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魂之歌》(竹林)

　　一

　　《魂之歌》這部長篇，是作為我的第三部知青小說來寫的。為什么我對知青生活題材情有獨鐘？這個問題我曾在《解放日報》2012年12月7日的“周末訪談”中作過回答：“這部作品是我知青小說的收官之作。我對知青問題的認識是隨著時代的進步逐漸深入的。如果說我寫《生活的路》只是想為知青們講一些真話，讓社會了解他們的不幸遭遇和思想苦悶的話，那么，我的第二部知青小說《嗚咽的瀾滄江》，則已是企圖反映這一代人對那段生活的思考和人生價值及理想的追尋了。作為文學創作，同一歷史事件和生活，隨著時代的前進，作家總可以站在新的高度，對它進行哲學的解析和認知，賦予它新的思想內涵和價值觀。”

　　當然，有了寫某個題材、某種內容的激情，還得有生活。就像造一棟樓，立了項，還要有設計圖紙、建筑材料；還得經過作者的藝術勞動將它建設完成。那么，這部小說的生活是從哪里來的呢？

　　大約在三十年前，我采訪到了一件震撼心靈的事：某國家級科研單位里的一位年輕知識分子，在當時世界上激光研究尚處于初級階段時，提出了X光激光的設想。光的X波段是光波的最短波段，從而能量也最高。而激光又能將該波段的光能極大地激發放大。因此，這個設想如能實現，則是光學領域里一場巨大的革命，它可應用于小到納米技術、細胞切割，大到太空戰的光武器等領域。當時尚在“文革”中，他的研究課題被當作天方夜譚。然而他以陳景潤式的執著，不顧一切地投入進去。經歷了數年令人難以想象的艱難曲折和屈辱，他終于取得了初步成功。可他的成果先是無人重視，后又被人剽竊。他不得已將論文投到了國外的科學雜志，又被當作泄露科學情報遭審查。這位青年科學家內外交困，終于在抑郁中患肝癌離世。而美國隨后便在該項目的研究中取得了巨大收獲。不久，美國總統里根就以此為基礎，提出了“星球大戰”計劃。這件事讓我思考了許多問題。我想寫一篇報告文學，題目是“X光激光和人生道路上的X”。但在當時的環境下，沒有媒體刊物肯發。這段生活就一直擱在我心中。

　　以后，我數次去云南邊境，積累了許多新鮮的生活素材。比如我去瑞麗地區采訪，在中緬邊境內外，遇到了一批“文革”中赴云南插隊的知青。他們有的已在當地傣族村寨安家落戶，變成了地道的“少數民族”；有的在緬甸開礦做起了翡翠生意。他們向我介紹了許多那里的民俗風情和傳說。還有一位騰沖本地知青，當年曾與一大批熱血知青奔赴緬甸參加了人民軍；　他擔任過人民軍某部的參謀長，親歷了那流血的戰斗歲月；后來又在緬甸做過玉石生意，辦過工廠；大陸改革開放后，他回國在瑞麗經營農場，種青棗……他不僅熱情周到地招待我，還將當地的宣傳部長———一位年輕的傣族姑娘介紹給我，讓我在她的協助下大大增加了采訪的容量。而最大的收獲，是這位人民軍參謀長自己的經歷———我整整聽他講了三天三晚，不但做了記錄，還錄了音。至今我與他(我稱他劉大哥)還有聯系。現在小說中的一些緬共游擊隊的生活，還有玉石方面的知識，我從他那里受益匪淺。

　　還有一件事，一直縈繞在心中，至今未能釋然。那是又一次去云南的旅程，在從昆明飛保山的飛機上，我認識了上海某木材廠的廠長。他去老撾采購木材，聽說我是搞寫作的，就向我動情地講了始終令他揪心的一件事：

　　原來他已數次去過老撾，走過那條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世界著名的“胡志明小道”———這是當年我國給越南抗美戰爭輸送軍需物資的山間叢林通道。那時我們許多年輕的解放軍戰士肩背人扛，靠自己的兩條腿穿山谷越叢林，將武器彈藥糧食等物資千里跋涉運到越南南方。但這條人力運輸線遭受著美國包括武裝直升機、導彈、化學武器在內的現代化武器的攻擊，無數年輕的生命默默倒在了“小道”兩旁的山谷叢林里。他們犧牲后被就地掩埋，同伴們在烈士遺體的掩埋處插上一塊用竹片或木片做的小牌子，寫上戰士的姓名和犧牲日期。幾十年后，這位廠長還在小道兩旁見到了許許多多殘存的牌子———我們的國際主義英雄戰士的紀念碑，如樹葉般數不清。

