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平樂縣志》，顏歌 著，上海三聯書店2023年10月出版。中國作協“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入選作品。

主持人·諶幸 時間上的短與長

傅丹心和陳地菊的喜與悲都在2010年發生，就這一段“事”的發生來說，這并不是一個長故事。然而這段“情”的因果，又確實是一個長故事。人物們暫時的喜悅、慶幸，緊隨其后的悲劇、悔恨，都伏線千里。顏歌并不忌諱在小說中安排密集的戲劇沖突，話本聲音的加入讓“狗血”如此自然發生，說書人預告轉接來到，甚至不需要刻意掩藏。于是，幾乎每一次不幸都可以追溯到曾經的某次凌云快意。

在小說結尾，各種聲音穿過陳地菊的耳朵，豐富而嘈雜。她來到了平樂鎮新與舊的交界處：“平樂鎮東街就在她的面前了，或者應該說，是老平樂鎮的老東街”，而“新的平樂鎮已經在她身后起來了”。顏歌讓陳地菊如此站立，這不僅僅關乎一位女性的決斷和出走，更包含她對整個平樂縣的想象。

小說短暫時間中的激烈是平樂縣作為一個現代性城鎮化樣本的整體激蕩。短短一年亦是三十年甚至更長歷史的縮影。如果將顏歌的出道視為世紀初青春文學一脈，那么《平樂縣志》以世情小兒女可悲可嘆的人生故事打開了中國“縣城系”書寫。不同于《傾城之戀》中的城池陷落帶來成全，或是《新世紀福音戰士》“世界系”少年間的救贖，《平樂縣志》里個人愛欲的殘破被簇擁在時代狂飆之下，那些失去愛和生命的個體，似乎都在尋求借助另一條路去擁抱世界，再獲得補償。

張暉敏：有關自我的贖與縛

以“縣志”為名，“縣”卻讓位于小鎮里老中青數代個體生命的悲欣往事。環繞諸多人物的“負空間”填充起書中《頂上生花——永豐縣美發行業十年考察》《永豐美食地圖》《永豐縣志1986-2005》等虛設文本留下的孔隙。傅家和陳家將視點徑直拽進小鎮雞毛蒜皮的最細微處。

從大齡未婚的小鎮女孩陳地菊講起，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在麻將桌上一字排開。中年婦女們的情報系統通天達地，通過各自形形色色的家庭牽出一串又一串相互勾連的社交網絡。“催婚”給故事帶來溫和瑣碎的底色，然而顏歌并未聚焦其背后具有普遍性的代際話題，卻將其作為窺入平樂鎮縝密羅網的進路。山陲小鎮的邊緣性和封閉性恰如溫床，將婚姻對兩個家庭的整合作用無限泛化。社會屬性強勢取代了親密關系原本的私密特質，一次相親或戀愛可以迅速發酵成上溯三代的普查行動，在“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式的古意背后挖掘出“人情社會”的幽深泥沼。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有關婚戀的焦慮及焦慮下的行動，似乎更應當被定義為特定地域中的生存焦慮。

在“平樂鎮系列”的前幾部作品中，我們更可追溯到這種不容拒絕的倫理框架發揮作用的底層邏輯。從《五月女王》到《平樂鎮傷心故事集》，孩童在顏歌筆下是占比極大的群體。觸及其童年時，顏歌致力于描寫生命本初階段的恐懼和困頓，而這些情緒往往根源于小鎮長久而來的文化生態對童年的盤剝。對于這座以郫縣為底本的川西小鎮而言，擴大的階層差距投下陰影，而三步一熟人的社會特征在鄰里街坊間形成風云涌動的輿論場，加劇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針鋒相對。父輩一代未消化的創傷記憶在家庭中留下排泄物，消解著僅存的安全感。到了《平樂縣志》——這個自《奧數班1995》延伸而來的故事略過了角色們成長的細節，卻仍在不經意間釋放創痛的蛛絲馬跡。隕落的“神童”傅丹心和一直以來的“乖孩子”陳地菊頗有異曲同工之處，上一代的葉小萱、傅祺紅等人身上也可以找到揠苗助長的生長紋。融入是更加安全的選擇，失衡的童年記憶讓孩子們迫切追尋自贖，組建新的家庭成了具有象征意味的行動，因而對婚姻的格外執著便不難理解了。短暫的脫軌和爭執一律被默許，個體的體驗和情緒被徹底吞沒，婚姻已本末倒置地成為小鎮人的成人儀式。

