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盲藝人在流浪

他在村頭的一棵大樟樹旁坐下來，從布袋里掏出一把勾筒。無須豎起耳朵，他便能聽見四面隱約的人聲、牲口和家禽的叫喚聲。就是這里了，他想。

勾筒聲起，他開腔唱起了“十八搭”：“各位老表朋友們，我一路迢迢來這村。拿起勾筒定好音，今日我來唱古文……”這，是他無數次向陌生的村莊和陌生的人們打招呼的方式。

夕陽逐漸沉落大地，將他瘦小的身影拉得很長。一只聞訊趕來的田園犬輕吠幾聲，警覺地盯視著他。他摸了摸依舊忠實靠在腳邊的探路木棍。然后，繼續拉響勾筒，高聲說唱。聞聲而至的人越聚越多，漸漸在他身邊圍成一個弧形。“那個是叫化子嗎？”“不是哦，唱古文的。”人們指指點點，肆無忌憚地議論著。

他叫陳開財，從十七歲起他就這樣在無定的奔走和流浪中度過了半生。一個雙目失明、四處漂泊的民間藝人，從來都是走到哪唱到哪、吃到哪住到哪，連名字都鮮有人知。

人們看見他，只說是“那個瞎子”“那個唱古文的”。

陳開財從不計較那些脫口而出的指稱，上天交給他一副殘缺之軀，他唯一的執念是活下去，活出兒孫滿堂的日子，活出一個男人的頂天立地。

那么多年過去，他早已習慣了一個人摸索前方的道路，一個人被風牽著踽踽獨行，一個人向著偌大的世界討生活。以出生地于都縣梓山鎮山塘村機木嶺小組為原點，他的足跡遍布整個贛南，閩西和粵東乃至全國各地，如果將那些印跡完整地描畫出來，大約是一個點線密密交織的不規則圓形。

一根棍子、一個布袋是他的必備行頭，一副好嗓子、一把土勾筒是他的生存依賴，一幢祠堂、一座廟宇、一間茶亭成為他多數時候的棲身之處。所幸，他常常遇到好心人，跨溝過橋時牽他一程，到了飯點時為他添雙筷子，夜晚來臨時給他一個容身之所，唱完古文時給他一些錢物，或將他收到的米糧換成錢幣交到他手中……

“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陳開財無數次感念著那些只聞其聲、未見其面的人們。是他們的慷慨和信任，給了他一份活著的勇氣和希望。多年的顛沛流離，也讓他掌握了滿口的示弱和討好之詞——“好心人幫幫忙，到你家吃頓飯可以嗎？”“大爺大嬸行行好，在你家里住一晚，我給你們唱古文、算八字。”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電視還是贛南鄉村的稀罕之物，人們的娛樂方式匱乏而單調，唱古文的盲藝人給人們帶來了太多的熱鬧、歡樂和滿足。一個被稱作“老謝梆筒”的人，面目早已模糊，以他為主角構成的獨特場景停留在我童年的記憶里。他拍著梆筒，半文半白半方言，咿咿呀呀地唱著一些我無法聽懂的句子，一唱就是一下午。老人們總是沉浸在那忽高忽低、時快時慢的勾筒聲里，有時展眉微笑，有時暗自垂淚。

后來，我與父母談起往事，串連起更多細節。比如“老謝梆筒”長年住在我們村外號叫“砂鍋”的家里，他的布袋子總是鼓鼓囊囊的，他討到的米和肉，就交給這家的女主人，零零碎碎的錢則自己攢著。不知在何年何月，“老謝梆筒”忽然從麥菜嶺徹底消失，再也不見了影蹤。只有當另一個唱古文的盲藝人來到村里時，人們才會再次想起他，感慨一聲：“‘老謝梆筒’都不知去哪兒了。”

這世間，必有許多人曾以同樣的方式懷念過陳開財。當問及他走村串戶的經歷時，他以習慣性地說唱口吻告訴我：“哦呵，我走了好遠哪，十九歲就竄到了瑞金。”一個“竄”字，夾雜著自嘲，又攜帶著無所畏懼的勇猛之氣，令聽者不由心領神會。云石山、葉坪、沙洲壩、黃柏……他一一說出我家鄉的地名，仿佛幾十年過去，那些行過的路、駐留過的屋場，在他腦海中依然清晰的像一張活地圖。

