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大地之美》的文章中寫過中亞腹地的地名:烏魯木齊、伊犁、阿爾泰、阿里麻力、可可托海、福海、哈納斯湖……,這些蒙古語地名追根溯源就是一部美不勝收的大書。從寫新疆的那天起,我的大多作品就以地名作為書名。我所居住的小城奎屯,我反復抒寫還不足以了卻心愿,專門寫一長文《奎屯這個地方》發表在《收獲》雜志上。新世紀開始,我以長篇的規模寫《烏爾禾》,奎屯墾區農七師最邊遠的137團所在地,克拉瑪依的一個區,走向金色的阿爾泰的必經之地。與奎屯相連的烏蘇則以長篇《生命樹》去完成。烏蘇以西就是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的精河縣了,精河縣再往西就是阿拉套山,中國與哈薩克斯坦的邊境線。
有關精河,我曾寫過短篇《鳥》《玫瑰綠洲》《野啤酒花》,我的叔父一家在精河托托鎮農五師91團,叔父已經去世。記得初到新疆時,去托托看望叔父,從烏伊公路下車,穿越戈壁走大半天,返回時必須在路邊等車。嬸子一連數天給我妻子講兵團往事,這些都成為后來的小說素材。精河是進入伊犁河谷的必經之地。不管是沿天山烏伊公路往西,還是沿塔爾巴哈臺山、巴爾努克山、阿拉套山往南,到了精河算是沙漠戈壁的盡頭了,一路征塵,到賽里木湖邊洗滌一新,真正的脫胎換骨。
我在精河遇到過無數次沙塵暴,在艾比湖畔見識過從阿拉山口飛來的暴雨般的鳥群,遇到沙暴,大片的鳥兒折翅而亡,短篇《鳥》就寫這場厄運。新疆10年,我大半精力用于搜集各民族的史詩神話歌謠,與內地的惟一聯系是自費訂閱《世界文學》與《讀書》。1987年1期的《世界文學》刊有略薩的《酒吧長談》,封底則是智利大畫家萬徒勒里的《遷徙》,畫面一群潮水般飛向新大陸的鳥群,一下子拉近了穿越阿拉山口沙塵暴的鳥群與這個世界的距離,那時我就萌發了寫精河的念頭。
很榮幸我曾是伊犁州技工學校的一名教師,技工學校的好處就是帶著實習的學生走遍天山南北,車工班、鉗工班則在工廠待兩三個月,鍋爐班則在一個陌生的地方一待就是一個冬天,這個地方也就不陌生了。最有挑戰性的是汽修班與駕駛班,基本上是游牧生活的翻版,比轉場的牧民跑得更遠節奏更快。天山南北的大小公路,國道省道,縣級公路鄉村砂石路都跑遍了。最實際的問題,帶實習可以多拿補助費。我在新疆那10年,邊疆與內地相比還有工資上的優勢,我一直對新疆心懷感激,很大的原因就是這塊熱土讓我成家立業,我還能擠出錢來供內地的弟妹們上學直到大學畢業。
24歲到34歲是一個熱血沸騰的歲月,技校汽修班的學生大多都是自治區三運司的子弟,汽車從小就是他們的玩具,上技校純粹是來拿文憑,有的學生技術比老師還好,他們能把汽車開成飛機,那種疾馳如飛的感覺讓人永生難忘。夏天就像在火焰中穿行,冬天,即使遇上暴風雪,一碗奶茶下去,連吞幾十個薄皮包子,很快就大汗淋漓熱汗蒸騰,跟汗血馬無異。熱血沸騰的歲月,壓根兒就不存在冰天雪地,沒有夏天與冬天的區別。康拉德寫過《青春》,也寫過《黑暗的心臟》,一種超越無限空間與無限時間的速度會在冰雪里觸摸到火焰,在夏日陽光的烈焰里感覺到冰涼。舍身穿越阿拉山口的鳥群應該在時空之上。2004年遷居西安,打不到出租車我會搭乘摩托,游擊隊一樣穿越西安的大街小巷直達目的地,重新找回西域大漠疾馳如飛的感覺。
在西域大漠,我總是把冬天看成夏天的延續,把暴風雪看成更猛烈的火。
可以想象,在賽里木湖邊聽到哈薩克歌手唱起那首有名的古歌《燕子》時我有多么震撼。正是這首民歌最終把精河大地,把阿拉山口飛來的鳥群與神奇的地精聯系在一起。文學是有生命的,有生命的春夏秋冬。西域的底色應該是夏天,夏天的熾熱清澈,赤子般的激情,如同浴火中重生的鳳凰。借用韓少功《文學的根》,西域的文學之根深深地扎在太陽里,那巨大的火球既是生命的動力也是萬物之源、萬物之根,也是文學的根,地精就是生長在沙漠里的太陽。
沙漠已經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沙漠既有變幻莫測的狂暴恐怖毫無確定性的一面,又有沉默寧靜從容大氣的一面。這種內在的不確定性應該是大漠的本色,真正的藝術也應該有這種內在性與不確定性的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