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么寫《無愁河的浪蕩漢子

　　編者按：

　　9月3日下午，人民文學出版社舉辦《無愁河的浪蕩漢子·朱雀城》新書首發儀式。《無愁河的浪蕩漢子·朱雀城》是黃永玉先生具有自傳性質的長篇小說，首發式當天黃永玉先生現身中國國家博物館“黃永玉九十畫展”展廳，同讀者進行了交流。本報記者整理了黃先生的現場發言奉獻給讀者。正如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著名編輯家管士光先生所言：“對于黃先生來說，他的美術創作和他的文學創作是相輔相成的，觀看過他的繪畫以后來談他的書，會為我們提供一個通道，一個方便之門。”或許黃永玉先生以下的即席發言，也會為讀者打開一個窺探他內心的“方便之門”。

　　多謝人民文學出版社出我的這部書。好多好多話，多謝的話，只能是在心里感覺到，說得太多就容易俗氣。想想看，一個老頭，要到了90歲，臉上身上都長了“青胎”的時候才來出這部書，是喜劇也是悲劇。

　　為什么到今天才寫呢？我心里想，如果在50歲，哪怕是60歲來寫多好呢？想起來真是挺遺憾的事情。人文社的很多老前輩，很多老人家對我都這么好。最早在上海，大概我二十三四歲的時候就認識了樓適夷先生，他那時候在《時代日報》，剛剛到這里，他就帶我去看雪峰先生(馮雪峰，編者按)，雪峰在姚篷子的作家書屋，住在書店后面，往左拐樓梯底下鋪了一張床。我說你這個工作好，能夠看書。講兩句之后我就進去了，看到一位老人家拎著水壺進來，說這是雪峰先生。雪峰先生對我說，你怎么那么小？我以為你30多歲了，聽說你說我們艱苦，咱們堅持努力，好日子就快來了！然后讓我給他刻插圖，讓我看他的書。1953年以后我也常常有機會到人文社去，看到很多老人家，雪峰先生、聶紺弩先生……

　　我接著再講講“鳳凰”(湘西鳳凰縣，作者的故鄉。編者按)的事情。鳳凰這個地方的人同外界有些不一樣的地方，讀書人也不少，這么遠的山城里怎么讀書人會有那么多呢？

　　古時候我不太清楚。為什么讀書人這么多，而且讀得很認真？比如說熊希齡，來考試的時候，另外有一位，就是我的姑公，同熊先生一起考上翰林的，但是他對熊希齡不大看得起，就回家鄉教書了，后來的湘西王陳渠珍就是他的學生。還有其他很多有學問的老先生，他教書寫書。另外還有一種情況是在外面打仗，他不怕死，打完仗做大官，然后把文化帶回來，不光是帶文學，還帶了戲劇。出去當兵把文化帶回來或者不當兵在外面混把文化帶回來，這樣的事情，沈從文先生就是一個。所以在他的墓園里我寫了一段文字，“一個士兵要不是戰死沙場，便是回到故鄉。”這個不僅是當兵的兵，也可能是文化上的兵。

　　鳳凰這個地方我越想越特別，它有對比，如果沒有比較就不特別了。比如說抗戰，我們那個地方小，但我們為抗戰犧牲了年輕的子輩就有4000到6000人。我1950年從香港回到鳳凰，那時候連雞叫的都少，我家里就死了好幾個。這些子弟在哪里犧牲的呢？上海到浙江中間有一個地方叫嘉善，在這個地帶犧牲的，所以一直到現在，每年嘉善都要開一個紀念會，我們家鄉都要派人去參加，因為他們當時是為了保衛祖國犧牲的。我是1924年生的，鳳凰縣辦了一個蠶業學校，蠶業學校是雙層的木板結構，外面有小花園，有走廊有欄桿，我的第四個叔叔在那里教書，到了我三歲、四歲的時候趴在走廊的欄桿往外看。這大概是1928年、1929年左右的事情。兩層樓有教室，以后的就不記得了。

　　我1937年離開家，到1950年回到鳳凰，我跟幾個同學又到蠶業學校去看，蠶業學校連黑板、課桌、講臺，包括教員的準備室里面，當時搞科學實驗的東西，沒有人去動它。既然我們可以走進去，當然就沒有鎖了，鳳凰城當時沒有人想過拿那個地方的一磚一瓦，幾十年過去了，這么苦，沒有過。當時的人沒有受過什么道德的教育，不曉得多少年養出這樣的習慣，沒有想過，沒有規定說不準拿公家的東西，沒有一個老百姓在受苦的時候去動放在那里的東西，沒有過。這是當時老百姓的作風。

