緣何是“本土話語”以及怎樣“審視”？(牛學智)

——寫在拙著《當代批評的本土話語審視》出版之際

《當代批評的本土話語審視》 牛學智 著 北岳文藝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

　　這么多年來，變換了好幾個單位，可是又似乎始終沒能離開文學，本來還是想離開文學的。這使我頗為驚訝，一方面，有點相信宿命；另一方面，腦子里的確是慢慢理性了，用幾年前坊間流行的話說，不會其他的，只能弄弄文學了。

　　當然也看過其他一些文學研究者、批評家的說辭，說本來想成為詩人、小說家或散文家，但沒想到竟然忽忽悠悠成了文學教授、研究家、文學批評家。聽這口氣，文學創(chuàng)作仿佛天然高于文學理論批評，或文學理論研究。之于我，倒覺得既然選擇文學批評，大可不必在孰高孰低、孰先孰后上多費精力和時間，也大可不必放下手頭的活兒在先有雞還是先有蛋這樣的低層次智力游戲上消磨激情。哪怕創(chuàng)作優(yōu)先，如果創(chuàng)作的層次并不高，即使經年如一日，但結果能被理論批評三言兩語說透說清楚，也就未見得如此創(chuàng)作有多厲害；同理，理論批評似乎總愿意擔綱指導、引領的功能，可是，假若批評的姿態(tài)、理念、話語和輸出的價值觀，始終是一些常識，那么，創(chuàng)作者恐怕有不理睬批評的理由吧！

　　大概2008年左右，在前兩部書( 《尋找批評的靈魂》和《世紀之交的文學思考》 )出版后，對于通常的作家論、作品論，是有了一種嚴重的危機感。一是覺得單獨讀一個作家或一部作品，好像還有些激動，有話要說。但是收集一批作家、或作品，竟然說話的沖動反而少了，我一直沒弄明白這個問題，于是只能少寫或純粹不寫；二是跟蹤上的難。難在哪里呢？比如去年很熱的作品、作家，到了今年居然幾乎沒人再問了，把握文學觀念的巨變變得很困難，是其一；其二是，就理論批評刊物而言，也很難把自己的閱讀選擇與他們的選題理想地結合起來，改善錯位感變得很艱難。

　　以上這些，大概只能算是現象之一，根本的原因，我想恐怕還是源自于現實經驗、知識結構、受教育程度和對時代的不同體驗。

　　現在是“60后”批評作為中堅，“70后” 、“80后”批評正在崛起的時代，也是“40后” 、“50后” 、“60后”關注歷史故事，“70后” 、“80后”傾心于個人經驗和日常故事的創(chuàng)作時代，大量文學生產只能以類型化、個人化論評，而文學批評也就只能跟著創(chuàng)作現象走。為了不至于落伍，現象批評甚至都不敢有半點深入的時間。再加上上世紀90年代初的文論“失語癥” 、新世紀初的“底層話語” ，乃至近年來的“中國經驗”和“新的中國故事”等等。表面看是意識形態(tài)的需要，實際上，每一個被卷入的文學人，其實都在經歷由最初的拒絕到中間的沖突，再到后來自覺不自覺的認可的過程。這樣一個過程顯然太快了，肯定不符合現實社會秩序真相。尤為困惑的是，文學批評張口閉口個體化、日常生活化，但把這些“化”合起來，你竟然看不明白不管哪一代際共同賴以存身的社會現實實際的階層斷裂感和價值錯位感。這說明，文學批評作為一個時代的文學思想表達，它已經喪失了言說時代整體特點的基本能力，它在很不自覺地論證文學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或者說，在文學批評家那里，文學其實僅僅是刊物需要、當代文學學科需要和假想的個別精英需要，至少不是一般的文學人口需要和一般的社會現實體驗來源了。

　　這是我以“本土話語”為原點，從縱向時間序列來梳理一遍當代文學批評的第一個緣由，也是為了照應我在《當代批評的眾神肖像》(2012)一書中為了“正面”而不可能展開的思想根源追究——建立在對眾多一線批評家的個案研究基礎上，“本土話語”研究才會變得沉實和可靠，真實的批評面目也才會浮出水面。

　　第二個直接緣由是，單獨閱讀文學批評文本，你聽得最多的是身份危機、隱秘、日常生活方式、地方經驗和少數民族文化特點，并且這些東西好像都被邏輯地統(tǒng)攝于“個體”這個本位上來了。然而，深入進去，事實卻并非如此，尤其與“文化研究”這個方法，“跨學科”這個視野很不相稱。概而言之，是大大小小的批評家個人經驗，至多，有一部分會動用一些全球化理論視角，但是不是與目前思想現實、被文學描繪的那個事實現實有著深處的關聯，反而懸而未決。文學批評上的這個普遍性現象，是不是與葛兆光先生在《中國思想史》中診斷的那種通常的思想史寫作一樣呢？就是說，文學批評可能也就是幾個作家、幾部作品的光榮榜、表彰會？

　　正是基于這樣的思索， 《當代批評的本土話語審視》才想著從已經形成的一些顯赫寫作類型、批評類型中入手，看批評話語是真的就只能止于那個類型所規(guī)定的終極——到個體生活為止、到私人隱秘經驗的揭發(fā)為止呢，還是到這些位置僅僅是權宜、是批評話語的個人經驗局限所致？因此，寫作中我總是以可靠的社會學為視野支撐，盡可能降低我的主觀性，至少有意避免我的個人經驗僅僅是我的、或可能僅僅是我們共同體的這樣一個底線。因為我總認為，文學創(chuàng)作或許會走向類型化，年齡代際化特點也會更加凸顯，但批評卻不能。它要面向時代、面向社會現實、面向更一般的人文表情，是使差異縮小，以至于是使共識變得可能的一種思想行為。

　　如此，我的“審視”就不能是泛泛而談的“泛價值論” ，更不能復述前面已有的眾多成果。

　　在話語意識還不很自覺的年代的文學批評審視中，我用了“低調民主” (王元化先生語)層面的“人文價值”這個支點；在近三十多年的批評流程審視中，我貿然使用了“主體性話語” 、“日常生活話語” 、“民間民俗文化話語”和“身體性話語”等四大話語類型來深入探討，企望最終的論述能夠到達心目中的價值共識。同時，為了舉例照應這樣的價值結果的有效性，在最后三章中，我還以“巨型敘事話語” 、“詩學話語”和“小型敘事話語”的可資借重的本土資源來墊底，希望能把幾大批評話語落到實踐層面。

　　當然，這里我說的這些，只是這部書中我特別在意、特別用力的地方，而不是本著的全部。要了解拙著的究竟，還得煩勞感興趣的同行、讀者，多翻上幾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