和當下的明星藝人一樣，他也曾擁有過風光無限的走紅歲月。從二十歲到三十歲，整整十年，他像一個香餑餑被人們四處爭搶，生意火得似一爐澆不熄的炭。有一年，他被請到贛縣唱古文，當地的百姓名堂多，第一天玩抓鬮，抓到哪段唱哪段；第二天，別村來人把他搶走了，搶到哪去了他都不知道，勾筒一拉就開唱；第三天，觀眾起哄要投票，哪個本子得票多就唱哪本。三天過去，陳開財被折騰得疲憊不堪，他挎起布袋子，毅然決然地說：“我走了，不唱了，這樣太累，會把我累死。”有無奈，也有一絲只可意會的驕傲。

那時候，老百姓幾乎什么都喜歡聽，《割袍記》《絲帶記》《賣花記》……而陳開財的腦子里，裝著唱不完的段子和唱本。常常是，他來到一個地方，就輕易地唱出了名聲，很快又有人找過來，邀約下一場。那些鄉村里的牽頭人，自會找村民們捐錢捐物，將請人唱古文這件事辦得隆重又體面。

最得意的一次，是有人包場，原本講好的四元錢一天，自己管吃管住，待他唱完一段后，那人直接將價錢提到了八元。“我說太多了，相當于兩天。他說不多，結一個緣。”陳開財微抬了頭，將空洞的眼睛對著我，提高了八度的聲音里飽含著驚喜，“我到一個地方，一個月兩個月不用走。今天接，明天接，那就有味道了——”話語的最后，拖著回味悠長的尾音。

我不由得又一次將眼前的陳開財與記憶中的“老謝梆筒”聯系在一起。顯然，在命運的牌局里，他們都是不小心抓到一副爛牌，又用盡全力將牌打好的人。

古文與勾筒

于都縣志載：“古文，古戲文的簡稱，清道光年間已在縣內盛行，演唱者多為盲人。”

客家古文自古便與盲藝人的生存相伴相生。它像一株扎根荒野的灌木，在龐大的客家文化體系中，以低伏之姿默默生發著。盡管在盲藝人群體中流傳著多種版本，但關于客家古文的起源，至今沒有一個確切的定論。

有人說，古文是唐朝名妓李亞仙所編所唱。又有人說，古代有位皇叔，也是一位盲人，整天苦悶不堪，便讓人將故事編成戲文唱給他聽。后來，皇叔也學唱起來，慢慢向民間傳唱開去……

事實是，自中原漢民南遷之日起，中原文化便與土著文化水乳交融，產生了割不斷的聯系。文化的枝脈縱橫交錯，那千絲萬縷的聯系，怎么也捋不出一條清晰的直線。以至世世代代唱古文的盲藝人，無法像木匠等諸多行當的從業者那樣，說出一個真正的祖師爺。

一句民間的順口溜，真實地記錄著他們身份的尷尬：“戲臺唱戲文，地臺唱古文。”他們為生計所迫，走向街頭巷尾、田間地頭，將聽來的故事編成簡單通俗的順口溜，換取最基本的生活所需。他們大多不識字，所有的技藝來自于師徒之間的手口相授。他們卑微如塵埃，在社會的最底層艱難翻滾，半賣藝半乞討，永遠難登大雅之堂。

甚至，數百年來鮮有文字對他們進行過記載。

人們只能根據老輩人地講述艱難推斷，客家古文大約形成于明末清初。這是一種形式獨特又簡陋至極的說唱藝術，沒有舞臺、沒有樂隊、沒有演出服，一人便是一臺戲。雙目失明的藝人操持著輕便簡單的伴奏道具，將神話傳說和歷史故事編成朗朗上口的七字韻文，一個人且說且唱，活靈活現地分飾各色人物，抒發喜怒哀樂，評述善惡美丑。他們以豐富的面部表情以及變幻無窮的聲調唱腔，對觀眾產生強烈的吸引和共鳴。

客家古文在贛南客家聚居區興起和傳承的幾百年間，亦經歷了漫長的演變過程。

起初，盲藝人使用的伴奏樂器是簡單的竹板、梆筒、小鼓、漁鼓等，后來，他們選擇了音色和表現形式更為豐富的勾筒、二胡、三弦。他們靈活運用四肢和五官，根據說唱需要不斷拓展樂器的功能，不單能彈奏曲調，還可模擬世間萬物之聲，渲染環境氣氛，可謂將表演藝術發揮到了極致。

客家古文在贛南城鄉盛行時期，勾筒是盲藝人使用最為廣泛的樂器。

勾筒，一種古老的民間樂器，一個土味十足的名稱，真實地記錄和詮釋了民間藝術發展的履痕。最初，勾筒只是客家人的生活用具，取一節竹筒，再安裝上一根小竹，用來盛水、洗菜，使用時懸掛于肩膀上，空閑時則掛在家中墻上。后來，民間藝人就地取材，在勾筒上安裝弓弦，拉動使之發出樂音，用于百姓日常消遣娛樂。