倉促領取的結婚證鏈接了陳地菊和傅丹心背后的兩個家庭。以平樂鎮為原點，兩人正展現兩種迥異的生存狀態。于前者而言，親緣關系糾纏在地緣關系中，“每一條街，每一根巷子，每一棵樹”交織成的空間圖景如夢核藝術般朦朧和迷幻，似乎指向一種當代歸園田居式的退路。生活醞釀成一潭溫水，小鎮外世界則逐漸虛化為火鍋熱氣中莫名襲來的憂傷，模糊地指向生命中那些被切割和棄置的可能性。于后者而言，縣政府中摸爬滾打的經歷賦予其充足的信心，生活按部就班，志得意滿出其不意地收束起網結，原本游刃有余的老輩子頃刻便失去全部紅利，轉變為砧板上開膛破肚的“豬兒”。

戲仿說書的諧謔語調是顏歌有意采取的敘事策略。脫胎于民間話本的俚俗形式留下大量套語和戲眼，在文本間投下宿命般盤桓的悲劇陰影。以主觀色彩的強化反向消解“局內人”書寫的非客觀爭議，又在肆意評斷和闡釋中放棄了道德審判的制高點。是非對錯之外，還有另一版本的“走得出”卻“難看破”的小鎮生存實錄。出走青年受困于身后透明的臍帶又不甘于下沉，早已融入規則深處的老者卻被突兀排斥，小鎮吞吐著往來眾生。兩個世代互為補充又互為因果，描繪著一幕又一幕作繭自縛的戲劇性畫面，令人深感諷刺的同時不由嘆惋。

趙鼎：日常里的戲與說

縣志，本為記載一縣風土事跡之方志，《平樂縣志》卻是部以古法言今事的“三言二拍”式小說，與抽象符號化的“縣城美學”不同，顏歌筆下的平樂鎮就是厚重的生活本身。小說從眾聲喧嘩處著筆，由人及面地敘寫出一方土地的龐雜世相，藉由小人物的悲歡離合，勘探世道人心的褶皺，揭橥歷史的宏闊與幽微。

小說充斥著濃烈的宿命感，“情”與“債”鉤織成細密的網，將蕓蕓眾生籠罩、粘合于此。故事開篇宛如一幕洋溢著市井煙火氣的電影，鏡頭在葉小萱和街坊友鄰嘈雜的聲音以及“說書人”的評述間徐徐推進，一邊是勾心斗角的職場厚黑學，一邊是柴米油鹽的家長里短，二者的糾葛纏繞中處處橫亙著倫理道德的考驗與因果的相互衍化。平樂鎮烙刻著“熟人社會”的鮮明印記，但每個人都帶著自己的秘密和謀算前行，生意、官場上的談笑風生和人情往來蟄伏著利益矛盾與新仇舊怨，家庭內部則存在著微妙的權力關系平衡，父子、母女、夫妻往往于親密無間中彼此扶持也相互對峙，與矛盾爆發傾瀉的浩大聲勢相比，“愛”唯有在沉默或扭捏間得以印證。故事結尾，傅祺紅在妻子“為了家人”的勸誡審判中用血“清洗恥辱”，以死亡獻祭給自己的迂與直，陳地菊則從情愛迷夢中覺醒，意欲離開縣城重覓自我，兩個同病相憐的失意“歸鄉者”在錯位的同時又互為鏡鑒，展現出困頓與遁逃的不同面向以及死與生的辯證法。然而，陳地菊的未來卻是懸而未決的，“遠方”縹緲的想象在故土人事的牽絆和死亡的陰翳下蘊藉著某種不確定性，這既指向小說對敘事完成性的抵制，同時也揭示出生活巨大的吞噬力下個體“走出”的艱難，但其逃逸敘事的價值也于焉而生——結果已無關緊要，正是覺醒時刻與行動本身賦予了生命意義，如加繆所言，“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小說的敘事方式與人物的命運起伏形成明示與暗合?！罢f書人”或嚴肅或戲謔的詩句判詞常以諷喻和讖語為媒介干預著敘述進程，而一切看似偶然的巧合實則應和著草蛇灰線的伏筆——傅祺紅與兒子有意無意間反復為彼此埋下隱患、葉小萱的關懷催促令女兒莽撞地踏入婚姻又潦草收場、陳地菊與傅丹心冥冥中的三次邂逅與日后姻緣、文革期間汪文敏與少年傅祺紅對視時那瘆瘆的一眼……緣起緣落似乎皆由命定，黃粱夢醒后恩怨相抵。情愛與陰謀、理想與現實、傳奇與庸常的拉鋸便在“人生如戲”“戲如人生”的框架里富有張力地呈現開來。如果說敘事視角切換賦予個體自我剖露的權力，形成了小說的內部聲音，附錄的日記與“說書人”機制的援引則構成了小說的外在聲部：倒敘的日記仿佛一盞走馬燈，投映出傅祺紅心氣志向的滑落過程，以及那些難以言表的操守和情感；而作為兩棲性敘述者，“說書人”自由出入故事的同時，也頻繁發表著見解并與讀者進行交流。內外聲部多重交雜轉換攜帶著“你方唱罷我登場”的跳躍性和舞臺感，進而實現了故事及語言層面的開放與“狂歡”。此處略顯吊詭的是，《平樂縣志》中“說書人”的評價論斷似乎與故事本身所流露的情感傾向保持著微妙的距離，兩重“權威的聲音”于一明一暗間交流碰撞，此時，全知的“畫外音”更像一個盤桓于故事內外的幽靈，以超驗的異質姿態介入文本，在表達命運的不可抗力性、傳遞倫理價值觀念之時，也對其本身發起質詢與解構。

