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州大地民間文化藝術的版圖上,“河南墜子”可以說是一座地標性“建筑” ,名冠中州曲藝之首。僅從名目上看,“河南墜子”似乎只是一個地方曲種,其實它遠不局限于河南省內。河南墜子創始于清朝末年,由河南民間流傳已久的“鶯歌柳”與“道情”結合而發展起來,后來又加入大批的“鼓兒詞”說書藝人。“道情”以講史為主,形式多為大書;“鶯歌柳”多為抒情逗趣、流暢婉轉的小段。到了20世紀30年代,墜子得以形成東路、北路、南路(也稱中路)三大流派。東路墜子的活動范圍包括豫東、皖西北和魯西南;北路則指京、津、滄、濟一帶;南路主要包括以開封、鄭州、漯河、南陽為中心的河南內地。河南墜子繁盛時期的聽眾當在一億人以上,在中國數以千百計的曲藝種類中,河南墜子作為大眾化的劇種應是當之無愧的。
我有幸在鄭州市文化局的關心支持下,主持了《非物質文化遺產·河南墜子》課題的研究工作,具體成果便是這部論著兼光碟的出版發行。 《非物質文化遺產·河南墜子》介紹了河南墜子的整理研究狀況,梳理了河南墜子的歷史淵源與發展流變,考察了河南墜子的流播與影響,對代表人物的唱腔、唱段一一加以整理、選錄并點評。對我的恩師趙錚先生銳意改革河南墜子的精神與成就進行了較多篇幅的表述。
“變則通,通則久” ,這是為中外文化發展歷史所印證的一條藝術規律。就河南墜子的傳承來說,挖掘、整理、留存優秀的傳統曲目固然是遺產保護的核心工作,但是,僅僅停留在這一層面,遺產的保護只能是停滯性的保護;只有在此基礎上推陳出新,才能真正做到更高意義上的傳承。
我生長在河南曲藝之鄉南陽, 1981年考入河南省戲校曲藝班,成了一個“說書妞” 。我趕上了上世紀80年代文學藝術界百廢俱興的好時候,在學習河南墜子的過程中曾受到許多前輩藝人的熏陶和指點,是趙錚先生一手將我帶進河南墜子的藝術殿堂。著名文藝評論家藍翎先生曾在1985年9月21日的《人民日報》上以《倔老師帶出俏學生》為題發表文章指出:趙錚先生“四易寒暑,千辛萬苦,竟然把一批不懂事的娃們、妮們培養成新型的曲藝演員” 。1988年秋天,時任文化部長王蒙先生到河南視察工作,我匯報演唱了河南墜子《晴雯撕扇》與《偷石榴》 。王蒙先生回到北京后還曾說起在河南留下的兩個深刻印象:一是“洛陽水席” ,二是“河南墜子” 。1989年夏天,著名美學家王朝聞先生偕夫人到鄭州來,我為他們演唱河南墜子,朝聞老人贊嘆說:河南墜子是一朵奇葩,流行地域之廣不亞于京韻大鼓,革新后的墜子吸收了現代音樂的特點,更好聽了。1992年8月,致力于中國民俗文化研究的兩位美國漢學家來河南進行學術考察,我應邀為她們演唱河南墜子,她們聽完以后拉著我的手激動地說:多么美妙的音樂!如果我能留下來,真要向你學上兩段!1995年,我根據唐代詩人白居易的詩歌創作、表演的《長歌琵琶行》在中國第二屆中國曲藝節上榮獲三項“牡丹獎” 。
進入21世紀,河南墜子漸漸陷入低谷,我也離開鄭州到了南方,并由一個“說書妞”變身為“聲樂教授” ,但我對河南墜子的摯愛有增無減。我曾經想過,重新振興河南墜子或許要注重以下幾點:河南墜子的唱詞、唱腔必須不斷革新。是否可以與其他藝術門類結合,比如利用現代音樂的表現手法推出一批“墜子歌” ,運用現代高科技的聲光手段創作一臺“河南墜子味的MTV” 。“河南墜子”必須適應新的市場經濟的需要,尋找到適合現代生活的演出方式。以往的“唱堂會”已經陳舊,但利用一些有實力、有文化眼光的單位成立“曲藝文化沙龍” ,一邊實踐,一邊探索,不僅是娛樂,同時也做研究,將曲藝通過高文化水準的觀眾提高到新的水平。對于包括“河南墜子”在內的曲藝文化,必須加大研究的力度。創作、研究人員的空缺,將會給曲藝帶來滅絕性的后果。傳媒界應當重視對“河南墜子”的宣傳報道。
王文章先生在《非物質文化遺產概論》一書中指出,非物質文化遺產擁有歷史價值、文化價值、社會價值、精神價值、審美價值、教育價值等。上述種種價值,在“河南墜子”里都有豐盈的展示。在黨的十八大精神指導下,在傳承的基礎上創新河南墜子,振興中華文化,具備更為深遠的文化戰略意義。希望有更多的人關心河南墜子,為河南墜子的傳承與創新,為我們民族文化的流芳百世、澤及全球做出更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