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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可以的小說集《建筑倫理學》直接把“倫理學”三個字放在標題中，明白無誤地表明了直面倫理議題的立場，就像此前的《道德頌》，命名之下的堅決和譏誚是典型的“盛可以”式的。收入集中的五篇小說既體現了她焦灼的倫理思考，又規避了僵硬的目的論式的道德說教。小說集所涉及的倫理，不只是內省的德行意識以及具有律令色彩的、對人們有所規約的價值秩序，還意味著基于內在情感與人生體驗的倫理判斷與省思，其目的是為了“展示倫理意義是如何表達或證實，而非求證文本可能傳達的倫理意義‘合法’與否”。這聽起來與米蘭·昆德拉“將道德判斷延期，這并非小說的不道德，而正是它的道德”的著名表述相左，其實是有內在一致的。很多小說家寫的倫理與生活的復雜和人性的真相無關，而是來自理念的預設，還有些作家會“迫不及待地、不斷地對所有人進行判斷，先行判斷并不求理解”。可是他們忽略了，倫理作為人類行為和情感關系持久有效的調節方式，是深入地耦合于生活之中的。

在當下創作中，簡化倫理經驗的現象比比皆是。一些反映鄉村振興題材的創作對鄉土倫理的描繪就顯得過于理想化和單面化，似乎隨著脫貧攻堅的勝利，一切糾纏難解的倫理問題都會一勞永逸地解決，這是書齋里的想象，缺乏對鄉土倫理式微與重構的深入體察。殊不知，在社會學者的觀察之下，作為倫理共同體的鄉土面臨的問題嚴峻而又急迫，這也更凸顯出《建筑倫理學》的難得。

與小說集同名的《建筑倫理學》取材自盛可以為母親翻建房屋的真實經歷，小說把建房的全過程和因此而生的家庭糾紛交織在一起，借萬紫和她家人親疏關系的變化，用一種近乎田野調查的方法，從道德生活的視角切入，深切地描繪當下鄉土倫理的現狀，為讀者了解當代中國鄉村的道德圖景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文本。

小說最深刻的地方是呈現出當下鄉土倫理重建面臨的諸多問題。首先，無論是主動擁抱還是被動裹挾，原來小農意識的保守隱忍和信任交際的互助倫理已經被物質財富主導的價值理念重塑。長久以來被作為城市冷酷的商品倫理反證的鄉村已物是人非，而象征性的鄉愁也不免夢碎。小說寫道：“萬紫在現代化的大都市里讀書工作，有著一套完全不同的思維與價值觀，也一直游離于家族紛爭之外，偶爾充當他們的調解員，秉持公正。沒想到回鄉建房這個簡單的想法，卻踏進了鄉村倫理俗世，掉進他們的倫理規則的泥沼，這里面開著是非的花朵，長著清除不凈的利益雜草，只有金錢衡量并暗自推動著他們的情感與行為。”一直相信“人親骨頭香”的萬紫在家人三番五次的勢利算計之下，終于心生凄楚，她不得不承認“原來香的是錢，經濟決定了感情深淺”，“最和睦的大家庭四分五裂，因為利益，房子讓人現了原形”。家庭內部如此，鄉村社會亦然。小說有一幕，一再違約的施工方王總收起恭順的嘴臉，以耍賴的方式找萬紫要錢，被冒犯的萬紫憤怒厭惡又孤立無援，“一個外地人敢在村里這樣撒野，這是過去歷史上從來不曾發生過的，更莫說這樣明目張膽地欺負女人，左鄰右舍早過來揍趴他了。但是，這個年代的這一刻，一個外地人對本村女性肆無忌憚地冒犯與羞辱，沒有一個人站出來把這個潑皮拉開，沒有人出門秉公倫理，更沒有義憤填膺的拳頭砸過去”。這一幕既呈現了鄉村禮治的失效，也暴露了鄉村現代法治意識的單薄，倫理的“缺場”正凸顯重建的必要。

