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皇皇24卷本的《陳平原文集》擺在桌面，墨綠色的封面素雅沉穩，一千多萬字匯聚了陳平原四十余年的學思歷程，既是他個人的學術總結，更是一份特殊的時代記錄。

《陳平原文集》（全24卷）

2024年3月，《陳平原文集》出版暨現代中國人文學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大學舉行。此后的6月11日，陳平原又攜新書《王瑤畫傳》（陳平原、袁一丹編著）和《風雨讀師》出現在王瑤先生誕辰110周年學術紀念系列活動上。作為王瑤先生的及門弟子，陳平原曾以“勞作勤奮，成績有限”自謙一代人的普遍狀態，但實際上在很多學界同仁眼中，陳平原由現代文學研究起步，關注作家作品中的人文意識；在20世紀90年代轉向學術史研究，從學人精神到學科體制再到述學文體；此后傾向文化史、教育史的研究，不斷在多元視野中拓展疆域，已經達到了相當的學術高度。

堅持兩手寫作，兼及論文與隨筆，是陳平原治學的一大特點。早年強調“學者的人間情懷”，中間談論“壓在紙背的心情”，近年則發揮“兩耳聞窗外事，一心讀圣賢書”；而在他幾十種著作中，有一本特殊的作品：《千古文人俠客夢》?？瓷先ニ坪踔皇鞘崂碛蝹b文學的歷史流變，但是細細探究，也許能發現瘦削儒雅的陳平原藏在心底的“俠客夢”，北京大學三尺講臺之外的書生陳平原，或喜歡仗劍天涯,飲酒江湖。

這一點，哈佛大學東亞系教授王德威看得很清楚。3月的《陳平原文集》出版暨現代中國人文學學術研討會上，王德威在視頻發言中稱，陳平原超出了學者與教授的身份限制，在自身的學術活動、社會活動中展現了“俠氣”的一面，這一點無人能及。

陳平原（陳逸航攝）

“從游”，傳授獨得之秘，需要心心相印

中華讀書報：《陳平原文集》的出版，對您來說意味著什么？

陳平原：商務印書館刊行我的24卷文集，這對我來說當然是極大的鼓勵。在文集總序中，我稱自己“從那么低的地方起步，緊趕慢趕，能有如此微薄成績，已經很不容易了”；“時運不濟，加上資質愚鈍，一路走來，跌跌撞撞。之所以還能做出一點成績，得益于改革開放的大環境，還有就是諸多師友的積極扶持，以及無數學生、讀者和編輯的掌聲鼓勵”。

中華讀書報：你們這一代學人的讀書，大致有怎樣的特點？

陳平原：多年前，我在《懷想三十年前的“讀書”》中提到，我們這一代人的求學，可謂“先天不足，后天失調”。唯一可以告慰的是，九曲十八彎，我們終于走過來了。作為恢復高考后招收的第一屆大學生，“七七級”有它的光榮，也有它的苦惱。這個話題我此前多次談過，今天就不贅了。

中華讀書報：那么讀了博士之后呢？王瑤等先生對您的閱讀有什么要求？

陳平原：這有點特殊。去年人民文學出版社舉辦《花開葉落中文系》（增訂版）新書發布會，我談到自己讀博士的故事。那時中國的博士學位制度剛剛建立，我和溫儒敏是北大中文系最早的兩位博士生。那時除了外語和政治，并沒有嚴格的修課規定，我的任務是每周一次或兩次到王先生家聊天，王先生抽煙我喝茶，煙霧繚繞中，三年過去了，我就被“熏陶”出來了。這個故事流傳很廣，但必須加一個說明：那是過渡時代的產物，有得也有失。我是1984年秋天走進燕園的，那時全校也就四五十個博士生；此后四十年，我們的博士招生數量急遽增長，單是北大中文系，現在每年都招五十多個博士生。教育部為了保證研究生的培養質量，要求各大學加強管理，于是有了很多課程方面的嚴格規定。好處是老師們都按規定講課，學生們都按規定修課，一切按部就班。比起我們那時的自學為主，現在學生們的知識面有所拓展，總體水平也有提升。但因讀博期間要修很多學分，修完后，通過博士資格考試，再進入博士論文的構思與寫作，很難像我們當年那樣自由自在讀書、天馬行空馳想。若大學生或研究生的學習時間大都被功課填滿了，那可不是好事情。

