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 偉 |
冉 冉 |
屈銀安 |
鐘天瓏 |
冉仲景 |
陳 川 |
何炬學 |
苦 金 |
張遠倫 |
黔江作家近年來公開出版的部分文學作品集 |
本期主題
寫作是心靈在尋找回家的路。同一個故鄉,心中的“家”卻各不相同,回家的路也千回百轉。作家們用深情的筆尋找和傾訴,于是形成了地域風情濃厚的文學作品。“故鄉的寫作”造就了特性鮮明的渝東南少數民族作家群,即使在他們構建想象中的“別處”和“那里”時,亦無時無刻不綻放對這片土地最深沉的愛。近日,本報記者部與重慶黔江區委宣傳部共同組織“渝東南少數民族文學創作談”座談會,正是寄望更多的人真切地認識和回報滋養我們的這片腳下土地。
盛開的少數民族文學之花
重慶的黔江、酉陽、秀山、彭水、石柱等渝東南少數民族聚居區,民風淳樸,民俗濃郁。渝東南少數民族作家在綿延千里的武陵山腹地出生、成長、生活和創作,對當地的生活有著敏銳的觸摸和深刻的把握。民族性和地域性融合的民情風習、山光水色、世態人生,大量進入作家的藝術視野,成為渝東南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鮮明特色。第代著冬的《靈雀》、苦金的《殘樹》、吳加敏的《花燈》、冉仲景的《獻給毛妹的99首致命情詩》,都是具有濃郁地域文化色彩和鮮明渝東南民族風情的作品。作家們珍視和守護著各自的民族文化傳統,不浮躁盲目,不急功近利,表現出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
渝東南少數民族作家群中,已先后有陳川、何小竹、阿多、冉莊、冉冉、何炬學6位作家榮獲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2012年,陳小勇的長篇小說入選“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今年7月,苦金、易光和楊柳3位渝東南少數民族作家的作品,又入選了中國作協少數民族文學重點扶持篇目。
近年來,重慶市緊緊抓住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歷史機遇,相繼出臺了《重慶市扶持重點文學作品創作簽約管理辦法》《重慶作家在全國重點文學報刊發表作品獎勵辦法》《重慶作家定點深入生活獎勵辦法》等扶持政策。圍繞建設“渝東南少數民族作家群”目標,舉辦了少數民族作家創作班,出版了少數民族作家叢書,創辦了少數民族作家創作基地,積極培養少數民族作家,扶持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我們也欣喜地看到,從土家族作家孫因、吳加敏、冉仲景、冬嬰、張萬新、維揚、亞軍、朱雀,到苗族作家第代著冬、張遠倫、楊見,一個年齡跨度從“30后”到“90后”的文學創作群落,正成為重慶文學事業繁榮發展的有生力量。現在,渝東南少數民族作家中有10余名中國作協會員,100余名重慶作協會員,一批實力雄厚的渝東南少數民族作家活躍于中國文壇。徐志摩詩歌獎、艾青詩歌獎、臺灣薛林懷鄉詩歌獎、《民族文學》“山丹獎”等國內外重要文學獎項的頒獎臺上,都留下了渝東南少數民族作家的身影。(重慶市委宣傳部副部長 樊 偉)
停頓和“那里”
鳥在我影子上停了片刻/像一枚唱針轉動我的唱片/大片鳥鳴中/我聽到了/寂靜/那是我的高腔和花腔/我的獨唱與合唱/被拉彎的詠嘆調/仲夏般肥美的和聲/我還是習慣念白/用飽經炎涼的嘴唇/把圓念到缺/把空念到虛/經久不息我的停頓/多么羞愧/我曾劃傷大地/就像一枚折斷的唱針
這是我一首短詩《唱片》中的句子。它描述的是最近一段時間自己的寫作狀態——在生命的中途,我邁入了一片“黑森林”,它荒寂、幽邃、無聲無光、不知所終……讓人疑懼困惑、失卻方向、踟躕不寧,你不得不接納并承受其中的迷茫、失重,希望和無望,暗昧與空無。
這片有限無界的未知區域不再是自己熟稔的“那里”——那些個已然習慣的觀看角度,設定好的角色、道具、背景,駕輕就熟的語言方式,開始讓人心生疑慮和拒斥,它們變得疏離,陌生,失效,甚至隱匿不明……要知道,這可是我曾賴以行走江湖并且得心應手左右逢源的一切啊。
