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哥尼斯堡的第一座橋出發(王松)

　　兩個多世紀前，在東普魯士有一座叫哥尼斯堡的小鎮。普萊格爾河的兩條支流在這個小鎮流過，又匯成一條大河，在小鎮的中心形成兩個小島。為出行方便，小鎮上的人在島與島和島與陸地之間修造了7座橋。這7座橋中只有一座連接兩個小島，另外6座都通向陸地。一天，有人突發奇想，是否可以一次走遍這7座橋，而且每座橋只通過一次，最后仍回到起點？此后，這個問題就成為小鎮人們的一個游戲。許多人反復嘗試，卻始終沒有找到答案。后來，20歲的歐拉知道了此事，他將這個問題簡化為“一筆畫”，并很快用數學模型證明，如果要走遍7坐橋，不重復走同一座橋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歐拉在當時肯定沒有意識到，他的“一筆畫”不僅為拓撲學提供了一個初等范例，也為小說敘述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

　　如果是小說敘述，歐拉的“一筆畫”就可以走通了。小說家在進行創作時，面對的是兩個空間，一是寫作者講述的敘事空間，另一個則是故事本身發生的空間。顯然，前者是主觀的，而后者是客觀的。但這兩個空間卻應該是拓撲意義的“紐結關系”。當我將后者成功地嵌入前者，使它紐結成一個渾然一體的空間時，我也就可以連續而且不重復地走通“一筆畫”，進而完成對所有故事的敘述。這樣的結構有一個最大的好處，盡管受到“一筆畫”的嚴格限制，卻可以在故事結構上獲得更大的自由度，由此大大增加了展現的寬度，進而提高表現力。

　　這一次，我在公安系統深入生活，接觸到在“清網行動”中的案例行行色色，幾乎可以說每一個案例都很離奇而且不失精彩，警察的性格和個性也迥異，這也就決定了，他們幾乎是一個個生動的不可替代甚至是不相兼容的獨立形象。而面對這樣的群像和這樣一些故事，如果用傳統意義的長篇小說結構顯然是很難完成的。這也正是我決定采用歐拉“一筆畫”的原因所在。我試圖，讓我的敘述空間與故事空間“紐結”起來。

　　顯然，在小說意義上，哥尼斯堡的七座橋就是一個個故事空間。這些空間相互之間是無法發生橫向關聯的，否則人就會掉進普萊格爾河。這些故事空間之間不能發生關聯，也就是所謂的“不同坯”。即：此故事中的人物與彼故事中的人物，此故事中的事件與彼故事中的事件是不可能有橫向聯系的，一旦有了這樣的聯系就會穿越到故事空間之外。故事空間意義的橋梁建立起來以后，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何完成“一筆畫”的敘述了。故事總是講述出來的，在講述的過程中，由于講述者的視野所限，就需要不停地將視角“翻轉”，而這種翻轉的過程也是一個拓撲意義的過程。這就好比是一條“莫比烏斯帶”，恐怕莫比烏斯，這個德國的數學家絕不會想到，他所發現的這個天才的翻轉，竟然為后世的小說家提供了一個全息的視角，也使敘述者獲得了比“全知全能”更自由的全方位視野。

　　接下來就是如何將這個“一筆畫”走通的問題了。40多年前我認識了一個警察，他也姓劉。在深入生活的過程中，這個“大劉”的形象總是從我的記憶深處浮現出來。我從今天這些警察的身上看了到當年“大劉”的影子，而當年的“大劉”在我的記憶中也有和今天這些警察一樣的氣息。就在我開始準備寫作這部長篇小說時，我似乎通過一條長長的時空隧道看到了站在那一端的“大劉”。他面皮干黃，神情憂郁，卻有著一雙很亮的眼睛。他正在安靜地看著我。于是，我當即確定下來，當年“大劉”的故事，就是我“一筆畫”的第一座“橋”。

　　這樣的寫作之于我，是一種存儲記憶和情感的方式。若干年后，當我再拿出這部小說時，當初曾經深入過的生活以及在這過程中受到的震蕩就會躍然紙上。這種存儲記憶和情感的方式不僅生動，也可以保鮮。我相信，如果有一天，我的寫作又重新涉及到有關警察的人物和生活，或者涉及到這一次“清網行動”時，也許我所走的就是截然不同的另外幾座“橋”，是另外一種形狀的“一筆畫”。對于一個寫小說的人，技術層面與思想層面，應該也是拓撲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