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歷史小說的緣起(邱華棟)

　　《長生》是我今年新出版的長篇歷史小說。我寫這部小說的機緣，要追溯到我上大學的時候。那時在大學圖書館里讀書，我偶然接觸到了丘處機的詩，就很喜歡，就開始給他的詩做一些箋注。這使我對丘處機這個道人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十多年前，我又讀到了李志常道人撰寫的《長春真人西游記》，里面詳細記載了丘處機不遠萬里，前往現今阿富汗的興都庫什山下，和成吉思汗見面講道的過程。這本書促使我萌發了一個想法，想依據它寫一本小說。

　　我后來一直沒有動筆，可能是還沒有找到語感和切入的角度。但我時常會翻閱這本書，到了耳熟能詳的地步。這些年，我的足跡也走過了丘處機當年走過的地方：山東棲霞、昆崳山、北京白云觀、陜西終南山、新疆伊犁、阿爾泰山，以及他當年走過的河北、內蒙和新疆的其他一些地方。在近800年前，丘處機穿越阿爾泰山，還到過我的出生地新疆昌吉市，那個時候，蒙古語稱呼那里是昌八剌。

　　在北京生活了多年，我也常去白云觀，也去過延慶縣尋找過他當年的足跡。前年，在山東的昆崳山上，我仔細地尋找過丘處機的行跡。昆崳山是一座非常有靈氣的大山，我在山中的雨霧中仿佛看見了全真七子修煉的身影，簡直有些流連忘返。昆崳山上的神清觀如今已經重建了，仙氣彌漫，當年全真教幾位開創者修煉的地方，如今都還在，仿佛昨天他們才離開一樣。我當時就覺得，要盡快根據他的弟子李志常的回憶錄，寫一本關于丘處機西行的歷史小說。回到家里，我就開始認真地做筆記了。

　　丘處機所處的時代，是中華民族文化大融合的時代。遼、宋、夏、金、蒙元，還有西遼、吐蕃、大理這些地方政權互相替代、融合與交戰，形成了一派多民族文化融合交流的局面。那樣一個風云際會的時代，自然會有傳奇產生。丘處機以70歲高齡，不遠萬里前往阿富汗，給新崛起的人間霸主、可汗成吉思汗講道，這就構成了傳奇。從各個方面來說，這一歷史事件都是具有積極意義的，也是我這個小說家能夠展開豐富想象的素材。

　　對于歷史小說，我有些自己的想法。比如，我覺得一切歷史小說，都是當代小說。因此，歷史小說一定要進入到歷史人物的內心里，從而描畫出歷史的當代聲音的肖像。在這方面，我最喜歡的作家是法國女作家尤瑟納爾。她所寫的《哈德良回憶錄》《熔煉》對我影響很深。此外，英國作家托爾金的《魔戒》是另外一路的歷史小說，他把神話和歐洲人的歷史以想象出一個全新譜系的方式來重構，其瑰麗和繁復的想象是我特別震驚的。我不大喜歡當代中國的一些歷史小說，我覺得，那些小說無論是語言還是結構與寫法，都過于陳舊和傳統，大都在人物和歷史事件的外面打轉，沒有進入到歷史的復雜情景和人物的復雜內心，也無法逼近歷史的真實，主要是依賴了習慣舊的審美趣味的大眾在傳播，在小說層面上，我覺得沒有創造出歷史小說的新境界。

　　等到我自己開始寫歷史小說的時候，我發現這對于我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難題。由于丘處機是歷史人物和道教宗師，我的書寫必須要依據基本的歷史事實來展開，這樣我寫小說的時候，想象力就無法展開，就會拘泥于歷史的事實。好在這樣的寫作也是有趣的。于是，最后就寫成了現在這個樣子。

　　可以說，《長生》是一部行走的書，是關于大地和心靈的書，也是關于一個時代的印象。出版之后，得到了一些同道的鼓勵，這使我對我一直在準備的關于漢唐之間西域的歷史小說三卷本的寫作，有了一點信心。這些年，我在寫完了一部當下現實題材的小說之后，就會寫一部歷史小說。這樣的交替寫作，使我獲得了審美上的休息和題材反差的快樂，也獲得了某種我還在繼續成長的喜悅。多年以后回頭一看，我想我的寫作一定是豐富和有趣的、蕪雜和好玩的，這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