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能夠帶著理想走多遠(張悅然)

　　我們這一代人，也就是所謂的“80后”，從發出聲音到現在，已經有10年的時間了。可是，這10年中我們其實并沒有說出什么。如果說有沒有什么 新的思潮的話，也只能是只有潮而沒有思。10年來，我們如此熱衷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可是在這種此起彼伏的熱鬧中，我們卻早已喪失了思考的能力。事實上，我 們并沒有帶來什么新的文學式樣或是文學思想。整個“80后”文學看起來很熱鬧，可其實并沒有任何沉淀。這與我們現在的文學環境也有關系，我們的寫作被摻入 了太多商業化、輿論化的因素，迅速進入了一個現實的層面，我們所有的回答和疑問也是針對這個現實的，文學反而不在我們的考慮范圍之內。因此，我很懷疑我們 能夠帶著理想走多遠。

　　從文本的辨識度來說，我們每個人的作品辨識度也都不夠高。我們這一代的文學更多的是形容詞文學，我們對于繁華世界的描寫，其實就僅僅體現在比上一代人多了這么幾百上千個形容詞上。但是，我們的動詞萎縮得很厲害，我們的小說缺少了行動，更多的是一種特別空虛的描述。

　　盡管如此，我們比上一代人還是有稍稍進步的地方，那就是，我們確實在堅持一種個人化的表達，這種表達更多是一種自由的聲音，是沒有受到意識的、 集體的羈絆的。實際上，集體的概念在我們這一代人身上已經解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更小的自我，所以，我們不會寫也很難再去寫以往的那種宏大敘事。這種改 變有好的一面，畢竟我們的文學創作已經和集體捆綁得太久了。一個創作者，必須要回歸到個人身上，要讓這個人自由地運動，而不是把一種集體的價值觀強加給 他。否則，我們的寫作就更像一種從點到點的連線，而這些點在哪里，這條線要怎么走，都是我們根據集體的價值觀與道德標準事先判斷好的。

　　文學發展到我們這一代，其實就是在經歷一個轉變，一個從集體到個人、從宏大敘事到個人化表達的轉變。在西方文學和日本文學中，這種轉變一直都 有，并且早就發生了。相比之下，我們做得完全不夠。當然，個人化表達有它自身的問題，它會對故事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當我們不理會周圍人的看法而僅僅是遵 循自己的路徑時，我們的小說往往不能產生一種廣泛的共鳴——因為“共鳴”本身是依托于集體經驗的。這也就是為什么現在很多人開始質疑文學，認為“小說死 了”，個人化的表達會使小說的可讀性變差。

　　村上春樹在一篇專訪中提到，現在的小說需要復興，需要回歸到19世紀的創作傳統，但又不能全盤照搬那種巴爾扎克式的寫作模式，畢竟這是被現代人 的閱讀習慣所不允許的。單就我國來說，這樣的時機還沒到來。我們的文學必須先完成從集體到個人的演變，才能考慮故事的復興。這是一個必然的過程，是沒有快 捷方式也不能跳躍性走的。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甩掉一直以來那些過于陳腐的故事，甩掉那些已經模式化的農民故事、下崗工人故事、大學教授故事。我們必須通過 個人化的表達把這些東西剔除掉、清洗掉，之后才能找到更好的故事，才能更自由地去編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