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局清醒客——趙烈文與《能靜居日記》(唐浩明)

　　二十多年前，我在創作長篇歷史小說《曾國藩》時，從《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中讀到一部名曰《能靜居日記》的選錄本。一開始我也只把它當作一般性的史料來讀，不料越讀越興味盎然。這部日記文字典雅而流暢，對所聞所見記載翔實且細致，時有氛圍描繪和口語照錄，讓讀者有一種走進那個年代的感覺。作為一個志欲狀摹那個時代的作家，我深感此書的不可多得。

　　《能靜居日記》的作者趙烈文是一個幸運人。他的姐夫周騰虎早年進入曾國藩的幕府，頗受曾氏器重。那時正是曾氏事業低谷的江西年代，他很需要各方面的人才。當聽到周薦舉自己秀才出身的小舅子時，曾氏立時拿出二百兩銀子來請趙入幕。趙烈文因此與曾氏兄弟結緣，有幸進入那個時代的最前沿，參與東南戰局中的一些核心機密，見證湘軍與太平軍最后搏斗的慘烈，由此奠定了《能靜居日記》在近代浩如煙海的史料中的特殊地位。

　　趙烈文出生于江蘇陽湖(今武進縣)一個官宦世家，自幼受良好教育，不僅熟讀經史，還喜歡研究佛學。或許正是基于這種知識結構，使他在那樣一個動亂、瘋狂，最容易讓人心性迷失的年代，能身在局中又有局外人的清醒認識，成為曾氏身邊少有的另類幕客。他因此格外受到曾氏的賞識。在從捻戰回到江南再任江督的那些較為寬松的日子里，曾氏幾乎天天甚至一天多次與趙長談，談話的內容既有學問又有世俗，既有人物臧否更有時局評論，趙將這些談話要點記錄下來。這些記錄，讓我更多地看到處在私人空間里的曾氏的關注點與情感表露，同時也讓我生動地感受到一個亂局清醒客的睿智與深刻。無疑，趙烈文與曾氏的這些私下談話，是這部《能靜居日記》最為引人注目的亮點，也是這部書的最大價值所在。

　　讓我隨手拈出幾例來說說。

　　同治三年四月份，正是南京前線戰事白熱化的時候，江西巡撫沈葆楨不聽曾氏命令，拒絕將江西牙厘調撥南京，朝廷居然明顯袒護沈。曾非常生氣，對朝廷的這種做法深感委屈。曾氏是一個嚴于責己的人，面對朝廷的不公，他首先檢討可能是自己位高權重，導致旁人猜疑的緣故。他向朝廷奏請于江督、欽差兩職中辭去一個，以示自己不戀位愛權。對于朝廷的作為，趙烈文有自己的看法。他在這年的四月初八日寫了一篇長長的日記，回顧曾氏自組建湘軍以來的“坎坷備嘗，疑謗叢集”，八九年間一直客寄虛懸，甚至咸豐十年的江督之命，也是“朝廷四顧無人，不得已而用之”。趙分析其中的主要原因不是別的，而是“不得內主奧援”，就是說曾氏朝廷無人。趙認為人之性情是“愛己而憎人，喜親而惡疏”，朝廷中沒有得力的自己人、親信人，則外臣難成大功。他以明代兩個帶兵打仗的外臣為例，一為王守仁，因為與兵部尚書關系密切，在江西平亂事業順利；一個是熊廷弼，事事與中樞不協，結果事敗命亡。趙認為處曾氏之位置，責己也罷，求退也罷，都“乃匹夫介士之操，非體國大臣之當守”。趙烈文冷眼相向的清醒，不得不令人佩服。

　　曾氏終于成為勝利者。十多年的艱難歷程，曾氏究竟是怎么走過來的，他的主要對手究竟是誰，他的勝利又將意味著什么？這些課題，已成為百年來史學界的熱門話題，但在當時一片頌揚聲中，極少有人關注。趙烈文開辟這一領域的先河，曾經當面與曾氏暢談此事。同治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傍晚，曾氏與趙有過一次長談。他們從北宋韓琦、范仲淹談到眼前。曾氏說自己靠自強不息之道“粗能有成”。趙烈文笑著對曾氏說：“師歷年辛苦，與賊戰者不過十之三四，與世俗文法戰者不啻十之五六。”曾氏的勝利當然靠的是與太平軍作戰而得來的，怎么這倒成了十之三四，而與世俗文法戰卻是成了十之五六。這在當時，顯然是奇談怪論。

