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尋路》創作談(王朝柱)

　　就創作規律而言，一切有歷史責任感的嚴肅作家、劇作家在進行構思和創作新作品的時候都會發出這樣的自問：我為什么要寫這部新作以及如何才能寫好 這部新作？我在構思和創作每一部文學、戲劇或影視作品的時候不僅要發出同樣的自問，而且還要經歷長期而又痛苦的深思熟慮，方可動筆進行創作。

　　自從大型史詩電視劇《尋路》在央視播出以后，來自各方的朋友，尤其是同行的文友不約而同地問我：你為什么要把這段極其復雜的歷史搬上電視屏幕， 而且還要冠以《尋路》的片名？我思慮有日，遂決定把近3年以來創作《尋路》過程中的甘苦如實地寫出，愿聽取各方朋友與文友們的批評、指正。

　　《尋路》，顧名思義，探尋中國革命之路。

　　自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及其志士仁人為探尋中國革命之路前仆后繼，用生命鋪成了一條革命之路，用鮮血染紅了一條紅色之路。

　　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以來，她就繼承了中華民族這一光榮的革命傳統，用生命將這條革命之路鋪得更寬，用鮮血將這條革命之路染得更紅。

　　為此，成千上萬的中國共產黨人無怨無悔地倒在了這條革命大道上，是他們的鮮血把這條革命大道染得更紅。

　　《尋路》所表現的就是這條長長的探尋中國革命之路中的一段：自1927年“四·一二”大屠殺至1932年寧都會議，短短的5年，毛澤東和他的戰 友們歷經千難萬險、九死一生，終于探尋到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大道——盡管在前進中還有著這樣那樣的阻力和反復。

　　這5年，給后人留下了太多的啟示，是一筆了不起的精神財富。我是一位年過七旬的老童生，只想用一顆真誠之心去認識、歌頌這段歷史，以及帶領人民創造這段歷史的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先賢。

　　這就是我寫《尋路》的緣起，同時也是這部電視劇的戲魂。為了立此存照，我把這段話寫在文學劇本《尋路》的前言——《幾句想說的話》中。

　　一、《尋路》的歷史啟示

　　自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誕生，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近6年的時間里，中國共產黨處在幼年時期，她的核心成員和基本隊伍絕大多 數對馬克思主義知之甚少，對未來建設一個夢想中的社會主義新中國則更是茫然——這是因為在他們每個人的心中只有對“社會主義天堂”蘇聯有著一種最為美好的 憧憬，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那時絕大多數的共產黨人只是憑借一腔救國救民的熱情，在虔誠地進行著所謂的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革命。更為可笑的是，遠在莫斯科 的第三共產國際并不了解中國的國情，卻又手握尚方寶劍，對中共中央領導機關的改組賦予生殺大權，對中國革命道路的選擇則更是說一不二，他們就像是《西游 記》中張開五指的如來佛祖，主觀地操控著孫悟空等去西天取經那樣，嚴厲地把控著中國革命前進的方向。事后追論，中國共產黨參加領導的第一次國內大革命豈能 不��？

　　歷史發展有著自身的規律，這不可抗拒的規律一定要懲罰那些尚未認識規律的人。那時的中國共產黨人天真地認為蔣介石是革命的，真誠地歡迎他為總司 令的國民革命軍抵定大江南北，進占東方冒險家的樂園——上海。令共產黨人猝不及防的是，蔣介石突然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肆叫囂對共產黨“寧可 錯殺三千，不可放走一個”的反動口號，對中國共產黨人發動了最為瘋狂的反革命大屠殺！剎時之間，神州大地到處都是白色恐怖，無數的英魂悲憤地飄游在血雨腥 風之中。這時，也惟有在這時，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才會悲愴低吟：“黃鶴知何去，剩有游人處……”

　　是啊！中國真正的革命之路在何方？

　　時人和后人皆知：在共產國際起伏變化的歷史中，無產階級奪取國家政權的革命只有兩次，一是法國的巴黎公社起義，再是俄國的十月革命，前者失敗 了，后者成功地建立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雖然這兩次無產階級奪取國家政權的革命發生在不同的國家，且又前后相距幾十年，但是他們的革命形式卻是相同的， 那就是以城市為中心發起暴動進而奪取國家的政權。這就是共產國際尊稱為的十月革命之路或曰城市中心暴動之路。