一首民歌唱道：“勾筒一拉樂開懷，十里老表走攏來，你拉我控她來唱，勾勾唱出情和愛。”在娛樂方式貧乏的年代，幾乎每個村莊都有一兩位會拉勾筒的人。

記憶中，故鄉麥菜嶺的運根爺爺便是其中一位。農閑時節，他會取出勾筒，坐在眾廳里，微閉了眼睛，演奏起來。嚶嚶嗡嗡的蒼蠅在頭頂一圈圈地盤旋，大膽的老母雞在腳邊踱著悠閑的步子。他的勾筒聲悠長婉轉，不絕如縷，放下農具的村民們一下子圍攏過來，有喜歡唱戲的，和著旋律哼哼唧唧地唱起來。拉得什么或唱得什么我一概不懂，只是那場景，多年以后畫面仍清晰如昨。

當勾筒與唱古文的盲藝人融為一體，便注定了客家古文擁有肥沃的土壤。

當古老的娛樂方式被一浪一浪的新興事物淹沒，客家古文僅在于都保留了相對完整的傳承體系。

在于都縣文化館提供的資料里，我讀到了這樣一段話：

“據當地老藝人口傳，于都客家古文的起源，早在明末清初便已形成，至清代日臻完美。20世紀70年代，根據造詣較深的盲人段灶發的師傅王長庚子回憶，于都客家古文最早是由一位姓唐的曲洋人演唱，此人活到七十多歲，帶了好幾個徒弟，其中一個姓江的也是于都人。江姓人士原是楚劇演員，因為雙目失明便開始學唱古文，后來江又收了幾個徒弟，王長庚子是其中的一個。到段灶發時，段又帶了幾個徒弟，一個是寬田鄉馬頭村的劉安遠，一個是段屋鄉秀塅村的肖南京，再一個是梓山鎮山塘村的陳開財。隨著王長庚子和段灶發先后去世，只留下段灶發的徒弟健在。”

如果將其中的人物和師承關系理出一個脈絡，有確切身份記載的客家古文盲藝人共七個：唐師傅、江師傅、王長庚子、段灶發、劉安遠、肖南京、陳開財。其中前四人已逝，在世者僅后三人。若非文化部門的主動找尋和搜集記錄，也許他們終將和歷史上諸多盲藝人那樣，一生寂寂無名，消失于時間的巨大黑洞。

1966年出生的陳開財，是在世盲藝人中年紀最小的一個。這些年，他已經很少唱古文了。“沒人聽，給誰唱啊？唱古文掙不到錢啰——”陳開財攤開骨節粗大的雙手，道出一個殘酷而無奈的現實。

人們的生活里，先是有了收音機，后來是電視機，再后來又有了互聯網，男女老少，人人手捧智能手機。說白了，打敗客家古文的，是流水般一去不回的時間。喜歡聽古文的老人，像割稻一樣，一茬茬地倒了。刷著視頻、哼著流行歌曲的年輕人，誰還會安靜地坐下來，聽一個盲人冗長地說唱？

十二歲造出一張凳子

四月，春天之手撥弄著大地的琴弦，彈奏起萬物繁盛的樂章。野草和菜蔬皆在南方濕潤的空氣里肆意鋪陳開來，煥發著無邊的生機和綠意。

從一個斜斜的坡道走上去，一間外墻刷得雪白的小平房，是陳開財的家。低矮的圍墻，圈起一個陽光明媚的小院子。院墻外，一棵桃樹枝繁葉茂，樹冠已高過屋頂。撥開密密的葉子細看，枝椏間結滿了青澀的毛桃。

聽見響動，陳開財從家門口迎了上來。矮而瘦的身材，仿佛一根細麻稈，襯得那身青布外衣又大又空。就像眼前這間小平房，使周圍二三層的樓房都顯得高大堂皇。與其說作為盲人的陳開財更適合在平房生活，不如說有限的財力只允許他在平房里棲身。

“啊哈哈，你們來啦。”他打招呼的聲音似唱腔，給人一驚一乍之感。深陷的眼窩，因瘦而顯得巨大的喉結，使人從他愉快的語調中抽離，心生一份悲涼。普通人無法想象，一個盲人如何在無盡的黑暗中摸索，完成日復一日的家務和勞作。五十七載的艱難生存之路，如果將過往的兩萬多個日子一點點攤開，其間布滿了多少荊棘、多少泥濘？

