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珍貴的第四種(喬葉)

　　今年8月20日，開國元勛陳毅元帥的兒子陳小魯在網(wǎng)上發(fā)表了一封道歉信。47年前，他作為北京八中“造反派”學(xué)生領(lǐng)袖、革委會主任，組織批斗了校領(lǐng)導(dǎo)、老師和同學(xué)，造成許多人身心受傷，現(xiàn)在，半個世紀(jì)即將過去，他向那些曾經(jīng)被自己行為傷害過的老師和同學(xué)們表達懺悔之情。他說：“我希望能代表曾經(jīng)傷害過老校領(lǐng)導(dǎo)、老師和同學(xué)的老三屆校友向他們鄭重道歉。不知道校友們是否授權(quán)我做這樣一個道歉？”

　　對他的道歉，媒體說：“他的舉動，受到來自各界的驚呼和熱議……這是自劉伯勤刊登廣告向‘文革’中受自己傷害的師生道歉后，河北宋繼超、安徽張紅兵、湖南溫慶福、山東盧嘉善、福建雷英郎等‘過來人’以不同形式反省并向受害者道歉之后的又一例懺悔事件。”連續(xù)6個人名，似乎例子很多。但我們都知道，這貌似的多是因為實際太少，正因為少得可憐，所以只要出現(xiàn)一個就會萬眾矚目。主動道歉、懺悔和反思的人，在中國始終都是異數(shù)。正如陳小魯所言：“對待自己的錯誤，無非就是幾種，一個是否認，一個是忘掉，一個是推脫，還有一個，是反思。”我們的國人最常用的是前3種。

　　《認罪書》中幾乎處處都可見前3種，卻也有最珍貴的第4種。也正因了對第4種的執(zhí)念，所以我寫下了《認罪書》。論到初衷，《認罪書》的本質(zhì)其實也就是第4種，因此它和道歉有關(guān)，和懺悔有關(guān)，和反思有關(guān)，也因為道歉、懺悔和反思的人是如此之少，所以更和追究有關(guān)，和認罪有關(guān)。所以當(dāng)有媒體問我：《認罪書》題記說要“認知，認證，認定，認領(lǐng)，認罰這些罪”，這“罪”在何處，如何救贖？我回答道：我最想讓小說里的人和小說外的人認的“罪”，也許就是他們面對自己身上的罪時所表現(xiàn)出來的否認、忘掉和推脫。如何救贖？只有一條路徑：誠實地面對自我，清洗自我。

　　創(chuàng)作這部小說的第一動力自然是因為我對“文革”產(chǎn)生了興趣。而我之所以對“文革”產(chǎn)生了興趣，追根求源，也許是因為我對我們的當(dāng)下生活更感興趣，對我們當(dāng)下的很多人性問題和社會問題更感興趣，由此上溯，找到了“文革”這一支比較近的歷史源頭。曾有朋友問過我：你寫“文革”到底是動了哪根筋？我說不是我動了哪根筋，而是那根筋原本就一直在動，在我的身體和心里動著，而且已經(jīng)動了很久，只是近幾年我才發(fā)現(xiàn)了它的動，等到它動得我再也不能忍受的時候，我就開始動手寫了。

　　在寫作這部小說的過程中，我慢慢發(fā)現(xiàn)，里面的每個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場上去認識歷史，解說歷史，甚至是修改歷史，也就是說，幾乎每個人都是從自己的私人角度來敘述的，每個人都帶著自己的體溫。我就想，是否該讓一個最接近于零度敘述的角色出現(xiàn)，從而和那些私人色彩很強的角色形成一個互文離間的效果？想來想去，我選定了“編者注”的形式，來象征最冷漠的、最沒有溫度的、最沒有感情色彩的官方話語，與那些濃重的民間話語形成對照關(guān)系。這么結(jié)構(gòu)還有一點兒用心：因為通篇以“我”敘述過于流暢和單調(diào)，所以想用這種方式打斷這種流暢感，給讀者造成一定的障礙，讓他們的閱讀慢下來。這種手法我在《拆樓記》的圖書版里用過一次，因為最后的清樣沒有看，被編輯自作主張刪掉了許多，讓我很痛心，也很不甘，所以這次便酣暢地、盡興地又使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