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片土地上的陌生人

http://www.longdeke.com 2013年02月20日11:42 來源：中國青年報 郭建光

　　關于故鄉，有兩個人的形象，學者梁鴻揮之不去。

　　一個人是小柱，梁鴻的堂弟，比她小半歲。兩人相交甚好，兒時常一起玩游戲。16歲那年，他們的人生軌跡卻分了岔。梁鴻讀書、工作，而后考取名牌大學的博士生，留在北京發展；小柱則從那年外出打工，10多年后，他回到家鄉，昔日“活潑、健康、陽光”的小伙子已經奄奄一息，沒過多久就離開人世。

　　另一個是黑女兒，同村的小姑娘。這個女娃剛出生不久，父母就外出打工，把她留給奶奶撫養。9歲這年，黑女兒被村里一個老頭多次猥褻。但最后此事不了了之，因為奶奶怕影響孫女的聲譽。奶奶甚至不敢將此事告訴自己的兒子，擔心兒子和老頭拼命。

　　“這兩個人就像兩個隱喻，表明我的故鄉、故鄉的人正經受著巨大的哀痛。”梁鴻說。

　　早在兩年前，梁鴻為故鄉“梁莊”寫的《中國在梁莊》一書中，就記錄了生活在故鄉的人的哀痛。隨后，她用兩年的時間，記錄在外謀生的梁莊人。在梁鴻看來，原本，他們是到城市“尋找《圣經》中的‘奶與蜜流淌之地’”，但是，很多人收獲到的卻是哀痛。

　　在即將付梓的《出梁莊記》一書“后記”中，梁鴻寫道：“每個生存共同體、每個民族……都有這樣的哀痛”，“哀痛不是為了傾訴和哭泣，而是為了對抗遺忘。”

　　農民進城后，并沒有“去農民化”，反而“被農民化”

　　2011年元月，梁鴻回到故鄉“梁莊”，著手收集在外打工的梁莊人的聯系方式。在她的書中，梁莊這個杜撰但“其實非常真實”的地方，是河南省鄧州市一個普通的村莊。

　　半年后，她在父親的陪同下，到西安采訪調查。這是她的第一站。此后，她還陸續到鄭州、呼和浩特、廈門、青島、東莞等10多個城市尋訪。

　　在西安，梁鴻見到了15個梁莊人。他們有的在那里蹬三輪車，有的賣菜或做其他的小買賣。

　　搜集資料的過程中，發生在另一個城市的一則舊聞吸引了她的注意，說是“三輪車夫耍賴致交通癱瘓3小時，萬余輛黑三輪成××市頑疾”。

　　這原本是一則司空見慣的報道。如果不是內容與三輪車夫有關，她完全可能一掃而過。

　　報道指出，××市交警支隊認為，他們的一次常規執法，遭到三輪車夫的抗法，引來數千人圍觀，致使市區某路交通癱瘓3個小時。該市有一萬余輛無牌無證三輪車，且呈現出集團化、信息化和暴力化的趨勢。三輪車橫沖直撞，嚴重影響市民出行安全，成為該市交通管理一大頑疾，還成為嚴重危害社會穩定的一個社會問題。報道還寫道，有政協委員建議，該市已進入堵車時代，應當全部取消市區營運三輪車。

　　當梁鴻拿著這則舊聞，去和在西安蹬三輪車的梁莊人討論時，她聽到了另外一種聲音。

　　“凈胡扯。”一聽到報紙這樣評價三輪車夫，不少老鄉抗議。他們紛紛向梁鴻倒苦水。

　　三輪車夫出入的地方，多是人流集中、貨物運輸忙碌的繁華地段。早先，三輪車不用上牌照，也沒有人向他們抽稅。后來，三輪車多了，政府要求辦執照，然而執照有限，很多三輪車夫只能當“黑戶”。

　　針對“黑戶”，政府一直在治理。時間長了，逐漸衍生出一個產業鏈。按老鄉的邏輯，這個產業鏈由“黑狗子”、“搶劫”和“托兒”構成。

　　“黑狗子”不是警察，也不是其他執法人員，卻被當做有執法權的人。比如協警、治安員等都是類似身份與職能的人。

　　“搶劫”是指“黑狗子”將“黑戶”三輪車罰沒的行為。

　　完成“搶劫”這一步后，“托兒”上場了。

　　“托兒”，是指與執法部門有緊密聯系的人。三輪車被罰沒后，車夫就找到“托兒”，付一定的酬勞，由“托兒”把罰沒的三輪車要出來。酬勞接近三輪車價的1/4。

　　梁鴻的記述中，車夫與“黑狗子”經常發生摩擦，有時甚至會有暴力沖突。有一次，一個梁莊老鄉的三輪車被幾個人扔到車上，欲強行拉走。老鄉不干，死活護著車，但最終他被戴上手銬，車還是被拉走了。