　　上世紀80年代初，我在河邊蓋了一個小房子，小房子的隔壁是一個姓向的人家。開始旅游了，有客人到鳳凰來，來了幾個外國人，美國人。剛剛碰到端午節，向家吃鴨子、喝酒，也請那個外國人吃，外國人吃完了要付錢，他說今天端午節，我們請客不收錢的。那時候收錢也很少，住一晚上8毛錢、1塊錢了不起，那兩三個外國人感覺到非常特別，也很感動，臨走的時候都動感情了。這是當時的鳳凰人。

　　還有一個特別的事，不是講鳳凰人都是那么文明，都是那么講道理。1948年，鳳凰全城的老百姓，男女老，小的沒有，出去了，男女老走了200多里地，跑到比鳳凰縣大五六倍的城市，叫做沅陵，鳳凰把沅陵全城都搶了，那比文化大革命還厲害！老百姓也沒有拿著刀、拿著槍，就是些拿棍子、拿竹刀子的人，沅陵看到鳳凰城的人嚇壞了，什么都給了，然后鳳凰滿載而歸。嘗到甜頭后來準備再去一次，當時鳳凰有一個國民黨的師長戴季韜，他覺得不應該這樣做法，所以第二次準備去的時候，戴季韜說你再來我就不客氣了，所以第二次沒有去。

　　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政府請戴季韜做政協委員，他論起來是我的長輩，他的兒子又在“革大”學習，兒子感覺到自己很進步，1950年我到北京的時候，他兒子就說，他爸爸是國民黨的師長，我說你爸爸怎么樣？這個兒子表示自己進“革大”了，要學習了，思想很進步，回去跟他算賬。我回到沅陵看到這位戴伯伯，他跟另外一位國民黨的軍官住在一個小樓上，我說去看看他們兩位老人家，我說你兒子要回來跟你算賬。戴伯伯就說他吹！

　　鳳凰人的脾氣很不一樣，講理的時候很講道理，不講理的時候弄到這種程度，人家以為是編出來的故事，其實都是真的。像這樣一個特別的地方，我從小熟悉的一些細微的東西，不寫出來好像可惜了。所以現在晚上睡不著了就想還有什么東西沒有寫上去，真是太可惜了，像很多有趣的事情。我現在寫到12歲，可能寫到1950年以后我會再寫鳳凰，到1953年也會再寫，那就是新中國成立以后的一些事情，當年的那些人后來的情況怎么樣要再繼續下去，現在寫到12歲。

　　我寫文章也沒有受過很好的教育，我經常讀一些文學作品，外國的、中國的，都讀了一些，文章要怎么寫？有兩種寫法讓我做決定，比如寫英雄人物，英雄人物都像李玉和，還是像我以后接觸到的那些人物，比如說我在河北邢臺參加“四清”，“四清運動”開始的時候書記給我們作政治報告，順便提到一件事，說市委的大廚房里面有個老人家——那時候已經70多歲了，是個老共產黨員，國民黨把他抓去了，拷打他，問他是不是共產黨員，他說是。國民黨說那你一定知道你的領導是誰。他說知道。那周圍有多少人知道嗎？他說都知道。那你說出來吧，我就不給你用刑了。他就一句話，上級交待過，不讓說。你怎么打怎么弄，他就那句話，我知道，不讓說。我就感覺到他這個人，形象又不好，又老，同李玉和比起來差遠了，但是我感覺李玉和沒有他真實，沒有他貼心。

　　昨天晚上女兒買了一個老片子回來《羅馬，不設防的城市》，我上世紀40年代在香港就看過。電影一開始，胡同里面，老遠有一個爆炸的聲音，一群小孩往家里跑，等他上樓了媽媽就罵他死鬼跑到哪里去，拽他的手打他屁股。他完全按照正常小孩子接受懲罰，大哭大叫。實際上這個爆炸是他們干的，媽媽也知道。于是一個特務，我們理解的特務有點像謀殺的樣子，但他那個電影里的特務非常女性，高高的個兒，輕言細語，一邊審問一邊拿指甲刀搓搓指甲，問一個做地下工作的老神父，胖子，戴著眼鏡，跟他說要招出來，不招出來如何如何。老神父搖搖頭，不說話。他一拳打過去，把老神父的鼻血都打出來，眼鏡打在地上。老神父沒有眼鏡什么也看不到，就趴到地上到處摸眼鏡……

　　我就感覺到表現這種最本質的細節，這么厲害，我們有時候看到一些作品表現英雄人物，一邊拒絕一邊喊口號的，我對生活、對寫作，從來的基本態度就是用那個老廚師的態度看問題。啟蒙運動的時候那一幫人，用他們的方法講家常話，貼著老百姓的耳朵邊說話，用這種方法來寫東西。

　　別的我也說不出什么來，我就講這些東西。

　　(本文由王小寧編輯整理，題目為編者加)

　　▲黃永玉與他的塑像

　　▲黃永玉為《無愁河的浪蕩漢子》一書所配的插圖

　　▲黃永玉在他的新書發布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