環顧四周，陳開財的生活還是充滿了煙火氣。門楣上貼著福字，屋子的東側圍著菜地，菜地的上方曬著蒜種。南面的白墻上，寫著一串醒目的數字。近前看，是他的電話號碼。走進屋內，除了必需的家常用品，幾乎看不見任何多余的裝飾。一張小方桌在廳子正中擺著，幾把竹椅沿著墻根整齊排列著，倒也收拾得干凈整潔。

“喝茶。”

“不用不用。”

“眼睛多少能看得見嗎？”

“看不見。”

在唱古文般一問一答的交互中，我們開啟了傾訴與傾聽的時光。

“我的命，好苦啊。”陳開財用力地吐出那個在心里重復了無數遍的“苦”字，仿佛道出了生命的全部真諦。

怎么能不苦呢？打四歲那年起，他就成了盲人。是的，他曾經看見過光明，看見過花紅柳綠的繽紛世界，只是那樣的好時光只持續了短短的四年。時日久遠，他無法說清是怎樣的一種眼疾，突然將他拉進了無邊無際的黑。他只記得，眼睛生病了，又腫又痛，媽媽認為是長了癤，帶他去找人挖癤。這一挖，眼睛里的筋膜壞了，他已接近半盲。

姑媽在贛州，聽說侄兒的眼睛要瞎掉，催促著將他帶到贛州去治，說是有個醫生治疑難雜癥很拿手。去了，第一件事是買珍珠。那時節買東西大都是一兩分錢，珍珠貴，要一塊五毛錢一顆。他們舍得下血本，買了四顆。“醫生”使出了他的“偏方”，將珍珠加上銅錢、鋁和針化成“藥水”，用來敷在眼睛上。

“藥水”化好，涂進了四歲的陳開財眼睛里。就在大人們期待奇跡發生的那一刻，他的眼睛卻“咚”的一聲爆了，飽滿的眼眶迅速癟了下去，他的世界從此只剩下永遠的昏天黑地。我在他加重語氣的“咚”一聲中心驚肉跳，抬眼看，他的神情里沒有憤怒、沒有悲哀，有的只是承受過所有的平靜，一如暴雨過后云開霧散的水田。

無法確知他的記憶是否出現偏差，但四歲的陳開財徹底失去了眼睛。用他現在的話說，是遭了殃，逢上了兩個大劫。那時候他自然不知道，是貧窮和愚昧加重了他的苦難。

在教育遠未普及，醫學不夠發達的年代，迷信各種偏方奇術甚至妖魔神仙的人們比比皆是。幾乎每一個順利活到終老的人，都是闖過重重鬼門關的幸運兒。

他的苦，豈止是失去了一雙眼睛？“唉——”陳開財長長地嘆出一口氣，“四歲那年，大哥春天死了，冬天我就瞎了眼睛。四個兄弟接二連三死去，十一歲，爸爸又死了。十二歲，家里只剩下媽媽、妹妹和我，我就要開始承擔家務了。”

苦，像一道魔咒，牢牢地罩住了他。

“唉，我想，我今年十二歲，媽媽五十多了，越來越老，以后靠誰照顧？我的眼睛看不到，妹妹長大還要嫁人，我未來的路要怎么辦呢？”長期的說唱生涯，讓他習慣在每句話里添上語氣助詞。

村里有人會做凳子，陳開財就想著自學做木匠。他下決心，要憑自己的力量造出一張靠背的方凳子。沒有師傅手把手教，也沒有專業的木工工具，所有的程序和樣式，全靠手摸。哪里是方的，哪里是圓的，哪里要挖孔，一概用腦子記下來。沒有斧頭，就用柴刀削；沒有鑿子，就用柴刀背錘，把木頭錘扁了，再一點點磨平。

終于，他摸著人家的樣，做出了第一張方凳子。說到這里的時候，他將急促高昂的語調放緩放低，似乎長舒了口氣。

陳開財想做第二張凳子，再次爬上山梁砍樹木時，被本村一個看守山林的堂兄抓住了。接下來，是一大段繪聲繪色、自問自答式的講述。他一人分飾兩角，將過往的場景演繹得活靈活現：

“我想尋一條活路，做個凳子，你做長輩親人的照顧照顧我。”

“啊，你會做凳子？哈哈哈哈。你這個瞎子裝象騙人吧？”

“我們來比試比試，兩個人蒙住眼睛，看誰能做出凳子，這樣公平吧？”

看山林的堂兄不想比，跟著陳開財去看了他做好的凳子。這一看，驚呆了，情不自禁對著神龕里陳開財去世的爸爸說：“矮鼻子，矮鼻子，你家里有人了，以后不怕了。”

