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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在小說《孔乙己》中構筑了精微隱奧的轉義話語，經營出湛漸渾融的幻設寓言。《孔乙己》對識字的轉義，可以分析為四種類型，并歸納為三個漸進的層次：一是“孔乙己”綽號的換喻以及描紅紙的蒙學隱喻，二是回字的四樣寫法對科舉正字之學的提喻，三是偷竊之辯對訓詁學和經學的反諷。如果把小說中的長衫、描紅紙、茴香豆等視為意象，那么，識字及其轉義就可以視為事象，二者共同營構著《孔乙己》文本的諷喻境界［1］。《孔乙己》的識字之喻可以視為一種文本癥候，潛伏著深層的社會結構、虛化的制度背景和復雜的文化心理。一般認為，《孔乙己》的主旨是批判科舉制度對人的戕害，揭示封建社會對苦人的涼薄。從魯迅的識字之喻入手，可以呈示《孔乙己》主旨更為宏廓的面向，掘發其主旨較為隱秘的一種生成路徑，或許也能為魯迅研究中的某些傳統問題更進一解。

一 魯迅的小學根柢與識字之喻的發生

回歸魯迅及其文化場中關于識字的論述與認識，是理解《孔乙己》中識字之喻的必要前提。在中國傳統語文教育中，識字（literacy）是一個貫穿始終的命題。張志公將傳統語文教育分為“以識字教育為中心”的啟蒙階段、“讀寫基礎訓練”以及“進一步的閱讀和作文訓練” ［2］等三個階段。艾爾曼在清代科舉研究中，區分了“入門級讀寫能力（primer literacy）”和“文言讀寫能力（classical literacy）”［3］兩個層次。在魯迅筆下，識字既指向教育層面，也兼具文章學面向，同時是一個語言文字學議題，意蘊豐贍，層次井然。在1925年的小說《高老夫子》的開篇，魯迅征引了蘇軾的名句“人生識字憂患始”［4］。十年后，魯迅翻新出“人生識字胡涂始”，諷刺傳統的古文寫作教育造就了不少“胡胡涂涂”的人才。學成了古文的人，“大概是似懂非懂的居多，所以自以為通文了，其實卻沒有通，自以為識字了，其實也沒有識”。魯迅認為，“這‘胡涂’的來源，是在識字和讀書”［5］。在這個意義上，識字至少包含蒙學與文章學兩個層次。

識字的多重意蘊是層累地造成的。在漢代，識字教育是蒙學（當時稱為小學）的初階，包含了認字與書寫兩方面內容。中唐時期，韓愈提出了“凡為文辭宜略識字”［6］的命題。宋代學者如洪適、王應麟等在小學層面上強化了這一命題的學術意味，并延展至文章學領域。至清代乾嘉時期，朱筠提倡“通經必先識字”［7］以后，識字的意蘊在文字、音韻、訓詁等層面進一步深化，幾乎成為小學的代稱，凝定為乾嘉經學的核心命題之一，又漸而滲透到文章理論中，作為“得到各文派認可的文學常識，最終進入民國時期的‘文學史’與‘教科書’當中”［8］。故章太炎撰《國故論衡》，以小學開篇，繼以文學。魯迅纂《漢文學史綱要》，作《門外文談》，都先講文字，再及文學。恰如朱自清的簡評，“我國舊日的教育，可以說整個兒是讀經的教育”，要讀懂經典，“得懂‘小學’，就是文字學”［9］。因此可以說：識字內涵的層累，是漢宋學風遞嬗的遺蹤；小學軌范的形成，乃歷代文章流變的沉積。

魯迅自幼留心小學，既源于個人的知識趣味，也出于秉承舉業家學的考量。科舉既廢，魯迅在日本留學期間師從章太炎，得到了專門而系統的小學訓練。章太炎基于識字的文學主張有明顯的復古傾向。1906年9月，避難東京的章太炎為留學生演講小學的功用，認為“文辭之本，在乎文字，未有不識字而能為文者”，“吾生幾四十歲，所見能文之士，大抵未能識字”，從文字學與文章學兩個方面提示著識字的緊要，旨在提倡小學并施于文辭。章太炎還指出，識字是翻譯外來學說的基本功。他舉出“晉、唐之世，譯佛典者，大抵皆通小學”“當時譯經沙門，皆能識字”的古例，以論證“譯書之事，非通小學者，亦不為功”，以至于抬升小學地位“為一切學問之單位之學”［10］。章太炎承繼并拓展了乾嘉以來文章學的小學傳統，將識字推尊為撰著和譯述的根柢之學，乃至一切學問的重要基礎。

章太炎的語言文字之學模塑了周氏兄弟早期的譯述風格。1908年7月至翌年3月，章太炎在東京為朱希祖、錢玄同、魯迅、周作人、許壽裳等8人開設小班，講授《說文解字》。當時，周氏兄弟正在翻譯《域外小說集》。據錢玄同回憶，周氏兄弟“思想超卓，文章淵懿，取材謹嚴，翻譯忠實，故造句選辭，十分矜慎；然猶不自滿足，欲從先師了解故訓，以期用字妥帖”。因此，《域外小說集》“不僅文筆雅馴，且多古言古字，與林紓所譯之小說絕異”［11］。《域外小說集》獨至的文體風貌，不論是魯迅自謙的“詞致樸訥”［12］，還是錢玄同盛贊的文章淵懿，都指向漢魏以上文章的高古之境，是對章太炎文風的追步。如木山英雄所說，周氏兄弟早期的翻譯“從章氏關于語言本源性的徹底性思想之中所獲得影響是不能輕視的”［13］。這種根柢識字、矜慎用字的著譯風格，是周氏兄弟介入文學革命以前的標志性特點，留下了章太炎識字理論的深刻印記，并存續于后來的白話文寫作中。

