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想像力的歷史偵察——關于《盛世的疼痛》(祝勇)

　　■ 《盛世的疼痛：中國歷史中的蝴蝶效應》 　　■ 祝勇著 　　■ 東方出版社出版

　　現在回想起來，我的歷史敘述是按照兩個方向進行的。一個是“大歷史”(macro－history)觀念。黃仁宇先生認為，“大歷史”觀念是“用長時間遠距離視界的條件重新檢討歷史”。他說：“黑格爾縱論歷史，早已奠定了大歷史的哲學立場。湯因比分析世界各國文明，以六百年至八百年構成一個單元，敘述時注重當中非人力因素(impersonal factors)所產生的作用，也樹立了大歷史的典范。”只有擁有“大歷史”觀，我們對于歷史細節的選擇、對歷史的判斷才會超出一時一勢的限制，我們的目光才更有穿透力，才能在史料中游刃有余，“了解歷史上的英雄并沒有掌握著群眾的全部行動”，才能重新梳理歷史的邏輯，揭開事實之間的秘而不宣的聯系——在歷史中，一個事實與另一個事實可能是單線聯系的，也可能是多線聯系的，它們之間的關系錯綜復雜。如同我在《紙天堂》中所寫：一個歷史的異數，會“打亂了整個歷史的局面，就像一顆棋子的變動，會使所有的變動尾隨其后，進而使整個棋盤的局面徹底改變。這是歷史的‘蝴蝶效應’。對于這些環環相扣的變化，我們常常不以為然，因為這些變化是漸進的，我們幾乎覺察不到它的細節。”許多看上去沒有聯系的事實，在歷史中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互動的，歷史就是一個由不同的事實組成的互動裝置，而從前那種“根據政治宣傳的需要”進行的歷史書寫，“把不能詮釋的部分統統擱置”了，歷史的“大鏈條”失掉了許多環節，無法連動，而那些被“遺漏”的部分，很可能是最重要的歷史證據。假如沒有“大歷史”觀，歷史就仍然是被凍結的“塊狀結構”，它們將鎖定我們的目光，而無法發現隱藏在歷史中的“命運交叉的小徑”。

　　本書秉承了這一方法進行敘述，所以，從縱向方面，我們可以從商鞅的事業中看到它在“文革”年代的投影；橫向方面，我們發現漢朝攻打匈奴的軍事行動，竟然使有著花崗巖質地的古羅馬帝國變成一地雞毛——漢武帝“通過衛青、霍去病，有效地阻止了北方野蠻力量的南侵，讓這股雪山上傾瀉下來的‘洪水’更改了河道，沖向歐洲……而燦爛的古羅馬文明，連同更早的古希臘文明，則在匈奴鐵騎的沖擊下煙消云散了”。在福爾摩斯的演繹法中，他“不需要表現出中間的步驟就能得到結論，但是中間的步驟卻是存在的”，如果我隱去中間的過程而直接說結論，許多人一定會感到匪夷所思，于是本書就呈現了一整套細致的推理過程。對歷史的重述，使歷史的版圖被重新拼合了，呈現出一幅新的形貌。這份形貌不是政治性的，甚至不是“公共”，它只是我個人的——一個癡迷于歷史的書寫者的。

　　這樣的書寫似乎已經越來越難以定位了——它們是歷史，還是文學？近年自《人民文學》等刊物開設“非虛構”作品專欄以來，有人把它歸為“非虛構”一類，但“非虛構”又是什么物種？它或許是散文的一個分支；或者，散文只是“非虛構”內部的一個部族。蔣藍對“非虛構”做了相對系統的思考，他認為：“‘非虛構寫作’這個概念很重要，這也許涉及到歷史現實寫作的轉型問題：重視歷史邏輯但又不拘于史料細節；忠實于文學想象但又不為歷史細部所掣肘。”

　　實際上，歷史與文學之間有著天然的聯系，中國最早一部詩歌總集(也是最早一部文學作品)《詩經》，就包含著大量的歷史敘述，所以清代學術大師章學誠說：“六經皆史也”，意思是說，包括《詩經》在內的“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從本質上都是歷史著作。歷史本身就帶有文學性，甚至歷史比文學更加文學，而“非虛構”比“虛構”更像“虛構”。文學也因此成為歷史的最佳容器。1961年美國猶太作家菲利普·羅思在論文《寫美國小說》里提出“事實與虛構混淆不清”的理論，他認為到了20世紀中期，美國的現實變得比任何小說家所虛構的情節還要離奇，因此“作家要做的，只是對美國的大部分現實先理解，再描繪，然后使它變得真實可信”。連史景遷的歷史敘述，也被莊秋水視為“非虛構寫作”：“史景遷的歷史著作，則是西方典型的‘非虛構寫作’，它用一種更具想像力的方法，對歷史進行偵察，它允許作者把自己融入到時間當中，也允許作者從一種旁觀者的角度去看待所敘述的人物和事件。”

　　由此看來，“非虛構寫作”要大于文學寫作，如蔣藍所說：“在目前可以看到的非虛構作品里，作家們調動的人類學、考古學、神話學、自然地理學、人文地理學、民族學、民俗學、語言學、影像學等等學科逐漸進入文學域界，考據、思辨、跨文體、微觀史論甚至大量注釋等開始成為非虛構寫作的方法，這樣的努力日益清晰地、形象地復原了真實歷史的原貌。”我們可以把它當作文學的一種寫法，也可以當作一種做學問的方法。既然它的目的是獲得表達上的自由，那么我們同樣可以以自由和開放的眼光看待這一“新鮮事物”。但總的來說，無論這樣的寫作有怎樣的名分，它歸根結底還是出自對人的關懷。文學本質上是人學，歷史學也同樣需要人道關懷，如蔣藍所說，“回到偉大的塵世，用對民生疾苦的撫摸，對非中心的關注，對陌生經驗的講述”，來重現歷史書寫的人性色彩。就像在迷宮中奔走和彷徨的袁崇煥，頂著悲劇義無返顧的李鴻章，過去我們只在乎他們做了什么，在今天，我們則要通過史料重構他們的精神世界，撫摸歷史留在他們內心深處的創傷。

　　我熱衷于文學，但痛恨那種“充滿自戀的、復制某個階級趣味的文字”；我熱衷于歷史，卻同樣痛恨那種“甲乙丙丁、開中藥鋪”的八股論文。在“非虛構”里，我找到了自己的馳騁空間和價值皈依。