命運關掉了一扇窗，又為他打開了另一扇窗。

在那之前，村里所有人都認為陳開財是個廢物，什么都不會。

在那之后，看山林的堂兄默許了陳開財砍樹的行為，只是叮囑他晚上背回家，以免被人看見。

“師傅說我手腳不干凈”

長久地沉浸于一個人的講述中，陳開財或許感知到了我的疑惑。他站起身，熟門熟路地走進里屋。出來時，手中提著一個巨大的白色蛋形物件。

“這是我用木頭造的蛋，你看像不像？”那“蛋”實在是太大了，鴨蛋、鵝蛋、鴕鳥蛋都不足以與之相匹配。那“蛋”又實在是太形象了，如果縮小若干倍，放在雞蛋堆里，幾可亂真。他還細心地在其中一頭穿上一根線，好讓它可以懸掛起來。

他活在一個看不見顏色和形狀的世界里，作品的狀貌，無不來自他人的指點。別人說蛋是橢圓的，他打磨出一個橢圓形的“蛋”；別人說蛋是白色的，他買來白色的油漆刷上。

陳開財做過方桌，做過門，做過櫥柜，家中物什，摸到什么就學做什么。再后來，他又無師自通，完成了家里的水電安裝，鋪好了地板，補好了燒壞的樓面。

其實，他做得最多的，還是勾筒。“別看我眼睛看不見，什么都能造得好。我做了一百多把勾筒，很多人叫我做。有一次，蛇皮被一個小孩子割掉，人家說你要被罵死了，快叫你媽媽拿錢來賠。我說沒關系，都割爛了，打他有什么用，不如我重新做。”他摸了摸琴筒上蒙著的一塊色彩斑斕的蛇皮。那是一把勾筒中極其精微又重要的部位，必須繃得緊緊的，才能保證音準達標。

他拍了拍他的勾筒：“你看，一點不會松，下雨也能用。”一把老舊的勾筒橫陳在方桌上。這是我所見過最獨特的勾筒了，藍色的琴筒、綠色的琴桿和琴頭，一些舊漆已顯出斑駁的脫落痕跡。不用說，漆是他自己噴的。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釋道：“本來叫賣油漆的拿黑色，他拿錯了，就漆成了藍色。”

事實上，少年時的木工嘗試，只是陳開財證明自己頭腦聰敏的一種方式。他的心中埋藏著更大的主張：拜一個師傅，算命也好，看相也好，唱古文也行，找到一條屬于盲人的謀生之路。假使有出息，他還想成家立業，做一個上能養老、下能育兒，撐得起門面的男人。

只是，早已一貧如洗的家庭，根本無力支持他拜師學藝。

命運的轉機發生在十六歲那年冬天。舅舅從上海回鄉探親，陳開財知道，機會來了。早就聽說，舅舅在航空公司工作，家境不錯。他囁嚅著，開口向舅舅借錢，說自己想學門手藝，以后好自食其力。舅舅一聽，十分支持。其時，于都縣段屋鄉的段灶發唱古文十分了得，十里八鄉鼎鼎有名，一家人商量后，決定讓陳開財跟段灶發學唱古文。舅舅拿出一百元交了師傅錢，看到段灶發有錄音機，又花二十元買了一個錄音機。媽媽再找親戚朋友借了七八十元，熱熱鬧鬧地辦了酒席，包了紅包，事情就算敲定了。

行完拜師儀式的時候，冬天已經快要結束了，每個人都在期待即將啟幕的春天。陳開財也是歡欣鼓舞的，想到從此可以蹚出一條全新的道路，為自己和家人掙出一個未來，他幾乎連做夢都要笑出聲來。

提及段灶發，陳開財有著發自內心的驕傲：“我師傅坐過飛機，去過南昌和北京天安門唱古文。他十三歲就拿到了金牌，是真正含金子的，多少人夸他了不起。”

然而憶起那段學藝經歷，陳開財卻有一肚子的委屈：“師傅偏心，我出的師傅錢多，他只教了我四個唱本，別人卻教了十幾個唱本。還說我這也不好、那也不好。”正當我疑惑之際，他皺著眉頭實話實說了，“師傅說我手腳不干凈，一到他家就丟東西。其實是他家小孩干的壞事，每次錢少了都說是我干的。我遭殃啊，真是遭殃。”陳開財說著，端起了手邊的茶缸，咕咚一聲，像咽下滿腹的不甘。

