我們差不多可以過去了。”

趙導說：“8:00他們還沒回來，估計要等到10:30或11:00太陽徹底落下才行。”

薩爾曼來這里已經快兩個月了，晚上她經常會遇到他們。她也說：“沒錯，差不多要11:00左右他們才會陸續回來，走廊下的人也會逐漸多起來。其實，我也很好奇他們的來歷。”我們坐在河邊，一人又開了一聽啤酒。

終于等到11:00了，由于在地上坐的時間過長，我們起身時都有點費勁。在往回走的路上，我問薩爾曼：“你準備怎么說你的開場白？”薩爾曼笑了一下，她那口潔白的牙齒在夜里格外耀眼：“我以前拍過一部紀錄片，以跟蹤式采訪拍過一家人的起居飲食，我很擅長‘開場’。”

走廊臺階上坐著三個男人，我認出了其中一個戴著前進帽的男人，沒錯，他就是橘色帳篷的主人。薩爾曼一邊說著阿拉伯語一邊笑著迎面走了過去。三個男人很友好，見到我們主動握手，這是一個很奇妙的開場，開場白自然而然，彼此都沒有任何的戒備和警惕。

“瞧，那天晚上我們就是這么認識的。”趙導說。

戴前進帽的男人來自阿爾及利亞的奧蘭，今年54歲，曾有過一段不幸的婚姻。離婚后他變賣了所有家當，換了4000歐元，買了一張偷渡到西班牙的船票，路程280公里，15個人一艘快艇，3個小時就能到。登陸西班牙后再乘坐TGV火車來到巴黎，他的哥哥和兩個遠方親戚都已經拿到了法國身份，在這里已經生活了40年了。而他來巴黎也有8年時間，“身份”的事情卻一直遙遙無期。前三年他也正兒八經地在樓房里住過，但租金太貴，他無法負擔一個月700歐元的房租。三年后，他終于決定退租，住在帳篷里，這一住就是五年。他在阿爾及利亞讀過大學，學的是建筑工程，他曾在奧蘭有一份很好的建筑行業的工作，他說離婚是一個契機，是他人生的一個轉折。當時的他對巴黎充滿了種種幻想，或者說歐洲對阿爾及利亞人來說就是天堂，而天堂的中心就是法國，就是巴黎，每一個在阿爾及利亞的人都有一個巴黎夢。他說，離婚就是讓這個夢想實現的契機。他毅然決然變賣家當后，用4000歐元買了一張船票。他有一個女兒，今年16歲了，他和前妻、女兒的關系依然很好，每隔15天他們會通一次電話。當然，他沒有告訴女兒關于這里的一切，前妻和女兒認為他在巴黎過著天堂一般的日子。講到這里，他的表情突然沉重了下來，說，我已經有三年沒有給女兒寄過錢了，疫情期間找工作太難了。即使是現在，疫情已經過去了，但整個社會經濟都很蕭條，仍然很難找到工作。他停頓了一下，又聳了聳肩說，至少我的女兒在阿爾及利亞的生活也還不錯。我問他，為什么沒有向住在巴黎的親戚求助呢？他說，我想自己住，我要自己工作養活自己。我現在和他們沒有任何聯系。

在疫情之前，他每周可以工作5天，大多是酒吧、咖啡館、餐廳的裝修工作。他說：“我們有一個群，里面全是介紹做裝修工作的，群里面的工人大多來自摩洛哥、突尼斯，也有西班牙人、意大利人。但雇主喜歡找像我們一樣沒有工作許可的人，因為工資會比較便宜。”他是個全能的人，什么都會做，修水管、安窗戶、粉刷墻壁、接電線等等，一天工作八小時，可以賺一百歐元。在巴黎，在沒有拿到“身份”之前，想要得到工作許可是一件極為困難的事情。甚至很多藝術家和高級技術人員也無法得到，更不要說一個居無定所沒有“身份”的流浪者了。他之前一直想方設法想要得到這張紙（工作許可），但8年了，他還是沒有拿到，他現在已經不在乎這張紙了。這個星期他只工作了兩天。他揮了揮手里一直攥著的電話，說：“我一直在等工作電話。”但此刻，他手機已經沒電了。