在新文化運動初起的時候，識字已作為文學革命者用以戰斗的工具。1935年魯迅回憶起十幾年前提倡白話之時，“保守者對于改革者的第一彈，是說改革者不識字，不通文，所以主張用白話”。識字正是通文的基礎，不識字指的即是傳統小學的素養不足，而不通文則是指不懂得古文的義法、文體諸端。針對“這些打著古文旗子的敵軍”的指斥，魯迅等人“是就用古書作‘法寶’，這才打退的，以毒攻毒，反而證明了反對白話者自己的不識字，不通文”［14］。

在這場論爭中，劉半農、胡適等人率先批評古文家不識字、不通文。1917年12月，林紓厲斥章太炎及其弟子的文章“以《說文》入手，于意境義法，絲毫不懂”［15］。作為回應，劉半農搬出《域外小說集》，稱之為“比林先生分外高古的著作”［16］，借以譏諷林紓識字根柢未堅。具體到字句上，劉半農批評林譯《巴黎茶花女遺事》“其女珠，其母下之”一句用字“不通”，“尤為費解”［17］，胡適也附和說“林琴南的‘其女珠，其母下之’，早成笑柄”［18］。胡適還譏評林紓《論古文之不宜廢》一文中“‘而方、姚卒不之踣’一句，不合文法，可謂‘不通’”［19］。五四以后，魯迅在與學衡派、甲寅派的論戰中延續著這一戰法［20］。1922年初，魯迅抨擊學衡派之守舊，直斥《學衡》諸公“于舊學并無門徑”“字句未通”［21］之失。1925年8月，章士釗在《甲寅周刊》上感慨文章道衰，識字之學將成絕學：“民國承清，每況愈下，更越十年，將求稍識字者而不可得。”［22］并于句旁加點，以示警策。反而被許壽裳揪住“每況愈下”的誤用，反唇相譏道：“今日堂堂的教育總長，還不識得一個況字，更何庸愁到十年以后是怎樣？”［23］魯迅也因而譏諷章士釗文章不通，“連成語也用不清楚，如‘每下愈況’之類”［24］。

直到晚年，魯迅仍關心文字的前途，對文字的階級性有著深刻認識：識字是與權力牢固綁定的。魯迅在1934年的《門外文談》中談及“文字在人民間萌芽，后來卻一定為特權者所收攬”的命運，指出早期的文字與權力伴生，具備著“尊嚴性”和“神秘性”，因而平民是“不識字的，并非缺少學費，只因為限于資格，他不配”。魯迅對識字之難有著多層次的認識。初階的識字，“倘不費他十來年工夫，就不容易跨過”，而進階的識字則是士大夫人為的“更加難”。至于“將字寫得別人不認識，下焉者，是從《康熙字典》上查出幾個古字來，夾進文章里面去”［25］，指的便是高階的、文字學層面的識字。

要之，魯迅對識字的體認，遠源于漢代以降的小學傳統，近得于章太炎的語言文字之學，是魯迅從事譯述與創作的學術根柢。魯迅話語中的識字，有著渾融的文化指向，可析為遞進的三個層次：一是蒙學層次，指初階的認字習書。二是文章學層次，是中階的文字應用，指科舉功令規范下的識字通文的文章學教育。三是語言文字之學，指高階的學術層面的識字，尤以乾嘉小學為代表，包括文字、音韻、訓詁之學。三個層次構筑了《孔乙己》識字之喻發生與展開的基址。

二 綽號的換喻與描紅紙的蒙學隱喻

識字之喻始于孔乙己的命名，命名之由是理解孔乙己寓意的關鍵。自從周作人指出孔乙己“是一個破落大人家的子弟和窮讀書人的代表”［26］以來，孔乙己的身份問題，歷來爭訟不已，或失之貶抑，或揄揚過情。若按其文旨，可從魯迅的識字之喻窺探一二。

魯迅對名號問題向來矜慎，曾自道起名的甘苦：“創作難，就是給人起一個稱號或諢名也不易。假使有誰能起顛撲不破的諢名的罷，那么，他如作評論，一定也是嚴肅正確的批評家，倘弄創作，一定也是深刻博大的作者。”從讀者接受的角度看，“一個簡括的諢名，就可以比較的不容易忘記”，故而“尤其要緊”［27］。因為按照“中國老例，凡要排斥異己的時候，常給對手起一個諢名，——或謂之‘綽號’”［28］，綽號本身即蘊含了批判與戰斗的效力。“孔乙己”正是魯迅經意采擇、寄寓深厚的文化符號。

從修辭學上說，綽號“是修辭現象的（且是辭格的）原始形態”［29］，是一種典型的換喻。小說寫道：“他對人說話，總是滿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因為他姓孔，別人便從描紅紙上的‘上大人孔乙己’這半懂不懂的話里，替他取下一個綽號，叫作孔乙己。”［30］魯迅在小說中托諸別人之口，解釋孔乙己命名的來由，是依據描紅紙上的字句，其用意殊深。