我問他跟師傅學了多長時間，他又一次唱戲般拖了長音傾訴所受的苦和難：“哦呵，很短。本來定的三年，其實在一起時，蒔田十天，割禾一個月，實際只跟了師傅二十天。住在我家時，我們養他，包吃住，吃好的。去他家時，我要帶米，一天一斤。他去演出，只帶了我三四回，要我聽到他的口音來，什么表情又看不見，太困難哦。唉——”

比喻、夸張、設問、借代……陳開財深諳修辭之妙。他將事件的起因和經過和盤托出之時，每每現出驚詫的神情，仿佛有什么大事即將發生。思緒總是被他牽動著，為之悲、為之喜、為之惱、為之氣。

我想，這便是一個藝人的基本功了。四十年的客家古文說唱生涯，那些如磁石般足以吸引觀眾的表演方式，早已融進了他的生命和骨血里。

還沒等到正式出師，段灶發師傅中風了。往后的學習，全靠自己的悟性和勤奮。盡管如此，陳開財還是快速掌握了最基本的技藝。他用舅舅買的錄音機，錄下師傅上課的內容，回到家里，一段一段地反芻。一段時間以后，他已經不需要錄音機了，隨意聽人家講一個故事，就可以編成一段古文。

陳開財買來古文書，打開錄音機，請人把書里的故事講給他聽。他把故事情節記在腦子里，編成古文唱出來。就是用這種辦法，他記下了一肚子的唱本。除了師傅教過的《曹玉林》《賣花記》《賣水記》《樓花寶》，他又靠自己的努力掌握了六七十個唱本。那些《勸世文》《鯉魚歌》《跌苦歌》等短小的老段子，更是信手拈來。

“全贛南沒人記得我這么多本子，兩三個月都唱不完。”他呵呵笑著，聽任春風在他臉上蕩起一層又一層漣漪。

只有勾筒不離不棄

陳開財的第一把勾筒，是自己做的。

叔叔是篾匠師傅，會做勾筒，也會拉勾筒。堂外公也有一把勾筒，不那么專業，卻足以自娛自樂。媽媽向堂外公借來勾筒，給陳開財學拉。堂外公憐惜這個從小瞎了眼睛的外孫，手把手地教。陳開財從一個最簡單的音符開始，聆聽著、摸索著，小心翼翼地和一把勾筒交上朋友。

陳開財拿起了勾筒，定在雙膝之間。一聲一聲，還原著當初的情景：“我聽，他拉，抓著我的手一寸寸摸過去。怎樣握弦，怎樣拉動，怎樣繞線，怎樣將手指按在合適的位置上……”憑著聽力和觸覺，陳開財摸清并熟練掌握了雙手和勾筒的關系。

然后，他在堂外公和叔叔的指導下，開始制造勾筒。找到蛇皮，鋸好竹筒，備好杉木和蕁麻……有著做木匠的手工底子在，第一把勾筒，做出來了。唯一的缺點是，蛇皮蒙得不是那么緊，不能算完全達標。

有了自己的勾筒，他就可以行走江湖了。其實，聽古文的百姓才不在乎勾筒的音準呢，他們聽的是混雜著泥塵的那股子土味兒。客家古文的彈唱，本身并沒有樂譜，也沒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規范。不同的師傅有不同的曲牌，嫡傳的徒弟也可以有別于師傅。表演現場，藝人可以根據故事、人物、情節的變化，在不離主曲調的基礎上即興改變彈唱方式。他們的表演充滿隨機性，可以一曲多唱，也可以將同一個故事唱出新感覺、新花樣。正如世上沒有完全一樣的兩片樹葉，盲藝人也永遠沒有一個模子里刻出來的演出。每次聆聽，都讓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關于音準，是陳開財對自己的要求。在親手制作了好幾把勾筒，一次次背著它們行走江湖后，他終于琢磨出了門道，將蛇皮的四個角用鐵絲擰緊，做出了標準的勾筒。

“嘿嘿，我學到了。”他得意地笑出聲來。說著，握緊了手中的勾筒，信手拉出一段旋律。這應該是一曲喜調，只見他的左手手指在弦上飛快地滑動著、跳躍著，右手拉動琴弦時張時弛，時而模擬出鳥聲、風聲、敲門聲、切菜聲。歡快的曲子從勾筒中流淌出來，閉上眼睛，仿佛能看見天空一派澄藍，大地百花齊放，飛鳥在天地間自如穿梭、歡唱……

