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的創作過程是兩年,經歷三個階段,網上初稿38萬字,壓到30萬字在《收獲》發表,后以38萬字出單行本。
網絡的初稿階段,我經常感受讀者的脈搏:比方寫1960年回憶,如網上反應沉默,會引起我注意,于是換一群90年代的男男女女上場,網上就熱烈。這并不是迎合讀者,我是二十多年的小說編輯,有文學底線,只是我明白一般意義的小說家,也就一個講故事的普通人,我需要讀者——我認為,只有天才,可以無視讀者,怎么寫都是對的,但天才很少。
網友很關心我,甚至幫我文字分段,說這樣不分段,看得眼睛疼。我不同意很多建議。記得一讀者提出,某個人死得太突然了,希望不要死很多人,卻引起我警覺,這是網絡的即時回饋,讓我想到早期西方沙龍朗讀作品,作者讀給朋友聽,意義一樣的,如今的寫作,一般沒這程序,也就不能感受到討論過程的快感。
李敬澤說,老金如果不用這種語言寫《繁花》,可能沒人注意。他說得對。我已經好多年不寫東西了,想想看,每年三四千部長篇,我的小說怎能引起別人的注意?
當編輯那么多年,一直感覺來稿趨同化,缺乏特征。我經常講作者,你們打扮很不一樣,文字很一樣。意思是,要顯示文字的自我,把自己跟別人分開,改變通常的敘事,但很多人沒這意識,如果蓋去作者的名字,不知是誰寫的。
也許我們接受的翻譯語言太多了?包括長篇結構的所謂“標準”,其實小說與其他藝術一樣,只有一個精髓——顯示自己的氣味,留下自己的痕跡。寫作、畫畫、音樂都這樣,要把自己與別人區別開。是我一家之言。
《繁花》讓習慣流行小說的讀者不習慣,我卻有意為之,包括句式,少用標點,是一種努力。西方理論講“文學改變語言”,或“大民族語言的小民族化”,雖然同一語種,作者仍要建立自己王國,讓別人看這本書,感到一種特別。
《繁花》標點簡單,基本逗號開始,句號結束,都是借自傳統,少用西式標點,不用問號,傳統古代文本,是讀者自己圈點,所謂“可圈可點”,國人的骨血里面,傳統的基因還在。一張傳統老桌子,一把老椅子,可以使當代房間產生復雜美感,意思就這樣。我們一旦無力,需要到傳統里去尋找。
近有一老外說,如今翻譯中國文學,已經不需要查字典了,意思是我們的小說詞匯量,可以很少——對小說家來說,這是很糟糕的事,我們需要駕馭最豐富的文字。
我的疑問是,我們的語言再造功能,現在還需要嗎?我做編輯,寫小說,我一邊做,一邊想,上述的種種想法,我是不是過時了。
《繁花》這樣子,對于當下讀者,當下的作者,是重要的嗎?我一直這樣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