這時候，穆罕默德騎車回來了。他租了一輛共享單車。在巴黎，共享單車很貴，折合成人民幣是每分鐘24塊錢。他向我們揮手打招呼，把車歸還到停車點后，自動加入了我們。起初，他不知道我們在聊些什么，后來聽了我們的對話后，他才恍然大悟。穆罕默德說，他們在這個街邊一起住了快兩年了，但他們對彼此的事情一無所知。

我又問他是否想重返家鄉時，戴前進帽的男人想了很久。他說這是一個很矛盾的問題，他在巴黎生活了8年，已經完全適應了這種生活。即使回到家鄉，日子可能也好過不到哪里去，一切也要重新開始。假如有一天攢夠了回家的機票錢，他或許會回去的。但從他的穿著和狀態上來看，卻怎么也不像正在攢錢或是十分缺錢的樣子。他腳上穿著一雙嶄新的耐克運動鞋。直到目前為止，我已經看到他有兩身完全不同的衣服了，每一件都十分得體。今晚，他戴一頂藏藍色格子的前進帽，穿一件棕色夾克衫和一條灰色的運動褲。他的身上也沒有任何味道，當他說起話來，準備看我們手機上的翻譯詞匯時，還認真地戴起了老花鏡。他解釋道，他這雙運動鞋是今天剛剛買的，花了150歐元。他喜歡穿干凈的衣服，想過得舒服一些。我們都大為驚嘆，薩爾曼悄悄對我說：“我都舍不得買這么貴的鞋子。”

他平均每天會花50歐元，除去購買食物的基本費用外，他還要買香煙。說到這里穆罕默德大笑起來，他說，香煙真的是太浪費錢了。

前進帽男人突然說：“有時候，我真的恨透了這里，就像地獄一樣。即便法國給了我所有的東西，給了我身份和工作許可，我還是會恨它。女兒長大后，我絕對不會允許她來到西方任何一個國家，歐洲、美國都一樣，只有待在阿爾及利亞才是最好的選擇。不要相信那些巴黎夢，一切都是虛無的幻想。巴黎對我來說就像是魔鬼一樣的城市，但怎么辦呢？我已經習慣了這里，這太可怕了。我不在乎別人對這座城市的看法，只是我，的確是這么想的。”

穆罕默德說：“那你不應該再喝啤酒了。這樣下去會讓你的情況更糟。你也不會再見到真主了。”前進帽男人聳了聳肩，說：“是這座城市讓我變成這樣的。我沒法選擇。我愛它，但我也恨它。”穆罕默德并不贊同他的說法，他說：“只有你可以改變你自己，所有的選擇都是你自己決定的。”

前進帽男人在疫情期間有過一個女朋友，他們是在一個聯誼場合認識的。他們經常混跡于那里，都是一些流離失所的人。他在那里認識了一個流浪街頭的法國女孩，相處一年后，那個女孩突然消失了，徹底沒了聯系。他想，她可能是遇到了一些麻煩。疫情時期是他們最艱難的幾年，有時候一連幾個月都找不到工作，分文沒有，他只好去街上當小偷。那時候警察局是他經常光顧的地方，但每次只關他兩天就放他出來了，因為他也只是偷一些數目較小的財物。那時，他的女朋友也會在街上偷一些東西，她突然失去聯系可能和這個也有關系。之后，他就再也沒有交過女朋友了。

與他的談話即將結束時，我突然想到還沒有問他的名字，他用阿拉伯語對薩爾曼講，他叫Husayn。我用中文說：“侯賽因！”他很驚喜，繼續用阿拉伯語說：“你知道我的名字？在中文里，侯賽因是什么意思？在阿拉伯語里是‘好人’的意思。”我說：“實在不好意思，因為我只知道薩達姆·侯賽因。”他恍然大悟，笑得前仰后合，他說：“沒錯，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他的名字。”之后我才知道，“侯賽因”在阿拉伯國家是一個很常見的名字。侯賽因一直說：“我是一個好人。”