這一生，陳開財的勾筒拉得最多的，卻是悲調。

他背著勾筒走村串戶、四處流浪的那些年，每每柳暗花明，摸到希望的觸須時，又一次遭受命運的重擊。

“我好命苦啊。老婆娶回來兩年，就掉塘里淹死了。當時女兒剛剛一周歲，兒子出生才一百二十二天。”陳開財的話題，終究繞不過這一個“苦”字。

在唱古文最紅火那些年，陳開財攢下了一些錢。經媒婆介紹，終于實現了成家立業的愿望。那時他已年近三十，在農村算是老光棍了。不敢挑，只有被別人挑的份。他感激著上天的眷顧，覺得有妻子兒女的生活比什么都有奔頭。

他清楚記得，1999年，農歷三月十四日，那一天天氣很涼，下著雨。他走出家門，拄著他的探路棍，挎著他的布袋子，走向了外面的世界。他要去唱古文、算命，去掙錢，孩子的出生，美好的前景，催促著他去掙更多的錢，去給妻兒掙來更安穩的生活。

他沒有走得很遠，等他聞訊趕回家時，妻子已經與他陰陽兩隔。他摸到了妻子冰涼的手、臉龐以及再也不能吐露溫言軟語的雙唇，不由悲從中來，放聲號啕。妻子下葬那天，他手撫勾筒，邊哭邊訴，將自己的苦和對妻子的懷念編成古文唱出來，聲聲悲泣，聞者無不傷心落淚。他從上午唱到下午，唱到聲嘶力竭，泣不成聲，仿佛天都塌了下來。

陳開財從此鰥居，再沒有尋到一個共度此生的伴侶。他的殘疾，他幼小的兒女，讓所有的女人避之唯恐不及。他認命了，只想一心守護好這個殘破的家，將兒女撫養長大，盼著他們早日成人，改寫家庭的命運。

屋漏偏逢連夜雨，幾年后，老媽媽瘋了，無法繼續幫忙照看孩子。陳開財只能將一兒一女送到外公外婆家，隔三岔五把掙來的錢送過去。媽媽瘋了三年，陳開財在擔憂中度過了三年。他一邊四處唱古文掙錢，一邊照顧媽媽。“這樣的日子實在難熬。”他的聲音低沉下來，眼角隱隱現出淚光。最終一場大雪來臨，八十一歲的瘋媽媽摔到水溝里，凍死了。

在艱難的歲月里，陪伴和慰藉陳開財的是那把勾筒。無論春夏秋冬、白天黑夜，無論屋角廳堂、樹蔭涼亭，它就像一個不離不棄的親人，在他沉默時安靜地待在身側，在他演唱時配合他訴說悲歡離合。它好像是他的另一張嘴，替他在人間嗚咽、歌哭、嬉笑、怒罵……

他拉著勾筒唱《跌苦歌》：“三月跌苦是清明，家家戶戶殺頭牲。有錢人家殺只豬，跌苦表哥只砍半斤。”唱著唱著，覺得自己就是那個跌苦表哥，連累去世的親人也跟著受窮，他戴著墨鏡的眼睛時不時有淚水悄悄滑落。

當然，為生計，他不能一味地沉淪于個人的悲傷。有時候，他需要拉著歡快的曲調，給請他上門的主家唱喜慶的《鯉魚歌》：“唱歌要唱鯉魚頭，賀喜東家好事重重疊疊進門斗。十八仙姑謀花朵，讀書郎子望出頭。”

大量的客家方言，夾雜著鄉間俚語，在勾筒聲聲行云流水般的旋律中跳躍，將人們的思緒帶入那條故事的長河，久久不愿浮上岸來。

一類衰落，一類興起

陳開財自稱故事黨，最愛聽故事、講故事。這些年，他的故事主人公不再局限于皇帝、丞相、狀元和進士，講述的內容也不再局限于家長里短、愛恨情仇，而是一程一程地追趕著時代。他編唱了許多新段子，從毛澤東思想、共產黨新社會，到綠水青山、金山銀山，再到鄉村振興、小康社會。每一段變遷，都留下了他與勾筒親密合作的裊裊余音。

信息的來源，起初是一個錄音機，后來是一臺電視機，他像一只生物波定位準確的蝙蝠，清晰地辨識著自己的方向。他敏銳地捕捉著反復出現的新鮮詞匯，并牢牢記下，將它們編進自己的作品里。

2015年，陳開財被列入市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名錄，2017年又成為省級非遺傳承人。其實在這之前，他已經在文化館的安排下，開始出現在一些正式場合。他捧著勾筒，從地臺走向了舞臺。這些，是師傅、師爺、師祖們做夢都不敢想的事。無論如何，他改變了歷代盲藝人難登大雅之堂的現實。他說唱的內容，也從單純取悅觀眾，加入了更多宣傳元素。單靠唱古文行走江湖，已經不足以謀生糊口了。他無比清楚自己的現狀，迅速地找到了新的角色定位。