　　大革命失敗之后，處于徬徨中的志士仁人異口同聲地發出這樣的自問：中國革命向何處去？遠在莫斯科的第三共產國際武斷地下達了命令：中國共產黨人 必須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在大江南北、黃河上下舉行城市暴動，奪取中國革命的勝利。從此，中國共產黨開啟了長達近8年的以城市為中心的革命。他們先后舉行南 昌起義、廣州起義、兩打長沙……待到李立三左傾路線在黨中央取得統治地位之后，竟然認為全國范圍內的革命高潮不僅要馬上普遍到全國，而且還荒唐地認為中國 革命的高潮已經到來，并將掀動世界的高潮。他除去以中央名義發出《目前政治任務的決議——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還公然提出會師武昌、飲 馬長江、直搗黃龍的可笑口號。結果，導致了全國白區百分之百、蘇區百分之九十的大失敗。由此，也授給了蔣介石屠殺中國共產黨人的借口。據史料記載，在不到 半年的時間里，被殺害的著名共產黨人有陳賛賢、楊闇公、汪壽華、鄧培、李大釗、陳喬年、陳延年、趙世炎、羅亦農、向警予等數十人；1927年3月到4月， 前后走上刑場的中國共產黨人、工農群眾和革命學生超過12萬人，從是年5月到11月被殺害的革命者有16.8萬人。如果加上在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左傾 冒險主義路線下犧牲的革命烈士和工農群眾、革命學生，何止百萬計啊！我想這些長眠地下的英靈一定會大聲疾呼：“在中國搞城市中心暴動是條葬送中國革命的死 路！”

　　但是，遠在莫斯科的第三共產國際撞了南墻還不回頭，繼續派遣在蘇聯學習并忠誠于共產國際路線的留學生回國，頑固地堅持城市中心暴動的道路。他們 不僅在黨的中央機關公開地大搞教條宗派式的結黨營私，而且還無情地打擊遠在井岡山、贛南和閩西等地努力探尋“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之路的毛澤東等 同志。

　　說到毛澤東，我就很自然地會想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句古語。如果再加上他的出身、學養以及豐富曲折的革命經歷，使他又養成了獨立思 考，不迷信權威，只相信真理，敢于抗上的叛逆性格。因此，當大革命失敗之后，他斷然地謝絕了瞿秋白希望他到上海中央機關工作的好意，堅定地說了這句史有所 記的話：“我不愿意跟你們去住高樓大廈，愿到農村去，上山結交綠林好漢�！�

　　從此，毛澤東站在“槍桿子里邊出政權”的革命起跑線上，義無反顧地踏上了一條探尋“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式的革命道路。請看：

　　秋收起義失敗之后，上自湖南省委，下到參加秋收起義的不少同志仍然堅持執行中央攻打長沙的命令。毛澤東審時度勢、力排眾議，反復說明不能攻打長 沙的道理，遂帶領絕大多數工農紅軍向羅霄山進軍。為了凝聚革命力量，大刀闊斧地進行了三灣改編；為了尋找革命的落腳點，他在改編王佐、袁文才部隊的基礎 上，逐漸創建了中國第一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

　　與此同時，中央以秋收起義失敗和不繼續執行中央命令攻打長沙等大中城市為名，開除了毛澤東的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事后，湖南省委特派員又誤傳開 除毛澤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就是開除黨籍，遂在紅軍指戰員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動。毛澤東為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穩定和發展，十分大度地說，那我就不當前委書 記了，改當師長，繼續指揮工農紅軍打土豪，籌款子，把中國革命進行到底。對此，毛澤東同志不止一次地笑談自己當過幾個月的民主人士。

　　朱德、陳毅率部上井岡山，實現了朱、毛兩大紅軍的會師。雖說革命隊伍壯大了，但這兩支紅軍隊伍又因構成、領導作風等不同，很快又在建軍、根據地 等原則問題上發生了分歧。由于革命形勢瞬息萬變，這種原則分歧沒有得到根本解決，且持續了兩年多的時間，遂先后導致了工農紅軍在湘南的失敗和南下粵東的失 敗。尤其在陳毅兩次取代毛澤東為前委書記期間，嚴重地破壞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削弱了工農紅軍的戰斗力。對此，毛澤東先是堅持真理，在原則問題上寸步不 讓。接著，當他感到無力回天的時候毅然決定憤而辭職，上山養病。不久，陳毅自上海帶回中央要毛澤東復出的來信，朱德又真誠地說出“朱毛不分家，一分家就打 敗仗”之后，毛澤東同意復出，并召開了著名的古田會議，從理論上解決了有關長期爭論的建軍原則問題，從組織上對工農紅軍進行了相應改組。