在這樣的時刻,我當然知道不能心急,也明白這停頓是人生節奏的必需:就像潮汐再次涌動之前的靜止,兩幕大戲之間的醞釀,前后夢境相隔的間隙……在這個過程中,我需要收束起內心,中止習慣性的念白,但這并不意味著將所有感官關閉起來,我要加倍在耳朵鼻子眼睛里放進磁鐵。所有言辭都埋藏在內心的礦脈中,我得勘探出混雜在里面的黃金。
我一直不太喜歡對地域的刻意強調,我寧愿稱其為“別處”或“那里”。作品中的故土并非寫作者現實出生地的對等物,他也無需為彌合兩者的細節而殫精竭慮。在我看來,是否擬構創建了想像中的“別處”和“那里”,才是應做的更為重要和根本的工作。(重慶市作協副主席、《重慶文學》執行主編 冉 冉(土家族))
黔江少數民族文學的特色
濃郁的民族特色和鄉土氣息。黔江少數民族作家始終關注著他們腳下這片神奇的土地,從陳川、任光明合著《鐘聲又響了》開始,阿多、阿炳、苦金等人的小說,笑崇鐘、饒昆明、許昌、吳明泉等人的散文,何小竹、楊見等人的詩歌,無不洋溢著自然清新又濃郁醇厚的民族特色和鄉土氣息。
扎實的生活經歷與對藝術的不懈探索。長期生活在地域相對封閉的少數民族地區而打下的扎實的生活底子,是黔江少數民族作家得天獨厚的創作基礎,但他們并不因此自我封閉。陳川的小說《夢魘》,苦金的小說《啊,沉香木》,阿多的散文《清明茶》,任光明的報告文學《洪湖,你聽我訴說》,還有何小竹、楊見等人的詩歌,都體現了藝術創作的前衛性和探索性。
語言個性化與規范化的有機結合。受地脈和民族的語言環境影響,黔江少數民族作家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帶有地域和民族特色,但他們都有意識地規范文學語言,像何炬學的小說《摩圍寨》,就是地域性表達和文學語言規范運用的成功融合。
強烈的悲憫意識與人文關懷。付志棟的長篇小說《紅塵》、汪增陽的長篇小說《生死路》、饒昆明的短篇小說集《荒夜》、鐘天瓏的散文集《永遠的完美》、吳明泉的散文集《被音樂照亮》,都有著對人類、對生命強烈的悲憫意識與人文關懷。
近年來,黔江又涌現出了一批具有較強實力和創作潛質的少數民族女作家群。若若的長篇小說《女兒湖》,易嫚的《絲婚》等長篇系列小說出版后,都產生了全國性的影響,邱平、黃霞、吳婭、龔雪蓮等人的散文,也具有較強的文學性和可讀性。這些都為黔江的少數民族文學創作增添了清新的氣息。(重慶市作家協會會員、重慶市黔江區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 屈銀安(土家族))
滋養黔江少數民族作家群的土壤
黔江地處渝東南中心和武陵山區腹地,在這片24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著54萬土家、苗、漢、蒙、回、藏等14個民族的人口,其中少數民族占78.4%。
這片土地風光瑰麗,民風古樸,民俗奇異。根植于這片神奇土地的作家們,創作了許多大山一樣厚實、凝重的篇章,形成了獨具風格的黔江少數民族作家群。黔江區作家協會現有會員近100人,其中重慶市作家協會會員31人,重慶市散文學會會員12人,中國作家協會、中國散文學會、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協會等國家級協會學會會員10余人。
我個人認為,黔江少數民族作家群的形成和發展,得益于六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一是黔江作為少數民族聚居地,地域特色鮮明,有崇尚文化的傳統。堅持創作的黔江作家中,有3人為廳級干部,約20人為處級干部。二是歷次行政體制調整,匯聚了一批文學精英。特別是1988年成立的黔江地區下轄5個少數民族自治縣,為黔江少數民族作家群的形成打下了堅實的人才基礎。三是古樸醇厚的民風陶冶了作家的情操,作家之間相敬如賓,相互促進,共同提高。四是地方黨委政府高度重視,設立了黔江文學獎,建立了文學創作激勵機制,力盡所能為作家解決具體困難,營造寬松和諧的創作環境。五是薪火傳承。開展作家進校園等活動,發展和培養文學新人。老、中、青、少和睦相處,作家隊伍后繼有人。六是對外交流生機勃勃,文學活動豐富多彩,創作隊伍整體素養不斷提升。
