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原標題：救人一命天上一星，從文學到影視，這艘東海沉船何以走進當下

浙江東部沿海，海風拍打著波光粼粼的海面。82年前，一艘名叫“里斯本丸”的貨輪，帶著1816名英軍戰俘駛過這片海域時，被美軍潛艇魚雷擊中……這場海難中，共有384名戰俘被舟山漁民舍命救起。

去年5月，舟山作家楊怡芬根據該事件創作了小說《海上繁花》；今年9月6日，導演方勵耗時8年推出的紀錄電影《里斯本丸沉沒》全國上映。

同一個故事背景下，一本小說，一部電影。從文學到影視，里斯本丸號為何受到越來越多人的關注？

楊怡芬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方勵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潮新聞錢江晚報記者聯系到了導演方勵與作家楊怡芬，共同聊聊這段湮沒的往事。

以下為對談實錄：

潮新聞·錢江晚報：無論是《里斯本丸沉沒》還是《海上繁花》，都重現了1942年10月的“里斯本丸”號的事件。能否談談自己關注到這個事件的契機，是什么讓您堅定了創作的信念？

方勵：我第一次去東極島是2013年，當時我第一次聽說東極島這個地方。2014年，我和韓寒就在那里拍攝《后會無期》。一次，我們從普陀乘船去東極島，甲板上，船老大告訴我們，二戰期間，這里有一艘大船被美軍擊中沉沒了，有一千多人跳船，好多被日軍射殺，還有一部分人被附近的漁民救起來。韓寒聽到這個故事很有感觸，后來他寫了一首歌，就是鄧紫棋唱的那首“當一艘船沉入海底”。如果你們回頭去看《后會無期》的話，電影里這首歌出來時，畫面正好就是里斯本丸沉船的海面位置。

聽到這個故事后，我首先是好奇。我自認對二戰的歷史還是很熟悉的，但這件事我沒有聽說過，如果真的有這么一艘船在這里沉沒，這么多人在這里死去，為什么沒有人來找這些死去的人呢？

好奇心推著我繼續去尋找，又有了新的發現：2005年香港海下考古隊尋找過這艘船，當時他們是根據日軍記錄的坐標尋找的，結果沒有找著。我不信邪，2016年我自己帶隊去找，找了一周也沒找到，我們問了當地的漁民，才根據他們的描述鎖定了大致的海域，最后在距離原坐標36公里的公海上找到了一艘沉船。

找到船花了差不多半個月的時間，接下來的工作就是要證明這艘沉船是不是里斯本丸，2017年9月，我帶著地球探測和海洋測繪團隊又回到了東極島，用了差不多一周的時間，確認海底的沉船殘骸確實屬于“里斯本丸”。

真正觸動我情感的時間點，是2017年9月9日下午大概兩三點。那天我帶了央視和浙江衛視的制片人去東極島，讓他們見證我找到了“里斯本丸”。當時我站在甲板上看著海水發呆，當時我腳下的水深只有30米，突然有一個瞬間我被觸動到了，我意識到腳下30米的地方沉睡著800多個盟國軍人的靈魂，他們與“里斯本丸”沉入海底的時候差不多都二三十歲的年紀，他們曾經是鮮活的，到底是什么導致他們永遠沉睡在異國他鄉的海底？我們都是人類，當我們面對同類生命猝然逝去的時候，那種痛是非常清晰的，無論這個生命跟我們有沒有關系，這是我們生而為人的本能反應。與此同時，我又聽說，當年參與救援的漁民只剩一位在世，就是電影里出現的林阿根老人，當時已經94歲，記憶已經模糊了，那一刻我就知道，有些事必須去做了，再不做就來不及了。

最初還只是想做成一個資料片，一開始去英國尋訪的時，連攝影師和機器都沒帶。但是當我們看到那些戰俘后人，聽到他們講的故事，幾天下來情緒就受不了了，全是讓人心碎的故事，都是動人的情感和悲歡離合的唏噓命運。那一刻我就覺得，這么珍貴的歷史價值、這么生動的情感和悲歡離合，應該搬上大銀幕，因為大銀幕的畫面、光影、聲像會讓這段歷史和這些人呈現出最大的感染力，不然就太可惜了。就是抱著這樣的想法，我就決定在這條路上走下去了，一走就走到了今天。

楊怡芬：這部電影和我的長篇小說《海上繁花》面對的都是同一個事實。就是1942年10月的里斯本丸號事件。

我關注到這個事件大約比方導要早了十年。2005年，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舟山市舉行了一系列紀念里斯本丸號的活動。包括帶老兵去香港，探訪深水埗的軍營和戰俘的墓地，還與香港各界進行了對談。我在本地的晚報上，看到了對這個事件的報道，當時就非常觸動。

