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我的新書《帝制的終結》(楊天石)

　　演講人：楊天石

　　簡介：

　　楊天石先生是我國著名近現代史研究專家，學術成果斐然。他出生于1936年，1960年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現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研究生院教授。他的代表作《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具有廣泛的學術影響和社會影響。

　　編者按：

　　楊天石先生著作《帝制的終結》近日由岳麓書社再版。該書將辛亥革命的歷史作為研究對象，高度評價了辛亥革命嘗試將皇權專制主義關進法制的牢籠的革命意志以及辛亥革命先行者的革命勇氣、創造精神和獻身精神。作者相信，該書可以使人們了解那些先行者的“夢”，了解他們為“圓夢”而奮斗的英勇實踐，并激勵后人繼續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壯麗事業而奮發向前。本刊發表此文，對楊先生這一學術觀點予以介紹。

　　為什么要寫這本書？

　　我開始研究辛亥革命，走進這一研究領域，要追溯到1958年，當時我還是北京大學的學生，還在讀書階段，參加編寫《近代詩選》。選注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前夜這段時期中國詩人寫的詩歌，我主要負責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這一段。

　　從那時起，我先后參加寫作《中華民國史》的第一編《中華民國的創立》，后來參加寫作《中國通史》第12卷，大約前后有50多年的時間在研究辛亥革命。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我就想把自己半個多世紀的研究心得做一個總結，就動手寫作《帝制的終結》。

　　當時出版社希望盡快使本書與讀者見面，可是應了中國的那句古話叫“欲速則不達”，在排印過程中脫漏了若干段落，中間為了快速出書，還換了印刷廠，所以，盡管我交稿的時間不算太晚，可是到最后這本書出版的時候，已經是2011年8月了。出版以后發現有若干脫漏，我當時感到非常的遺憾。今年，出版社方面決定再版，有機會把原來脫漏的一些段落加以補充，我增寫了一些段落，這就有了大家今天見到的新版本。

　　本書的第一個特點是：有一點新材料。

　　辛亥革命是多年來中國歷史學界共同研究、耕耘，成果很豐富的研究領域，已經出版過各種各樣的辛亥革命史著作。我寫這本書的時候，利用了我多年來在國內外找到的一部分新的資料。例如，日本的外務省檔案、臺灣國民黨黨史館檔案等。這些材料是以前許多歷史學家沒有見過，沒有使用過的。第二個特點是，關于辛亥革命的性質和領導力量方面有一些新的看法。

　　比如，大家知道，多年來我們一直認為：辛亥革命是中國資產階級領導的，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孫中山等革命黨人是資產階級革命家，幾乎眾口一聲，大陸的有關著作都是這樣一個基調。我這本書認為，資產階級在辛亥革命時的力量很小，發展不足，他們對于革命沒有興趣。當時的民族資產階級有興趣的是立憲運動，在維護清王朝統治的前提下求得部分改革。辛亥革命的領導者主要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年中國產生的新型的知識階層。我認為中國進入近代以后，產生了一個新的知識階層，這一部分知識分子從他們所受到的教育來說，不再是中國傳統的孔孟儒家學說，而是包括了西方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包括了法國的思想家盧梭等人的學說，甚至于還包括西方的社會主義學說。這就是說，他們除了傳統的儒家思想以外，已經具有了近代自然科學知識和近代社會科學知識，從知識結構上，他們和中國傳統的文人已經大不一樣了。同時，這批人從社會身份來說，他們還沒有進入到社會的各個領域，也就是說，他們還是學生，是國外、特別是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是中國當時正在日益發展的新式學堂的學生。他們還沒有職業，在做學生的時候就成了職業革命家。這樣一些人，你把他們定成是資產階級，好像沒有任何道理，因為他們本身沒有產業，和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分配方式都沒有任何關系。所以，我稱這批人是新型知識分子。他們向往民主共和，以“平民”自居，為“平民”說話，是辛亥革命的主要領導者。

　　辛亥革命的“不同之處”

　　我認為，辛亥革命和西方通常意義上的資產階級革命也不一樣。一是在于他們要推翻的對象是清朝貴族，所以具有種族革命的意義。二是他們所要解決的問題是救亡。大家知道，清朝末年，中國受到列強侵略，當時擺在全國人民面前的任務是要拯救國家、民族的危亡，這一點和西方資產階級革命也不一樣。三是西方資產階級革命的時候，被革命的對象是貴族、國王、封建主，辛亥革命的時候，在西方世界，工人運動已經發展到要打倒資本主義社會，打倒資產階級的階段，中國知識分子受到社會主義思想影響，希望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孫中山沒有用社會主義這個詞，他用的是民生主義這個詞。