吳桐：圍城內的逃與逸

這是一個關于“靈魂逃逸”的故事。

故事開始直切時弊，“男婚女嫁”是作品書寫的錨點。小說采用反宏大、反神圣、反英雄的敘述話語，并以“三言二拍”的敘事腔調構成小說的話外音，在“戲中人”與“戲外人”間笑談人生。

平樂縣不似其名字那般平安喜樂。主人公陳地菊因過往不光彩的情感經歷而從城市“逃”回縣城，身體軀殼雖回歸縣城，但內心深處的靈魂卻依舊與過往藕斷絲連，看似返鄉的行為暗含的是有選擇地逃避。她“逃”出永安的圍城，殊不知已然“逃”入平樂這座圍城。陳地菊從永安市回到平樂縣，是她的第一次“逃”；在平樂縣告別失敗的婚姻、做出讀研究生的選擇，是她人生中的第二次“逃”。但此“逃”非彼“逃”。陳地菊的第二次“逃”與第一次“逃”有著質的不同，它并非是第一次“逃”的茍延，而是更生。

顏歌雖然將家長里短限定于有限的區域內，卻無時無處不在掀動著人內心的波瀾壯闊。人的欲望與貪嗔、戀愛與婚嫁、家長與里短，都在這座不大不小的小城里流轉，內心五味雜陳的背后實則是生活的一地雞毛。作品中的人物是欲望的集合體，麻將中的家長里短有著欲望的隱秘曲折，表現著歆羨、嫉妒、炫耀、嘲諷……欲望展現、愛恨嗔癡穿梭于作品中，既補充、豐盈文本，又與人物命運暗合。

走出一座圍城，同樣也代表著走入另一座圍城。在這個介于城市與鄉村的過渡地帶，對發生在縣城中的不同維度的情節設定，正是作家顏歌對縣城人、事、物的反復考究，呈現出的是人生存的張力。心之幾何，盡在選擇。最終，這場“靈魂逃逸”的故事終結于內心堅定無二的選擇?！瓣惖鼐找粋€人往前走，想著自己即將要踏上的路，要去的地方。她似乎還沒有聽到那尖銳的悲鳴，心里面依然充滿了希望?！比松褪侨绱?，愛它的美好，也愛它的瑣碎。

王聞語：小鎮中的撤與退

顏歌在《平樂縣志》里用上了一次“往后大撤退”。文中不時跳出說書人，結尾處“厭紅塵萬丈混龍蛇，老先生去也”，這一聲驚堂木撂下傅祺紅之死。應該說，“傅祺紅日記”也是一種“退”，作者運用倒敘，借以日記，于是，傅祺紅古板、頑固甚至有些令人發笑的迂腐被豐富了，甚至被逆轉了，我們看到的是他作為父親的柔軟。

