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的批評觀

如何讀一首詩？

張偉棟

在一次課程之后，我被問到這樣一個問題：如何讀一首詩？那時我初來乍到，剛登上講臺不久，平生第一次感受到夏天的憂郁與永恒，空氣中熱浪無數次將我融化并使心神恍惚于明滅之際，輾轉于荒謬與真實之陡峭。我隨口回答說，按照你自己的心意來讀。很多年之后，我并不記得是誰這樣發(fā)問，以及他為什么會有這樣的焦灼與困惑，不管怎樣，現在回想起來我的回答實在是毫無意義。有人說，把詩當作詩來讀，或者像某某某一樣讀詩，現成的答案比比皆是，其實同樣沒有意義。如何讀一首詩，難道不是一個異常艱難的問題嗎？尤其是在詩之真理失落的時代，我后來意識到，一個人除非清楚并思考詩在這個時代的困境，否則無論怎樣作答都難免淪為空談。或者說，在我們的時代，沒有比詩更為艱難的事情，小說、藝術甚至哲學都還不能體驗到這種艱難，這種艱難在于詩之真理的晦暗不明，此種晦暗中，借用海德格爾的話，我們今天實際上都無法領會這一問題了，乃是因為我們的時代分外敵視這一問題，且擁有無數淺薄空洞卻誤以為真的答案。

事實上，我的詩歌研究一直是在這樣困境中去探究當代詩的處境，追尋并試圖想象一種歷史詩學，來構建并恢復詩與歷史的普遍性關聯，這也是當代詩今日的艱難境況所提出新的詩學問題，即一種普遍詩學的構想，這是自浪漫主義詩歌以來的一個夢想，催促著詩歌的自我革新。從目前的狀況，此種困境可以轉換為這樣一個問題：“在貧困時代里詩歌何用？”而不是著名的海德格爾式的“詩人何為？”今天的詩歌如果不能對這個古老的問題做出確實思考，將無法逾越自身障礙。如此來說，“詩歌何用？”不同于海德格爾的根本之處在于，它著眼于當下的歷史境遇而發(fā)問，評估當代詩的首要問題乃是“詩歌何用？”因為這一問題最能夠暴露出當代詩在語言、審美、歷史與真理等方面的困境，也最能夠暴露出當代詩人之間的歧路與論爭。

在自我的困境中，如何讀一首詩？正如斯蒂文斯所言：“所有偉大的事物都被否定，我們生活在一種新的和本地的神話的錯綜紛亂之中，政治的，經濟的，詩歌的，為一種更為巨大的不連貫性所肯定。與此相伴隨的是一切權威的缺失，除了暴力，實施中的或是即將到來的暴力?！痹娫谶@個時代的困境，難道不就是自我的困境？一個不尋求超越的自我，一個功利的、錙銖必較、鐵了心與現實討價還價的自我，如何能與詩產生共振？我自己讀詩經驗是，一首我喜歡的詩會以神奇的節(jié)奏向我展示語言的無盡與浩瀚，同時一股熱流向我心口汩汩注入，令人按捺不住地喜悅，慶幸并感慨這樣的詩人和作品存在，這樣的詩人和作品也會以他們自身的力量改變我的語言和感受，大多時候都是如此。但這還并不夠。

21世紀以來，三個詩學命題攜帶著歷史勢能擺在當代詩面前：公共性、古典性與技術性，召喚著一種未來詩學的出現，從書寫的詩轉向行動的詩。這無論是對詩歌寫作還是研究都提出了挑戰(zhàn)，舊有的詩歌范式和研究方法以及詩歌觀念顯示出頹勢，難以應對時代的變局。所謂公共性，是在普遍詩學的意義上重建詩與時代，詩與共同體的關聯；古典性則要求實現現代漢語詩歌的本己性，而不僅僅是對古典詩學資源的挪用；技術性回應的是今日之智能時代所給出的歷史性。三個命題也凸顯出當代詩的危機與困境。那么，如何讀一首詩？這意味著我們在期待一種新的詩學，幫助我們回應歷史的急難與現實的急迫，這是我們這代人的歷史和詩學的使命，唯有如此且別無他途。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壇》2024年第4期

批評家印象記

有關偉棟的一點感言

程光煒

大概是2006年秋季，哈爾濱的詩人張曙光致信于我，介紹張偉棟報考我的博士生。他次年考取，開始攻讀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yè)博士學位。通過曙光寄贈的小詩刊《剃須刀》，才知道偉棟已是這家雜志小有名氣的青年詩人。據張曙光回憶，他2004年與文乾義、朱永良、?？说葎?chuàng)辦詩刊《剃須刀》，可見偉棟是后吸收的成員。2010年偉棟拿到博士學位，由我介紹到海南師范大學中文系任教，記得那天他走下飛機時給我打過一個電話，感嘆說：“?？谡鏌岚。　贝撕蟮娜兆永?，接收他的畢光明教授待他不薄，我想偉棟應該是一直記得的。眼看，這已是十多年前的往事了。