　　在辛亥革命之前，孫中山曾經主動跑到在比利時的第二國際，當時第二國際的總部設在比利時。孫中山向第二國際總部表示：一、我要參加第二國際；二、我所成立的黨要參加第二國際。孫中山表示，我們要吸收西方文明，同時又要避免西方文明的弊病，要建立一個沒有剝削的新社會。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孫中山又主動給第二國際寫信，希望第二國際派更多專家到中國來，幫助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孫中山寫這封信的時候是1915年，當時俄國革命還沒勝利，兩年后才發生十月革命。也就是說當時的中國革命黨人已經期望超越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建立一個沒有貧富懸殊的新社會。

　　當時的革命黨人在日本東京辦了一個刊物《民報》，《民報》的發刊詞是孫中山寫的，他說，你別看西方國家現在很富強，但是問題很多，它的貧富差距很大，西方國家工人在那里鬧罷工，無政府黨、共產黨不斷發展，我們要在中國建立一個國家，不能走西方老路，我們要建立新社會，讓西方國家要大吃一驚。可見，當時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一批革命黨人并沒有想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建立資本主義的國家，而是要建立一個沒有剝削、沒有貧富懸殊差距的新的國家，是西方人從來沒有建立過的國家。所以，從這些方面考慮，我覺得中國的辛亥革命和西方通常意義上的資產階級革命有所不同。

　　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曾碰到一位朋友，他是廣東的著名近代史專家，有一次開會，他告訴我有關機構要請他寫一本書《孫中山傳》，怎么寫？要求他按照傳統觀點寫，將孫中山定位為資產階級革命家。我該怎樣寫？是按照傳統觀點寫，還是按照我自己的觀點寫？我想，我的觀點是按照歷史事實得出來的，是歷史的本來面目，應該還原歷史。所以，在我的《帝制的終結》這本書里，大家會注意到，我對孫山中有一個定位，孫中山是平民知識分子革命家，這一點是我的書和其他的辛亥革命史著作一個最大的不同。為什么這樣講？我有自己的理論根據。當年列寧對俄國革命有一個分析，列寧說俄國的革命經過三個階段。一是貴族知識分子領導的革命，例如十二月黨人，列寧把他們稱之為貴族知識分子；第二代，列寧稱之為平民知識分子，具體代表人物一個是別林斯基，一個是杜勃羅留波夫，還有一個是車爾尼雪夫斯基，這三個人大家可能比較陌生，但當年我們念大學的時候，他們三個人的著作我們都是作為經典著作在讀的。特別是其中的車爾尼雪夫斯基，列寧稱之為平民知識分子革命家。列寧說，第三代才是無產階級。我想，既然列寧承認在俄國革命歷史上有一段時期的領導者是平民知識分子，我覺得辛亥革命時候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這批知識分子，他們可以稱之為平民知識分子，所以，我稱孫中山是平民知識分子革命家。

　　辛亥革命時期有沒有資產階級代言人呢？有。我認為辛亥革命時期資產階級代言人是康有為、梁啟超。康有為、梁啟超到了日本以后和孫中山這一派有個辯論。孫中山這一派主張光搞民主革命不夠，光搞政治革命不夠，還要搞社會革命，解決社會嚴重的貧富差距問題。梁啟超他們不同意，梁啟超認為，當時中國最迫切的任務是發展資本主義，中國的資本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為了抵抗外國的經濟侵略，中國要有大資本家，要有大的托拉斯集團。所以，我覺得在辛亥革命時期，要求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要求在中國建立資本主義國家的代表人物是梁啟超等人，而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則是主張替一般的普通老百姓，也就是平民考慮，他們是平民知識分子革命家。這是我這本書跟其他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著作的不同之處。

　　寫的時候我心里有一點惴惴不安，因為這種看法和傳統觀點不大一樣，很擔心這本書在出版過程中會無法通過審查。結果很幸運，這本書順利出版了，出版以后讓我特別高興的一點是我其中的序言，就是現在大家能夠看到的這本書的序言。在這篇序言中，基本上把我對于辛亥革命的性質、對于辛亥革命的特點和領導力量的分析都寫出來了。后來我發現這篇序言被收錄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編輯的一本書里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有一個機構，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是研究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的機構。他們出版了一本論文集，題目叫《中國共產黨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前沿報告》第11號，將我這本書的序言收錄進去了。我非常高興。