描紅紙承載著魯迅的蒙學記憶。魯迅回憶幼年，“最初去讀書的地方是私塾，第一本讀的是《鑒略》，桌上除了這一本書和習字的描紅格，對字（這是做詩的準備）的課本之外，不許有別的書”［31］。魯迅七歲時入族祖周玉田的私塾開蒙，“開始習字，先是‘描紅紙’”，“其時最流行的一種‘描紅紙’，上面印著‘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佳作仁可知禮也’等三字句”［32］。小說中的描紅紙就是從私塾開蒙的記憶中拾來。據周作人回憶，孔乙己的原型是故鄉一位被稱為孟夫子的人，“這本來也是一個綽號，但只是挖苦讀書人而已，沒有多大意思”，但“妙在半懂不懂，比勉強生造兩個字要好得多了”［33］。然而，易孟為孔，命意昭彰。在描紅紙的語境中，上大人正是孔子之代稱，孔乙己即是對孔子的換喻。王利器認為，唐代以來史料中的“‘丘乙己’有的作‘孔乙己’，有的作‘孔夫子’，說者都以為是孔丘”，而《孔乙己》“正是打倒孔家店那個時代的產物，把孔乙己作為沒落階級的儒士的代表，是有其深刻的社會意義的”［34］，可謂一語中的。

如果說孔乙己的綽號是一種換喻，那么描紅紙便是一種隱喻。正如魯迅所揭示的，傳統識字教育培養的人“大概是似懂非懂的居多，所以自以為通文了，其實卻沒有通，自以為識字了，其實也沒有識”［35］。描紅紙對蒙學的隱喻，經由著半懂不懂、似懂非懂的共性而得以成立，也與孔乙己底層讀書人的身份相吻合。孔乙己對孔子的換喻，與描紅紙對蒙學的隱喻，共同構成了魯迅在孔乙己三字中寄寓的諷喻意味。

孔乙己的命名，若放置于整個“上大人”系列蒙學教材的義理演變史中，諷喻意味便更為昭著。據學者考證，敦煌殘卷中已經出現“上大夫丘乙己”寫卷，其性質“是童蒙的通俗讀物，同時也是學童習字的仿書”［36］。敦煌文書中迄今發現36件上大夫系列寫卷，“內容完整者有12件”［37］，大多寫作上大夫丘乙己，無作上大人孔乙己者。抄本內容不一，較為隨意，典型的如P.3797寫卷寫作“上大夫，丘一己，化三千，七十二，女小生，八九子”［38］，儒家義理的痕跡尚淺。因筆畫簡少，有韻易記，便于初學識字習書，后世因革損益，傳習不衰。宋代以后，上大夫變為上大人，并補綴“佳作仁可知禮也”，侵尋定型為8句25字：“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39］南宋陳郁認為此文“殊有妙理”，將上大人指明為孔子：“大人者，圣人之通稱也。在上有大底人，孔子是也。”復將下文疏通成“丘是孔子之名，以一個身己教化三千徒弟，其中有七十二賢士”，“爾是小小學生，八歲九歲的兒子”，“當好為仁者之人”，“又當肯如此知禮節”，意在教導兒童“若能為人知禮，便做孔子也做得”［40］，顯然附會了理學的口吻。元末明初理學家謝應芳則指出，“訓蒙者率以上大人二十五字先之”，“第四字乃圣人名諱，理合回避，豈宜手之口之，以瀆萬世帝王之師乎”［41］，然“明承元后，避諱之法亦甚疏”，“萬歷而后，避諱之法稍密”［42］。直到明代中葉，葉盛猶謂“凡鄉學小童，臨仿字書，皆昉于此，謂之描朱。爾傳我習，幾遍海內”［43］，丘字仍不避諱。至晚到明代后期，才出現“上大人孔乙己”［44］的記載。清光緒十三年《欽定科場條例》規定“直書廟諱、御名、至圣先師諱本字者，該生罰停三科”［45］，避諱綦嚴，丘乙己多作孔乙己。清末，俞樾有“晨窗日日磨丹矸，描紙親書上大人”之句，自注為曾孫俞平伯親筆書寫描紅紙，所書為“‘上大人孔一己’等二十五字”［46］，稍有異文。在清末至民國的描紅紙版刻中，文字基本定型為“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47］的版本。

自唐代傳衍至清末，描紅紙文字的損益折射出義理的遷流。從仁與禮的增入，到上大夫變為上大人，丘乙己轉作孔乙己，尊孔的意味逐漸強化，儒家義理在權力的毛細管作用下，滲入基層教育的最底層。在魯迅的幼年時代，“孔夫子已經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這一個闊得可怕的頭銜，不消說，正是圣道支配了全國的時代”。孔子被權力利用，“政府對于讀書的人們，使讀一定的書，即四書和五經；使遵守一定的注釋；使寫一定的文章，即所謂‘八股文’；并且使發一定的議論”［48］。魯迅對孔子的態度是復雜的，正如周振甫所分析的：“魯迅對孔子的贊美，是就他所處的時代來立論的。對他的不滿，是就他影響來說的，就他被后世有權勢者的利用來說的。”［49］孔乙己三字，正同時承載著魯迅的贊美與不滿。

魯迅神奇地激活了孔乙己三個字所承負的雙重文化意義。一方面，孔子以一己之身承擔天下教化，孔乙己三個字成了儒家文化的絕佳象喻。然而，魯迅易至尊為極卑，反諷地翻轉了這一文化譜系。對于浸淫儒家文化的守舊者而言，這一諢名的確立與流播而產生的潛在破壞力，絕不遜于一句打倒孔家店的口號。正如魯迅所說：“勢位聲氣，本來僅靠了‘祖宗’這惟一的護符而存，‘祖宗’倘一被毀，便什么都倒敗了。”［50］隨著孔乙己的死去，建立在儒家秩序底層的蒙學識字教育也隨之失活，所寄托的儒家義理也無所附麗。另一方面，孔子之一己化三千，被轉義為孑然一己的形象，已無力負荷舊文化的重擔。何況打斷孔乙己腿的人，正是這一文化語境中成功的一端——丁舉人之流。正如先秦君主之號為“一人”，兼存推尊與貶抑的正反兩重訓解，孔乙己成了孤立無援的一己，上大人淪為眾人取笑的談資，無論是長衫或短衣的看客，表現出的只有冷漠和涼薄。

