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隴軍：邵振國 從《若有人兮》談起(邵振國)

　　感謝《甘肅日報》“百花”版約我寫這篇創作談。我很慚愧，或許那已是一道過眼云煙了！

　　但它伴隨著我的生命，認真的、刻意的尋求和心血。先引一段拙作文字：“史淑芬聽見自己身體撲通——響了一聲，倒在地上。”她“聽不見一聲雞鳴狗叫，聽不到地窟窿里一只田鼠躥動，聽不到一株包谷稈子風吹擺動。只感覺在她的體內有一片無限開闊的無比陌生的大地，黃土泛著潮氣和土腥味，地面尚存活著一棵樹，枝枝葉葉尚且茂盛，冠頂飄著柔軟的陽光”。

　　這就是拙作《若有人兮》開篇第一段。我想說，或許它呈現出我的語言的某種刻意，什么人才需要特別強調“聽見自己身體”的聲音，而又聽不到存活空間中一切別的？那片開闊的大地，怎么會是在她的體內，并且是無比陌生的？我想，這種刻意為之的或許即是一種有表現力的和象征意味的。

　　于是我聯想到我的中短篇小說集《日落復日出》中的句子：“無盡無休的戈壁灘，人跡罕至。像到了月球上，這里沒有生命。拖拉機突突突，聲音消逝在荒野中。白熱的太陽，扒去了這大戈壁的皮，它那男性的身子裸露著，亮出胸肌、腹肌和生殖器。一股焦灼的氣味，如火災中死尸散發的氣味，和著那肉眼可觸的水蒸汽，在大漠前面蒸騰，使那地平線模模糊糊跳躍著。”這是我的中篇小說《拐棗》中的一段，它不是在描寫環境，而是勾畫我的人物并給予他命運的氛圍。

　　我的短篇亦如是，例如《白龍江棧道》：“沿著石壁，有無數的樁孔，黑洞洞的，間或有幾株飛燕草或是打碗花紅紅紫紫地掛在那兒，幾條藤蘿從空穴中爬出，像蛇一樣青青綠綠攀上崖去或垂下來。幾只禿鷲棲息在那兒，亮著刁鉆、兇悍的綠眼，像是隨時準備飛起去捕捉什么獵物。唰地展開翅膀，扇落那巢穴中的羽毛和糞屑。蒼鷹盤旋，像是俯瞰、尋覓著那古棧道的殘跡……”

　　竊以為這種語言，對人的視覺是有沖擊力的。更主要的是，它不是作為簡單敘事的呈現，而是有著對內容更大包含的企圖。或說它試圖改變語言一般敘事目的，使它成為泥土磚瓦，去建造我們想要的房屋。自短篇《麥客》之后，我發表有二三百萬字的作品，其中大部分是中短篇，不能說沒有敗筆和幼稚的東西，但在語言這一美學認知和實踐努力上，卻是一以貫之的。尤為突出的竊以為就是《河曲，日落復日出》《遠嫁》《雀舌》等篇什。

　　接下來想說說我的小說情節，及它帶有普遍性的敘事整體。先說說我所謂的“普遍性”，我常想，我是一滴水，既為“一滴”，便是一滴個性化的水。但大家知道“水即是河”的道理。我不能同意的回答是“水就是水。”我必須問我是怎樣的水呢？河水，井水，泉水，海水？我既是那大海涌起的一屑兒泡沫，那么，這滴海水便不可能不載有海的咸味，乃至海藻的浮游和整個大海的蔚藍色。因此，無論人物還是情節，在我這里都不會有離奇、杜撰的“新穎”，相反卻有著被歲月積淀了的“陳舊”色。它們都是普遍地發生著的，或普遍性地將會發生的，是人們可以想到的。