文學是城市精神的標志。黔江作家群正呈現出老年作家寶刀不老、中年作家后勁十足、青少年作家層出不窮的可喜局面。黔江作家以豐厚的創作實績,綻放于這片土地。(黔江區作協主席 鐘天瓏(土家族))
逮字:迷人的工作
在酉陽土家族苗族自治縣,“逮”是一個使用頻率極高的動詞。人們管吃飯叫逮饅饅,管睡覺叫逮瞌睡,管捉迷藏叫逮貓貓,而讀書寫作,則被叫做逮字。
我熱愛寫作,便成了一個快樂的逮字人。
我生在鄉村,長在鄉村。整個童年時代,我跟牛羊豬狗在一起,跟鐮刀柴草在一起,跟山歌傳說在一起。山坡是我的教室,鳥雀是我的同學,野花是我的教材,春天是我的老師。我能學到的,只有種子雨滴汗水和谷粒。我光著腳丫,四處飛奔,一會兒山巔,一會兒河里,一會兒婚禮上吹奏嗩吶,一會兒招魂儀式上跟著巫師念叨咒語。我不認識小提琴,但我敲過葫蘆瓢;我沒見過石膏像,但我熱愛老外公;我念不出ABCD,但我能喊答應小螞蟻。像所有鄉下孩子一樣,我野道而謙卑:不高看一棵樹,不小瞧一只蟻。
為白菜的裙子擔心,為母雞的棉襖發愁,為青草的梳子失眠,為喇叭花的前途憂戚。鄉村有鄉村的歡樂,更有它不一樣的苦難。真正的鄉村并非總是詩意盎然,更多的時候,它眼角有淚,心底有痛,胸中有一聲長長的喟嘆。也許,我的文字,將花草們花花草草的想法泄露了;也許,我的詩行,將家禽們喔喔啊啊的痛楚交代了。流浪于故鄉,我把看到的、聽到的、感受到的,全寫進了詩里,于是有了《土家舞曲》,有了《芭茅滿山滿嶺》,有了《米》。
打小喜唱民歌民謠,所以我的詩歌中有那么多的民歌元素。我家鄉的民歌,總是興得開闊,比得貼切,轉得自然,煞得有味。一個被民歌滋養的詩人,他的詩歌,不是用鍵盤敲打出來的,而是從土地里生長出來的。
文學書寫既要著眼地域,又必須超越地域。地域書寫具有相當的迷惑性,稍不留神就會步入歧途。有的作家誤把某些具有地域色彩的特殊符號當作書寫目的,越是沉迷其間大肆渲染,離文學的本質就越遠。
我寫作著,為逮住一個字而快樂萬分。(冉仲景(土家族))
根在故土
對一個寫作者而言,故土不僅是涌流不竭的創作源泉,更是心靈的棲息地和放牧場。
學習寫作要追溯到30多年前。那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年代,文學青年遍及城鄉的每個角落,發表一首詩或一篇小說便可名重一時,引來無數羨慕的眼光。作為77級中文專業的大專生,當作家似乎成為我最自然最理想的選擇。一旦真正提起筆來,眼前奔涌而至的便是故鄉的山水風物和形形色色的街坊親戚。
我的家鄉深藏于延綿千里的武陵山脈,是一個叫做黔江的小地方。我生在濯水古鎮,長在縣城,幾乎每逢寒暑假都被送往鄉下的親戚家,在山野里享受著自由和快樂。不到18歲外出求學,此后因工作安排和調動,從家鄉幾進幾出。但不管身在何處,精神上卻始終沒有離開故土。
在早期業余創作的為數不多的中短篇小說中,故土是我表現的唯一對象。我的筆下展現的,是故鄉小城的街景、鄉村的吊腳木樓、清澈的不乏野性的溪流,當然還有我摯愛的鄉親們的故事。當身居都市回望故土的時候,我獲得了更為清晰的眼光和更為純粹的感情,寫得也相對多一些。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空間的距離產生了美感,讓我對那片土地更加眷戀,更加一往情深。許多時候,盡管是用一種批判視角在打量,但我清楚,內心的柔情沒有一絲一毫的衰減。
愛爾蘭詩人葉芝說過:“我們所做所說所歌唱的一切都來自同大地的接觸。”我的大地就是渝東南,我的靈魂將永遠在那高山之巔、溝壑之間以及小城的街角漫游。(重慶市作家協會主席 陳 川(土家族))
渝東南文學創作的三個關鍵詞
很久以來,渝東南就具有了較為濃厚的文學傳統。雖然這里交通不便,信息不暢,但這里的人們對美與文學卻有著執著而深刻的追求。尤其是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文學傳統薪火相傳,代不乏人。
我理解的渝東南文學創作,不管就虛像還是從實景上來看,都與三個關鍵詞分不開。
第一個關鍵詞是“堅持”。渝東南的作家不隨波逐流,以大山般恒定的力量和“蠻勁”,堅持著自己的文學創作。他們也不管結果如何,只是喜愛,只是需要,只是堅持。堅持、堅持、堅持,幾十年堅持下來,就有了人,也有了作品。