“撤離”各位看官之后，小說開始書寫平樂人“殺去自我”式的舉動、變化、反抗、求和。傅祺紅“有一分就說一分，有兩分就說兩分，既不徇私隱瞞，也不添油加醋”，這問話態度總結起來就是“再客觀不過了”，但誰知道正是這“客觀”要了傅祺紅的命。死亡是突然的，也是必然的，這是一場家庭、官場、社會的逼供，是伏筆了幾十年的誅心。再看女主人公陳地菊。在經歷了有夫之婦譚軍之后，她迅速把握住傅丹心，他們相知、相戀并成婚。本以為就要攜手奔向安定生活，陳地菊被龍剛調戲，傅丹心則搞起外遇，還惹上債務麻煩。陳地菊對平樂鎮徹底失望了，賣了婚房、離了婚、辭了職，前往澳大利亞讀書。去澳洲，何嘗不是又一次撤退？

當“第三面墻”在觀眾眼前顯現，我們繃上了理性的弦。開放的時代、保守的縣城讓無數個傅祺紅用犧牲自我的方式試圖“閹割”這場鬧劇，也讓抓住房價上漲機會的陳地菊籌到出國學費，更讓王婷婷、鄭維娜在一方小天地里趕上了互聯網經濟的風口。這些都是平樂人對現狀的反抗，用“殺去自我”的方式為“新我”向苦痛求和，搶奪一味療愈的藥。

齊萍瑜：命運主持的罪與罰

縱觀《平樂縣志》主要人物的命運，無一不是“良心”與“私心”的斗爭，而在故事之外，是作品寄予讀者的“決心”的力量。關于所有人物的“罪”與“罰”，顏歌雖有詳細的描述但卻保有一種客觀的無力感，這種充滿歷史性和彌合性的書寫是個體的偶然也是歷史的必然。就像曾與已婚的譚軍有瓜葛卻又光速閃婚最終所托非人的陳地菊，為了給父親兌錢而遇人不淑、鉆入黑社會圈套的傅丹心，老實撰寫縣志卻在趙志倫問題上栽跤、最終得罪所有人的傅祺紅。關于人一生中犯錯的可能性，我們不得而知，關于命運何時轉圜，我們也無從知曉?；蛟S提前預知，卻無法插手；決意順勢而為，但還是一場空。

從故事結局出發，《平樂縣志》有反思時代的野心。小說透過平樂縣數十年變遷揭示縣鎮治理問題。以傅祺紅為例，如果將前期各種命運糾葛看作一種“罪”，那么紀委的調查又何嘗不是一種“罰”。結尾留白為讀者留下廣闊的后敘事空間，在這種來因去果下，作品中實然世界的“因”造就了讀者應然世界里想要“討回公道”的“果”。

小說在主人公們的聲音之外時時出現“聲音”與“判詞”，顏歌采用征引、改寫、自創等形式為一個個人物命運、事件因果做出“畫外音”。不論是“前情提要”還是“后期回顧”，這些話語環境都可看做是一種“禱告”，幫助讀者做出預先的心理建設。在周密的話語環境中，這場“罪”與“罰”的討教成就為一種隔岸觀火的“說書人”狀態?！镀綐房h志》酣暢敘事中有難言的沉痛，眾聲喧嘩中又有無言消沉，在個人向下與時代向上的互動中完成了局中之局的顛覆。顏歌《五月女王》里描繪了有關罪與罰、獻祭與犧牲的復雜儀式。與顯化為表演性質的具體儀式相比，《平樂縣志》的各種人生在某種程度上不也是一種罪與罰的祭禮嗎？而在這場注定充滿戲謔與詭譎的人生航道里，所有的喜劇色彩也不過是點綴。這場“罪”與“罰”的魚麗之宴，告訴我們世相起落、人生無常，更教給讀者要在人生種種“非我”境遇中，如何找尋“真我”。

和光讀書會，創立于2018年，依托大連理工大學寫作中心，主持人戴瑤琴，以“00”后本碩學生為主體，指導教師團隊來自中國現當代文學和中國古代文學方向，分為書評、創寫、網文傳播研究三個研究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