我的感動也有一個心路歷程。第一，觸動我的就是我們漁民的善良，我深深為舟山漁民感到驕傲。這些在你身邊的人，其實你知道他們有很多缺點，但也更真實地感受到他的善良和勇敢。

第二，隨著我了解事件的來龍去脈后，我就心疼那些戰俘，特別是隨著船一起沉沒的三號艙皇家炮兵團，許多加拿大士兵，他們都還是20多歲的年輕人。

第三，從感動，心疼最后我開始反思。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事？我的小說沒有把這個時間孤立地放在1941年就香港淪陷的背景里，它的關注面是超越里斯本丸事件的。當時從浦東到浙東，都有新四軍的紅色根據地，國共雙方也處于聯合抗日的歷史時期。所以，我們的漁民就有信心把三個戰俘藏起來再送出去。藏和送的過程都需要莫大的勇氣，這個勇氣堅定了我的創作信念——為我們浙江而寫，把我們浙東人民的抗日斗爭展示在世人的面前。

潮新聞·錢江晚報：相信為了創作《里斯本丸沉沒》/《海上繁花》您做了大量實地考察和資料研究，在此過程中，哪個人物或事件令您印象最深刻？

方勵：采訪過的每一個人我都清楚地記得。比如電影的歷史顧問托尼·班納姆博士。他是第一個撬動沉睡的“里斯本丸”、讓這段歷史慢慢浮出水面的第一人，2004年他寫完書后，在次年發表，完成了對那段歷史基礎的調查，也是他第一次提到了中國漁民在這段歷史中所處的位置和他們所做的事情。當我聯系到他表明我的想法后，他無償地提供他書的版權給我，跟我一起完成這部電影，所以我一直說他是第一棒，我是接了他的棒，然后把這段歷史中涉及到人文、情感、家庭、個體的故事挖出來了。

還有片中出現的兩位幸存者，丹尼斯·莫利和威廉·班尼菲爾德。對于那段歷史，他們兩個表現出完全不同的情緒和狀態。

丹尼斯·莫利對那段經歷是非常排斥的，他不愿意回憶，因為那是他的噩夢，太痛了，他甚至沒有跟自己的親生女兒和孫女講過，所以在我們去采訪他之前，他女兒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爸爸經歷過什么。后來聊著聊著，他開始信任我，也開始說起他在里斯本丸上的經歷，越說越激動，滔滔不絕講了很多。也是那次采訪讓他女兒知道了自己父親的經歷。

在威廉出現之前，我們都以為丹尼斯·莫利就是最后一位幸存者了，所以威廉的出現真是整個過程中最大的驚喜。我很開心看到他有家人陪伴，生活幸福，而他表現得又是那么樂觀，看過電影的人都會記得他說的那句“我不活在過去，我為未來而活”，但是當你采訪過他之后就會發現，樂觀只是他用來掩飾那段傷痛的保護色，他有嚴重的記憶障礙和抑郁癥，和其他幸存者一樣，他終生都沒能擺脫戰后創傷帶來的痛苦。

還有林阿根老人。當年下海救人的時候他才17歲，我知道這段歷史的時候他已經94歲了，當地領導跟我說他記憶已經模糊了，所以我們第一時間去采訪了他，先跟他嘮家常，我問他哪年出生，什么時候開始跟叔叔出海打魚，家里有幾條船，最后慢慢聊到“里斯本丸”，他的記憶就全回來了。2020年8月他去世的時候，我去了舟山給他抬棺，很遺憾沒能讓老人家在有生之年看到電影，抬棺是我能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

還有更多的人和故事，每一個我都記得，如果有機會，你們看過電影，我很樂意講給你們聽。

楊怡芬：創作《海上繁花》，我不敢說做了大量的實地考察，但是我肯定做了很多的資料研究。因為我不是全職寫作，但在資料研究層面我盡量做深做透。可以說，我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看里斯本丸事件的。

比如，我看《里斯本丸沉默》時，我會知道方導運用了豪威爾的回憶錄、托尼先生的《里斯本丸沉沒》，還有香港、舟山幾位教授的回顧，在此基礎上，他又做了大量的田野調查。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實是波特中校，他的后人說他非常有語言天賦，會說日語和一些中文。在史料中有個細節，當日軍在后半夜把船艙封了后，他不停地在交涉，呼喊，求救。這個細節非常感動我。他妄圖在人的層面上，建立一種鏈接，去祈求得到一些善意的回應，他對人性一直還抱有希望。但他一出船艙就被日軍給射殺了。

《海上繁花》楊怡芬著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

我在《海上繁花》的結尾里面，又用到了波特的呼喊。雖然波特是很小的一個人物，但他深深打動我。我寫《海上繁花》也跟波特的呼喊一樣，雖然弱小，但是一定要發出自己的聲音。