每個人都應該有夢想，不是嗎？——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同樣也來自阿爾及利亞，他總是戴著一頂墨綠色的漁夫帽，把帽檐壓得很低，低到可以遮蓋住他的眼睛。他今年26歲，他說再過三天就是他27歲生日。他受過良好的教育，在研究生臨畢業的前四個月，他的幾個朋友告訴他有一個機會可以免費去巴黎，問他是否想來。他覺得這是一個指引——讓他到外面看看世界。整個計劃他沒有告訴父親——父親肯定不會同意他的選擇，所以當時他只告訴了母親。穆罕默德相信這會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他先從阿爾及利亞坐了16個小時的船來到伊維薩島，在島上又等了兩天的船，之后坐船抵達西班牙阿里坎特。他在西班牙待了6個月，之后又搭乘火車來到巴黎。誰想到來了巴黎卻是這樣的境遇。他到巴黎已經兩年了，目前和侯賽因的境況差不多，做一些和建筑相關的工作。

穆罕默德有一張精致的面孔，雖然半張臉被濃密的胡須遮擋住，但還是可以看出來他的面部輪廓。他喜歡表演，在高中時期演過很多舞臺劇，甚至還小有名氣。他認為他是一個天生的演員，而當演員也是他的人生理想。這時候，幾輛警車呼嘯而過。事實上，這條街時不時就會有警車經過，警笛的聲音大得似乎要讓全城的人都聽見。穆罕默德說他們都已經習慣了，外面越吵他睡得越香。他在阿爾及利亞時曾經住在一家工廠附近，鋼筋水泥的嘈雜聲比現在嚴重多了，所以他很習慣。我說，冬天你們如何度過？穆罕默德說，冬天不算什么，隨便裹一張毯子就行了。侯賽因也說，這些對我們來說不算什么。穆罕默德突然又說他媽媽現在正在辦來巴黎的簽證，但什么時候能辦下來就不知道了。我說，你媽媽知道你現在是這種情況嗎？他搖搖頭，他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想讓他們擔心。我媽媽才46歲，但她看上去已經非常老了，她活得很辛苦，我不想再給她添麻煩。我問他是否想回家，他又搖了搖頭。坐在旁邊的另一個摩洛哥小伙子突然說，在這流浪也好過在阿爾及利亞生活。穆罕默德終于笑了，這是他今晚第一次笑，“我相信我會變得很有錢的，等我有錢了，我會幫助所有需要幫助的人。我會幫他們建造一個天堂。但現在，我必須要接受現實，每個人都要接受現實。”他又對趙導說：“我要怎么樣才能當像你一樣的人？”趙導說：“你要大膽地去嘗試，如果你喜歡做演員，你可以在這里表演，用你的手機錄下來發到網上。”穆罕默德雙手在空中比畫了一下，說：“我會功夫！我可以當你功夫電影里的演員嗎？”

事實上，像穆罕默德一樣的例子不僅在阿爾及利亞，甚至在撒哈拉以南的國家也是不計其數的——幾個年輕小伙子背著家里商量好，要不惜一切代價偷跑到意大利或是法國，期待可以在歐洲大陸重啟人生。電影《我是船長》講述的故事正是如此，兩個塞內加爾的孩子背著家里，先是跑到利比亞，再穿越撒哈拉來到地中海。16歲的男孩為了省去昂貴的偷渡船船票，不得不當起了船長。那一艘超載的船上，有兒童，也有即將臨盆的孕婦。兩個男孩在經歷萬般苦難后終于抵達了歐洲大陸。在紀錄片《××》中，來自喀麥隆的兩個年輕人（分別為16歲和24歲），冒著生命危險也要進入歐洲，巴黎是他們的最終目的地。他們的危險旅程始于2010年的一個早晨，這天早上，他們高興地擁抱在一起，為了未來，為了夢想。但之后他們所要面對的是兩千公里的路程，先是要徒步穿越撒哈拉沙漠，然后坐漁船穿越地中海。想著即將離開喀麥隆、離開家鄉，他們既激動又驕傲，同時也有復雜的悲傷情緒摻雜著。他們每人要付500美元的路費，這是喀麥隆人月工資的五倍。他們在經過三年緩慢前行后，最終在穆爾祖克（利比亞南部城市）當起了泥瓦匠，來賺取繼續前往歐洲的路費。24歲的小伙子叫伊萊，想在法國成為運動員。采訪中他說，必須要找到一種辦法離開自己的國家。16歲男孩帕斯卡想在法國進入演藝界，法國讓他癡迷，當他談論巴黎時，他的眼睛里有星星。他在電視里看到巴黎的高大建筑和瑰麗的香榭麗舍大街，路上的行人是自由的，人們可以隨心所欲地表達自己。那里有工作，有他想要的一切。據擺渡人透露，這些穿越邊境的人風險重重，即便能順利徒步穿越撒哈拉，能通過漁船越過地中海的人也是寥寥無幾。就在2013年10月，有三艘船遇到海難，其中一艘船載有500人。兩年內（2012年—2013年），有3600名非法移民死在海上。