　　什么是世俗文法？所謂世俗，就是指那個時代的腐敗官場、爛掉的八旗綠營、頹唐的士林以及失去規范的社會。所謂文法，就是指種種不符合時代的要求陳腐不堪的規章制度、律令法規等等。時至今日，我們不能不承認世人看到的只是表層，趙烈文看到的才是咸同年間動亂的本質。更令曾氏本人沒有想到，也是他不愿意去想的，是趙的下面這番話：“今師一勝而天下靡然從之，恐非數百年不能改此局面。一統既久，剖分之象蓋已濫觴，雖人事，亦天意而已！”曾氏的勝利造成了什么局面？這就是后來王闿運在《湘軍志》中所說的：“其后湘軍日強，巡撫亦日發舒，體日益尊”的局面，也就是曾氏所極不愿見到的“外重內輕”的局面，但這是事物發展的必然規律，非人力所可制止。

　　正是基于這種透辟的認識，趙烈文成為那個時代極為準確地預見清王朝崩潰的第一人。趙對此分析的那段話極為難得，還是照錄最好：

　　初鼓后，滌師來暢譚，言得京中來人所說，云都門氣象甚惡，明火執仗之案時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婦女亦裸身無褲，民窮財盡，恐有變異，奈何？

　　余云：“天下治安，一統久矣，勢必馴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風氣未開，若非軸心一爛，則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仆，而后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師蹙額良久，曰：“然則當南遷乎？”

　　余云：“恐遂陸沉，未必能效晉、宋也。”

　　這段話是曾氏與趙烈文在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晚上的對話。四十四年后辛亥革命爆發，果然清王朝立時土崩瓦解，并無南渡茍延的機會，接下來的是長達十多年的“方州無主，人自為政”。對于清朝廷崩潰的形式和日期，以及中央政權垮臺后的全國形勢，其預算之準確與精密，令人驚詫莫名。具有如此眼光的人，古往今來并不多見。

　　這就是曾經真實存在過的趙烈文，他的這些亂局之中的清醒認識就白紙黑字地寫在他的日記里。這樣的人物，我能不寫進我的小說嗎？如此日記，我能不細加研讀嗎？我決定尋找《能靜居日記》的全本。

　　全本找到了，是臺灣學生書局1964年的影印本，一共有六大冊。但當我打開時，卻立馬遇到極大的困難。趙的日記是用行草體所書，盡管書法流利嫻熟，卻有許多字令我辨識困難。我想，如果有人來先掃除這個障礙，然后將它排印出來，豈不會給這部日記的讀者帶來極大的方便嗎？但這事不容易做成。首先是準確辨識草書的人不易找到，其次是出版此書的成本太高，出版社不能不考慮經濟核算。后來我在臺灣遇到一位學者，他竟然主動跟我談起《能靜居日記》。他說，幾年前著名歷史小說家高陽先生就有整理出版此書的意圖。高陽先生想自己來做整理者，他親筆謄抄了一部分。可惜，高陽先生不久病逝，此事擱淺。這位學者希望大陸出版界來做這件事，并熱情地送我一疊高陽先生親筆謄抄的影印稿件。拿著這疊稿件，我愈加感覺此事的緊迫。

　　終于，一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整理出版負有高度使命感的岳麓書社決定來做這件事，在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的大力支持下，約請湖南省社會科學院廖承良研究員標點整理此書。廖先生既熟悉相關歷史，又有書法功底，他與青年編輯劉文君挑起這副重擔，經過三度寒暑的努力，終于使這部重新編排的《能靜居日記》全本面世了。我相信，只要是對中國歷史文化有興趣的讀者，都可以從中獲得多方面的收益：或是更多地了解那個動亂的時代，或是可以窺探某些高層政治運作的細末，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