　　“托兒”的電話號碼，幾乎被每一個三輪車夫存在手機上。老鄉打電話給“托兒”。不久，“托兒”回話，說他太犟了，對方不同意還車。后來，他聯絡了50多名老鄉，站在交警隊門口，高喊“還我車子”、“還我天理”的口號。最終，交警隊還了車，要他交了100元停車費及罰款。

　　“像這樣的沖突很多很多。每聽到一次，我就感覺深深的哀痛。”梁鴻緩緩地說道。

　　除了執法部門，當地的很多居民，對這些外來打工者，也沒有表達出尊重。“你一個臭蹬三輪的”，“你一個臭賣菜的”，都是常聽到的話。

　　因此，梁鴻又聽到了老鄉們為維護尊嚴而打架的故事。當他們的尊嚴受到挑戰，有時甚至就是為一塊錢的事，都可能發生打架行為。老鄉們輕描淡寫地描述一次次的打架事件，梁鴻卻聽得心驚肉跳。

　　她還聽到，為維護尊嚴，有些農民工會采用下跪等“恥辱”的方式。

　　而在她的記憶中，故鄉的這些人，大多敦厚老實，在故鄉生活得從容自在。

　　她在書中如此思考老鄉們的變化：“在規則、懲罰和羞辱之中，農民變為‘暴民’和‘惡民’……最后，它變成了一種生活方式和一種象征。”

　　“農民進城后，并沒有‘去農民化’，他們的農民身份一再被別人強調，反而‘被農民化’。文化的喪失，伴隨著自我的喪失。”梁鴻總結道。

　　她贊賞法國社會學家孟德拉斯《農民的終結》一書中的一句話：“農民的終結？這樣帶著點遲疑，也更審慎。”她把這句話寫在書中很醒目的位置。

　　他們生活在城市中，但又“與城市無關”

　　梁莊的韓叔家，這些年陸續有人到內蒙古謀生。

　　先是女婿到了內蒙古，隨后女兒跟著過去。接著，兩個兒子“投奔”女兒。再接著，韓叔夫婦，以及一些親戚陸續過來。目前，這一大家子聚集在呼和浩特市。

　　女兒朝俠住在市區一個環境很好的小區，居室面積有150多平方米，裝著灰細花紋的大理石地板，橡紅色實木家具和實木門窗，看起來很是“有品味”。

　　朝俠的女兒就在呼市出生，前幾年解決了本地戶口。她正在讀高中，說著標準的普通話，但幾乎能全部聽懂老家話，盡管她回老家的次數寥寥無幾。

　　在呼市待了10天，梁鴻觀察到，出入朝俠家的，幾乎沒有本地人，多是梁莊的親戚和老鄉。朝俠丈夫的應酬，也多在同鄉之間。正是在這個環境中，朝俠的女兒才練出了聽懂家鄉話的本領。

　　梁鴻問過朝俠，她是否有當地朋友，是否參加當地的一些活動。朝俠給她的回答是，有朋友，但少有深交，也很少參加當地的活動。

　　“這個城市與我無關。我是河南人，我是梁莊人。別人不帶我們玩。”朝俠的話，讓梁鴻深有感觸。

　　其實，無論在哪個城市，甚至在梁莊所屬的地級市南陽，無論她的老鄉住在豪華小區還是破舊民房，梁鴻都有一個感覺，她的這些老鄉，很難融入他們所在的城市。

　　“他們是這片土地上的陌生人。”這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V·S·奈保爾的一句話。梁鴻將這句話作為書中一章的題記。

　　她自己也有過類似的經歷。她在梁莊生活多年，28歲考取博士生，踏進北京讀書時，陌生感“油然而生”。很長一段時間內，她閑暇時都和老鄉們一起度過。她甚至還寫了一篇小說，描寫她對北京這個城市的陌生。

