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畫金石豈小道
吳昌碩臨石鼓全文卷局部
今年正值海派藝術(shù)大師吳昌碩(1844—1927)誕辰180周年,上海吳昌碩紀念館、海派藝術(shù)館、浙江美術(shù)館等紛紛推出紀念特展。
吳昌碩是海派藝壇中擁有詩書畫印“四絕”美譽的藝術(shù)大師,其書法線條尤為獨特,不單美,更以“金石氣”在繪畫上開一代之新風。
碑學之興
我們總喜歡用“金石氣”來形容吳昌碩的書法。“金石氣”是一種怎樣的書風?“金石氣”所對應的是“書卷氣”,也就無法繞開書學中的碑與帖。
書學分為碑、帖二派。碑指銘功紀事的石刻,著名的《張遷碑》《曹全碑》《龍門二十品》《九成宮醴泉銘》《多寶塔感應碑》等都屬于這一類。漢碑之前的先秦時期在石頭上刻字,因刻石形如鼓,故稱為“石鼓文”。而鑄刻在青銅器上的銘文,稱“金文”。石碑、石鼓文和鐘鼎文等統(tǒng)稱為“金石”。
帖指書寫在布帛、紙張上的墨跡,最著名的有王羲之的《蘭亭序帖》、王獻之的《鴨頭丸帖》、王珣的《伯遠帖》、顏真卿的《祭侄稿帖》和蘇軾的《寒食帖》等。但布帛紙張容易損毀,為了讓文字更加長久地保存,后人便把它們摹刻在石版或木版上,然后通過拓印的方式流傳下來,這類被稱作“法帖”,著名的有《淳化閣帖》《停云館法帖》《三希堂法帖》等。久之,專事法帖的書派稱為“帖學”,在宋、元、明至清代經(jīng)久不衰;而專攻碑刻的書派稱為“碑學”,至清中期以后興盛起來。
以二王為代表的帖學正宗,一直是后人臨摹的范本。但二王真跡甚少,這才有宋太宗下令為歷代法書真跡勾摩刻版制作的《淳化閣帖》。它確立了王羲之的“書圣”地位,也開啟由宋以降至元明的“帖學”天下。至清代,受文字獄等影響,文人們轉(zhuǎn)而投向小學和考據(jù)。恰逢金石的出土,以金石考據(jù)為緣由的學術(shù)活動蓬勃發(fā)展。彼時帖學已出現(xiàn)極其嚴重的程式化傾向,尤其是臺閣體、館閣體更加速了帖學的僵化。清中期,“館閣體”甚至成為帖學的代名詞。
是時候需要出現(xiàn)一種新書風了。以八大山人、石濤、鄭板橋和金農(nóng)等為代表的一部分文人把目光投向了碑學,開始追求書風的轉(zhuǎn)變。與帖學所推崇的法度、精致、唯美不同,碑學更崇尚自然、古拙和質(zhì)樸。這一股清新之風,刮來迥異的審美意蘊。
阮元在《南北書派論》和《南帖北碑論》中指出南北書風的分野,并認為“南派乃江左風流,疏放妍妙,長于啟牘,減筆至不可識”,而北派則“中原古法,拘謹拙陋,長于碑榜”。之后,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大談碑學的淵源和審美,提出魏碑的“十美”,基本確立了碑學的審美特征,也拉開了與帖學的審美距離。在這股碑學熱潮中,書法名家如鄧石如、伊秉綬等人的探索實踐加上碑學理論的不斷創(chuàng)新,基本確立了碑學獨立的審美體系,完成了自唐以降書法美學領(lǐng)域中的一次重大突破。
“古人為賓,我為主”
吳昌碩正是在碑學興盛的時期開始書學之路。他從刻印起步,并研習篆書。26歲時赴杭向俞樾學習金石學和詩詞,后又結(jié)識眾多專事碑學的文人和收藏家,逐步打開視野。而立之年始學《石鼓文》,并與其結(jié)下終身之緣。
一件《臨石鼓文手卷》,是吳在1886年(43歲)時所寫。落款寫道:“金石刻畫年復年,鍥不能舍筆漸努”。60歲臨習時還落款道:“臨阮翻刻天一閣本石鼓文字,虛實處未能兼到”。正是年復一年的臨習和鉆研,終得“石鼓篆書第一人”的稱號。可以說,吳昌碩的“金石氣”離不開《石鼓文》的浸潤。
被康有為譽為“中華第一古物”的《石鼓文》到底有何魅力?在唐代初年發(fā)現(xiàn)的石鼓共有十塊,因形似鼓而得名,石鼓上的刻文被稱作“石鼓文”。一般四字一句,記錄了秦國貴族階層的游獵活動,又稱“獵碣文”,具有刻石表功的性質(zhì)。字體雄強渾厚,布局均勻,結(jié)構(gòu)嚴謹,方整圓融,筆力遒勁。韓愈寫《石鼓歌》有云“鸞翔鳳翥眾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金繩鐵索鎖鈕壯,古鼎躍水龍騰梭”,大贊其神韻氣勢,以呼吁朝廷的重視與保護。