我想起1940年代梅貽琦、潘光旦合撰的《大學一解》，初刊1941年4月的《清華學報》第十三卷第一期，那篇文章特別強調大學中“閑暇”的作用：“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審其一人之生應有之地位，非有閑暇不為也?！卑耸嗄赀^去了，這個問題現在顯得更為突出。我們的規章制度日臻完善，從本科到碩士到博士，為了保證教學質量，不斷加課，要求學生修很多學分。而且，為了防止老師放水，成績必須正態分布。也就是說，評分時，優秀、良好、及格、不及格有一定的比例要求，不能超過這個指標，否則系統不接受。北大管理比較寬松，或者說人性化，允許老師們寫說明材料，陳述理由，解釋為何這一回的考試必須突破優秀的比例。結果你就會發現，老師評分時很是躊躇，因現在的學生特別在意分數，每一門功課都要爭，分分必較。因大學前三年的成績匯總，由績點來決定誰能免試入讀研究生。學生們很聰明，馬上就曉得如何修最輕松的課、選最和善的老師、拿最優秀的成績。樹洞里有好多交流，哪門功課不用花時間、哪個老師給分最友好，如此精心計算，然后再選課，這樣一來，學習風氣隨之發生了巨大變化。

任何時代都存在競爭，不可能一碗水端平。問題在于選拔人才的機制，是否有利于特異之才的脫穎而出。過多的功課、過細的規則、過度相信分數，主觀意愿是防止作弊，客觀效果則是縮小自由選擇的空間。小學、中學這么做情有可原，大學還這么管控，我以為不合適。

中華讀書報：您曾在文章中用“從游”形容和王瑤先生的相處，概括得太生動了。

陳平原：傳統中國書院的教學方式本來就是這樣，大魚游，小魚也游，游著游著小魚就變大魚了。學生們跟你朝夕相處，一起讀書、思考、生活，會察言觀色，了解你如何做學問，也看你的精神狀態及日常生活態度。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會自己體會與模仿。說得出來的，是有形的經驗；而精微之處，很多無法用語言表達或描述。傳授獨得之秘，是需要心心相印的。而那個東西，在“從游”過程中比較容易落實。但這里有個前提，必須是小魚欣賞并信任大魚，愿意跟著游，而不是看不起大魚，或自己過早躺平。我有種直覺，科技迅猛發展以及三年疫情中的線上教學，已經很大程度改變了我們的大學課堂以及師生關系。這是今天必須直面的難題。

“中文系有一種溢出效應，也就是說超越專業限制的影響力。”

中華讀書報：說到《花開葉落中文系》，雖然集中寫中文系，而且寫了很多您直接交往過的人物，看似私人寫作，實際上帶有很強的公共性。

陳平原：我把對于大學精神、校園文化、文學使命等教育議題，隱藏在師友風采的字里行間。在今天日益受到行政化干擾、學風浮躁、急功近利的中國大學文科，此舉有著極強的現實針對性?！痘ㄩ_葉落中文系》以一種與先賢對話、與友朋同行的方式，打開這一雖已失落但仍值得發揚的人文精神。我研究大學的方法，便是從歷史記憶、文化闡釋、精神構建以及社會實踐等層面，思考“大學”作為人類社會極為重要的組織形式，是什么、有什么、還能做些什么（《大學何為·自序》）。這種面對現實問題“退半步”、從人文史和精神史角度介入的姿態，與我一貫倡導的“學者的人間情懷”不謀而合，其背后的心境，也是我對自家學術使命的自覺，和對學風傳承的擔當。

中華讀書報：關于大學，您寫過《老北大的故事》《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大學》《大學何為》等五本書；中文系相關的書也有幾種，比如《當年游俠人》從晚清一直講到當代學者，《懷想中大》回憶您在中山大學讀本科和碩士的師友；《文學如何教育》談中文系機制建立的問題。您的關注超出了一般的教育范疇。

陳平原：大家都知道“不讀《詩》，無以言”，但現代社會的特點是專業分工越來越細，絕大部分人讀完中學就不再關心文學了，只有一小部分人繼續堅持閱讀、研究、傳播文學，以及和文學相關的語言及文獻知識。這個體制是現代大學的一個重要特征。所以，中文系如何建立，以及建立以后命運的跌宕起伏，是我特別關注的。我眼中的“中文系”，意涵相當復雜，既是一種教育機制、一種學科設置，也是一種組織文化、一種學術精神，還是一種象征資本、一種社會關系，或籠統地說，是一切與中國語言文學教育相關的人和事。所以我會在《文學如何教育》里面談中文系百余年的歷史，也會特別關注前輩的足跡，將制度、人物、故事、文章、精神混合在一起，相互發明，探討我關心的若干話題。