三 回字寫法的正字提喻

“孔乙己”描紅紙是指向蒙學初階習字的隱喻，而回字寫法則是暗指了中階的識字，是“以部分代替整體”［51］意義上的提喻，提喻著科舉制度下的“讀寫基礎訓練”階段，即通過讀寫實踐訓練，“逐步提高學生掌握語言文字的能力”［52］。在這個階段中，學生需要進一步掌握文字學的知識，學會辨別字體正俗，掌握正確的字音、字義，以應對科舉功令規范用字的要求。

在小說中，孔乙己對“我”說：“你讀過書么？”在得到了點頭的回應后，便要“考你一考”，提問茴字的寫法。“我”起初不愿意理會，當聽到孔乙己說“將來做掌柜的時候，寫賬要用”時，才懶懶地回答：“不是草頭底下一個來回的回字么？”于是，孔乙己“顯出極高興的樣子，將兩個指頭的長指甲敲著柜臺”，又問道：“回字有四樣寫法，你知道么？”并“用指甲蘸了酒，想在柜上寫字”，但“見我毫不熱心，便又嘆一口氣，顯出極惋惜的樣子”［53］。

孔乙己的第一個提問是：“你讀過書么？”其實也就是問：“你識字么？”在當時的教育制度中，十來歲的孩子可能是入塾開過蒙的。孔乙己之所以說“將來做掌柜的時候，寫賬要用”［54］，首先指向的還是蒙學。在清代的蒙學教育中，延師到家的是少數，“市井鄉村貧窮兒童往讀”的大都是朋館（或名村塾、義塾）。“蒙學所授，不過識字，能寫能讀，便于工商應用而已”，至于“等而上之，兒童有志應考，長乃讀習舉業，教師多延請秀才任之，而蒙館教師則多屢考不得秀才之人也”［55］。孔乙己說寫賬要用，是知道“我”不大可能有研習舉業的機會，而從工商應用的實際層面來說的。

但是，茴字是溢出蒙學教材的字。今日看來，茴字固然不屬于生僻字，但不論是作為初階蒙學教材的《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等，還是四書、五經，乃至十三經，都沒有茴字。茴字最早見于南朝字書《玉篇》：“茴，茴香。”［56］今存本《切韻》未見，后來的字書、韻書多收錄，如《廣韻》云：“茴，茴香，草名。”［57］當“我”回答出“草頭底下一個來回的回字”后，孔乙己大概是由于超出預期而感到高興，進而提出回字的四樣寫法的問題，這便關涉到識字的進階層面，即科舉正字之學。

正字即使用文字的規范，包括字形、字音、字義的規范。為符合科舉的要求，清代的學子不得不接受正字的規訓。乾隆三十三年規定：“舉子應試之卷，理宜作字端謹，未便與行草書札一體并從省便。”［58］據傅增湘記述，光緒中葉以來殿試有“字必正體”的風氣，“破體帖書，尤懸為厲禁。點畫小愆，輒加黃簽”，故“縱有《天人三策》之文，而不嫻《字學舉隅》之法，則絕難入選”，“相師成風，牢不可破”［59］。自上而下的正字厲禁，遂成為每個讀書人自覺接受的規范。1922年錢玄同提倡簡體字時，指斥清政府強制推行《康熙字典》《字學舉隅》的規范書寫，“對于文字的一點一畫，一挑一剔，這樣是正體，那樣是俗體，狺狺不休”［60］。直到1936年，簡體字方案難以落實，黎錦熙認為這是源于“一千多年以來科舉制度的余威，就是一百年以來趕考的生童和秀才們奉為金科玉律的《字學舉隅》那本書的余毒”，《字學舉隅》“到現在也還有無形的權威”。因為按照《字學舉隅》的規范，“書里頭規定許多字的筆法，要怎么寫才是正體，寫錯了一筆半畫就算破體，破體字要是誤寫在卷子里，不怕文章做得頂好也是不取錄的”［61］。經歷過科舉訓練的魯迅，對《字學舉隅》的性質看得很透徹：“我們現在一般讀書人之所謂‘正字’，其實不過是前清取士的規定，一切指示，都在薄薄的三本所謂‘翰苑分書’的《字學舉隅》中……”［62］周作人也有相似的記憶：“我在小時候預備舉業，每日寫一張大字之外還抄《字學舉隅》與《詩韻》。……《字學舉隅》的標準寫法至今還記得不少。”［63］

孔乙己知曉回字的四樣寫法，正是科舉正字教育的結果。若依《字匯》《康熙字典》等書的辨析，回字有四樣寫法。四樣寫法有正俗之分，科舉考生若要分辨，就需要參考《字學舉隅》一類的正字書。《字學舉隅》的鼻祖是唐代顏元孫的《干祿字書》，書中將字形分為俗、通、正三體，“所謂俗者，例皆淺近”，用于“籍帳、文案、券契、藥方”等民間日常書寫中。“所謂通者，相承久遠”，可以用于“表、奏、箋、尺牘、判狀”等應用文寫作。“所謂正者，并有憑據。可以施著述、文章、對策、碑碣”，且“進士考試理宜必遵正體”［64］。《干祿字書》的正體觀對后世影響很大，《字學舉隅》即因之分為“正字”“俗字”“承用已久之字”［65］三體。若按《干祿字書》的規范，回是正字，囬是俗字。若按《字學舉隅》的辨析，囘是正字，囬是俗字，回是承用字（通行字）。