潮新聞·錢江晚報：通過您的作品，讓讀者/觀眾深入了解了舟山漁民這個群體。事實上，舟山漁民海上救人不是孤例，而是個傳統。這種跨越國界、文化的人性光輝是您想著重表達的嗎？

方勵：舟山當地流傳一句話：“救人一命，天上一星。”意思是說救了一個人，上天就會給你記上一筆功勞。舟山漁民一直以來對在海上救人保持著一個平常的態度，這是他們的一種本能。你問他們為什么要救那些盟軍戰俘？他們就說，那些人掉進海里了呀，不救的話他們會死的。

當時救人最多的島是青浜島，是距離“里斯本丸”最近的島，也是附近最小的島。這個島上不到100戶人家，當天幾乎都出去了，最后救下了260名盟軍戰俘。當時青浜島上根本沒有農作物，能吃的東西就是小魚小蝦，當地漁民把家里所有的糧食全部貢獻出來給這260名戰俘吃，家里的老婆婆把被子撕了拆出棉花來給戰俘纏在腳上保暖。你說這些老百姓有多善良。所以那些活下來的戰俘一直在說中國漁民是天使啊，他們的出現是絕境中的一道光，這種善良的人性光輝是中國人骨子里散發出來的。

我在路演的時候，有觀眾說，如果我們是要著重表達中國漁民在這起事件中展現出的人性光輝，為什么讓他們這么晚出場？為什么比重不多？我給出的答案是：如果我用大量篇幅去渲染漁民的救援過程，我其實是在矮化他們。因為我只有將這些盟軍戰俘的全部遭遇展現出來，讓觀眾知道他們經歷了什么，他們有多痛，他們的家人有多痛，只有你看到這些傷痛和絕望，你才會知道中國漁民出現的那一刻意味著什么。

楊怡芬：其實我們舟山漁民救人，它不是孤例，而是一個傳統。里斯本丸沉沒時，日軍射殺戰俘的事件，違反了人類在海洋上的各種傳統。這或許是很多人不敢去正視這個事件的一個原因。這不僅是敵我之分，它違反了人類自古以來救援的傳統。

舟山漁民和所有沿海的中國漁民一樣，他們都非常尊重生命，對生命懷著超越國別，超越愛恨情仇的那種人性光輝。現在恐怕很少有人知道，舟山人在200多年前有另一起的海上救難事件，記載在《“春日丸”漂流記》中。

1752年11月，日本國宮城縣氣仙沼市“春日丸”商船在航行途中突遇暴風雨而在洋上漂泊達4個月之久。次年3月漂流至桃花島附近海面，歷盡磨難，氣息奄奄的船長傳兵衛等13名船員被當地漁民救起，并受到了精心款待，1754年經寧波平安送回日本長崎，同年7月回到氣仙沼，成為270多年前兩市友好交往的一段佳話。氣仙沼市和我們舟山是友好城市，在我們舟山有些公園里，至今都有立碑紀念的。

潮新聞錢江晚報：在和平年代，如何通過作品去還原真實的戰爭？特別是歷史感和細節。

方勵：我們采集的素材太多了，現在用到電影里的歷史素材可能最多20%還不到，光剪輯就剪了兩年。所以在取舍這一塊，我們是刻意強化了數字和群體，才能夠真實呈現戰爭給大家帶來的災難。這是一個真實的事件，一段真實的歷史，你沒辦法只用幾個人把它串起來，也串不起來。所以大家在電影中看到那么多采訪對象，看到那么多盟軍戰俘的家人講述著那么多讓人心碎的故事，講述戰爭給家庭帶來了突然的命運變化和災難，這樣的表達，一定是群像才能夠更有力量。

另外，我們架構這個故事的時候選擇了一條路線，就是從日軍攻打香港開始，到盟軍投降被俘，然后被押上“里斯本丸”，到船被擊中、斷裂、沉沒，戰俘們逃生、被殺、被救，這是一個過程，也是一整個戰爭里的命運走向。這里邊穿插了一個個軍人關于愛情、關于家庭、關于兄弟、關于父子的情感故事，都是跟戰爭密切相關的。包括船沉以后，很多軍人在海上最后一眼看見自己戰友的狀態，這些都是碎片式的信息，但它非常珍貴，因為它是真實的，而且是特別觸動我們的，也是最能展現戰爭殘酷的細節。

除了展現戰爭殘酷的細節之外，還有一些細節是可以從側面傳遞戰爭中人性的微光，用溫暖的人性之光來烘托戰爭的冰冷。比如當年出海救人的一個漁民陳永華，他女兒陳雪蓮跟我們說，他父親小的時候，他爺爺出海打魚，然后再也沒回來，后來他遇到了盟軍戰俘在海上遇難，他不知道對方是誰，但是第一時間劃著船就沖出去救人了。那一刻我想他也是在彌補他沒能親自去救父親的遺憾吧，可能他自己都沒意識到，但我想我能懂那種感受。