另一對正在結伴逃離的男人在阿富汗，在那里他們不可能拿到歐洲簽證，只有采取偷渡這樣的非法手段才能越過邊境，再從希臘進入歐洲。這兩個阿富汗男人在決定離開喀布爾前去了一趟理發店，之后他們坐在山坡上，眺望著這座城鎮。一個男人說，巴黎有著干凈的街道，一塵不染，看這里，甚至連一棵樹也沒有。另一個男人說，是的，我不會再回來了。他們需要付7000美元的路費給擺渡人，但經過一番還價后，擺渡人決定給他們打個折扣，每個人還需要付6500美元，但即使這樣，對他們來說也依舊是天價。在喀布爾，他們的人均工資是100美元一個月。擺渡人還說，即便偷渡失敗，他們也不會退費的。他們租了一輛小巴，一輛巴士搭乘30個人。他們將穿越7000公里，從巴基斯坦到伊朗、土耳其，最后抵達希臘。他們從巴基斯坦邊境來到伊朗，搭乘火車到伊朗的班達阿巴斯，徒步穿越伊朗山脈，穿越3000公里的馬克蘭沙漠，再跋涉2000公里來到烏爾米亞，來到土耳其邊境。這一支隊伍共有160人。而在山里徒步時，最高氣溫可達47℃。

這一對喀麥隆男孩和阿富汗男人最終都順利抵達了歐洲大陸，但由于沒有合法的居留和工作手續，他們歷經了險峻的路程，最終也只能流浪街頭。但無論是穆罕默德、侯賽因，還是這些最終抵達歐洲大陸的人，他們都是幸運的。

由于蘭佩杜薩島非常靠近非洲北部沿岸，意大利長期以來一直都是移民者（厄立特里亞、索馬里、蘇丹等國）踏上歐洲大陸的首選之地，他們途經利比亞，正如電影中兩個男孩的路徑。然而，自2015年敘利亞危機之后，希臘又成為了歐洲的焦點。當艾蘭·庫爾迪——一名年僅3歲的敘利亞男孩的尸體被海浪沖到土耳其度假勝地博德魯姆的沙灘時，這件事瞬間成為了全球各大媒體的焦點。艾蘭全家乘坐一艘嚴重超載的橡膠皮艇，從敘利亞前往希臘，在途中遭遇海難。之后據敘利亞電臺報道，艾蘭一家為船上的四個位置花費了近6000美金，幾近全部家當。這名身穿紅色上衣、藍色褲子的男孩趴在海灘上的照片瞬時引發了國際憤慨。同時，此事件所造成的震蕩，在德國總理默克爾的引領下轉向對難民的接納。根據國際難民署及國際移民組織統計，2015年有超過3700名移民死于地中海，2016年這個數字為4090。截至2021年1月，死亡或失蹤人口累計超過40000人。

顯然，法國街頭流浪者與美國、加拿大的情況截然不同。我曾在加拿大上學，可以清楚地看到，流浪者大多為白人或黑人。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他們選擇遷徙的國家也自然不同。法國街頭流浪者大多來自中東或撒哈拉以南地區，而北美地區的遷徙者大多來自墨西哥、印度以及亞洲部分國家（據《世界移民報告2022年》所顯示：2020年，排名前二十的“國家間國際移民走廊”中，墨西哥至美國的移民走廊為首要移民走廊，印度至美國的移民走廊居第六位）。那晚和穆罕默德、侯賽因交流后，我發現離馬黑區不遠的街區，也有相當一部分露宿街頭的人。