除了規范筆畫的正俗，《字學舉隅》還被用為館閣體字帖。周作人指出“《字學舉隅》是寫館閣體字的教科書”，“所謂字學，實亦只是寫館閣體字（象征磕頭的那一種字體）的方面而已，與文字之學乃是風馬牛十萬八千里也”，揭露了正字之學象征磕頭的規訓意圖。直到師從章太炎學習《說文解字》以后，周作人才“略識文字，每寫今隸，輒恨其多謬誤”，認識到“《字學舉隅》又是今隸中之裹小腳者耳，奚足道哉”［66］。今隸即是楷書。館閣體楷書是科舉制度所認可的字體，孔乙己能夠“寫得一筆好字，便替人家鈔鈔書，換一碗飯吃”，或即學習《字學舉隅》的館閣體而練就的本領，是孔乙己足以自矜的資本。雖然孔乙己是沒有進學的讀書人，連“半個秀才也撈不到”，位于科舉生態中的底層，但是在《字學舉隅》滋養下的孔乙己是“當真認識字”的。孔乙己提點“我”學習回字四樣寫法，并且要用“指甲蘸了酒”［67］，在柜上示范正字楷法，毋寧是說，酒店記賬，不妨用俗體，如若應舉，則須辨明正體。孔乙己不只是在夸耀識字之多，更是在強調自己足以應舉的讀書人身份，這是孔乙己心中無形的長衫。

回字寫法的喻指，也可以置于新文學提倡者與守舊者論戰的語境中去認識。魯迅在1935年憶及“提倡白話的時候”，是用了釜底抽薪的辦法，“用古書作‘法寶’”，才打退了“打著古文旗子的敵軍”，證明了古文家原本“不識字，不通文”［68］。由此語境去理解，魯迅之所以借咸亨酒店的眾人之口問道：“孔乙己，你當真認識字么？”［69］問的恐怕不只是孔乙己，而是以識字通文自矜的林紓等人吧。直到1934年，曹聚仁為別字辯護，魯迅仍譏諷曹聚仁的“戰法也是搬古書，弄得文人學士之自以為識得‘正字’者，哭笑不得，因為那所謂‘正字’就有許多是別字”［70］。受過文字學訓練的魯迅，對正字觀念背后的政治權力看得分明。

魯迅的諷喻之意或許在此：古文家所謂的識字，是孔乙己式的以朝廷功令為主導的用字規范，距離文字學何啻千里。若揭去正字觀念的畫皮，可以看到它乃是科舉功令的附屬物。正字觀念因科舉制度而誕生，卻未隨科舉制度而消亡，正字的幽靈一直盤旋在魯迅的時代。

四 偷竊之辯的筆法反諷

孔乙己是識字的，他不僅寫得出回字的四樣寫法，還分得清偷與竊在字義上的區別，不過孔乙己的悲劇——或說是優勝——則在于，他的知識更外化于行動，用偷竊之辯來文飾自己的行為。

偷竊之辯是《孔乙己》中識字之喻的一個典型情節，反諷地指向了蒙學識字和科舉正字以外更高的一個識字的層次，即經學上的春秋筆法。春秋筆法，也稱筆法或書法，是《春秋》學上的重要命題。漢代的經學家認為，春秋筆法是孔子纂修魯國史書《春秋》時所采用的一種用字寄寓褒貶的策略。故孟子說：“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孟子·離婁下》）司馬遷也稱揚孔子“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71］，并在《史記》中自覺繼承著這一傳統。儒家學者相信，孔子以文字立教，筆削見義，憑借史官記錄的話語權力和道德審判功能，便可以起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滕文公下》）的效果。春秋筆法“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理論范疇之一”，“講究用字是從孔子《春秋》開始的，并對后代史傳文學產生深刻的影響”［72］。

筆法與訓詁學密切相關，是識字的一個傳統的功能取向。《春秋》《左傳》和《史記》的文章傳統，是桐城派文章理論的淵藪。方苞提出的古文義法理論，被桐城文家奉為圭臬。所謂義法，就是外在形式之法與內在蘊含之義的結合。林紓曾批評章太炎及其弟子的文章徒采古字，而“于意境義法，絲毫不懂”［73］，對照而觀，蔡元培則稱魯迅的文章兼有“意境之雋永”與“字句之正確”［74］。魯迅在寫作中對筆法極為講求，即是得力于章太炎的小學教益，以及孔子以降的春秋筆法傳統。

在《孔乙己》中，魯迅將春秋筆法作為一種反諷的手段來使用。小說寫道：“孔乙己便漲紅了臉，額上的青筋條條綻出，爭辯道，‘竊書不能算偷……竊書！……讀書人的事，能算偷么？’”［75］表面上看，竊書不能算偷的事實邏輯是荒誕的，若從春秋筆法的訓詁學邏輯來看則是合理的。舉例明之，《春秋·莊公二十九年》云：“鄭人侵許。”《左傳》解釋侵、伐、襲三字的區別云：“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76］用字有別，褒貶亦殊，這是訓詁的方法，也是經學意義上的識字。