楊怡芬：我覺得歷史感和細節只能是沉浸下去，做很多案頭工作，比如小說、散文、電影等。我個人看了大量太平洋戰爭的電影，有紀錄片，有故事片。

我是學經濟出身的，對數字比較敏感。所以我就特別關注里斯本丸的來龍去脈，它什么時候生產、下水、直到沉沒，包括怎么受傷，去過哪些港口，我都做了仔細地探摸。

我的小說是從1941年香港淪陷開始的，當時我對那個時代的把握特別吃力，無論是許地山的女兒，她非常詳盡地寫了1941年香港淪陷的細節，還有蕭紅、張愛玲對香港戰時氛圍一星半點的投射，但她們都是以客居者的身份在看香港。我還讀了許多香港人寫的小說和散文，美國作家項美麗的《香港假日》讓我收益良多，那是一本散文集，她以主人的視角看待當時的香港，被我盡可能平移到小說里面。

還有我寫到重慶一些大使館的片段，我在互聯網上特意找到了當時美國大使的回憶錄，他就關注到了城市里面到處都是泥濘的路，還有轟炸的種種細節。感謝互聯網讓我能找到很多歷史資料，否則這個小說還真沒法寫。因此，我的歷史小說都是帶有普通人的體溫的。

潮新聞·錢江晚報：一百多年來，文學、影視作品對泰坦尼克號的演繹，不僅讓世界記住了這次海難，也賦予了其更深的內涵。如果，當越來越多的目光關注到“里斯本丸”號沉沒，您希望通過作品，讓讀者/影迷從中獲得什么？

方勵：這個電影承載的不是一段簡單的歷史，更多的是展現歷史和戰爭命運下的人，這些軍人的命運，他們的愛情和親情。包括我們的舟山漁民，在當年那么窮困的情況下依然敢于冒著日軍的槍林彈雨闖入現場拯救生命，這是中國漁民在二戰期間的一大壯舉，但知道的人實在太少了。所以當大家走進影院的時候，希望大家能看到，這其實是一個中國故事，它發生在中國的土地上，我們中國人在這起事件中是施救者、參與者、目擊證人。

當年我們的先輩是在搶救生命，今天我們這幫人是在搶救歷史。這個故事如果我們不講，別人講不清楚，這歷史就沒有了，因為日本政府早在1943年就否認了這場屠殺。所以，這個電影的意義和我自己做這件事情的意義，就是我在最后一個時刻，歷史給了我這樣一個機會去把這件事搶救出來，我不去做我就是罪人。做這個事情是無條件的，為誰做？為歷史而做，為天下所有善良的人們而做。

做這件事情我就是一個志愿者，如今我已經完成了上天交給我的任務，搶到了這段歷史，做完了這部電影，接下來我就把這個電影交給觀眾了。剛剛我說托尼博士是傳遞這段歷史的第一棒，我是第二棒，如今我把第三棒交給觀眾。謝謝你們陪我們一起守護和傳遞這段歷史。

楊怡芬：100多年來，文學影視作品對泰坦尼克號的演繹非常繁復，《唐頓莊園》一開始就是因為泰坦尼克號沉沒，瑪麗小姐的未婚夫就去世了，然后她的人生就從此不同了。西方世界對泰坦尼克號的演繹，讓世界記住了這次海難，但最讓我們中國人記住的肯定是電影《泰坦尼克號》。

方導的《里斯本丸號沉沒》讓我看到他想做溝通東西方橋梁的努力，他想把發生在東方的事情讓世界看到。我特別肯定這一點。《里斯本丸號沉沒》是著眼于未來的，著眼于戰俘的后人，在呈現整個事件的基礎上，更多表達了后人對前人的追念和對戰爭的反思。優秀的戰爭紀錄片都是讓人真誠地去呼吁和平的。

我近年來的兩部長篇，一部《離殤》，一部《海上繁花》，寫的都是戰爭里的故事。當那些家人離散、戰爭殘酷的故事來到我眼前時，我能感同身受，這是很強的一個推動力。

文藝作品存在本身是因為它具有某種慰藉的功能，我們從別人的喪失中看到自己的喪失，然后進而安慰自己。戰爭是怎么來到人間，又是怎么消失的，今天后人又該怎樣去清醒地看待戰爭這個行為？通過文藝作品，讓人們意識到，戰爭不僅讓生命中斷，即使你僥幸活著回來了，也不再是從前的那個人。

《里斯本丸沉沒》和《海上繁花》，兩個作品共同的指向都是呼吁和平，這是毋庸置疑的。我的策劃編輯也曾對我的作品做過一個總結：你現在和將來的小說里，主旨都是呼吁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