　　廠長那時約五十多歲，家里有妻室兒女，日子過得很美滿；然而推己及人，他對我說：“那些孩子長眠在如此荒涼的異國叢林里，就這樣被時代默默地遺忘了，實在于心不忍啊！”

　　他抄了一些戰士的名字，拿給我看；　還寫了一份給中央軍委和國務院的呼吁信，要求由國家出面給那些尚可以辨認的烈士遺骨遷回國內安葬，并設法通知其家人。他問我這樣做是否妥當？我說讓為國家的派遣而犧牲在國外的戰士魂歸故里，是國際上通常的做法，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都會這么做的。你的建議很好，沒什么不妥。我還問他，你是廠長，是不是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如是，則在開會時可將此信作為提案提出。他搖搖頭嘆了口氣，只問我是否愿意一起簽名？我含著淚對信的內容作了些文字修改，然后寫上了自己的名字。

　　寄出的信沒有指望得到答復，但這些年輕戰士的英魂時時在撞擊我的心。我想，這些上世紀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青年，是我的同齡人。我們遭受了同樣的時代命運，只是我和一些知青下鄉插隊了，他們去當了兵；或者他們可能也是插了隊然后再去當兵的；　而我們歷盡劫波生命尚存，他們卻長眠在異國他鄉了。他們也是有血有肉有理想有抱負的一代青年啊！我們這一代人的命運，究竟是被一只怎樣的巨手操弄？它將在人類歷史上留下怎樣的痕跡？

　　我還去過一次怒江峽谷。那兒的風光奇麗秀美堪比美國科羅拉多大峽谷。在茶馬古道的重鎮丙中洛，我見證了當地藏族青年小余和一位溫州姑娘的傳奇式婚姻。他們的愛情故事甜美浪漫，卻又在現實、理想和民族習慣的碰撞中波瀾起伏，向我展示了又一代華夏青年人的人生命運，以及關于民族融合的諸多思索。而更加震撼我心靈的是，在那個高山峽谷間多民族聚居地的多元宗教信仰。正是這些信仰使他們能夠長期和諧相處，民族繁衍至今。在進入通往西藏的怒江要道秋那桶村時，我遇見一位九十八歲的老太太安祥地坐在家門口曬太陽。我上去問候她，問她老伴可還在？老太太顯然耳聰目明，她望著我搖搖頭，微微一笑：“他像羊一樣被人牽走了。”

　　我大驚，這是什么意思？經打聽才知道，她的丈夫原是生產隊干部，1958年大躍進挖水渠，為了保護水源他反對開挖，被扣上“反對三面紅旗”的反革命帽子綁走了，后來死在麗江勞改農場。那個時代到處都有冤假錯案，這不奇怪。令我吃驚的是半個多世紀以來，老太太不恨不怒不爭不斗，只讓生活回歸自然，讓心靈回歸安寧。為什么？因為她說她有信仰———她信奉基督教。

　　中華民族的一代又一代人，就這樣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跋涉前行；但是有人就會有思想，就會尋找生存的方向，就需要信仰的力量來支撐他的生命空間。每代人的命運遭際大不一樣，但他們就像河流山川一樣是有源頭和流向的。讓這些從不同高度和方向流出來的山川河流匯集起來，組成一條兩岸有綺麗風景和世俗人情的有聲有色的大河，讓后來的旅游者能夠在河上欣賞和休憩，也可以在它流經的地域作些考古和探尋。也許，這就是作家的責任。

　　于是我將那位青年科學家的故事，將劉大哥自己的故事和他講給我聽的其他故事，將我這二十多年來在云南邊境采集到的許許多多故事和風土人情，以及時代前進、社會變遷給我帶來的矛盾、思考和感悟，統統匯集起來，組成了我自以為比較宏偉可觀的一條河流———我的這部長篇小說《魂之歌》。