中華讀書報：您曾擔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您對大學教育制度的研究也很深入。能否談談您認為今天大學所面臨的難題？

陳平原：我的《花開葉落中文系》是在百年中國學術的視野中，討論一個具體的科系——中文系。書里涉及的學人，都是我所親近的、我所觀察的、我所敬仰的那些中文系的前輩或師友，以北京大學為主，兼及中外學界。這本書的特點，很大程度上是它關注現代教育體制，也就是中文系；還有生活在這個教育體制下的人，也就是中文系教授，寫他們的生存狀態以及精神風貌。不是寫傳記，而是談問題，所以只著墨那些我特別有感觸的、對于了解文人學者精神狀態有幫助的某一側面。入口很小，但牽涉面廣，希望不僅讀中文系的人感興趣。

曾經那么輝煌的中文系，今天面對新的技術挑戰，面對強調實用的教育大潮，面對公眾對于就業與高薪的追求，中文系的路到底該如何走，很是讓人憂慮。我在不同場合談中文系的使命、困境和出路，也是見微知著，希望借此思考人文學在當代中國的存在價值與發展前景。我曾說過，中文系作為北大諸多院系中的一個，在很多人心目中，或許不是最頂尖的，可中文系對社會及公眾影響力之大，是別的很多院系所難以企及的。很大程度上，這是一種溢出效應，也就是說超越專業限制的影響力。有的院系學術上很厲害，可他們的影響力局限在本專業之內。中文系不同，老師和學生們的活動范圍，他們的發言姿態，以及他們影響社會的能量，是超越原先的專業設計的。在我看來，這是對于當代中國社會、思想、文化“舉足輕重”的一個院系。

所有學校都想給學生最佳路徑，其實不見得是“最佳”

中華讀書報：6月初紀念王瑤先生誕辰110周年的學術座談會上，錢理群先生再次提及自己讀書時有一份長長的書單——這是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傳統嗎？您會開書單嗎？

陳平原：老錢他們屬于“文革”后第一代研究生。他們學習中國現代文學，有長長的閱讀書目，以作家作品為主。只是隨著時代思潮以及教育制度的變化，閱讀書目不能不改。記得是上世紀90年代，我們增加了文藝理論、古代文學、學術史、思想史方面的一些著作，作家作品則大量削減，允許學生根據需要的自己選讀?，F在可能是第四版的閱讀書目了。雖有書目，但彈性很大，屬于“建議”而非“條例”，老師不查，學生也不怕。博士生倒是有個為資格考準備的必讀書目，那個數量不大，也就四十種左右吧，那是必須認真讀的。我個人不另外給學生開必讀書目，只是具體到某個學生，因資質、興趣或論文選題，會略為提醒補讀哪些書，僅此而已。

中華讀書報：您談到自己當年的閱讀，我很關心這些書的來處，是怎么進入到您視野的？

陳平原：我生活在特殊年代，那時的學校并沒有指定必讀書目。某種意義上，影響我的閱讀趣味的，主要不是老師擬的書目，或者課程讀物，而更多是時代思潮的牽引。比如改革開放初期，我上中山大學，認真修課，成績也不錯，但思想解放運動對我的沖擊，要遠大于具體的課堂教學。這一點，人文學與自然科學很不一樣，后者學術訓練更為嚴格，跟當下的思想潮流不一定發生關聯。我想今天也是這樣，念人文或社科的，完全閉門讀書，不是理想狀態。生活在某個特定時代，公民關心的話題與學校開列的必讀書，是兩個不同的系統。可以這么說，時代思潮與課堂教學這兩個不同系統交叉重疊的地方，最容易受到格外關注，其閱讀經驗與趣味也最值得重視。

中華讀書報：思潮中也會有很多哲學書籍不乏艱澀深奧吧？讀不進去怎么辦？

陳平原：對于具體的讀者來說，碰到障礙以至讀不進去的，不一定是哲學書籍。對你“艱澀深奧”的，對他說不定是一馬平川。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閱讀陷阱，就看你怎么超越。讀書一輩子，大部分時間是量的積累，某個特定時刻則是質的提升。這一點自己能體會得到，突然間有豁然開朗的感覺，從此上了一個臺階。只是在哪個年齡段，因何緣故，每個人的狀態不一樣。不必過分糾結是否讀得懂，只要你愿意讀、喜歡讀、長期讀，就能自己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沒有橋，就找船；沒有船，就游泳?？倳修k法的。閱讀既是增長知識，更是幫你克服人生經驗的匱乏，以及超越各種各樣的障礙。那是一個不斷自我修補的過程，真的是遇水架橋，逢山開路，且每個人的橋和路不太一樣，需要自己調適。