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令“書同文字”。李斯以三代、戰(zhàn)國的秦文字為基礎(chǔ),創(chuàng)造了統(tǒng)一的文字——小篆。在此之前的甲骨文、鐘鼎文和石鼓文則稱為大篆。《石鼓文》的書體為大篆體系,介于金文和小篆之間,屬于一種過渡性書體,在書法史上起承前啟后的作用。相比金文,石鼓文擺脫了圖像化的傾向,結(jié)體更講究對稱平衡,布局更加端莊凝重,但仍保留了金文活潑生動的一面。
吳昌碩在《石鼓文》的滋養(yǎng)下,筆力日趨凝重穩(wěn)健,漸顯古樸雄渾之美,也就是世人所稱的“金石氣”。正如他自己所說“古人為賓,我為主”,他臨習《石鼓文》并未停留于形似,而追求神似,且融入新的審美趣味。他突出字體的縱勢,增加線條的流暢感;擺脫平整圓潤的形態(tài),更突出其雄壯厚拙的一面;改石鼓文的細勁為飽滿遒勁,在蒼勁之中融入節(jié)奏感;結(jié)體欹正,講究整體氣勢與圖像感。布局上避免橫平豎直,追求自然古樸的趣味,又增添畫面的錯落感。墨色上,早期用墨均勻,后期以濃濕為主,常枯濕參差,盡顯老辣豪邁之感。
60歲之后,吳昌碩的書風開始確立,筆墨技巧爐火純青,線條變化得心應手、出神入化。如沙孟海所說:“雖尺幅小品,便自有排山倒海之勢”。尤其獨創(chuàng)以草入篆、以篆隸作狂草,自創(chuàng)一格,突破時代的審美局限,開時代之大格局,對后來之書風產(chǎn)生重要影響。
“金石氣”與“海派”
吳昌碩是海派書畫界中獨有“四絕”的藝術(shù)大師。他本人曾說:“我金石第一,書法第二,花卉第三,山水外行”。理解這句話,就明白了書法在他藝術(shù)生涯中的核心地位。尤其是開拓出“以書入畫”的新路徑,打開了新格局。吳昌碩的“四絕”貴在一個“通”字。這也是他在中晚年才開始學畫,卻獲得極高藝術(shù)地位的重要原因。他曾說“作畫需憑借一股氣”,這“氣”正是出自篆刻和書法中的“金石氣”。
這股“金石氣”融入海派大寫意花鳥畫,開一代之新風。細賞吳昌碩的寫意花卉,無論是枝干縱橫的紅梅、交錯攀緣的紫藤,還是隨風橫寫的竹葉,都是以篆籀之法入畫而求“金石”趣味。再看吳的題詩,“詩文書畫有真意,貴能深造求其通”“苦鐵畫氣不畫形”“畫當出己意”“古人為賓我為主”“畫之所貴貴存我”等都是他關(guān)于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思想表達。
吳昌碩的“金石氣”賦予海派藝術(shù)更多的審美廣度和理論厚度。一方面,它帶給海派藝壇一種新的審美趣味,為當時的嬌柔甜媚趣味增添一種自然和古樸之風。另一方面,“四絕”所開啟的藝術(shù)匯通理念,打開傳統(tǒng)書畫的現(xiàn)代之風。所謂“畫氣不畫形”,指的是吳雖不擅造型的表達,但是他通過繪畫所傳遞的“氣”將海派大寫意花鳥畫提升到新的高度。
從篆刻、書法出發(fā)的吳昌碩,在一條看似不寬的書路上,卻越走越寬,越走越遠。吳從石鼓文中提煉出一種碑學的語言,讓“金石氣”彰顯其獨特的審美價值,并將其運用到書、畫、印中,創(chuàng)造出碑學的一種新面貌和新氣度。他以實踐發(fā)展了“以書入畫”的理念,上承徐渭、陳老蓮和八大山人的筆墨意趣,下啟“四絕”匯通的創(chuàng)作手法,拓寬了中國傳統(tǒng)筆墨的圖像表達。
吳昌碩對傳統(tǒng)筆墨的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不僅奠定其海派藝術(shù)一代宗師的地位,也開啟海派藝術(shù)的新局面,打開了中國傳統(tǒng)書畫的新圖景。
(作者為上海藝術(shù)研究中心研究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