難民或是移民選擇逃亡去不同的國家，原因復雜多樣，涉及到地緣政治、經濟、文化、法律等多個因素。在地理位置上，法國與非洲、中東更為接近，正如穆罕默德所說，他從北非阿爾及利亞一直北上伊維薩島，接著坐船直接抵達西班牙。而如馬里、塞內加爾、毛里塔尼亞等西非國家的移民，路途則更為險峻，他們首先要徒步或是坐車穿越西撒哈拉沙漠抵達利比亞的黎波里港灣，再坐30個小時左右的船北上，直達西西里島，最后登陸意大利境內。在這一旅途中，陷阱重重，穿越撒哈拉沙漠是第一大難關，幾乎有三分之一的人因為體力透支或是嚴重缺水而命喪于此，活下來的人還將面臨基地武裝組織的搶劫和綁架。剩下可幸運逃離此地的人，接下來面臨的挑戰則是在船上的30個小時該如何度過，因為海難、嚴重超載而導致的悲劇經常發生。

另一方面，法國曾是一些非洲國家的殖民者，從文化和語言上，法國也是諸多非洲國家和中東國家移民的首選國度。歐洲內部國際間的邊境相對開放，移動更為自由，甚至一些移民可能計劃在歐洲內部移動，就會選擇從土耳其或是西班牙入境，之后再前往法國或是其他歐洲國家，正如文中后面所提到的來自格魯吉亞的男人喬治亞，在沒有護照的情況下流竄于法國和德國。

穆罕默德和侯賽因，以及這些夜晚走廊下熟睡的遷徙的人們，每個人的背后也都藏有一個驚心動魄的故事。

穆罕默德的生日晚宴

三天后是穆罕默德的生日，我、趙導和薩爾曼準備晚上為他慶祝一下。我們走了很遠才找到一家蛋糕店，挑選了一個巧克力慕斯蛋糕。但這家店不提供一次性的刀叉紙盤和生日蠟燭，和售貨員說了好一陣，她才偷偷塞給我們五個叉子。他們露宿街頭，沒有任何餐具，我們必須把東西準備齊全，于是我們去了超市。超市貨架上只有那種搭配燭臺使用的八支一大包的白色蠟燭，又或是放進精油燈里的小圓蠟燭。找了半天，我們才在一個角落里發現了生日數字的蠟燭，可又不確定他是過26歲還是27歲生日，想來想去，買了一個數字“1”的蠟燭。數字“1”，希望他可以有一個全新的生活。

晚上8:30，穆罕默德和侯賽因都還沒回來，只有一個格魯吉亞男人坐在走廊邊。趙導認識他，之前和他聊過幾次天，他的英語相對好一些，人也顯得非常平和。我們坐了下來，告訴他晚上是穆罕默德的生日，希望他可以一起參加。這個格魯吉亞男人叫喬治亞，他曾經在這里住過幾年，但現在搬走了，住到了另一個街區，坐地鐵需要40分鐘才能回到這兒。他不工作的時候還是會經常回這里，他喜歡在這里閑逛。喬治亞說，他可以等他們回來，晚一點再回去也沒關系。

喬治亞的情況與穆罕默德、侯賽因的狀況幾乎相同，也是偷渡到這里后開始流浪街頭的。25歲時，他先去了俄羅斯，在莫斯科開過一間水煙吧，他說那時候他的確掙了不少錢。他會說很流利的俄語，當時還在莫斯科找了一間錄音棚，錄過很多Rap。他用屏幕已經碎了一半的手機在網上給我們找了兩首他曾經的音樂作品。他把音量調到了最大，在劣質的音效下勉強可以聽見。他在演唱時的嗓音和說話時的完全不同，他說他說唱的時候會變音，因為他覺得自己平時的嗓音很平庸。說完他有點不好意思地笑了。我問他，為什么會把經營得那么好的水煙吧關掉來這里，他說，因為當時卷入了俄羅斯黑手黨的一些事情，不得不離開莫斯科。至于具體發生了什么事，他不愿意再說下去了。趙導突然說：“我記得你之前說，你在俄羅斯是為了逃兵役才來這的，還是我理解錯了？”喬治亞有點尷尬，說：“真抱歉，我之前和你不熟，所以隨便編了一個故事。但是，現在我們是朋友了，我可以把真實的故事告訴你。”他繼續說：“后來我不得不離開莫斯科，去了德國。在進入德國邊境時，他們扣了我的護照，給了我21天難民居留許可。但到了德國，我就沒再離開，過了半年我就來巴黎了。我曾經去德國入境處找過我的護照，但他們說找不到，估計是弄丟了。”他翻著自己的小包，拿出了一個已經爛得稀軟的護照，說：“你看，這是我的舊護照，我一直把它放在身上。”我打開看了看，這本護照很薄，僅剩的幾頁上蓋滿了出入境印章。照片和他本人看不出什么相似之處，如果仔細看，可能眼睛還有幾分相近。他說這是唯一能證明他身份的東西了，所以要一直放在身上。護照上的照片應該是他年輕時的樣子，又或許那根本不是他的護照，誰知道呢。我問他現在靠什么生活，他很驕傲地說：“我現在是一個非常專業的粉刷匠。應該是全巴黎最好的。”說話時，他神采奕奕，整個臉上都泛著光。但是，他還是準備離開巴黎，他說巴黎生活成本太高，實在承受不住了。他會去西班牙，那里的物價會便宜很多。