　　二

　　上面談了我這部小說的寫作因由和作品素材、生活的來源。下面，我想就生活和創作的關系說些自己的體會。

　　生活是作品的原材料，但作家創作所用的“材料”，并不只限于個人的直接生活。作家使用的這些生活素材，可以說絕大部分來源于間接：或聽別人講述采訪所得，或從報刊網絡媒體以及圖書資料所獲。這個道理，我想每個文學創作者和論者都是明白的。否則，試想如果寫的是歷史題材，難道作者還要乘時光機來個歷史“穿越”，回到古代去親自體驗不成？

　　但也會有人在這個問題上鉆牛角尖。記得我的第二部知青小說《嗚咽的瀾滄江》出版后，在西南省份的一家刊物上發表過一篇署名文章，說我根本沒在云南下過鄉，怎么可以寫云南知青生活的小說？我一向珍視別人的批評意見，只要覺得有一丁點價值，都會感恩不盡。然而此文對小說沒有任何具體的批評，只是隔空放炮，圍繞著創作與生活的關系，抓住我不是在云南插隊落戶的，就斷言我的小說在胡編亂造。我不認識這位論者，與這家刊物也從無聯系，估計他也是從認識我的人中知道了一些我的大致情況就匆匆下此結論的吧！

　　說到這里，我愿意就這部小說的創作再談一些情況。這部作品完成于1988年，1989年在《小說界》長篇小說專刊發表。由于種種原因，未能馬上出書，直到1995年才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而在此期間，加拿大的一家女性文學雜志全文作了刊載，臺灣的一家出版社也與我簽訂了出書協議。但他們對出版這部書稿很慎重，據說特地請了臺灣了解云南情況的原“康藏委員會”的一些老人審讀稿子，看作品中所描寫的當地風情景物有否差錯。審讀結果，只對兩種植物的名稱存疑———“望天樹”和“雞蛋花”。出版社向我質疑，說他們查了臺灣出版的有關地理書和 《云南植物志》，無法查到它們。我回復他們：“望天樹”在云南西雙版納的熱帶作物所就有；而“雞蛋花”則是那里路邊、山坡上的一種野草花，是傣族人自己起的土名，恐怕未收進植物志。我說這些，只是要說明我對寫作中所用的生活素材是認真對待的；一石一草、一花一木，我都會詢問查閱比較核實，決不敢脫離生活實際信馬由韁地胡編亂造。　　也正是由于臺灣這家出版社對作品的審慎認真，使我結識了敬仰已久的我國文化思想界的前輩胡秋原先生。當時先生也被邀請參加了這次審讀。他說他被作品里描寫的知青生活深深震動了。他主動寫信給我，還為這部小說寫了一萬多字的評論，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表達了他對中華民族年輕一代的拳拳關愛之情。也從此，我與先生成了忘年交。

　　還記得上世紀七十年代在少年兒童出版社當編輯時，見到一篇文章評論兒童文學前輩陳伯吹先生的作品。這篇文章稱陳伯吹先生為“兒童作家”。我當時見了十分訝異。現在想來這位作者大約犯了我上面所講的那位論者同樣的錯誤，認為文學創作能用的生活素材，只能是作者親自生活其中的；除此之外的生活都不能進入作品，所以認為兒童文學就一定是兒童寫的。而這位寫了許多著名兒童文學作品的老作家，也一定是個兒童了。

　　不過那個年代還是“文化大革命”時期，十分強調“生活是創作的唯一源泉”。極“左”的文藝思潮里產生什么樣的怪論都不奇怪。如果時至今日，還這么幼稚和偏執，就有點荒誕了。

　　其實，生活雖是創作文學作品的基礎，是作品的原材料，但也并不是有了生活就一定能創作出像樣的文學作品來的。這個道理也很簡單。試想，自從人類組成社會以后，每個人都在和周圍的人發生關系，每個人都在為生存而工作著、奮斗著；除非你像“白毛女”一樣一個人躲進空無人煙的大森林———但這也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也就是說，每個人都在生活里，每個人都有生活，可每個人都能成為作家嗎？

　　當然不是。文學是形而上的果實，是思想的結晶，是文化，是藝術。我們常說的一句話，叫做作家要“熟悉生活，體驗生活”。這就是說，作家有了生活，還需要對生活進行“體驗”，進行自己的分析體味和思考，將它上升到符合時代和人類進步潮流的思想理性的高度；與此同時，還需要發揮作者合理而豐富的想象。文學作品沒有充滿思想活力和藝術追求的豐富的想象，只是錄像式地復述生活，那是不能成立的。充其量，它也只能算是一本故事大王。

