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寫出更清晰明快的歷史(黃濟人)

　　《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是我的處女作。寫于粉碎“四人幫”不久的上世紀80年代初。那時我還是77年考入高校的在校大學生，因為父親黃劍夫平反昭雪，因為舅父邱行湘千里迢迢趕來參加父親的追悼會，而他們都是舊時代的黃埔將領，父親起義投誠，舅父戰敗被俘，這就讓我看到了他們不同的命運，從而想到了應該為他們寫一點東西。

　　寫作是從邱行湘的戰敗被俘開始的。作為國民黨洛陽戰役的戰場最高指揮官，他由此開始了漫長的監獄生涯。位于北京德勝門外的戰犯管理站，當時集中了來自國民黨所有戰場的最高指揮官，包括徐州“剿總”副總司令杜聿明、川鄂綏靖公署主任宋希濂、第十二兵團司令黃維、第十八軍軍長楊伯濤、山東省政府主席王耀武、天津警備司令陳長捷，以及軍統頭目文強、沈醉等等，人數高達600余眾。

　　根據我自身的寫作條件，我把邱行湘作為全書的貫穿人物，一則他是我的舅父，寫起來比較得心應手，二則他被俘較早，能夠囊括國民黨戰犯在共產黨監獄生活的全過程，至于其余十幾位戰犯的改造，尤其是曾被解放軍正式宣布的43名頭等戰犯之一的杜聿明，則是我寫作的重點。好在有邱行湘牽線搭橋，我利用寒暑假穿行京津滬，有效地采訪了包括杜聿明在內的十幾位原國民黨重要將領，從而為這本書的寫作進行了較為充分的準備。另一種寫作所必須擁有的條件則是跑遍大江南北也尋求不到的，那就是時代的變革，社會的發展。因為如此，我在書中寫到了這些國民黨將領在抗戰中對民族曾經有過的貢獻，而在這之前，這樣的內容被視作禁區。

　　該書于1982年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開機就印了幾十萬冊。反響是多方面的。我曾收到解放軍某部“全體指戰員”的一封來信，信中說，“國民黨八百萬軍隊都被我們打垮了，想不到你作為他們的后裔，還膽敢用筆繼續與我們作戰，是可忍，孰不可忍！”當然，更多來信給了我不少肯定與鼓勵。已故評論家唐弢先生曾在給我的信中說，“該書打破了題材的禁區，可喜可賀。我研究中國文學這么多年，只有讀到這本書的時候，才因為陌生而產生了異樣的興奮。”王蒙先生曾經在一次講話里這樣說過，“《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用文學的方式更新了人們對歷史的看法，參與了中國思想解放的大合唱。當文學具有這樣的功能的時候，它就不會讓人忘記。”

　　出版翌年，該書獲解放軍首屆文藝獎；3年之后，獲全國優秀暢銷書獎；1993年由西安電影制片廠改編為電影《決戰之后》。作為一本書的寫作，這個時候應該是完全結束了，以后作為一個專業作家，自然還得寫其他題材的作品，諸如80年代中期的長篇小說《崩潰》，末期的長篇小說《哀年》，以及90年代初期的長篇小說《重慶談判》等等。

　　殊不料整整30年后，這本書的寫作又被重新提起。那是2012年年初，中國青年出版社胡社長一行來到重慶，他與我見面的第一句話就說，“我是奔你而來的！”這句話讓我有些意外，因為他應該說“你們”而不是“你”。是的，包括我在內的4個作家應邀為重慶市公安局寫了一套關于打黑除惡的叢書，審完稿子，市公安局邀請胡社長一行來渝洽談出版事宜。胡社長把我叫到一邊，又說，“我對這套叢書不感興趣，因為它靠政治太近，再說，關于打黑除惡，北京方面的評價似乎與重慶并不一致。所以，我的重慶之行是奔你來的，是奔你的《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來的！”

　　胡社長的話更讓我莫名其妙了，我說，這本書不是早已出版了嗎？他說，“可是你并沒有寫完呀。你只寫了第一批獲赦戰犯的監獄生活，還有第二批、第三批……直到1975年，在押戰犯才全部獲赦。再說，獲赦以后，這些特殊公民是怎樣生活的？尤其中間經歷了10年浩劫，他們的命運又發生了怎樣的變化？這都是讀者關心的。所以，我專程前來向你約稿。如果說已出版的《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僅僅是上部，那么我希望這本書的下部能由我社出版。”

　　胡社長的話讓我感動不已。30年前的一本書能夠被他記住，30年后能夠建議作者續寫，這是我不曾有過的經歷。因為如此，我當即答應了他，況且他的建議也是我曾經有過的想法。我在動筆之前，與黃維的女兒、沈醉的女兒、鄭庭笈的女兒以及文強的兒子取得了聯系，因為那些老人已經不在人世，他們的故事要靠他們的子女去訴說。同樣讓我感動不已的是，我的想法得到了他們子女的全力支持。于是，我花了半年時間，依據舊的資料積累，加上新的采訪內容，終于寫完了《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的完全本。出版之日，在中國青年出版社為這本書舉行的首發式上，我在想，當歷史不再吞吞吐吐、遮遮掩掩的時候，這本書能否給讀者帶去更加明快與清晰的感受？倘若能，我心足矣！(黃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