辨析字義的演變與差異，是識字的內涵之一。偷與竊古義有別，若就白話而言，可以連用，均表盜竊之義。《說文》無偷字而有愉字，訓“薄也”，段玉裁解釋說：“淺人分別之，別制‘偷’字從人，訓為偷薄，訓為茍且，訓為偷盜，絕非古字，許書所無。然自《山有樞》鄭箋云‘愉讀曰偷。偷，取也’，則不可謂其字不古矣。”［77］章太炎為魯迅等人講授《說文》時，明言：“愉，即偷字，偷，薄也。……偷東西之偷由薄行義引申。”［78］凡先秦用偷字，一般取薄之義，而表盜竊之義者多用竊字或盜字。但在先秦文獻中，盜多指盜竊之人，而竊多指盜竊之行為。《說文》：“盜自中出曰竊。”段玉裁引徐鍇說：“所謂亂在內為宄也。”又《說文》釋“宄”字：“宄，奸也。外為盜，內為宄。”段注說：“凡盜起外為奸，中出為宄。”并引用《左傳·成公十七年》“亂在外為奸，在內為宄”［79］為證。自內部而出的偷盜行為稱作竊，則竊字的使用，不僅可以指稱孔乙己的行為，同時也暗指了孔乙己讀書人的自我認同，與長衫的隱喻是一致的。所以孔乙己說：“讀書人的事，能算偷么？”其爭辯理據在此。在孔乙己的語境中，偷是白話，竊乃文言，然而無論是白話還是文言，偷竊的事實是不容爭辯的。可是，文言足以文飾，訓詁可以正名，罪責得以開解，這便是孔乙己的春秋筆法。

如果說偷竊之辯體現出的是魯迅字句之正確，那么，魯迅之斟酌用字，同時也蘊含著思想的征引和話語的取舍，形成了寄寓遙深的諷喻意境，可當意境之雋永的評價。1906年，章太炎即指示了一條“從來小學家所未說”的小學研究路徑：“因造字的先后，就可以推見建置事物的先后……發明這種學問，也是社會學的一部。”［80］這種社會文化的研究思路，與陳寅恪在1936年所說的“依照今日訓詁學之標準，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81］，在方法上同其脈絡。由此引申，使用一個更古的字，其義理也指向古字所承擔的話語，而不止字義本身。從這個層面看，用竊字而非偷字，同時指向了儒家和道家的話語。

竊字的使用與《論語》和《莊子》的話語形成互文性。竊字在《論語》中凡三見，可與孔乙己的行為形成互文關系的，是季康子問孔子的例子：“季康子患盜，問于孔子。孔子對曰：‘茍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論語·顏淵》）季康子向孔子請教應對盜賊之法，孔子卻譏諷季康子竊取國家權柄的行為，乃是民眾做盜賊的源頭，將民眾的小罪歸因于當權者的大罪，或許這也是孔乙己辯解的理據之一吧。而在道家的話語中，竊字也用于對儒家圣人的批判。如《莊子》中的偷竊寓言：“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對于大盜來說，“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從而造成“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的世態。莊子將批判的矛頭指向偷盜行為的制造者，“圣人不死，大盜不止”，“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圣人之過也”，在“圣人生而大盜起”的邏輯下，“掊擊圣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82］就成了勢所必至之途。魯迅精熟《莊子》的文章和思想，“愛用莊子所獨有的詞匯，愛引莊子的話”［83］，曾三次征引過這則寓言。孔乙己為人抄書時，“坐不到幾天，便連人和書籍紙張筆硯，一齊失蹤”［84］。這樣“負匱揭篋擔囊而趨”的行為，正與《莊子》形成互文。由此觀之，魯迅強調竊字，恐怕亦有調用古代思想資源，把批判的矛頭指向造成孔乙己的社會結構的意味。

小說中兩次《論語》的故意誤用，也有訓詁上的反諷意味。孔乙己引用“君子固窮”和“者乎”之類“難懂的話”［85］，隱藏著窮與貧的辨析。窮字本義為“窮，極也”，與通相對言；而“貧，財分少也”［86］，與富相對言。孔子之窮，是“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朱熹融會何晏與二程的解釋，認為孔子“處困而亨，無所怨悔”［87］。在小說中，孔乙己自比孔子的處困而無悔，然而在旁觀者聽來，大概只會把窮理解為貧困。同樣，孔乙己在給孩子分食茴香豆時說“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88］，則將孔子“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論語·子罕》）之多，轉換為茴香豆之多寡，而隱去了《論語》原文的君子二字，與上文“君子固窮”相類，反諷地表現出孔乙己對儒者身份的認同。

偷竊之辯是對春秋筆法及其文化傳統的反諷。魯迅運用義法以反諷義法，解構了古文家所謂義與法的內在關聯，借用孔子“修《春秋》的照例手段”［89］來揭示“《春秋》已經隱瞞”［90］的真相。如果春秋筆法真有“一字之褒，寵逾華袞之贈”［91］的功用，則恰可證成魯迅反其意而用之，“褫其華袞，示人本相”［92］的批判力道。

結 語

《孔乙己》無窮的闡釋空間源于文字底基的深沉博大。《孔乙己》繼承了《莊子》“寓言十九”（《莊子·寓言》）的文體遺產，自覺地托體于晉世以來小說“以寓言為本，文詞為末”的“幻設為文”［93］的譜系。如果用現代的轉義理論為古典的寓言傳統下一轉語，那么，識字在《孔乙己》中的轉義便包含著三個層次：孔乙己綽號的換喻與描紅字帖的蒙學隱喻，指向儒家文化在傳統初階教育中的毛細管作用；回字的四樣寫法，提喻出科舉制度下文字被權力收攬的悖謬；孔乙己的偷竊之辯與戲仿春秋筆法的書寫，則暗含著對經學與小學的反諷。正如章太炎所說：“文辭的本根，全在文字。”［94］魯迅經由識字的線索與三個層次的書寫，構筑了對傳統文化的整體性諷喻，其闡釋空間也在文字本根上奠定。因此，孔乙己可以是理學的，也可以是樸學的，更是整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學文化的集合體乃至全過程，含括著“委棄在地面上”的“生命的泥”，以及其上的“喬木”“野草”［95］等種種附麗之物。