　　博士畢業后，梁鴻留在北京工作，結婚生子，在北京擁有了自己的家，有了各種活動圈子，她的這種陌生感才稍有減緩。

　　但直到今天，如果有人問起梁鴻是什么地方的人，她還是會毫不猶豫地回答，是梁莊人，而不是北京人。正如她在《中國在梁莊》一書的前言中寫的一樣：故鄉是她生命中“最深沉而又最痛苦的情感”，那里不但有她多年的記憶，還有母親的墓。

　　實際上，大多數從梁莊走出來的人，與她的境遇有天壤之別。

　　當她跟著老鄉，穿過一條條巷子，到達他們租住的破舊房屋時，她能從當地人的眼神中讀出“警惕”。在故鄉則完全不一樣。有人走進家中，無論穿著如何，主人都會熱情遞上一碗熱騰騰的大碗茶。

　　“我的穿著還算體面，別人都對我這樣。我能想象得到，要是我臟兮兮的，他們對我一定特別排斥。”梁鴻說道。

　　網絡上曾流傳的一幅圖片，也讓梁鴻唏噓不已。一個穿著不講究、甚至有些臟的農民工，坐上公共汽車后，沒敢坐在空著的座位上，而是選擇坐在自己隨身攜帶的編織袋上。“他用屈辱的方式來保持自己和城市的距離。”梁鴻說。

　　梁鴻和在西安謀生近20年的虎子有一段對話。據鄉親們說，虎子掙了很多錢，但他“打死也不在西安定居”。

　　“都在這兒20年了，在這兒待的時間和在梁莊都差不多，還不算是西安人？”

　　“那不可能，啥時候都不是西安人。”

　　“為啥不住這兒？”

　　“人家不要咱，咱也沒有想著在這兒。”

　　“那多不公平啊，憑啥咱就得回去？”

　　“啥公平不公平？人家要啥有啥，要啥給啥。城市不吸收你，你就是花錢買個戶口也是個空戶口……分東西也沒有你的。連路都不讓你上，成天攆……”

　　通過對生活在10多個城市的梁莊人的觀察，梁鴻得出結論，她的這些老鄉們，在一個陌生的城市，多是依托老鄉、親戚關系輻射發展。老鄉帶老鄉，親戚叫親戚，慢慢地，熟悉的人都湊在一起打工生活。就如同在城市中，復制了一個個梁莊。他們生活在城市中，但又“與城市無關”。

　　梁鴻調查過北京西苑的河南賣菜村、牛欄山鎮姚家村、青島萬窩子等梁莊老鄉的聚集地，發現均是如此。有人一張羅，一會兒就能叫來不少梁莊人。

　　“這是一個‘熟悉的’社會，沒有陌生人的社會。”這是費孝通《鄉土中國》中的一句話，梁鴻鄭重地將它作為書中一章的題記。

　　工人在勞動中耗費的力量越多，歸他所有的東西就越少

　　梁莊外出打工者中，進入工廠的也有不少。

　　2012年元旦，梁鴻在鄭州碰到一個同村人。他曾經在一家著名的臺資工廠工作過。

　　她如此描述這個年輕人：他是一個很酷的年輕人，深陷的眼睛，目光逼人，突出的光亮的前額，頭發剃得很短，幾乎能夠看到青色的頭皮。

　　這個年輕人叫梁平，話很少。長時間接觸后，梁鴻才打開他的話匣子。

　　在那家工廠，梁平是生產線上的一名普通工人。梁鴻在書中寫道：

　　“在說到工作身體不能動時，梁平扭過身，頭低著，把兩只胳膊撐在桌面上，胳膊、手腕一動不動，雙手也不動，只有大拇指和食指飛快地纏繞著，‘你看，就這樣，一個動作就幾秒鐘，來回不停，完全和機器一樣。往一個槽里插零件，其它身體的哪個部位都不能動。’他的表情夸張、僵硬，就像一個沒有知覺的、肢體呆板的機器人。”

　　“這不就是卓別林《摩登時代》的翻版嗎？”梁鴻嘆息。

　　這個年輕人還說，在工廠時，屬于他的時間很少，除了吃飯時能和工友說幾句話，別的時間，不是工作就是睡覺。工廠有籃球場等一些體育設施，工人也沒時間玩。

　　她問過梁平收入。年輕人告訴她，在這個工廠，先是3個月的實習期，實習期過后，是6個月的考核期。在這9個月中，如果不加班，一天工作10小時，一個月只能拿到1200元的工資。