這時，一群藝術家朋友從園區內向我們走來，和我們熱情地擁抱、握手。他們來自伊朗和斯里蘭卡。他們也很熱情地和喬治亞握手，并相互做自我介紹，與他們在一起交談時，完全看不出喬治亞是一個露宿街頭的流浪者。此刻已經9:30，天還是很亮，像是北京下午6:00的傍晚。穆罕默德和侯賽因他們通常到10:00左右天黑了才會回來。我們隨著幾位藝術家朋友回了園區，他們要商量一下關于在園區內舉辦一場小型電影放映會的相關事宜。我們告訴喬治亞，希望他可以等我們一下，等到10:30一起給穆罕默德開生日party。他說沒問題，他會一直在這里等我們。

10:30，天色逐漸暗淡下來，當我們回到走廊時，穆罕默德和侯賽因已經回來了。我問他們喬治亞去哪兒了，他們說沒有看見他，可能是已經走了。很遺憾，這是我最后一次見到喬治亞。我們在園區內找到了一塊藝術家廢棄的硬紙板，帶到了走廊里，鋪在地磚上。夜間，走廊就是這些街頭流浪者的營地，他們并排睡在這里，有些人有固定“床位”，但有些人則是隨機而來。此刻過來借宿的人還并不多，我們把東西擺放在硬紙板上，圍坐在一起。夜幕徹底落下后，一個摩洛哥女孩回來了，我們招呼她過來一起吃蛋糕。她總是一副郁郁寡歡的樣子，心中像是埋藏著巨大的苦難。她不喜歡和別人交流，平時也不會像他們一樣找工作。她有一個看似是嬰兒床大小的床墊，她總是側臥在那里，偶爾會看看小說。她最終還是坐了過來，先是要了一支煙，吸了一口，才從臉上擠出一絲難得的笑容。

我打開蛋糕盒子，當把數字“1”的蠟燭插在蛋糕上時，穆罕默德笑得一頭栽進了侯賽因的懷里。薩爾曼用阿拉伯語向他解釋了“1”的意思，希望他可以重新開始新的生活，但他還是覺得很搞笑，一直笑個不停。我點上了蠟燭，他們一起用阿拉伯語為他唱生日歌，這是一首我從沒有聽過的歌。穆罕默德和侯賽因跳起了舞，摩洛哥女孩也拍著手，微笑地看著他們。之后，我們又用英語唱了起來，相比較起來，傳統的生日歌聽起來就傻乎乎的，還俗氣。穆罕默德吹滅了蠟燭，他數了很久才把我們有幾個人數清楚，最后還是薩爾曼告訴他應該如何切分蛋糕。我們每人手里托著一塊餐巾紙，把蛋糕放到紙巾里。穆罕默德一邊往嘴里塞著蛋糕一邊說：“來這里這么多年，這是我第一次過生日。”趙導從樓上下來時，還帶了一瓶紅葡萄酒，他說party沒有酒多沒意思，但最后只有他一個人喝。侯賽因說他不喜歡紅葡萄酒，穆罕默德又滴酒不沾，薩爾曼說她昨天晚上喝了太多，今晚實在不想再喝酒了。我問摩洛哥女孩要不要來一點，她沒有回答我，只突然皺著眉頭，一副十分認真的表情，用阿拉伯語對我說了一句什么。薩爾曼立刻給我翻譯：“她問，你們相信美國人登上了月球嗎？”話題的突然轉變，讓我們都有點措手不及。這時另一個摩洛哥小伙子也回來了，我們招呼他過來一起坐，向他解釋了今晚的party主題，又分給他一塊蛋糕。他問我們在聊什么，穆罕默德說：“正要解釋這位摩洛哥女士的問題——美國人是否登上了月球。”沒想到摩洛哥小伙子笑著說：“這根本不可能，我不相信媒體上的任何言論，他們都是為了掙錢的。”趙導說：“我相信美國人真的登上了月球。”摩洛哥小伙子又說：“但是我看到視頻里，美國國旗是飄浮在那里的，難道月球上有風嗎？”老趙說：“當然沒有風，那國旗是被裝在了一個支架上面。”摩洛哥小伙子還是不信，但他已經不再做任何爭辯了。穆罕默德突然轉移了話題：“你們說，人類所有的情緒和感知，到底是由‘大腦’來控制的還是由‘心’來控制的？”這個問題在我們看來似乎沒什么可討論的，答案肯定是“大腦”，人類所有的感知都是通過大腦來實現的。但在這個摩洛哥小伙子和穆罕默德看來，我們一切的感知都是通過“心”來傳遞和控制的，這與他們所信奉的宗教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起初我們還從科學的角度為他解釋大腦與人體的關系，可后來我們發現，宗教帶給他們的知識和對他們造成的影響已經根深蒂固，以至于他們不會接受任何別的理論和思想，就像他們現在的生活境遇一樣，即便流浪在巴黎街頭，在這個酒吧無處不在、被賦予濃重浪漫主義色彩的“自由民主”的社會中，他們依然滴酒不沾，嚴格遵循著內心的執著與堅持。在他們身上，我看到了宗教的“力量”。