　　接著，毛澤東頂著中央數次下達攻打大城市的命令，和朱德、彭德懷等率領工農紅軍冒著嚴寒酷暑轉戰千里，克服千難萬險，取得了三次反“圍剿”戰爭 的偉大勝利。同時，毛澤東也在指揮反“圍剿”的戰爭中鍛造成一位杰出的軍事戰略家。更為重要的是，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終于探尋出一條符合中國革命實際的 “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之路。

　　這就是中國共產黨探尋中國革命之路的真實寫照：一條是教條式地照搬蘇聯十月革命，走城市中心暴動的道路，把中國革命引向失�。灰粭l是從中國實際出發，逐步地探尋出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把中國革命引向最后的勝利。

　　這也是《尋路》留給后人的歷史啟示。

　　二、《尋路》的現實意義

　　歷史是一面鏡子，可鑒古今、知興衰。從這個意義上講，第一代共產黨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帶領工農紅軍拋頭顱、灑熱血，演出的這部大劇“尋路”中的經驗和教訓，對今天的中國共產黨人實現“中國夢”——繼續探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路是有著很強的現實意義的。

　　其一，道路決定命運

　　中國共產黨參加的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為什么失�。恳驗槟菚r的黨中央在第三共產國際的領導下，走的是一條放棄領導權，不懂得“槍桿子里邊出政 權”，完全為國民黨做嫁衣的錯誤道路。十年內戰——或曰土地革命時期搞的南昌起義、廣州起義等為什么全都失敗了，因為那時的黨中央頑固執行的是一條錯誤的 城市中心暴動之路。同樣，白區的工作為什么會遭到百分之百的損失，他們撤到中央蘇區之后，為什么在他們的領導下，中國工農紅軍會被迫退出中央蘇區，遂又演 出一幕“叫花子打狗，邊打邊走”(毛澤東語)的長征？因為執行的還是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主張。

　　對此，我們不能不問那時黨中央的負責人——尤其是從法國、蘇聯留學回國的領導者們，你們為什么會犯如此嚴重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呢？在我看來，這 些同志大多出生在富余的家庭，從小就不了解身處低層的農民，更不了解黑暗落后的舊社會，僅僅憑著一腔救國救民的熱情少小離家，遠赴他國求學。因此，他們很 自然地只知外國先進，不知中國為什么落后。因此，他們回到祖國以后，很自然地會形成不顧國情，死死地抱定外國的強國之路，打算一夜之間就把貧窮落后的中國 變成蘇聯�？梢韵胍�，由他們這些言必稱希臘，口必說蘇聯的“客里空”領導中國革命豈能不敗？他們所說的“山溝里出不了馬克思主義”，批評毛澤東倡導的“沒 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否定“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等理論，是何等的無知和可笑。

　　誠如前文所述，毛澤東生在農村，成長在動亂的舊中國，他不僅了解我國的國情，而且更是熟悉中國不同階層的農民，加之他注重調查研究，在戰爭中學 習戰爭，終于歷經長達5年的革命實踐，和他的戰友們一起在井岡山、贛南閩西中央蘇區探尋出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正路，并取得了三次 反“圍剿”的偉大勝利。

　　這是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向人們昭示了一個真理：革命道路的正確與否，決定著中國革命的勝負。我作為《尋路》的編劇真誠地希望，為了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復興，中國人民一定要走在革命的大道上。

　　最近，習近平同志語重心長地講了這樣一段話：“全黨同志必須牢記，道路決定命運，找到一條正確的道路多么不容易，我們必須堅定不移走下去�！�

　　其二，先知先覺們的蛻變與重生

　　自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逐漸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為救國救民于水火之中，一批又一批自譽為先知先覺者們爭相向西洋歐美諸國、向東洋日本游學，希望竊取所謂的天火照亮黑暗的中國。這就是我國最早的知識分子。

　　說到知識分子，我很自然地會想到毛澤東說過的一句話：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意思是說知識分子不是獨立的階級，他的社會活動必然依附在一個載體 上。同時，我又想起動筆寫《辛亥革命》前的一件往事：中央主管部門的領導兩次和我約談，明確指示，“一要旗幟鮮明地反對‘告別革命論’，二要寫出參加辛亥 革命那一代知識分子的兩面性，即革命沒有知識分子是不行的，但他們在革命中的言行和功過又是十分復雜的。”對此，我是贊成的。