　　梁鴻在調查中發現，梁莊人所在的很多工廠，目前只按國家規定的最低工資標準發工資。

　　“我實在熬不下去了，沒干夠9個月就跑了。都說這里工資高，那是加班加點干出來的。”年輕人告訴梁鴻，“你去試試，在機器跟前，一動不能動，連口水都顧不上喝。人被機器控制了。”

　　說到這里，梁鴻才明白，這個年輕人的沉默，是在機器前形成的。事實上，這個年輕人很健談。

　　“這不和馬克思描寫的一樣嗎？工人沒有自己的時間，拿著最少的工資，他們的生活只有工作，工作，工作。”梁鴻一連串用了3個“工作”，來強調工人的生活。

　　年輕人在不斷敘述，梁鴻腦子里卻想到了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一段話：“工人在勞動中耗費的力量越多，他親手創造出來反對自身的、異己的對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強大，他自身、他的內部世界就越貧乏，歸他所有的東西就越少。”

　　她把馬克思的這段話，也寫進書中。

　　類似梁平的人，梁鴻還遇到不少。在廈門打工的丁建設就是其中一個。

　　這是一個“哀愁的、憔悴的、失去了某種主體意志的形象”，“大大的黑眼圈，黑眼圈里是巨大的哀愁”。他經常在晚上步行40分鐘到一個工友聚集的地方，但很少說話，很少參與活動，只是翻翻報紙，看看其他人打球。有時他什么都不干，瞇著眼睛，像睡著了一樣。晚上9點多，他再徒步走回工廠。

　　丁建設給梁鴻描述了一個黯淡的人生：廈門與他，他與廈門，始終沒有任何關系。他想找對象結婚，沒有可能；他想漲工資，沒有可能；他想交朋友，沒有可能；他想找到光亮，光亮離他還很遠。

　　梁鴻在北京舉辦過一次工友座談會。她發現，打工者，尤其是年輕工人，對自己的未來“相當迷茫”。

　　“將來結婚，把孩子留給家中的父母，兩個人繼續在不同的城市打工。”這是梁鴻聽到農民工說得最多的對未來的打算。

　　梁鴻請教過廈門一家電子公司人力資源部主任，問他工人的文化生活是否能得到有效的推進。對方坦率地告訴她：“非常非常難。”

　　這名人力資源部主任曾鼓勵年輕的工友，尤其是高中畢業生報考自學大專，并負責購買書本、幫助擇校等具體事務。他還經常請一些愿意做公益的大學老師或專業人才給工友培訓、做講座。但3年下來，他這個自考班的學員從20名減少到5名，只有一名拿到了畢業證。

　　“工人流動是一個原因。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工人工作時間太長。一天10多個小時工作，下班誰還有精力讀書？”主任告訴梁鴻。

　　目前，這位主任的自考班已經陷入停滯狀態。

　　離棄村落的人們流浪很久了，許多人說不定死在半路上

　　青島是梁鴻最早定下來要去的地方，但是，她又幾乎是最晚去的。到了最后，她甚至“有些害怕，有點膽怯，有點軟弱”。因為就是那個城市，讓她的堂弟、也是她兒時的伙伴小柱，最終丟掉了性命。

　　小時候，她和小柱經常玩一種“沖撞游戲”。兩隊人馬，每一隊的小伙伴都緊緊地拉著手，相距幾丈遠，高喊著：

　　大把刀，

　　耍得高，

　　你的人馬任我挑。

　　挑哪個？

　　挑XX。

　　XX是某個小伙伴的名字。被挑的這個人，就拼命沖向對方的隊伍，如果將隊伍沖散，就把對方的一個小伙伴領過來，作為自己的隊員；如果沒有沖開，自己就留下。梁鴻通常緊跟小柱，因為小柱是隊里的“常勝將軍”。

　　但小柱從青島回來后，一下子就軟下身體，倒在床上，再也起不來。梁鴻一直想搞清楚，是什么導致小柱死亡。

　　2011年10月下旬，梁鴻來到青島。小柱原來在這里的電鍍廠打工，用氰化物為金屬表面去污增光。氰化物是一種劇毒。

　　在老鄉的幫助下，梁鴻走進一家電鍍廠，很快就領教氰化物的厲害。她在書中描述道：“一進到車間門口，一股巨大的蒸汽浪潮沖我而來。這蒸汽濕度和濃度很高，呼吸一下，就像吸進去一塊冰冷的厚重的濕氈，塞住鼻孔和嘴巴，有猛然窒息之感。”