識字及其相關的知識背景，在魯迅文學的萌生、發展與成熟期中均有不同程度的體現。識字既是魯迅親歷的蒙學教育的知識原點，又是魯迅用以文學復古、文學革命與諷喻寫作的利器。魯迅稟受的識字觀念，是基于周秦漢唐以來小學傳統，而在清代，尤其是乾嘉以來小學作用于文學的風氣下形成的文化常識，一直影響到清末民初的文章譯述與撰著。在魯迅的時代，識字不僅是魯迅等文學革命者注目的議題，同時也是桐城派古文家、選學家、小學家、國粹派以至學衡派、甲寅派等文化陣營共同關心的問題，指向文學、學術、教育、政治等諸多文化場域。從制度層面說，識字觀念既與科舉制度耦合又與之脫鉤，而始終依附于文化權力；從學術與文章角度看，章太炎之講《說文》，劉師培、黃侃之說《文選》，桐城派之祖述《左》《史》，申明義法，綰合義理、考據、辭章，均可照鑒小學與文章學的交織關系。流播至文化層面，晚清民國的許多文化論爭，如文言、白話之爭，文學的復古與革新之爭，漢字革命的拉丁化與羅馬化之爭等，都以識字這一文化共識為前提，識字問題也是諸多論爭的一個聚焦點。

宋僧釋守珣有偈云：“若是孔門真弟子，自然知道化三千。”［96］當“一己化三千”的語典融入禪宗的話語，若借用魯迅的筆法，化字或許可兼教化與化身二義。在《孔乙己》對識字的轉義書寫中，“孔乙己”指向的是有著多副面孔的孔子：不僅是那個鮮活的在陳絕糧的、畏于匡的、累累如喪家之狗的孔子，更是那個被層累地建構為經學、文章學與蒙學話語的孔子。無定的意義在能指鏈條上游移，孔乙己或許寓意著啟蒙的開端，也大約的確宣示著某些傳統的終結吧。

注釋：

［1］ 為避免概念淆亂，有必要略作說明：本文使用的境界概念包含事境與意境，敘事傳統中的事象、事境，是與抒情傳統中的意象、意境對應的概念。參周劍之《事象與事境：中國古典詩歌敘事傳統研究》，“序言”，第4—5頁，商務印書館2022年版。標題中的喻，即廣義的比喻，亦即轉義（tropic/ trope），主要指涉的是海登·懷特的話語轉義（tropics of discourse）理論。維柯認為，所有的修辭格都可以歸結為四種轉義：隱喻、提喻、換喻和反諷。懷特發展了這一轉義理論，并用于分析歷史敘事的話語。參海登·懷特《歷史的轉義：〈新科學〉的深層結構》，《話語的轉義——文化批評文集》，董立河譯，第212—233頁，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文中使用的諸種修辭學概念及中文譯名，如隱喻（metaphor）、換喻（metonymy）、提喻（synecdoche）、反諷（irony）、諷喻（allegory）等，大多參考佐藤信夫在《修辭感覺》和《修辭認識》兩書中的用法以及肖書文的中譯名。參佐藤信夫《修辭感覺》，肖書文譯，重慶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佐藤信夫《修辭認識》，肖書文譯，重慶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2］［52］ 張志公：《傳統語文教育初探》，“引言”第1頁，第107頁，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版。

［3］ 艾爾曼：《晚期帝制中國的科舉文化史》，高遠致、夏麗麗譯，第247頁、第241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版。

［4］ 魯迅：《高老夫子》，《魯迅全集》第2卷，第7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

［5］［35］ 魯迅：《人生識字胡涂始》，《魯迅全集》第6卷，第305—306頁，第306頁。

［6］ 韓愈：《科斗書后記》，馬其昶校注，馬茂元整理：《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二，第10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7］ 朱錫庚：《笥河文集序》，朱筠：《笥河文集》卷首，《清代詩文集匯編》第366冊，第392頁下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8］ 林鋒：《“凡為文辭宜略識字”——一個文學常識的生成》，《文藝理論研究》2021年第4期。

［9］ 朱自清：《經典常談》，“序”，第5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0年版。

［10］ 章太炎：《論語言文字之學》，《章太炎全集》第14卷，第14—15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11］ 錢玄同：《我對于周豫才君之追憶與略評》，《錢玄同文集》第2卷，第306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12］ 魯迅：《〈域外小說集〉序言》，《魯迅全集》第10卷，第168頁。

［13］ 木山英雄：《文學復古與文學革命——木山英雄中國現代文學思想論集》，趙京華編譯，第232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14］［62］［68］［70］魯迅：《從“別字”說開去》，《魯迅全集》第6卷，第290頁，第292頁，第290頁，第290頁。

［15］［73］ 林紓：《與本社社長論講義書》，江中柱等編：《林紓集》第1冊，第351頁，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16］ 王敬軒、半農：《文學革命之反響》，《新青年》第4卷第3號，1918年3月15日。

［17］ 劉半儂：《我之文學改良觀》，《新青年》第3卷第3號，1917年5月1日。

［18］ 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新青年》第4卷第4號，1918年4月15日。

［19］ 胡適：《寄陳獨秀》，《新青年》第3卷第3號“通信”欄，1917年5月1日。

［20］ 參見王小惠《五四文學革命對章太炎文學語言觀的繼承與轉化》，《華東師范大學學報》2023年第3期。

［21］ 魯迅：《估〈學衡〉》，《魯迅全集》第１卷，第399頁。

［22］ 孤桐（章士釗）：《孤桐雜記》，《甲寅周刊》第1卷第3號，1925年8月1日。

［23］ 上遂（許壽裳）：《“有功文律”？》，《莽原》1925年第18期，1925年8月21日。

［24］ 魯迅：《答KS君》，《魯迅全集》第3卷，第120頁。

［25］ 魯迅：《門外文談》，《魯迅全集》第6卷，第94—95頁。

［26］［33］ 周作人：《吶喊衍義（八）·孔乙己》，鐘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2卷，第189頁，第189頁，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27］ 魯迅：《五論“文人相輕”——明術》，《魯迅全集》第6卷，第396頁、第394頁。

