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對抗遺忘(梁鴻)

　　2012年10月，我和施戰軍老師在一次會議上碰到，當時他正在進行《梁莊在中國》(刊于《人民文學》12期，后出版單行本時改名為《出梁莊記》)的終審。自然，我們談起了它。他對我說，你有沒有意識到，書中有太多死亡了？我一愣，在這之前，我從來沒有意識到，更沒有察覺到，“死亡”竟是“梁莊”如此正常的風景和如此隱蔽的結構。

　　確實，開篇有“軍哥之死”、“光河之死”，第三章有“賢生的葬禮”，第七章有“金的千里運尸”，第八章有“小柱之死”、“無名死亡”，即使在結尾“梁莊的春節”一章中，也有“老黨委之死”和流傳在吳鎮的神話故事“義士勾國臣之死”。

　　死亡如此隨意而密集，猶如塵埃。生命孱弱地生長，又悄無聲息地逝去，悲傷、痛哭、歡樂和點滴的幸福都被黑洞一樣的大地吸收。我想寫出大地的感覺——整體性、混沌性和蔓生性，想寫出人(不只是農民)在其中的卑微和平常。是的，和樹葉飄落一樣，清晨的露珠一滴滴地砸向它，把它砸回到泥濘而又柔軟的土地中。梁莊，在每一個清晨醒來，又在黃昏中睡去，時間停滯，又長遠行進。

　　但是，如果只有大地，只有人類生命的普遍性背景，而沒有社會、文明、制度，沒有家、愛、離去——那塑造種種死亡的實在因素，那么，生命的存在樣態，它內部的復雜性、差異性又會被遮蔽。所以，既站在大地之中，又回到文明和生活的內部，把目光拉回到大地上那移動的小黑點，“人”——如何移動，如何彎腰、躬身，如何思量眼前山一樣遠的道路，如何困于勞累和幸福，是《出梁莊記》最基本的任務，也是我一個小小的野心。

　　回到“梁莊”。梁莊的“死亡”究竟意味著什么？僅僅幾天而已，“軍哥之死”已經成為“閑話”沉淀于梁莊的言語中，現實變為了歷史。軍哥已經成為一個被遺忘了的人。梁莊的道德、良心、情感是混沌的、殘酷的，但卻又有著奇怪的寬容和包容，就像那即將淪為乞丐的清立。他孤獨行走在梁莊的邊緣，既被遺棄，又氣定神閑。如果你是啟蒙主義者，你會譴責梁莊的人們；如果你是強調生存法則的自然主義者，你無從解釋梁莊這樣富于包容性和生長性；如果你是個人主義者，你會說他們如此不平等，只看生，不管死。我不敢做出判斷，只能迷惑而猶疑地看著眼前的梁莊，我故鄉的親人們，試圖勾勒出其中最細微的邏輯和枝蔓。或者，那也是我們這個生存共同體共有的邏輯和枝蔓。

　　賢義又為什么成為了“算命者”？他真的懂得傳統知識，理解傳統文明在中國生活中的意義和價值嗎？他那個支離破碎的、混搭的、荒謬的正屋墻壁，似乎彰顯著他內心的混沌和蕪雜。這樣一個“過時了的”、“可笑的”人，他的神情居然有著某種清明和開闊。這些神情從哪里來？你很難辨認清楚。在梁莊，這樣駁雜而又難以界定的生命和精神非常多。它們從來都不是清晰的，從來都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又此又彼，既左亦右。你該怎么辦？

　　不只是城與鄉的關系，不只是農民與市民的關系，也不只是現代與傳統的關系，而是這些關系的總和構筑著梁莊的生活，并最終形成它的精神形態和物質形態。我不想把《中國在梁莊》和《出梁莊記》問題化，也特別希望讀者能夠體會到其中復雜的層面。它不是一個為民請命的文本，而是一種探索、發掘和尋求，它力求展示現實的復雜性和精神的多維度，而非給予一個確定性的結論。

　　我看重“梁莊”里面的細枝末節，剎那的羞澀、無知無畏的坦率、瞬間的兇猛、不肯退去的羞恥、不愿釋懷的“無身份感”和那眉間遙遠的“開闊”。我喜歡這些“閑筆”，它們附著在梁莊荒蕪的場景中，就像那夏天暴雨后的植物，以一種荒涼的方式顯示出頑強的活力。我想傳達這一世界的內部，它的蔓草叢生、塵土飛揚、憂傷，還有“生活的動力”。沒有哪一個生命和場景完全絕望，即使被侵犯的天真而又遲鈍的小黑女兒，在經歷過那樣的黑暗之后，她依然在成長，生命仍然在蓬勃。活下去，就是一種對抗。

　　但這還不是“梁莊”的全部。《中國在梁莊》和《出梁莊記》中都有“我”。有論者認為，“不是梁莊要你寫這兩本書，也不是梁莊人要你寫，而是你要寫這個梁莊。因為，你需要它。”是的，“我”需要它，“我”想找到救贖。但“救贖”這個詞在這里又是多么高高在上！你必須意識到“救贖”、“懺悔”本身就是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想通過“梁莊”來完成“我”的精神重建，這是“我”羞恥的根源之一。無論是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一個梁莊的親人，還是哪怕只是一個觀察者，“我”的身份、位置和敘事姿態都是讓人質疑的。

　　但我還希望能夠在文本中如實呈現并探究“我”的存在，因為，惟有通過“我”的眼睛，才能夠更加深入地展示出“梁莊”在我們時代和歷史中的存在真相，反過來，通過“梁莊”，“我”也看到了“我”自己的歷史形象。“我”是誰？“我”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每一個人。逃離、界定、視而不見、廉價的鄉愁、沾沾自喜的回歸、洋洋得意的時尚、大而無當的現代，等等，我們每一個身上都攜帶著這樣的因子。

　　在《出梁莊記》的后記中，我把“憂傷”和“哀痛”作為這本書的關鍵詞。這兩個詞本身是恰當的，但又都是偏內向的、不那么積極的詞語，無意中奠定了這本書的基調。但是，選擇這兩個詞并非是想帶出無力感，而是想表達一種歷史感。

　　“哀痛和憂傷不是為了傾訴和哭泣，而是為了對抗遺忘。”但是，如果不能把“我”放回到“故鄉”及與“故鄉”相關的事物中去審視，我們就不可能擁有富于洞察力的哀痛，也就不可能對抗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