那個時候，我對詩和詩歌批評，已不像年輕時那么熱衷，心情上仿佛已比較淡漠，認為鉆研于此道，對做“學問”是一個不小的阻礙。在課堂上，記得也警告過在讀的一幫與詩歌創(chuàng)作有染的學生。為達到讓學生遠離詩的目的，我每學期的選題，有意避開詩人及其作品，專以當代小說和思潮為主。偉棟跟他們一樣，似乎表面上接受了我的“建議”，準備金盆洗手，做起了以材料為基礎的學術論文。畢業(yè)以后，他們先后“舊態(tài)復萌”，或繼續(xù)作詩，或干脆兼做詩歌批評家和研究者。反正山高皇帝遠，學生們自謀生路，我也樂得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讀書期間，我只在課堂上見到他，他似乎也是獨來獨往。我跟學生，除了上課和交流研究心得，一向沒有個人的來往。只是偶爾聽人說，他與在京的詩人臧棣、西渡和姜濤有一些斷斷續(xù)續(xù)的交際。我剛開始還擔憂，一個思維跳躍、經常有奇異神秘幻想的詩人，怎么能進入學術研究領域？可很快，偉棟沒有讓我失望，他在討論課上思維清晰、深入的發(fā)言，顯示出不遜于他人的哲學思辨和邏輯思維能力，這時候才知道，他此前有美學出身，連同對詩歌的細膩、敏銳感觸力，不僅沒有妨礙他進入學術研究軌道，相反，還有事半功倍的效果。這個特點，后來在別的曾為詩歌從業(yè)者的學生身上，都多少反映了出來。

據幾個學生最近整理的中國人民大學當代文學史課堂論文索引表，偉棟在讀期間撰寫的論文委實不多，計有《“改革文學”的“認識性的裝置”與“起源”問題——重評〈喬廠長上任記〉兼及與新時期文學的關系》《足球賽與新的國家想象——劉心武紀實小說〈五·一九長鏡頭〉解析》等篇，文章給人印象卻比較深，比如《足球賽與新的國家想象》。論文利用現有材料，結合劉心武這篇“紀實小說”，復原了20世紀80年代初那場發(fā)生在北京、也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場“球迷事件”的始末，作者沒有停留在對社會現象的描述上，而是提煉出了這個國家開始從“封閉”走向“開放”的一個難得的歷史瞬間，以及有價值的問題。通過此文，顯示了張偉棟在學術研究上“功夫在詩外”，一種異于常人的思想深度。在我印象里，他是那種不是每篇文章都精彩，卻總能給人留下較深印象的中青年學者。比如，獲得唐弢青年文學研究獎的《技藝的歷史性——論新詩開端處的聞一多》一文。關于中國新詩的發(fā)端，研究界已有豐富的基礎材料展示，也有諸多精彩的分析結論，應該不算新問題。然而，偉棟能獨辟蹊徑，他開宗明義地指出：“關于新詩開端或起點的問題，今天看來依然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因為開端并非是一個單純的時間性概念，而是一個含義復雜的歷史性概念。這就是說，對開端的確認，是從其所造成的結果而得知的。”他在引用別人觀點的基礎上，對胡適《嘗試集》、聞一多歷史意識和詩歌評論等不同方面，以理論穿透的方式，對這一舊問題展開了十分新穎的討論。他得出的結論是，新詩的發(fā)端并不都是“觀念”造成的，一定程度上還有“技藝的進步”，如果沒有這種技藝的創(chuàng)新，所謂的“發(fā)端”，也不過僅僅是對舊詩的改造過程，而并非是真正的詩歌革命。這篇文章的好處，在于它的理論剖析，而非以材料見長，雖然強制性的理論介入，會讓人留下比較主觀的印象，然而它所開辟的“問題意識”，依然是值得關注的。

正如我在一篇舊文中所說，選擇《李澤厚與八十年代現代文學》作為偉棟的博士論文題目，原因自然是李澤厚作為中國20世紀80年代學術思想領域第一人的影響力，他對那十年兩代學者都有至深的影響和啟發(fā)。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在80年代興起有多種歷史和學術脈絡，但無疑李澤厚的影響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這不是一個秘密?？紤]到偉棟是美學出身，讓他做這個題目顯然比較合適。這個題目有兩個主體：一是李澤厚，偉棟可能有比較的敘述空間；二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這方面的直接材料并不很多，尤其是將它與李澤厚建立起歷史關聯的時候，相關材料并不是十分充足和令人信服的。怎么把這兩個主體的關系建立起來，建立它們的歷史關聯性，是這篇博士論文最為困難，也是最容易寫出光彩的地方。據我觀察，該書的第一、第二章完全發(fā)揮了作者的學術儲備和研究能力，第四章的某些部分也有不少新見。如果我們仔細閱讀前兩章，就知道了李澤厚為什么值得受到人們的尊重，他對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的深刻洞見，已經在偉棟的觀察和與他的對話中展現出來。論文外審的時候，有北京師范大學和南京大學的兩位教授分別致電給我，猜想是我學生的論文，而且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作為偉棟的導師，我自然分享了他的成績和學界的好評，為他的努力由衷地感到高興。

近年來，偉棟儼然已是詩歌批評和研究界引人注目的人物。這次他決定南遷，到新的學校發(fā)揮自己專長，開出一片新天地，起初我并不十分理解。后來，便漸漸覺得這對他也許是一次地域解脫后的新騰躍，畢竟他剛過40歲的年齡，人生還處于壯年，詩歌批評和研究也正入佳境。我祝他好運。

2024年1月19日于北京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壇》2024年第4期

（程光煒，中國人民大學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