　　進到車間深處后，“空氣濃度似乎更高，有顆粒之感，像在河里游泳嗆水時吸入滿腔的沙粒，每一次呼吸都像嗆到什么東西”。而鼻腔，有“金屬的質感，硬、澀、銹”。

　　梁鴻觀察到，即使在這樣的環境中，工人都不戴口罩。老鄉解釋說，車間溫度高，濕度大，戴上口罩，呼吸不上來。

　　“干這個活兒就是慢性自殺，不是早死，就是晚死，早晚都是一死。”梁莊老鄉悲嘆道。

　　他們還說，小柱就是氰化物中毒而死的。梁鴻查過資料，吸入氰化物中毒的征兆是，一些器官充血、水腫、糜爛。她的哥哥開診所，小柱生前，哥哥嫂嫂經常給小柱輸液，發現“小柱噴出來的血發臭發腥。”

　　梁鴻從老鄉那里了解到，在這樣的工廠里，有類似小柱這種死亡征兆的人還有不少。有的人像小柱一樣，活著回到故鄉，在家中死去，有的人甚至就沒有活著回去。

　　梁鴻引用了里克爾《世界上最后的村莊》中的一句話，作為祭奠：“離棄村落的人們流浪很久了，許多人說不定死在半路上。”

　　對死亡的人，工廠通常是補償幾萬塊錢了事。

　　“告，上哪告？有錢能使鬼推磨，咱到哪也告不贏。告了連幾萬塊錢也拿不到。”當梁鴻問大家為什么不采取法律手段時，有工人這么回答。

　　聽到工人們這樣說，梁鴻感到一陣陣悲哀。“記錄的時候，我的手指都會發抖。可是我又是如此無力，只能將他們的故事記錄下來。城市對他們不是‘奶與蜜流淌之地’，而是墳墓。”梁鴻說。

　　相對死亡來說，另外一些事情看起來就有點微不足道了。比如老板克扣工資等行為。

　　當然，工人也在悄悄地“反抗”。怠工、偷竊或者破壞設備，是工人常用的一種反抗方式，他們借此得到“正義”。有學者稱，這種匿名反抗的行為，是“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公開反抗風險很大。有一次，一家外資企業的幾十名農民工組織起來，到這座城市的外資企業管理局告老板的狀。老板經常強迫工人加班加點，不付給他們工錢。管理局推卸責任，將他們打發到別的部門。如此一來二去被踢皮球，工人們憤怒了，到勞動局門口列隊站著。

　　最終工廠被開了罰單，但工人們的噩運也來了。在梁鴻的記錄中，先是領頭的一個人在夜里被人打傷。第二天早上，他才被發現，“渾身青紫，奄奄一息”。后來，那些被認為是挑頭的工人陸續被打。

　　梁莊老鄉在敘述的時候，梁鴻注意到，他們雖然表現出激憤，但隨即又被無奈所籠罩。“既然你把事情做那么絕，咱也沒有辦法。”這是她常聽到的一句話。

　　“是呀，他們有什么辦法呢？”梁鴻說，“很多時候，我們也是這樣的風景和這樣的恥辱的塑造者。”

　　她自己在采訪的后期，越來越“不敢面對”他們的苦難，時時想“逃避”。盡管這些人，都是她的鄉親。

　　我們將長眠在她那苦澀的泥土之中

　　兩年期間，梁鴻走進很多城中村或城郊結合部等農民工聚集的地方。她在書中不厭其煩地描述他們的居住環境。“昏暗”、“潮濕”、“黝黑”、“骯臟”、“臭味”等是她經常使用的詞匯。

　　有時，她甚至不敢喝水，因為不愿走進那一個個骯臟的廁所。她在書中寫道，一個漆黑的廁所，把老鄉們“內在的傷心、內在的被損害以及對這種被損害的麻木承受赤裸裸地呈現出來”。

　　起先，梁鴻很難接受這種居住環境。但當一些城中村拆遷，她的鄉親們被迫流離的時候，她的觀點發生變化。當她再次走進城中村的時候，她甚至有一種“劫后余生”的感慨。

　　有一次，梁鴻受邀參加一個會議。在會上，一名穿著西裝、打著領帶的老學者站在臺上講，城中村影響市容，應該徹底消失。

　　“當時我就想，如果在臺灣，我會脫下鞋砸他。”梁鴻說。

　　她沒有脫鞋，而是站起來大聲反駁這名老學者的觀點。她反駁說，城中村給農民工提供了一個居住活動的場所，是農民工唯一可以選擇的地方。如果有一天城中村消失了，那中國兩億多農民工將失去委身之所。