第二個關鍵詞是“安定”。渝東南的作家在創作上安然、有定力、有定見。他們有的是公務員,有的是普通群眾,但對待文學都抱持相同的心態。他們把文學創作當做生活的一個常態,不離,但不膩,有著某種難得的超然。
第三個關鍵詞是“眼界”。沒有眼界,或者眼界很低,堅持和安定的結果,只會生產出一大堆無用的垃圾。我不敢說渝東南的作家都具備了很高的眼界,但他們對于眼界的自覺是非常明顯的。深處偏僻之地,眼界更加緊要,否則就是井底之蛙。我所了解的渝東南作家的閱讀和寫作,都力求向當下中國的頂尖或世界的頂尖作家們學習看齊。
渝東南作家們的成就,還遠沒有達到可以比肩群雄的高度,不過大山的孩子有的是堅韌和謙虛。假以時日,我相信他們是能有更大作為的。(重慶市作家協會副主席 何炬學(苗族))
真切認識腳下的土地
我走過許多地方,最令我魂牽夢縈的卻是我家鄉的這片土地。
這片土地位于渝鄂湘黔四省市邊界地區,山兇水野、偏僻孤冷,卻有挖不完的文學寶藏。
渝東南的黔江區有一個清朝地震時形成的堰塞湖小南海,周末我喜歡去那里釣魚。釣魚的時候認識了一個十二三歲的小漁友田波兒。他的父親上山砍柴時摔傷進了醫院,東挪西湊借了不少錢醫治,父親最后卻成了植物人。這個家垮了,田波兒就成了失學兒童。后來,我坐船時又聽到另一位曾經的失學兒童牛文君說,他小時候想看電影,聽說鄰村來了電影隊,便約一個小伙伴劃船去看電影,中途遇上暴風雨耽誤了行程,等他們劃了幾個小時的船趕到時,電影早就放完了。
我將這兩個失學兒童的真實故事寫進了短篇小說《明天在哪里》。小說在《民族文學》和《人民文學》發表后,2004年獲得重慶市文學獎和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小說征文一等獎,后來又被選進中國作協主編的《全國少數民族作家短篇小說選》。
另外一件事。解放前,姑姑遠嫁到我們家鄉邊緣地帶的湖北的大山深處。有一次她回娘家,在燈下和我媽媽講她們那里的事情,說是她們每年冬至要給土地廟上香,村里人要在擺手堂一起跳土家族的擺手舞,還說村里有個婆婆做夢都想看一看什么是汽車,可是方圓百里都沒有公路,后來那個婆婆到90歲了還在念叨著想看汽車。
我把那位婆婆的夢想搬到渝東南具有原始風味的武陵山區來,寫成中篇小說《遠寨》發表在《民族文學》上。2006年,《遠寨》獲得重慶市第三屆文學獎。
天空高遠,腳下厚重。為了文學之夢,讓我們真切關注腳下的土地吧。(苦 金(土家族))
憂傷住在溫暖中
彭水位于武陵山和大婁山結合部,烏江穿境而過,屬于典型的山水之城。和其他地方相比,彭水經濟相對落后,更易獲得悲憫感動元素;民俗民風獨特,更易獲得異質風情場面;農村以及小城鎮化,更易直觀看到農民精神困境;淳厚溫情的民族性傳承,更易滿足于小小幸福。這些都是這里少數民族文學創作彌足珍貴的內在精神譜系。
小時候,我經常從老家那片山坡下來,到鎮上賣幾樣東西:樅樹球、麥草、包谷核、山葡萄、野麻皮、巴巖姜……一般來說,都會換得幾毛錢,然后去鎮上唯一一家小書店,買一本連環畫或者劇本,樂呵呵地回家慢慢啃,這就是我最初的文學啟蒙。文學、親情、鄉野,這些詞語,逐漸成為了我心靈的需要。十六歲離開山坡后,我就從未中斷過對它的書寫。
這里是山歌的海洋,隨便哼一句山歌,便有無數“朗格”“里格”“喲嗬”“啰爾”“啷啰”“歌師傅”“嬌阿依”前來回應。在這里,我可以東牽一綹藤,西掛一串瓜。我可以隨便做芋頭、做藕、做土豆,潛到地熱里去。這一切,都因為有彭水這個故鄉。摩圍山和大烏江的饋贈,是無盡的。
要說我對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有什么建議的話,我想說的是:政府的扶持僅僅是一個方面,作家們需要低下驕傲的頭顱,到親人們的勞作和休憩里去,到民族的真實文化里去,到我們筆下人物的憂傷、困惑、感動和溫情里去。誠如是,文學幸甚。(重慶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縣作協主席 張遠倫(苗族))
(本版內容由本報記者張國圣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