［28］ 魯迅：《補白》，《魯迅全集》第3卷，第110頁。

［29］［51］ 佐藤信夫：《修辭感覺》，肖書文譯，第92頁，第116頁。

［30］［53］［54］［67］［69］［75］［84］［85］［88］魯迅：《孔乙己》，《魯迅全集》第1卷，第458頁，第459頁，第459頁，第459頁，第459頁，第458頁，第458頁，第458頁，第460頁。

［31］ 魯迅：《隨便翻翻》，《魯迅全集》第6卷，第140頁。

［32］ 周芾棠：《鄉土憶錄——魯迅親友憶魯迅》，第47頁，陜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4］ 王利器：《跋敦煌寫本〈上大夫〉殘卷》，《文獻》1987年第4期。

［36］［38］［47］ 鄭阿財、朱鳳玉：《敦煌蒙書研究》，第144頁，第140頁，第146—147頁，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37］［39］ 任占鵬：《論唐代敦煌蒙書〈上大夫〉與后世〈上大人〉的關系》，《浙江師范大學學報》2021年第3期。

［40］ 陳郁：《藏一話腴》，載陶宗儀等編：《說郛三種》第2冊卷六〇，第911頁上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41］ 謝應芳：《學書》，《龜巢稿》卷一八，第40b頁，《四部叢刊三編》影印雙鑒樓藏鈔本。

［42］ 陳垣：《史諱舉例》，第165—166頁，上海書店出版社2023年版。

［43］ 葉盛：《水東日記》卷一〇“描朱”條，魏中平校點，第105—106頁，中華書局1980年版。

［44］ 姚旅：《露書》卷八，劉彥捷點校，第176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5］［58］ 《欽定科場條例》卷四二，奎潤等纂修，李兵、袁建輝點校，下冊，第710—711頁，第726頁，岳麓書社2020年版。

［46］ 俞樾：《補自述詩》，《俞樾全集》第30冊，陳景超點校，第43頁，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

［48］ 魯迅：《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魯迅全集》第6卷，第325頁。

［49］ 周振甫：《魯迅論孔子》，見丁錫根等：《魯迅研究百題》，第154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50］ 魯迅：《論“他媽的！”》，《魯迅全集》第1卷，第247頁。

［55］ 劉禺生：《世載堂雜憶》，錢實甫點校，第2頁，中華書局1960年版。

［56］ 胡吉宣：《玉篇校釋》卷一三，第3冊，第272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57］ 《新校互注宋本廣韻（定稿本）》，余廼永校注，第96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59］ 傅增湘：《清代殿試考略》，第10b頁，天津大公報社1933年版。

［60］ 錢玄同：《減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案》，《錢玄同文集》第3卷，第89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61］ 黎錦熙：《簡體字論》，《國語周刊》第246期，1936年6月20日。

［63］［66］ 周作人：《明珠抄（十六）·談〈字學舉隅〉》，《周作人散文全集》第7卷，第405頁，第405頁。

［64］ 顏元孫：《干祿字書》，《叢書集成初編》第1064冊，第3—4頁，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

［65］ 龍啟瑞：《字學舉隅》，《龍啟瑞集》第4冊，第219頁，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71］ 《史記》卷四七《孔子世家》，第6冊，第1944頁，中華書局1959年版。

［72］ 李洲良：《春秋筆法的內涵外延與本質特征》，《文學評論》2006年第1期。

［74］ 蔡元培：《〈魯迅全集〉序》，《蔡元培全集》第8卷，第526頁，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76］ 《春秋左傳正義》卷十《莊公二十九年》，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4冊，第2867頁下欄，中華書局2009年版。

［77］［79］［86］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許惟賢整理，第889頁上欄，第582頁下欄、第598頁上欄，第606頁上欄、第497頁下欄，鳳凰出版社2015年版。

［78］《章太炎說文解字授課筆記》，章太炎講授，朱希祖、錢玄同、周樹人記錄，王寧整理，第434頁，中華書局2008年版。

［80］［94］ 章太炎：《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之演講》，《章太炎全集》第14卷，第9頁，第9頁。

［81］ 陳寅恪：《致沈兼士》，《陳寅恪集·書信集》，第172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版。

［82］ 郭慶藩：《莊子集釋》卷四中《胠篋第十》，王孝魚點校，第342—351頁，中華書局2004年版。

［83］ 郭沫若：《莊子與魯迅》，《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9卷，第5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版。

［87］ 朱熹：《論語集注》卷八《衛靈公第十五》，《四書章句集注》，第162頁，中華書局2016年版。

［89］ 魯迅：《再論雷峰塔的倒掉》，《魯迅全集》第1卷，第202頁。

［90］ 魯迅：《文學上的折扣》，《魯迅全集》第5卷，第62頁。

［91］ 范寧：《春秋谷梁傳序》，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5冊，第5125頁。

［92］ 魯迅：《330618 致曹聚仁》，《魯迅全集》第12卷，第404頁。

［93］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八篇《唐之傳奇文（上）》，《魯迅全集》第9卷，第73頁。

［95］ 魯迅：《野草·題辭》，《魯迅全集》第2卷，第163頁。

［96］ 釋守珣：《頌古四十首》，《全宋詩》卷一四三一，第25冊，第16491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