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梁莊，我的憂傷 ——《出梁莊記》寫作有感(梁鴻)

梁鴻近影

　　土耳其當代作家帕慕克在凝視他的城市伊斯坦布爾時，說他的內心充滿了“呼愁”(huzn)。“呼愁”，在土耳其語中，有宗教的含義。“呼愁”不是某個孤獨之人的憂郁，而是數百萬人共有的陰暗情緒。用中文來翻譯，“呼愁”或可以用“憂傷”來對應。“憂傷”，憂郁、傷感、郁結、凝聚、懷念，與真實的事物和情緒本身已稍有距離，有間隔，有審視的意味。它是一種集體情緒和某種共同氛圍，蘊藏在這個時代的每一處廢墟之中。并且，我們越是決心清除這一廢墟，“憂傷”就越是清晰地存在于生活在這個時代的每個人心中。

　　是的，憂傷，在寫作《出梁莊記》的過程中，當奔波于大地上各個城市的陰暗角落時，當看到那一個個人時，我的心充滿憂傷，不是因為個體孤獨或疲憊而產生的憂傷，而是因為那數千萬人共同的命運、共同的場景和共同的凝視而產生的憂傷。憂傷不只來自于這一場景中所蘊含的深刻矛盾，制度與個人，城市與鄉村等等，也來自于它逐漸成為我們這個國度最正常的風景的一部分，成為現代化中必須的代價和犧牲。它成為一種象征存在于我們每個人的心靈中。我們按照這一象征分類、區別、排除、驅逐，并試圖建構一個摒除這一切的新的自我的堡壘。

　　然而，如何能夠真正呈現出“農民工”的生活和鄉村的歷史與現實形態，如何能夠呈現出這一生活背后所蘊含的我們這一國度的制度邏輯、文明沖突和性格特征，卻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并非因為沒有人描述過或關注過他們，恰恰相反，而是因為被談論過多。大量的新聞、圖片和電視不斷強化，要么是呼天搶地的悲劇、灰塵滿面的麻木，要么是掙到錢的幸福、滿意和感恩，還有那在中國歷史中不斷閃現的“下跪”風景，仿佛這便是他們存在形象的全部。“農民工”，已經成為一個包含著諸多社會問題，歧視、不平等、對立等復雜含義的詞語，它包含著一種社會成規和認知慣性，會阻礙我們去理解這一詞語背后更復雜的社會結構和生命存在。

　　一個詞語越被喧囂著強化使用，越是意義不明。與其說它是一個社會問題，倒不如說它是一個符號，被不同層面、不同階層的人拿來說事兒。我們缺乏一種真正的自我參與進去的哀痛。“當遭遇現代性時，我們失去了‘哀痛’(mourning)的能力。”印度當代思想家亞西斯·南地認為，“現代性的語言是一種精算術的語言，我們學會了計量得和失，但是卻忘掉了怎樣去緬懷和表達我們的哀痛。”哀痛，就是自我，就是歷史和傳統，就是在面對未來時過去的影子。

　　用哀痛的語言來傳達憂傷，那共同風景中每一生活所蘊藏的點滴憂傷。哀痛和憂傷不是為了傾訴和哭泣，而是為了對抗遺忘。我試圖發現梁莊的哀痛，哀痛的自我。說得更確切一些，我想知道，我的福伯、五奶奶，我的堂叔堂嬸、堂哥堂弟和堂侄，我的吳鎮老鄉，那一家家人，一個個人，他們怎么生活？我想把他們眼睛的每一次跳動，他們表情的每一次變化，他們呼吸的每一次震顫，他們在城市的居住地、工作地和所度過的每一分一秒都記錄下來，我想讓他們說，讓梁莊說。梁莊在說，那也將意味著我們每個人都在說。

　　不只是“農民工”的生活，不只是城與鄉、市民與農民、現代與傳統的關系，而是這些關系的總和構筑著梁莊的生活，并最終形成它的精神形態和物質形態。我不想把《出梁莊記》問題化，也特別希望讀者能夠體會到其中復雜的層面。它不是一個為民請命的文本，而是一種探索、發掘和尋求，它力求展示現實的復雜性和精神的多維度，而非給予一個確定性的結論。

　　我看重“梁莊”內部的細枝末節，剎那的羞澀，無知無畏的坦率，瞬間的兇猛，不肯退去的羞恥，不愿釋懷的“無身份感”和那眉間遙遠的“開闊”。我喜歡這些“閑筆”。它們附著在梁莊荒蕪的場景中，就像那夏天暴雨后的植物，以一種荒涼的方式顯示出頑強的活力。我想傳達出這一世界的內部，它的蔓草叢生、塵土飛揚、憂傷，還有，永恒的“生活的動力”。沒有哪一個生命和場景完全絕望，即使被侵犯的天真而又遲鈍的小黑女兒，在經歷過那樣的黑暗之后，她依然在成長，生命仍然在蓬勃。活下去，就是一種對抗。

　　他們歡樂、大笑、熱情、自制，他們打架、示威、反抗、忍受，這一切都源于那條河流，幾千年以來它一直默默流淌。靜水深流，形成這個民族共同的哀痛。每個生存共同體、每個民族都有這樣的哀痛。這一哀痛與具體的政治經濟制度有關，但卻又超越于這些，成為一個人內在的自我，是時間、記憶和歷史的積聚。

　　“忘掉哀痛的語言，就等于失去了原本的自我的一些重要成分。”哀痛不是供否定所用，而是為了重新認識自我，重新回到“人”的層面——不是“革命”“國家”“發展”的層面——去發現這個共同體的存在樣態。哀痛能讓我們避免用那些抽象的、概念的大詞語去思考這個時代的諸多問題，會使我們意識到在電視上、報紙上、網絡上看到讀到的那些事情不是抽象的風景，而是真實的人和人生，會使我們感受到個體生命真實的哀痛和那些哀痛的意義。

　　與此同時，必須承認，對于我這樣一個并不堅定的調查者而言，每每離開梁莊和他們在城市的打工場地，我都夾雜著一種略帶卑劣的如釋重負感，無法掩飾的輕松。任務終于完成了，然后，既無限羞愧又心安理得地開始城市的生活。這種多重的矛盾是我必須面對的問題，必須解決的心理障礙。還有羞恥。你無法不感到羞恥。一個特別清晰的事實是，我們每個人都是這一羞恥的塑造者和承受者。它不只是制度、政治的問題，它是每個人心靈黑洞的赤裸裸呈現。它是同一場景的陰暗面。

　　責備制度、批判他人是我們最普遍的反應，但卻唯獨忘記，我們還應該責備自己。我們也是這樣的風景和這樣的羞恥的塑造者。我們應該負擔起這樣一個共有的責任，以重建我們的倫理。路邊倒下的那個老人，超市里的問題牛奶，馬路上突然下陷的大坑，被拆掉的房屋，都不是與“我”無關的事物。它們需要我們共同承擔起來，否則，我們的“自我”將徹底地失落。

　　如果不能對“自我”提出要求，那么，我們的生活就不會改變。我們也不可能擁有真正的情感和深遠的哀痛。

　　《出梁莊記》 梁鴻著 花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