此刻已經是夜里一點半，那些流離失所的人逐漸占滿了走廊，他們大多是睡在睡袋里，或者直接睡在地上，再搭一張毯子。這時，一個體形高大的白人扛著一張單人床床墊過來了，他找了一個離我們不遠的空位，把床墊放下，坐在了上面，又把身上的橘色旅行包取下，翻出一張毯子，把旅行包放在頭下面當枕頭。這個男人有著花白的頭發，穿著極為體面，他做了一系列準備工作后終于躺下了。他舉手投足如一位老紳士般優雅，旁人絕看不出他是一個流浪街頭的人，也不明白他為什么會淪落于此。暖黃色的廊燈照在這排已經熟睡中的人們身上，突然，一聲怒吼打破了這片沉靜的祥和。一個穿著已經臟到無法辨別顏色的衣服的男人突然大發雷霆，他用一種我們聽不懂的語言近乎嘶吼地罵著剛剛躺下的老紳士。他的肢體語言無比夸張，瘋瘋癲癲地從我們面前走過。他憤怒地一邊向前走，一邊回頭辱罵他。我們有些緊張，怕他做出什么過激行為，他的面相也極為恐怖，光禿禿的頭皮下面是一張皮膚褶皺且黑漆漆的臉，嘴巴里露出所剩不多的幾顆牙齒。我們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么，侯賽因笑著看熱鬧地說：“因為剛來的這個人是俄羅斯人。”穆罕默德又更正道：“不不，不是因為這個，這人腦袋有點問題，他總是這樣罵罵咧咧的，不用管他。”然而從始至終，那位老紳士就這樣側躺著，眼神極為淡定地看著那個發瘋的人走遠，最后閉上了眼睛。有些不熟悉這里的人也隨之驚醒，可他們也沒有絲毫反應，顯然他們已經習慣了。

我們把杯子里面的酒和果汁喝完后，準備收拾東西離開。穆罕默德收拾了所有的杯子和刀（餐刀是我們從房間里帶來的），當我們準備帶走所有垃圾時，侯賽因堅持地說垃圾應由他去扔。穆罕默德居然跑到馬路盡頭的飲水池前，為我們清洗了杯子和餐刀。我們離開時，他再一次向我們表示了感謝。

穆罕默德和侯賽因的身份很難定義。是難民，還是移民，這之間的區別和準確定義是隨著1951年《日內瓦公約》的簽署才逐漸明確。《日內瓦公約》將難民定義為“有正當理由畏懼由于種族、宗教、國籍，屬于其一社會團體或具有某種政治見解的原因而留在本國之外，并且由于此項畏懼而不能或不愿受該國保護的人”。移民與難民的本質在于遷徙的被迫與否，與工作、深造或家庭團聚有關的遷徙被視為自愿。