搞教育的人往往有一種迷信，覺得我們可以通過總結經驗，給學生提供學習的最佳路徑。就好像你出門開車或打車，電子導航馬上給你提供最佳路徑。其實你給學生提供的“最佳路徑”，不見得就是“最佳”，因為人和人不一樣。每個人的身體、才華、氣質、趣味相差甚遠，學會自己找路，找到自己心儀的作家、喜歡的書籍以及恰當的學習方法，這比什么都重要。傳統教育強調“因材施教”，就是這個道理。只是為了提高效率，我們大都采用大班教學；即便小班教學，也無法為每個受教育者設計專門的培養方案。

中華讀書報：多媒體時代，很多孩子被手機綁架，即便閱讀也是碎片化的。那么怎么讓孩子們不被“必讀書”制約，自覺而且有效地選擇閱讀？

陳平原：能否在“亂翻書”與“必讀書”之間找到某種平衡？比如說，設計更多的“選擇題”，而不是過分強調“必答題”。舉個例子，與其開20本必讀書目，不如開100本選擇書目，允許學生選擇和自己氣質/興趣相近的圖書，然后重組、建構、闡釋，那樣可能更合適些。至于說會不會因此而“偏科”，那就看你開書目的本事。另外，除了九年制義務教育，我對“全面發展”的教育理念始終心存疑慮：不說能不能做到，做到了又怎么樣？門門功課都滿分，我不覺得就是理想的人才。

“大學者手下不出大學者”

中華讀書報：閱讀一直伴隨個人成長，讀書問學幾十年，您是否也有讀書方法可以總結？

陳平原：年輕時喜歡總結讀書經驗，也樂于與人分享，現在不太敢了。再說，閱讀的樂趣與治學的甘苦，二者有關系，但不完全等同。做學問的“閱讀”，有時很無聊，也很痛苦的。因為，只讀自己喜歡的東西，那樣的論述不完整，也不可靠。而當你劃定范圍，力圖“竭澤而漁”時，必定面臨很多無趣的東西。比如當年我為了撰寫《千古文人俠客夢》，必須讀很多武俠小說，有的很好玩，有的則實在無聊。為了實現視野開闊、判斷準確的目標，必須閱讀各種有代表性的能找到的相關圖書，不管你喜歡不喜歡。這個閱讀過程很傷人，以至此后很長時間我不愿意再看此類圖書?？梢赃@么說吧，為了做學問而閱讀，有時是很痛苦的。真正美好的閱讀，最好是非功利，不是為了寫論文，純粹是求知或休閑，優哉游哉，隨時可以拿起，也隨時可以放下，即所謂“行于所當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我希望以后有更多這樣美好的閱讀經驗。

中華讀書報：還是有很多人要從事學術研究，可能有大量的不是興趣所在的閱讀，這樣的閱讀有無方法可循？

陳平原：你問治學中的閱讀方法，那可是千差萬別，成熟的學者，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獨得之秘。不是不想公開，而是再好的方子，也無法“放之四海而皆準”。從大的方面說，人文與社科的閱讀方法就不一樣；即使同樣做文學研究，也受制于個人的經歷、氣質與修養。幾乎所有成功的學者，都是靠自己摸索，最后找到適合自己的建構立場、學習理論、閱讀文本以及處理史料的方法。會有一些基本功夫，可以手把手教，但那個比較簡單；關鍵在入門以后往哪個方向走，能走多遠，這確實跟個人的精神氣質有關。好的指導教師，拒絕使用統一配方，猶如中醫，首先“望聞問切”，了解這個學生是什么類型/風格，大致適合往哪個方向發展，然后指點其補哪方面的課，讀哪一類書，這才叫“因材施教”。