　　在我動筆寫《尋路》之前，我又細心地檢點這些先知先覺回國后的革命經歷和下場，再次發現有些風云一時的先知先覺蛻變了，一步一步地走向自己的反 面，甚至成為反動統治者的幫兇；還有一些竊火者從容不迫地走上統治者的絞刑架或斷頭臺，他們的靈魂得到了升華和重生。如果我們把探尋中國革命之路比做一個 熔爐，這些先知先覺有的經不過爐火高溫的冶煉，遂蛻變成一堆爐渣；有的就像孫悟空一樣煉成了鋼骨鐵身、火眼金睛。請看：

　　汪精衛曾是同盟會時期宣傳革命的筆桿子，后又是孫中山先生的文膽和接班人。但是，他一俟從政爭權，思想迅速地向著反動的深淵滑落，待到抗日戰爭爆發以后，他很快又變成了萬夫所指的頭號大漢奸。

　　廖仲愷與汪精衛同是同盟會、國民黨的骨干。孫中山先生仙逝之后，廖仲愷因堅持孫中山先生親自制訂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遭到國民黨右派的暗殺。但他的革命精神卻在熊熊的烈火中得到了重生。

　　陳獨秀、李大釗同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時人尊稱為南陳北李。后因陳獨秀蛻變為托派，被黨中央開除出黨。李大釗因在北平堅守革命，被奉系軍閥張作霖逮捕，送上絞刑架。他的革命靈魂同樣也得到了重生。

　　我在創作文學劇本《尋路》的時候，也多次觸碰到這個議題，同是向西方竊火的先知先覺，王明蛻變成蘇聯攻擊中國的叛徒，而革命烈士惲代英、蔡和森等雖死猶榮，他們的精神化做了浴火重生的鳳凰，自由地飛翔在萬里長空。

　　從某種意義上說，蛻變與重生也是一種規律，一定會在不同的革命階段中發生。換言之，既然改革開放是一場革命，那些曾經將改革開放叫得很響的先知 先覺們也會蛻變與重生。為此，我希望看過《尋路》的觀眾要擦亮雙眼，看看他們之中有沒有人蛻變成叛徒，或拿著外國的錢當間諜出賣國家的利益，或把貪污來的 大筆錢送往外國的銀行……惟有如此，我國才能確保江山萬代不變顏色。

　　其三，理想與信仰

　　理想，是革命者為之終生奮斗的方向；信仰，是革命者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誠如習近平同志所言：“理想信仰就是共產黨人精神上的‘鈣’，沒有理想信仰、理想信仰不堅定，精神上就會‘缺鈣’，就會得‘軟骨病’�！�

　　為此，我創作的《尋路》就是要濃墨重彩地張揚革命的正氣，在每一位革命家的心中牢牢地豎立一桿理想和信仰的大旗，光照千秋萬代，昭示革命自有后來人。請看：

　　周文雍、陳鐵軍相伴走向刑場，向世人宣示舉行刑場上的婚禮；楊匏安寫下“慷慨登車去，相期一節全……”的絕命詩，從容地走上敵人的刑場；楊度在 實現了“但哦松樹當公事，愿與梅花結后緣”的理想大愿之后，又揮毫寫下這首自挽聯：“帝道真如，如今都成過去事；醫民救國，繼起自有后來人。”遂安詳地駕 鶴西去。同樣，惲代英、蔡和森、彭湃等烈士都是高喊著“打倒蔣介石！”“中國共產黨萬歲”等革命口號從容就義的。

　　同時，《尋路》也重筆寫了革命隊伍中失掉理想和信仰的叛徒。當革命處于低潮時，他們在生死的考驗和利益的誘惑下，一個個無恥地出賣革命、出賣同 志。事后追論，貪圖安逸、生活腐化是他們政治上墮落的開始。如黨的總書記向忠發把見情婦置于黨的利益之上，終被敵人逮捕；顧順章玩女人、抽大煙，違背黨的 紀律耍魔術，終落入敵人的手中。如果沒有錢壯飛同志破譯密碼，設在上海的黨中央就會全軍覆沒。這是何等嚴重的教訓��！

　　時下，隨著改革大潮的沖刷，黨的一些高級干部腐化墮落，相繼落馬，在群眾中造成極壞的影響。為此，《尋路》的播出，使人民群眾對中央從改進作風入手，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必將會有更深入的理解。

　　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走過34個年頭，且摸索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但我依然認為：如果中國改革開放要想大踏步地前進，全黨、全國人民還必須繼續探尋改革開放之路。

　　這就是我為什么寫《尋路》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