　　蘇聯著名作家康·巴烏斯托夫斯基對文學作品的構思過程作過一個十分生動的比喻，大致說：好像天上朝朝暮暮積聚著云，那云越積越厚，突然間積聚的烏云中電閃雷鳴，接著大雨傾盆。這雨水匯成的大小河流，就是我們的文學作品。

　　如是，那天上逐漸聚集起的云層，便是作家的生活積累；而作家對生活的理性思考和想象，則是閃電和雷聲了。然而，閃電需要一個刺激點燃。這個刺激，我們也許可以把它叫作“靈感”。

　　我的三部知青小說，如果說第一部《生活的路》的靈感是想在那萬馬齊喑的境地里(那時，“文革”還沒結束)為我的知青朋友們說一些真話，為他們發出一聲微弱的吶喊的話，那么，第二部《嗚咽的瀾滄江》 則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剛到嘉定時女知青小鄧在我心中所引爆的隆隆雷聲。

　　小鄧來找我的目的就是與我說話，說她的家庭，她的失落和痛苦，她在云南兵團經歷的一幕幕慘劇……由于在那里受了太多的苦和精神壓力，曾一度雙腿癱瘓。我與小鄧用煤油爐一起燒飯吃，晚上擠在簡陋的木板床上睡覺。小鄧聰慧敏感，又有堅忍的意志和很強的表達能力。她對我的講述連續了數月之久。她和那些兵團同伴的故事，既有傳奇色彩，又充溢著那代人對理想的天真的探求和反思。最終她向我道出了心中的愿望———要我把她與命運的搏斗，她的思考與追求，用文字的形式傳達出來，告訴世人。因為她讀過我寫的第一部知青小說，她認為我可以而且應該完成她的囑托。

　　就這樣，我責無旁貸。在數次去了她的兵團所在地采訪補充素材之后，以她的經歷為主線，完成了這部作品。

　　而現在的第三部《魂之歌》，情形則有些反過來。我已經有了大量的生活素材，但需慢慢等待那引發“閃電”的刺激。許多年過去了。我在“觀察”我們的生活，看到了我們市場經濟的發展似乎遇到了瓶頸；我們的社會喧囂浮躁之氣在不斷上升；貧富不均，公正與法制遭踐，群眾的情緒在積累和散發。如何看待這些現象？如何消解這些矛盾？許多學者和論者都會輕描淡寫地用一句話來搪塞：這是體制問題。似乎這句話一拿出來，問題就被擋住，再也無需認真思考和解決了。忽然我想起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在滬郊農村我看到村子里的農民對自家屋后的糞缸都十分重視，連安放的方位、缸下面填的石塊都有講究。后來搞衛生村，要將糞缸搬遷集中，開始幾乎都反對，后來一定要搬，于是家家先要看風水和岳神方位；但糞缸搬了，有的人家缸下的石頭還留在原地不敢動。因為據說那石頭一動可能就會“動了剎”，要倒大霉出人命的。于是我傻想，我們的改革目前面臨的這道障礙，難道就似那塊糞缸下面的石頭，知道應該搬走但又誰也不敢動它？然而，改革開放畢竟開闊了我們的視野，讓我們了解和認識了世界；我們提出的追求人類先進文化的口號何其響亮！那么，先進文化一定不會阻止人的自由思想；讓人們比較、思考一下體制問題；或者說探索一下關于人類的理想和信仰問題，也應該是先進文化的體現和標志。于是，突然間，我腦子里的閃電被點亮了。一直縈繞在我心中的那位青年科學家的事跡遭際，以及當年懷著虔誠革命理想和國際主義精神的年輕知青和戰士們，他們的那些理想、信仰和我們的現實，和眼前的金錢崇拜協調嗎？和當今人類的共同價值觀一致嗎？他們的奮斗和命運，有價值嗎？為什么會產生如此的矛盾與差距？圍繞這些問題的雷聲越來越大，終于激發成了一場大雨，流淌成了我的河流。

　　綜上所述，我以為，文學創作是需要生活的，但它必須以生活為原材料進行再創造。作家不能把“生活”原樣照搬進文學作品，要對“生活”進行取舍選擇，要進行分析思考、集中提煉，要發揮自己豐富的想象，要將它提升到思想人性靈魂的層面。而作者的真功夫，也就在這再創造的過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