　　《帝制的終結》的意義

　　除了我剛才講到這本書有一些新的觀點和新的資料之外，還要請大家注意其中對于皇權專制主義和對于封建主義的批判，以及革命家們對民主共和思想的闡述。辛亥革命的對象是皇權專制主義，是封建專制主義。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特別留心發掘當時的革命家、當時的思想家對于封建主義和皇權專制主義的批判，這是一個重點。

　　這本書著重寫了當年的思想家、當年的革命家對于民主共和理想的追求。

　　比如說辛亥革命的時候，上海有一本革命刊物《復報》，里面有這樣一篇文章，其中寫道：“所謂立憲者何？立法也。立憲國者何？法治國也。法治國者何？以所立之法，為一國最高之主權之機關。一國之事，皆歸法律以范圍之，一國之人皆歸法律以統治之。無所謂貴，無所謂賤，無所謂尊，無所謂卑，無所謂君，無所謂臣，皆棲息于法之下。”這是說，未來的國家應該是一個法治國家，國家的最高權力體現于法律，任何一件事情都要按照法律來規范，任何一個人都要服從法律的統治，在這樣一個社會里面沒有高貴的人，沒有低賤的人，也沒有皇帝，也沒有所謂臣民。我想這是一百多年以前當時革命黨的理想，在今天看來恐怕也仍然是我們的理想，要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法治國家。我的這本書對辛亥革命時期一代革命黨人的理想有比較充分的闡述。在再版前言中，我講了當年革命先行者的三個夢：第一個夢是振興中華之夢，這是1894年孫中山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時提出的口號，創立興中會，就是為了振興中華。

　　第二個夢是民主共和之夢，孫中山等設想，人民真正成為國家主人，人民充分享有各種自由和權利，中國要成為世界上“頭等民主大共和國”。

　　第三個夢是民生均富之夢，孫中山認為，西方國家最大的毛病就是富人很有錢，而窮人窮到連站腳的地方都沒有。所以，孫中山提出來要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安樂國，既平安又快樂的園地。我在文章里提出，當年革命黨人的這三個夢，我們今天實現了沒有？我們做得怎么樣了？我在序言里特別講，要回答這個問題，可能會有各種各樣的答案，但是有一點，我們大概可能會有共識，就是說我們今天距離當年的三個夢“振興中華之夢、民主共和之夢、民主均富之夢”可能還差得比較多。所以，我的結論是我們應該繼續前進，繼承辛亥革命先烈們的關于“中國夢”的理想，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斗。

　　另一個重點，我想強調的是我們要繼續批判封建主義、批判皇權專制主義，批判封建思想的殘余。比如有一位歷史學家，就是我們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原來的副所長、思想家黎澍先生就曾經說過，我們多年來注意了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但是忘記了對封建主義的批判。中國的封建社會綿延兩千多年，封建思想是根深蒂固的，所以，黎澍提出要加強對封建思想的批判。1980年，鄧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題名《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鄧小平同志講，我們國家有幾個問題，有幾個毛病，什么毛病呢？第一個是權力過分集中，第二個是一言堂、家長制，第三個特點是特權現象。鄧小平同志特別批評特權現象，他說：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大搞特權，給群眾造成很大災難。當前，也還有一些干部，不把自己看做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做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權，特殊化，引起群眾的強烈不滿，損害黨的威信，如不堅決改正，勢必使我們的干部隊伍發生腐化。我們今天所反對的特權，就是政治上經濟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權利。搞特權，這是封建主義殘余影響尚未肅清的表現。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專制傳統比較多，民主法制傳統很少。解放以后，我們也沒有自覺地、系統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各項制度，法制很不完備，也很不受重視，特權現象有時受到限制、批評和打擊，有時又重新滋長。鄧小平同志最終將這些問題的原因都歸結為封建思想的殘余，我覺得黎澍先生的觀點和鄧小平同志的觀點都提出了在中國進行改革，當然要批判資本主義，要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但是千萬不能忘記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專制主義，反對皇權專制主義的殘余。

　　我在我這本書的結語里提了八個字，叫做“帝制終結，專制難除”。皇權專制主義終結了，但是專制難除，中國封建社會長期遺留下來的專制主義要根除它是很困難的，要重視，下大力氣，做大功夫。

　　我想我的這本書，也許在這方面能夠給大家提供一點思想上的參考材料，對于我們進一步實現“中國夢”、進一步促進改革開放，可能會有一點用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