　　《若有人兮》中的孫志福，他就是那樣一個復轉軍人，曾用他那把監管大隊隊長的槍，把史淑芬押進地窩棚；在大饑荒年月，這個大食堂的伙管員偷偷地給那個地主小婆送洋芋，的確救了史淑芬和她的一群娃兒的命。然而他卻背負著“乘人之危”的內疚，窮其一生。女主人公史淑芬，莫過是個三易其嫁的女人，第一個男人土改時上吊自殺了，第二個在荒年餓死了，第三個就是赴朝鮮而活著回來的大兵孫志福，他們一生好好壞壞，分分合合，過得很不幸。這情節再普通不過了，它沒有任何離奇、曲折，人為的編造。但是它卻能夠透視出人之“關系”的普遍性的悲劇和宿命。叔本華說：這種悲劇，“就無需(布置)可怕的錯誤或聞所未聞的意外事故，也不用惡毒已到可能的極限的人物；而只需要在道德上平平常常的人們，把他們安排在經常發生的情況下”，“幾乎當作(人的)本質上要產生的東西，這就是不幸也和我們接近到可怕的程度了。”(《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在《若有人兮》前后亦即近年，我發表了數十萬字的中短篇，以平均每年三部中篇、二個短篇的創作量艱辛挺進。其中值得提及的篇目是：《鳥與恐龍》《麥色》《細雨草地》《沒有水、沒有太陽》《綠松石》《彩虹睡著》《四氣五味》等。它們雖然題材領域不同，藝術與內容各異，而在人物和情節的設置、鋪排上，卻都具有上述所說的性質。

　　這里我要說另一點，即它的整體敘事是有所載承的。即說，它的主旨內容并不在敘事層面，而在于“象外之旨”的形而上性中。當然，作品的這一內容是不容易被領悟的，所以，恩斯特·卡西爾說：“一件藝術品的美絕不是‘悠閑的’。對藝術的欣賞并不發生于一種軟化或放松的過程中，而是在我們全部活力的強化中……只要我們沒有全神貫注，而是追求令人愉悅的單純游戲，那我們就無法領悟藝術品本身。”(《人論》)

　　例如前述《白龍江棧道》，寫的是打工漢昂戛，牽著他數月所獲的馬坨子登上棧道，而不幸遇到迎面而來的過客道爾吉。這棧道的窄促是不容相向錯身過去的。昂戛把自己的馬坨子推下棧道，滾入咆哮湍急的江中。再如中篇《四氣五味》，寫了一個患有白癜風病癥的青年王通絡，他輕生、吸毒、偷盜，屢進派出所、監獄，兩次自殺未遂；他父親王劃天是一位著名醫生，長年累月為醫治兒子的病癥苦心鉆研，卻治愈不了它，但是后來一日，兒子額眉上那塊白斑終于轉好變色了。這些敘事的主旨內容，都不在敘事表層，它正像《若有人兮》中的魚塘，它是象征性的東西，那片藍盈盈的水面，孫志福往里面投放飼料，他投一把他的彈片傷處就痛一陣，他往里投入也痛，他往外撈魚出賣也痛，不知道這個日怪的魚塘是個什么東西呀！末了它被一場山洪沖毀了。因此它才有了一個形而上性的層面。

　　綜上，本人試談了三點：一、語言是有表現力和象征意的，故它能夠達到表現和象征的功利，而且還呈現出自身個性；二、情節是具有普遍性的，因此它能夠做到康德美學所說的“可有效傳達的”；三、整體敘事并非停步在敘事表層，所以它是有所“載”、有形而上性的。

　　但或許這三點只是我的希望和主張，而我之拙作并非如是！

　　邵振國：1987年畢業于武漢大學中文系，現任甘肅省作家協會主席、文學院專業作家。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若有人兮》《月牙泉》，中短篇小說集《日落復日出》《中國作家經典文庫·邵振國卷》。發表學術論文20余篇，主要有《論文學與概念的關系》《文學之形而上性》《通向墓地》《契合與相左——試說〈文心雕龍〉與玄學本體論》。作品《麥客》獲中國作協第七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1984年《當代》文學獎、首屆《小說月報》百花獎，《月牙泉》獲第二屆敦煌文藝獎一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