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其萎 搶救當行——我與《學林春秋》(張世林)

《學林春秋》 張世林編 中華書局

作者與季羨林合影

作者與侯仁之合影

　　《學林春秋》是我30年編輯生涯中主編的第一部書，也是最重要、最有價值、最有故事且影響我最多的一部書。故事還得從上世紀80年代說起。

　　1986年，中華書局創辦了一份雜志——《書品》，著名學者、編輯家趙守儼任主編，我是責任編輯。在創刊號上發表了楊伯峻先生撰寫的《我和〈左傳〉》，頗引起了一些反響。我當時注意到讀者的反饋，認為應該以此文為濫觴，主動約請一些著名的老專家撰寫回顧、總結治學經驗的文章，以饗廣大青年。此后，我想到了陸宗達是研治《說文》的權威，騎車就奔了北師大。陸老本不認識我，我說明來意，想請他寫一篇《我與〈說文〉》。因為此前已把《書品》寄呈他老人家了，他便爽快地答應了。

　　初戰告捷，我大喜過望，不久又如法炮制，騎車直奔北大，拜見周祖謨先生，約寫《我和〈廣韻〉》。因周先生與趙守儼十分熟悉，又頗為贊賞《書品》，也同樣爽快地答應了。之后我又去看望王鍾翰，因為他在書局參與點校《清史稿》多年，與中華感情很深，自然應承寫《我和〈清史稿〉與〈清史列傳〉》。一直到了1994年，有一天我去看望胡厚宣先生，提到此前約他撰寫《我和甲骨文》一文，他告訴我已寫了三分之一。又過了一段時間，先生告訴我已寫了一半。我當時認為，老人家身體很好，會寫完的。直到1995年先生生病住院前，還在電話中告訴我就差一個結尾了。我本想等他出院后加上個結尾就行了，孰料他老人家竟因心臟病猝發而辭世了。后經我提醒，由他的兒子胡振宇翻檢出來并加以整理謄清，才得以在《書品》上刊出。

　　文章總算問世了，但此事卻引起我極大的震動。我想起了此前去世的俞平伯、繆鉞、吳組緗、容肇祖等先生，我當時怎么就沒有想到請他們寫一篇學術回顧文章保存下來呢？我進而想到，現在確還有一批老先生在世，但他們畢竟年事已高，身體狀況也是每況愈下，若不能及時地將他們寶貴的治學經驗搶救下來，將是中國學術界無可挽回的重大損失！

　　我考慮文章雖然是以回顧治學經驗、體會和甘苦為主，但應強調寫一點個人簡歷和師承的情況。有了這些構想，考慮到既然是搶救性質，便決定先以組織80歲以上的著名學者為準。我先后不止一次地征詢過謝方、傅璇琮、徐蘋芳、金開誠、袁行霈、裘錫圭等先生的意見，他們為我添補了一些不應遺漏的人名。有了這個名單，我便可以“按圖索驥”開始聯系了。

　　我把名單上的作者分成兩類，一類是本市的，一類是外地的。本市的我多半采取登門約稿的辦法，可以把我的想法和要求當面向他們提出，聽聽他們的意見。于是我先后走訪了鄧廣銘、周一良、季羨林、張岱年、陰法魯、王永興、侯仁之、林庚、鐘敬文、何茲全、張政烺、王毓銓、楊向奎、王鍾翰、馬學良、任繼愈、瞿同祖、吳宗濟、周有光、顧廷龍、單士元、傅振倫、周振甫、王利器、王世襄等先生。記得當我把這一想法第一個告訴鄧廣銘先生后，他高興地說：“你的這個想法太好了。對這些老人是要抓緊搶救才行，否則就來不及了。給我出的題目是什么呀？”“當然是《我和宋史》啊。”“這個題目很好！很適合我，我一定寫。”其后，沒過幾天他便住院了。我同他的女兒鄧小南聯系，希望由先生口述，她記錄整理。但先生不愿意這樣做，他說醫院的環境不適合寫文章，“我要早些出院，回家給張世林寫那篇文章。”孰料沒過多久，先生竟去世了。

　　每一念及，輒倍感疼惜。但天道酬勤。1999年2月，我去北大參加紀念鄧廣銘逝世一周年的大會，會上他的長女鄧可因在發言中提到：90年代初的一天，父親把我叫到身邊，說要口述一篇文章，由我記錄整理。待文章整理好后送父親修改，他改好后卻一直沒讓發表。前些天整理父親的遺物，從箱子底下翻出了這篇文章。言者無意，而聞者有心。待大會一散，我趕忙找到她，說我很想看看這篇文章。過了幾天，收到了她寄來的文章。打開一看，真讓我喜出望外，題目是《我和辛稼軒的因緣是怎樣結成的》，正與我的要求暗合，內容剛好講述了他研治辛稼軒的始末及心得體會，完全符合《學林春秋》的編輯要求。正是冥冥之中，自有天助！總算了卻了我一樁心愿。

　　季羨林先生對我的幫助是最大的。他不僅答應寫《我與東方文化研究》，還關切地問我請沒請張政烺寫。我說請了。那請沒請林志純寫？我說沒有，不知道他的聯系方式。于是先生告訴了我地址。我在拜訪何茲全先生、任繼愈先生、馬學良先生時，他們都問我請沒請張政烺寫，并說一定要讓他寫。可見張先生的學問是有目共睹的。我最初去看望張先生時，考慮到先生學問淵博，到底請他寫哪方面呢？最后和師母商定就寫《我和古文字》吧。先生聽了說：“好吧！我寫。”

　　稿子雖然都約了，作者也都答應寫了，但真要想拿到這一篇篇文章，談何容易！因為這些先生手頭要寫的東西很多，且年事已高，有的已經寫不了那么快了，有的自己動不了筆了，有的文章還沒開頭，人卻住進了醫院。總之，不催是不行的。

　　就這樣，文章總算一篇一篇地被“搶救”出來了，接下來當然就是爭取盡快出版。為此，我每收到一篇稿子，便馬上進行審讀和編輯加工。在排目錄時本想按文、史、哲分類，但有些文章內容比較豐富，往往兼有他類。最后我接受了傅璇琮的意見，按作者年齡大小排序。謝方提議書名叫《學林春秋》，因為“春秋”即史。欣然用之，并請顧廷龍老先生題簽。

　　行文至此，《學林春秋》一書算是編好了，共收了40位老先生的文章，交付中華書局出版。接著，我又開始了新一輪的競賽，一定要爭取在2000年到來之前出版我歷盡千辛萬苦催來的另外90多篇稿子，按70以上80以下和60以上70以下編成兩卷，同時將新收來的幾篇80以上的文章補入中華版的《學林春秋》中，三卷共收入文章近130篇、150萬字，遂產生了按年齡編的《學林春秋》初編、二編、三編。

　　撫今追昔，《學林春秋》已出版15年。金開誠先生當時就曾斷言：隨著時光的流逝，這部書的價值將會越來越高。15年中，書中的許多作者先后離我們而去，但他們寶貴的治學經驗記錄下來了，并將為后人學習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