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和愛，皆無法忘卻(倪樹根)

　　《富春山居圖》是我50多年寫作生涯中寫得最苦最累的一部，我是用血淚在寫書，因為悲傷加勞累，三次被送進醫院。第一次進醫院，我躺在病床上還在記掛這本書，因為只有我才能把在美麗的富春山下老百姓那段地獄般的苦難生活記錄下來告訴后人。

　　日本鬼子曾在富陽鸛山頂架起大炮向江南各個村子大打裝有鼠疫、霍亂、碳疽病菌的炮彈，不到半個月，我們楊浦口村就不明不白地死掉了近三分之一的老百姓，就我家臺門里住的三戶人家，房東母子三人死掉大兒子，我家隔壁兩夫妻全部死掉，留下三個兒子。我大難不死，但發高熱、說胡話，據說是老祖宗保佑，讓媽媽頂替了我，她那年才49歲，可她是我們家的脊梁骨呀！我嫂嫂無緣無故腳上起泡、潰爛，最后整條腿只剩了一根漆黑的骨頭，她今年95歲，是活的見證。我阿爹也差一點病死，可能是老祖宗想到我和阿弟太小無法生活，才把他的命保留下來。

　　日本投降后，老百姓盼望過平平安安的日子，等來的卻是國民黨的苛捐雜稅，特別是抽壯丁，又弄得不少人家破人亡。我阿哥幾次想把右眼用針戳瞎，或用刀砍掉右手的食指，說這樣的人不能打槍，國民黨是不要的，可是我阿哥是做草紙為生的，而且自己也下不了手，只好逃壯丁；我姐夫大雪天被抓去當壯丁，死在半路尸骨未回，姐姐為了把老公保出來，賣掉了土地，后來知道上當受騙，又氣又恨又傷心，一病不起，死后3天才被去看望女兒的阿爹發現，原來全村有名的美女，已瘦成一副骨架……

　　日本人來的時候，我們村有500多口人，除去老弱病幼，好手好腳的男人至少有200人。那一天日本鬼子進村，連漢奸加在一起也只十幾個人，而且只有一半人手里拿著槍或者刺刀，其余都空著手，全村的男女老少卻躲的躲，藏的藏，躲不了藏不了的人都眼看著自己家的豬、羊和財產被搶，眼看著自己的妻女被強奸，這是多么悲哀的場面啊！這70多年前的血淚史，我是親身經歷的，如果我不把它寫下來，就會被埋沒掉，作為一個老作家，是失職，是犯罪。我也希望年輕人能抽時間看看我的書，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把祖國建設得更強盛、更文明，不再讓我們的子孫后代像我小時候一樣，被日本鬼子像捻死一只螞蟻一樣無辜地槍殺……

　　《富春山居圖》記錄了當年日本侵略軍在這片美麗富饒的土地上犯下的血淋淋的罪行。小說主人公董阿開，是一個以做富陽草紙(手紙)為生的善良農民，他剛出生的兒子因逃避日本鬼子而被悶死，老婆也為此而投江自盡，他為了給兒子、老婆報仇，用柴刀劈死了一個正在強奸婦女的日本小軍官，后來竟收養了一個日本女兵生下的小男孩，而且千里迢迢把他抱回來，既當爹又當娘，歷盡千辛萬苦把他養大，還親自將他送回日本，讓他同親人團聚，他自己卻只身回到老家，仍過著做草紙的艱辛日子。董阿開的這種愛，源于他姆媽從小教導的“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這種愛已超越了國界、民族，是一種大愛，這和電影《辛德勒的名單》中那句“拯救一個人，等于拯救全世界”，說法不同，含義一樣。