他一句句念出那些年編過的唱詞，嘿嘿笑著，神情里有著居鄉野而知天下的自得。他講到與記者擺時事、議政策，一聽就懂，一說就讓記者服氣；他講到自己編過一個現代故事《三斤狗》，被人拍下視頻發到網絡上，喜歡的人非常多。“很多明眼人都不知道的，我記得牢牢的。”一個自卑了一生的人終于找到了自信。

一個從未進過學堂，被方言俚語喂養長大的人，當他說出像樣的普通話，當他一遍遍地證明著自己時，我似乎明白了他的艱難掙扎與良苦用心。

長年的流浪生涯，陳開財與兒女親密相處的時光并不多。我能想象他們是怎樣地野蠻生長，寄養，嘲笑，歧視，父親只是一個干瘦的遠去的背影。他不能保護他們，不能給他們寬厚的胸膛和無處不在的愛。

兩個孩子在希望工程和教育補助的扶持下，勉強上到了初中，又先后在初二輟學。是他們自己不愿意去的，打都打不進校門。對孩子的希望有多大，陳開財的失望就有多深。女兒外出打工，從此很少回家。他不知道她在外面掙了多少錢，對將來有什么打算。只是覺得這個女兒已經不屬于他了：“她就是給我一百、一千也好啊，叫我一聲爸爸，也不枉我養了她一場。”可是女兒除了要戶口本和身份證，幾乎不與他聯系。

2020年，陳開財因肝硬化、胃出血住進了醫院。兒子將帶血的照片發給女兒，女兒依然無動于衷。陳開財的心碎了。

“兒子也不大爭氣，跟了一群小流氓混，住在于都縣城，只知道回來問我要錢。”他感慨著自己受了多么大的罪，最終依然孤苦一人。在幫扶干部的安排下，兒子進了工業園的電子廠，上班兩個月后，交給他一千三百元錢。這是兒子第一次獻上的孝心，他捧著它們，像捧著心肝寶貝。他不忍心花掉，每次兒子回來，朝他伸手要錢，他還是習慣性地給出去。

自從生病后，陳開財外出唱古文的機會越來越少了。他難過的是，身為非遺傳承人，沒有帶過一個真正的徒弟。生活中，盲人本已極少，而他們寧肯去學按摩，也不愿意學唱古文。有幾個明眼人跟他學過，開始覺得好玩，但沒過多久就跑了。其實，從改革開放起，民間就沒什么人愛聽古文了。錄像興起，電視走進千家萬戶，人們的文化生活早已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比如他的兒子，不僅不愛聽他唱古文，甚至他一唱就嫌煩。客家古文，正面臨著獨木難成林、后繼無人的凄涼現狀。

更多農村人涌向城市，他們在那里上學、打工，一年中只有短暫的春節待在村里。唱古文和算命等許多古老的行當，無不江河日下、瀕臨絕境。陳開財親歷過客家古文的紅紅火火，又無奈地接受了它的日薄西山。“一類衰落，一類興起。”他平靜地說出萬事萬物的規律。

告別前，他振作了精神，要為我演唱一曲曾被百姓熱捧的古文《叫化佬子要爸爸》。他喝下一大口茶水，然后抱著勾筒撫弦、試音。婉轉的勾筒聲響起，“十八搭”的開場白過后，故事開始了：“我家的爸爸是主人，名字叫做冇結果，冇結果啊冇結果，仔就生到有三個，三個賴子（客家話，指稱男孩）啊冇良心……”

勾筒聲越來越凄婉，故事也越來越讓人不忍卒聽。故事講到爸爸送銅錢給別人考狀元，被兒子兒媳趕出家門，千方百計去尋死時，他的口中時而是爸爸的哭聲，時而是媳婦的罵聲，時而是兒子的吼聲。他模仿媳婦的叫罵，聲音尖細而刻薄。當爸爸走到野外哭訴時，他的神情悲悲切切，唱腔如泣如訴。在角色的轉換中，他始終游刃有余，如若閉上眼睛，很難相信那只是一個人在激烈對話。

終于，故事里出現了一個叫化佬，要把爸爸帶回家，給他養老送終。而叫化佬的妻子是那么善解人意：“撿到個爸爸也好，請進來，請進來。”陳開財時而說、時而唱，將一個離奇曲折的故事唱出了溫情，唱出了人間的善與愛，那一刻，他一定想到了自己的兒子和遠走他鄉的女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