而對他們來說，隨著阿爾及利亞失業率的上升，因經濟原因的遷徙也很難定義他們的移民屬性了。1951年聯合國《關于難民地位的公約》中，對難民的法律定義指出：因氣候問題，遭受自然災害而流離失所的人并不被視為難民。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的說法，他們屬于自愿性移民。然而，近一個世紀過去，因氣候問題產生的災難驟增，盡管目前國際法律尚未明確定義“氣候難民”，但這一概念已經引起了全球關注。人們呼吁重新定義“難民”，以更全面地涵蓋因氣候變化而被迫遷徙、流亡的個體。今日全世界難民人數已超過五千萬，未來因氣候變化導致的移民人數會增加一倍。氣候專家預測，從2050年到21世紀末，相關的移民人數將增至1.5億至2億。

自2015年起，歐洲難民危機引發了全球關注，成為一個涉及人道主義的社會、政治焦點問題。數以百萬計的難民涌入歐洲，逃離因戰爭、貧困、自然災害而受到的危害。歐洲國家在面對難民危機時經歷了共識和分歧：一方面有國家展現了人道主義的一面，為流離失所的人們提供庇護和支持；然而另一方面，一些國家卻因政治和社會壓力而采取更為保守的立場。移動性的首要因素與經濟發展中的不平等也有著極大關系，政治危機是8000萬難民流離失所的源頭。這些危機出自一個互相依賴的世界。如果一個地方過度開發另一個地方的資源，就會導致數百萬人遷移到第三個地方。例如伊拉克、阿富汗、敘利亞、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正如那個阿爾及利亞的小伙子所說，“即使在這里睡帳篷，也好過再回到那里。”

…………

我最后一次見到穆罕默德是在我要離開法國的前一天，那天晚上，趙導、薩爾曼和另一個來自日本的藝術家朋友為我送行，我們約在了塞納河邊。晚上大約10:00，河邊酒吧車里響起了音樂，薩爾曼似乎是喝醉了，她突然站了起來，開始跳舞。她的舞姿引來了一個懷里抱著一個娃娃的男人。他在我們邊上唱起了歌。當時我們都很開心，并邀請他過來喝了一杯。他同我們一起坐在了地上，男人說阿拉伯語，我們猜到了他應該和侯賽因、穆罕默德有著相同的境遇。薩爾曼用阿拉伯語幫我們翻譯，她說：“他來自突尼斯，來這里三年了。他懷里的娃娃叫拉瓦，是他最好的伙伴。”薩爾曼說話時，男人一直在唱歌，那歌聲像是一種古老的民謠，又像是在訴說著什么。薩爾曼說，他唱的歌都是他自己寫的，內容都是一些他對生命、人生的感悟。我很想知道他在唱些什么，但薩爾曼說很多歌詞她也聽不懂。正當男人唱到一半時，突然來了兩個警察，警察問這個男人是否對我們造成了干擾，我們立即澄清：“完全沒有，他是我們的朋友。”男人慢慢站了起來，警察似乎不相信我們說的，還是把他叫走了。他們把男人帶到了旁邊的樹林中，像是在盤問什么。薩爾曼說：“我過去看看他。”但薩爾曼剛走過去，就被警察轟了回來。

自那起事件后，巴黎政府對街頭流浪者的管理越來越嚴格，這或許也是因為2024年將舉辦巴黎奧運會的緣故。因為從趙導的法國制片人那里得知，在奧運會開幕前幾個月，巴黎政府將會對市容市貌這一塊進行徹底清理，這當然也包括露宿街頭的人。當我們再回頭看向那片樹林時，那兩個警察和男人已經不見了，看來那個男人是被帶走了。河邊的年輕人逐漸散去，我們告別的時間也將到來。

回到藝術園區時，我們再次遇到了穆罕默德，他先是擁抱了我們每一個人，又說自己是來道別的，在這里等了一個晚上。他馬上就要離開巴黎，準備去里昂了。巴黎消費太高，實在負擔不起。他又說，遇到我們，是他在法國最幸運的事。

這篇文章，是我離開巴黎半年后完成的。趙導在上個月又回到了巴黎國際藝術園區，他說，穆罕默德應該已經離開了這片區域。但穆罕默德的社交媒體賬號顯示，他還在巴黎，因為他一直沒有湊夠前往里昂的車票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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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選，全文見《湖南文學》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