　　“不能僅僅以市容的觀點來看城中村。”她大聲說道。

　　會后，一名湖南籍的農民工代表，握著她的手說：“妹子，我就喜歡你說的話。”回到湖南后，這名農民工給梁鴻寄來一大包“杜仲茶”。

　　每次采訪中，梁鴻都會問被采訪對象一個問題：“你以后會回到梁莊嗎？”

　　回答各異。但她發現，即使是置身在一個狹小、骯臟、昏暗、潮濕的小屋中，對方也會告訴她，暫時不考慮回去。而在梁莊，幾乎每家每戶都有寬敞明亮、干凈衛生的大房子，只不過，平日里總上著鎖。

　　其實，他們不回去的答案，梁鴻早在《中國在梁莊》中已經給出：掙錢生存。

　　當然，梁莊也有回來的打工者。但回來的這些人，幾乎全是受傷者或病患者。就像小柱一樣，身體軟下的那一刻，他回到了故鄉，甚至都沒有和工廠討說法。

　　梁鴻感慨地引用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雅羅斯拉夫·塞弗爾特《故鄉之歌》中的一句詩：“當生命的最后一刻來臨，我們將長眠在她那苦澀的泥土之中。”

　　而她的故鄉，現在一片蕭瑟。一群老人和小孩，“守著發臭的坑塘，遍地的垃圾，過著毫無生機的生活”。

　　這不是梁鴻記憶中的故鄉，也不是她向往的鄉村。她記憶中的故鄉，是一個花草遍地、群鴨游弋、河水清澈、道路干凈整潔的美麗鄉村。

　　去年的臺灣之行，梁鴻對鄉村有了一種新的認識。

　　臺灣的桃米村，早先因鎮里的垃圾掩埋場設在此處，居民們自嘲為“垃圾里”。盡管此地是通往日月潭的必經之地，可觀光經濟從未輻射到這里。和梁莊一樣，在現代工業日益發達的大背景下，一批批青壯年離開村莊。

　　1999年，臺灣“9·21”大地震后，桃米村獲得了新生。一個基金會來到這里，“實踐在地行動的公共價值”，致力社區營造工作。10多年的重建，一個生態優美的村莊再現，變成集觀光、商貿于一體的現代化生態建筑群。

　　外出打工的人回來了，桃米村里一片生機——就像梁鴻向往的鄉村一樣。

　　然而，當她和梁莊人分享桃米村的經驗時，沒幾個人把她說的當回事。甚至當地的領導，也沒專心聽她講。

　　眼下，“南水北調”工程，要占村里的地。大家更關注這個關系自己切身利益的事情。

　　村里人紛紛議論，村干部在土地統計上有虛構的部分，但大家只是發發牢騷，沒有一個人敢站出來抗議，仿佛這個村子的地和自己沒有任何關系。

　　鄉親們這種身處事中、但又置身事外的態度，讓梁鴻產生頗多感慨。

　　她想起了黑女兒。這個可憐的女孩，小小年紀，承受如此大的創傷，家人卻沒有勇氣將侵犯她的人告上法庭。但在村里，黑女兒卻已成大家的談資。

　　她還想起了一件事。村里的軍哥意外死亡，認領的告示四處張貼，可是軍哥的弟弟卻不敢去認尸。因為一旦確認，軍哥的地就要被收回，“南水北調”的占地補償款，就落不到他的弟弟手中。鄉親們在痛斥軍哥弟弟無情的同時，又可憐他，希望他能得到軍哥土地的補償費。

　　種種這些事情，讓梁鴻想逃離。

　　離開梁莊后，她到市區的茶館聽了一場戲。一個臉色黝黑的老農民唱了一出岳飛的《滿江紅》。

　　臺下，一個喝醉酒的中年漢子，坐在一張低矮的小桌前，弓著腰，閉著眼，晃著頭，隨著《滿江紅》的旋律，用手指在桌面上敲打著節拍，一下，一下，一下，“梆、梆、梆”，簡短、斬釘截鐵地敲著，好像要把手指敲斷。

　　中年人的敲擊，每一下都擊中梁鴻的心。她的眼睛濕潤了。

　　她終將離梁莊而去，任由梁莊沉浮。就像小柱病倒的時候，她明明在家，卻始終未去看他。至今，她也說不清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