　　看到日本新首相安倍訪美時對媒體說：“日本回來了。”我立馬產生了疑問：到底是戰敗后的日本，還是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日本(我想美國人也不會忘記珍珠港事件)？因為日本一直存在著一股夢想復辟軍國主義的右傾勢力。前首相野田佳彥本是草根出身，1984年作為日本青年友好交流訪華團的一員首次訪華，從那時起同中國結緣，常稱自己是“日中交流之子”，進入政界，竟狂妄地挑起了“釣魚島”事件。日本作家村上春樹2012年9月28日在日本《朝日新聞》上發表文章，針對中日領土爭端提醒日本民眾小心那些煽風點火的政客，他說：“他們僅憑漂亮話就煽動了人心，但實際上受傷害的卻是身陷其中的每一個人。”中國有句名言叫“前事不忘，后世之師”，周恩來總理在中日建交時又重新提了出來。我寫《富春山居圖》的目的之一也在于此。日本前駐華大使丹羽宇一郎離任時曾經說過：“夫妻吵架還可以分手，但日中兩國無法分手，而且這種關系比人的壽命要長得多。”因為我們是一衣帶水的鄰居。

　　有朋友見了我的書，扉頁上即是“獻給愛妻錢慶華”七個大字，馬上會聯想到我送給他們的、為紀念妻子去世一周年寫的《愛深深，情長長》，用文字和大量照片記錄了我們這一生的愛情。當年好多朋友看了這部書都為我們的愛情感動，有人說他們是一邊讀一邊流淚，甚至失聲痛哭；有朋友說特別感動，讀了一遍又一遍；已經6年多了，這本書至今還在朋友中傳閱，還有人把它復印出來，說要給更多的人去看；有人打電話來問，可不可以公開出版？雖然在《富春山居圖》的小說中，沒有一個細節同我妻子有關，但是我能走到今天，79歲還能寫出這么長的小說，有我妻子一半的功勞。她為了支持我寫作，包攬了全部家務，把四個孩子拉扯大；為了支持我培養浙江兒童文學作家，從牙縫里擠出錢來讓我去杭州辦創作學習班……在我開始寫作《富春山居圖》的時候，妻子已經有病了，她不讓我送她去醫院，怕分散我的精力；她長期失眠，怕影響我休息耽誤創作，一個人悄悄地坐在客廳的沙發上假裝看電視，直到我一覺醒來才流著淚把已經睡著了的妻子抱回到床上……2012年10月，我拿到《富春山居圖》樣書，第一時間送到我妻子的遺像前，讓她第一個看到我的新書，這也是我寫這部書的最大心愿。評論家、好友汪習麟曾經為《愛深深，情長長》寫過專文，他的題目是《堅持不渝的典范》，摘錄其中一節：“老倪夫婦的愛情深篤，我從他平時的措舉中，也是深有體會。1998年8月，浙江作協舉辦‘浙江省首屆中小學文學社輔導老師暨首屆中青年兒童文學作家培訓班’，老倪邀我前往講述詩歌欣賞及詩歌修養問題，我同老倪同室而居，這時，錢老師的糖尿病很不穩定，老倪本應伴隨身邊照料，但為了工作，錢老師硬是讓老倪日夜在文藝大廈主持培訓工作。老倪如何放心得下？在會議的幾天里，每天清晨5點我還在甜睡時，他就跑回到曙光路家里，從門口取了牛奶，弄好早點，然后再跑步到文藝大廈(注：往返20多里)。這一年，老倪已65歲，他的辛勞，他的情義，是為許多人所不及的。”

　　我的新作《富春山居圖》他收到后不久就給我回了信，他說：“看到如此豐厚的著作，我由衷地為您高興，并無限佩服！錢老師仙逝之后這6年中，您以對她深摯的愛，化為創作的動力，夜以繼日，辛勤筆耕，猶如錢老師陪伴于側，時時感到她的呵護與勉勵，終于結成碩果。您在扉頁上深情題道：‘獻給愛妻錢慶華’，這是當今至為少見的情義，實在讓人感動。”

　　我寫這部書不僅僅是揭露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滔天罪行，更想表達人類共同的追求：熱愛和平、熱愛生命、希望安寧，只要全世界的人都像富春山之子董阿開一樣充滿愛，就沒有紛爭，更不會有戰爭，把花在制造殺人武器上的錢用在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社會保障上，真正做到老有所養，幼有所教，病有所醫……我相信這樣的日子總有一天會到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