中華讀書報：您很強調氣質，做學問也好、閱讀也好，還是應該找到氣質相近的路徑？

陳平原：我說的不是寫論文、拿學位，而是比這高得多的“作為志業”的治學，那確實不能強求。技術可以培訓，學養可以積累，精神與氣質卻不見得。說得神秘些，這將決定你能走多遠。我說的“氣質”更多屬于中性，不是好或不好的問題。我理解的學者的氣質，植根于你的家庭背景、身體狀態、求學經歷，還有智商與情商，若與你的學術研究配合度很高，那你工作時很愉快，即便千辛萬苦，也都樂此不疲。否則，蠻擰，很容易摔倒，爬不起來。學術這條路走不通，不等于就沒有前途，換一個跑道，說不定如魚得水。人們常說“審時度勢”，其實更應該審視的是自己的精神與氣質，到底適合走哪條路。

中華讀書報：您從事教育幾十年，對育才之路應該是很有掌握了。是不是多數學生一望而知大概發展方向？

陳平原：那也未免說得太簡單了。學生的才華與氣質迥異，當老師的，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幫他/她們調適調適，以便“人盡其才，物盡其用”?；仡^來看，在北大教書近四十年，培養出不少好學生，這是我比較得意的。相對而言，我比較尊重學生的趣味與習性，不會硬扭，故學生日后分途發展，不一定跟老師走同樣的路。關鍵是，更多關注、體貼學生的才華、天性和氣質，盡可能順勢而為，不怎么考慮自己的立場與尊嚴，更不會把學生當打工仔。

我不喜歡一進校就分派題目給學生做，然后讓其圍著導師轉，那樣固然容易出成果，拿學位也很方便，但畢業后沒有尋路的能力和探險的勇氣，很難突破導師的天花板。我多次引用清代大學者戴震的一句話：“大學者手下不出大學者，大國手門下不出大國手?！闭嬲撠熑蔚膶?，要給學生充分的空間和選擇的自由，允許他們試錯、冒險乃至失敗。那樣的話，若闖關成功，日后必有成就；起碼具備獨立研究的能力，且會有自家面貌，不跟人家重復。當然，這樣導師和學生都很辛苦，磕磕碰碰，時不時還會掉鏈子。通過不斷的對話，逐漸發現學生的天性、趣味和能力，激發其學習熱情與創造力，但這個過程比較漫長，也有失敗的時候。有的是我判斷錯誤，有的屬于指導不得法，有的則是學生扛不住。若你希望每個人都能輕松過關，平安到達彼岸，那就只能降低標準了?？赡遣皇俏覀兿胍臓顟B。

中華讀書報：為什么您會格外體貼學生？

陳平原：從中大到北大，我的導師對我都很好，一路走來，沒有受過太大的委屈，這得益于師長們的庇護。在《懷想中大》和《花開葉落中文系》里，我多次提及這一點。求學期間，一般來說比較弱小，但很敏感，也容易受傷害，這個時候，導師的指引與庇護很重要。只是時代不同，我無法提供當年導師給我提供的條件——尤其在就業方面。將心比心，我當初這么走過來，希望我的學生也能得到類似的善待。

中華讀書報：遇到您這樣的導師，也是學生的幸運。2022年，北大成立現代中國人文研究所，您擔任所長。為什么成立人文研究所？您希望達到怎樣的目標？

陳平原：過去一年多，我們在商務印書館推出“人文史叢書”三種，包括陳平原《有聲的中國——演說的魅力及其可能性》、夏曉虹《秋瑾與二十世紀中國》、王風《琴史與琴器》，獲得了廣泛的社會反響，榮登各大榜單。以《有聲的中國》的出版為契機，本所又邀請了中國現代文學、古代文學、文藝理論、文化研究、近代史等專業的中青年學者，從跨學科、跨媒介、長時段的視野，共同探索聲音研究的多重可能性。在國內外合作與學術交流方面，研究所將繼續組織“跨學科視野中的現代中國”與“跨媒介視野中的現代中國”兩個系列工作坊，邀請國內外知名學者來所講學或合作研究。至于教學方面的亮點，主要體現在為全校學生開設“北京研究”“大學研究”“古琴藝術與人文”等跨學科性質的專題課，且教學效果甚好。

當初在北大現代中國人文研究所成立大會上，我的發言題為《“現代中國”的視野以及“人文史”構想》，提及前有北大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二十年的業績打底，后有學校兼及古今爭創一流宏愿的指引，加上國家提倡“新文科”的政策支持，如此天時地利人和，方才促成“現代中國人文研究所”的誕生。至于工作目標及宗旨：那就是盡最大努力，希望能達成某種跨學科的視野、跨媒介的方法、跨文體的寫作，來呈現有人有文、有動有靜、有聲有色的現代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