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軸心時代”下的文化超越(湯一介)

　　2000年，我已經73歲了，到這個年齡要想寫一本大的專題研究著作是有一定困難的。那么，我如何安排此后的學術生活呢？此前，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我就有個想法，到晚年是否可以編《儒藏》。因為前人已編有《佛藏》《道藏》，而無《儒藏》，對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似有欠缺。而且就中國歷史文化發展的情況看，儒學對中國社會的影響較之于佛道要大得多，因此，纂輯一部《儒藏》，早晚是應該做的。但是，我又是一個喜歡思考的人，常常在思考一些哲學問題。遺憾的是，由于自身的天分和外在的環境，我沒能使自己所思考的哲學問題系統化，而成為一個比較完整的體系。這就是說，到了晚年，我一方面想編《儒藏》，另一方面還在思考一些與現實有關的哲學問題。這樣來安排自己的學術生活，也許兩方面都做不好。

　　正巧2002年，教育部有個重大的哲學與社會科學攻關項目《儒藏編纂與研究》。我想，干吧，不管我是否能看到它完成，一旦啟動，總會有人接手做下去。2003年，《儒藏編纂與研究》這個項目北京大學中標了，并由我出任該項目的首席專家。

　　由于長期從事學術研究而形成的習慣，我仍然在關注和思考與現實學術發展相關的問題，因而，在進入21世紀后，我還是寫了若干篇哲學與文化方面的論文。在這本集子中，我從這一時期所寫的論文中采擇19篇。另有一篇《關于儒家思想第三期發展可能性的探討》，是1983年參加在加拿大蒙特利爾召開的第17屆世界哲學大會的發言稿。先前，我的主要精力一直集中在對中國佛道兩教的研究，此次發言令我轉而對儒學發生興趣。這篇小文也許對讀者了解我的思想發展過程有所幫助，故此作為附錄選入吧。

　　本文集中還收入6篇我為前輩及友人著述所寫的序言，讀者或可從這些序言中看到我思考問題的路子。為什么我特別關注中國的經學？蓋“五經”(或“六經”)是中國文化的源頭，它是夏、商、周三代最重要的歷史文獻，深深植根于五千年中華文明的傳統之中，代代相傳發展到今天。我為什么特別關注儒家？由于自先秦起，發端于孔子的儒學自覺地繼承、闡揚著“五經”的基本精神，在此后的我國社會諸多方面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它的身體性命之學開啟了天人合一、普遍和諧、內圣外王之道的中國獨有的哲學體系，無疑是華夏文明得以繁衍、成長的精神支柱。我為什么特別重視西方哲學文化對中國哲學文化沖擊的積極意義？正是在這一沖擊下，我們才有了一個反思、自省其哲學傳統的契機，讓我們知道應該繼承什么，揚棄什么，吸收什么，從而使中國哲學文化得以再現時代反本開新。反本才能開新，尤為重要的是，反本是為了開新。

　　本文集收錄了部分報刊記者對我的訪問記，這些訪問記在發表前大體都給我看過。之所以收錄這些訪問記，目的是要讓讀者了解我寫作的背景。我寫文章大體上都是由問題引發的，而這些問題又常常與我對歷史和現實的所思、所感密切相關，我往往是由所思而發。我想，從這幾篇訪問記，讀者或許可以對我為什么寫這些論文的原因有所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