其次，隨著“鄉土中國”向“新鄉土中國”“城鄉中國”的轉變，鄉村的倫理和道德觀念也與時俱進，但是倫理有時的確具有超越個人主觀情感結構的客觀性和相對的恒定性，人們對之的認同、接受、內化和踐行逐漸形成了一種規范性的力量，使之最終上升為一種倫理信念，反過來為人們的情感和行動提供參照和依據。小說中，女兒萬紫早早離開故土在城市生活并獲得了經濟獨立，且具有精英的文化身份，所以她在家族中擁有一定的話語權，可以主導建房這樣的大事。饒是如此，她從一開始就清楚“女兒與兒子的區別”。家中的舊房雖由她出資一部分，但并沒有屬于她的獨立空間，甚至她所有的私人物品也都被破壞，因為作為女兒的她本來也不該對家族財產有任何惦記。小說寫到，“這是風俗”“她不想承認這里頭的冷漠”，可見父系權威的家庭倫理并沒有崩散，依然行之有效地塑造了兒子和女兒的差序地位。新房開建后，因為要不要讓大哥的兒子在新房完婚，要不要在村里拿地和房屋產權所屬、署名等問題，萬紫與大哥大嫂、母親爆發了數次言語沖突。母親對大哥一家的維護和對兩個女兒的戒備，讓萬紫心生寒意，她質問母親，兒媳婦“給你傳宗接代有功，女兒就不是你十月懷胎生下來的嗎？”在感受親人的無理和冷落時，萬紫特別懷念逝去的父親，因為父親尊重知識、尊重她，和自己同樣性別的母親不但不同情她，還無意間成為那個最霸道的父權宣示者，這正說明了父權已經完全內化滲透到家庭的核心邏輯中。即便擁有獨立生活的能力，傳統的孝親觀念與生育觀念仍是萬紫無法掙脫甚至是主動套在身上的枷鎖。

小說集中的另幾篇《薔薇不似牡丹開》《夫妻店》《她母親的故事》也體現了類似的思考：《薔薇不似牡丹開》中的薔薇一直被“人生中某種堅實的東西支撐著”，她獨自照顧癱瘓在床的父親14年，可是父親掛在嘴邊上的卻總是光彩四射的姐姐。父親去世后，薔薇被父親留下的“爸爸為你感到驕傲”的遺言感動，默默地看著匆匆趕回的姐姐成為葬禮上的主角。薔薇是傳統倫理秩序所期待的溫良淑順的女性，小說用哀矜的筆調抒寫她對家庭的奉獻，其中也包含著對她被孝親觀念牢牢捆綁的一種無奈。又如《夫妻店》中，妻子為了完成傳宗接代的使命，居然荒誕地扮演孕婦，掩護丈夫與一個癡女生下孩子；《她母親的故事》中的母親因為偷偷結扎被繼父毒打，這些都體現了父權籠罩下女性的自我扭曲和犧牲。

《建筑倫理學》在書寫這些倫理問題時，寫出了細膩的具身感，尤其體現出一種飽受道德張力的兩難。這是因為倫理問題具有一種韋伯所言的“兩歧性”：“一切有倫理取向的行為，都可以是受兩種準則中的一個支配，這兩種準則有著本質的不同，并且勢不兩立。”當人們面臨兩個同樣具有“善”的內涵并具有聯系在一起的目的時，選擇任何一個目的就成了對另一方的傷害，人們甚至無法避免選擇帶來的“惡”。

《建筑倫理學》的結尾，經歷了那么激烈的家庭沖突，甚至被大哥詛咒“在中國都不得安生”，萬紫在聽聞母親生病之后還是第一時間趕到病房，并對送母親到醫院的大哥“心存感激”，也更理解了在自己遠離故鄉的歲月里大嫂她們看顧母親的不易。這個貌似團圓的結尾并不意味著和解，所謂“天空飛過執念與虛妄的鳥”，是說在親情倫理中是非對錯雖然不難定性，但并不能拘執地將它作用于人生，認識是一回事，實際生活是另一回事。另一篇城市題材的《圣誕快樂，勞倫斯先生》也是如此，一開始碰瓷老人的耍賴舉止令人生厭，但是當春眠知道這背后的真相時，她寬慰了一切，老人惡行的背后是對兒子深沉的惦念。盛可以深知，當人們陷入倫理的兩難之中，“對沖突的任何簡單的規范化和理性化的解決都是完全不可能的。善的實現要通過矛盾，通過犧牲，通過痛苦。善是悖論性的”。對于這一道德悖論感受理應成為文學重要的倫理關懷，這或許也是她以“倫理學”為小說集命名的緣由吧。

（作者系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